在戰爭後半期，國民黨軍隊人數在350萬以上。③但是，它不是一支統一的國家軍隊，而是對中央政府忠誠程度不同，訓練、裝備和作戰能力各異的軍隊聯合體。這個參差不齊的集合體的中心是“中央軍”。1941年，在全部國民黨軍隊三百多個師的總數之中，中央軍約有30個師近50萬人。在戰爭進行過程中，蔣擴充了這支武裝，以至到戰爭結束時，中央軍約有65萬人。在1937年，中央軍的軍官是中央軍官學校的畢業生，這是有代表性的。他們學習過現代軍事技術—— 30年代時常由德國教官傳授。政治灌輸在他們的訓練中顯得很重要；軍官們高度效忠於蔣介石。①

然而，大多數國民黨武裝是軍閥部隊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節制的名聲顯赫的人物指揮。因此，他們的忠誠是有條件的，淡薄的。他們妒忌和害怕蔣介石的日益增長的權力。例如，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抵制中央政府對他的省內權力的侵犯，並為批評重慶政府的知識分子提供一個避難所。華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像一位擁有自主權的總督那樣統治着他的故鄉山西。他阻止中央軍進入他的戰區，並保有自己的政黨（民主革命同志會②）以對抗國民黨。確實，從1941年起，閻甚至與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關係。其他具有省籍淵源的將軍們，如李宗仁（廣西）、薛岳（廣東）、于學忠（滿洲）和傅作義（綏遠），均已失去他們特殊的地方性根據地，但仍對那些寧願效忠他們，而不願效忠蔣介石的軍隊保持着指揮權。③[ ]

那些非中央軍的指揮官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因戰爭爆發而起了變化。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軍閥的權力已經衰微。蔣的權力日益增長，最關緊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實並且比較熟練的軍隊。但蔣的最好的軍隊，包括他那由德國教官訓練的精銳師大部在上海潰滅，造成了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軍事天平向非中央軍的指揮官們傾斜。蔣的政治權威相應減弱。

在整個戰爭期間，蔣通過在各省部隊中安插國民黨幹部，用新近訓練的軍官和現代裝備重建中央武裝力量等手段，竭力矯正他本人與地區指揮官之間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平衡。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將軍們的猜疑和敵意。他們抱怨中央政府歧視他們，把他們的師送去與日本人進行毀滅性的戰鬥，而蔣卻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隊。他們因補給品分配不公而憤怒，因為蔣把從美國得到的武器彈藥，包括根據租借法從美國得到的裝備，大部分分配給他自己的部隊，而不給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隊。①

簡言之，國內政治支撐着蔣對戰爭的指揮，而蔣則藉此增強他的中央權力。當然，如蔣的支持者們所申辯的那樣，沒有哪個現代國家能夠輕易容忍它的軍事指揮官們起着破壞作用的獨立態度。不過，蔣所採用的增強其中央政府權力的手段，本來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怎麼說，各省軍閥們的不滿隨着戰爭的進展而越來越激烈。在1944年，主要的地方軍閥結成了一個聯盟，實際上陰謀推翻蔣的政府。②當時許多非中央軍的指揮官乾脆叛逃到日本人那邊。這些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游擊隊。③[ ]

國民黨軍隊最嚴重的缺點之一是軍官團的素質差，這個缺點在戰爭期間加劇了。美國在華高級軍官艾伯特•C.魏德邁將軍，在1944年10月後把國民黨的軍官們描述為“無能，愚蠢，缺乏訓練，偏狹……全然不稱職”。①這也是非中央軍高級指揮官們的特色。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獲得榮譽和地位，並不是由於他們軍事技能嫻熟，而是由於他們在派系鬥爭中的機敏和及時轉輸忠誠。不過，即使是畢業於中央軍官學校的高級軍官們，也非常缺乏軍事領導所需要的素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20年代黃埔軍校前四期的畢業生，那時訓練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續幾個月。在他們因對蔣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師和軍的指揮官時，他們對軍事科學技術的理解往往是狹隘而過時的。在30年代，這些高級軍官本來可以趁機在參謀學院②里受先進的德式訓練。然而，那時他們已經有這樣高的軍階，以致他們認為再去當學生會有失尊嚴。③

當然，也有些高級指揮官超越這種體制。例如，陳誠、白崇禧和孫立人，由於他們智慧，廉潔，具有軍事才能而出類拔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也好，孫立人也好，都不是蔣介石核心集團成員。蔣使用他們的才幹，但把他們緊緊地拴住，因為他們不是中央軍的人，並表現出了一種倔強的獨立精神。蔣的一個親信陳誠，由於在與自負而平庸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派系紛爭中的失敗，戰爭期間大都在政治風雲之中度過。④[ ]

戰爭開始時，總的說來下級軍官比他們的上級更能勝任。1929—1937年間，中央軍官學校平均每年有3000名學員畢業，並且有大約2000名參謀接受過高等訓練。但是，戰爭深深地斫傷了下級軍官團。他們中有一萬人在最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圍的戰鬥中就犧牲了。這些損失絕不會完全得到補償，因為戰爭期間由於降低入學要求以及縮短學習課程。軍官訓練大大地退化了。確實，在一個正規的步兵營里，軍校畢業的軍官所占的百分比，從1937年的80%降到1945年的 20%。①由於好的軍隊莫過於有一批好的下級軍官，這些數字為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的退化提供了一個粗略的指標。

然而，退化在最下層，在應徵入伍者中間最為明顯。戰時中國軍隊大部由徵兵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歲之間——除去學生、獨生子和嚴重疾患者——均得服從徵召。按照法令，他們以抽籤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選。事實上，有錢有勢的人逃避徵召，而無錢無勢的國民被強征入伍。徵兵的軍官們往往甚至連抽籤的手續都不顧。有些農民簡直是在田裡勞作的時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則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買通路子出來的人於是就被編入軍隊。[ ]

服兵役是一種可怕的經歷。沒有運輸車輛，新兵常常行軍數百英里到他們被指定的部隊——有意遠離新兵家鄉，以減少開小差的誘惑。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裡，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只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徵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裡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徵新兵隊中流行開來。然而，他們得不到醫療，因為新兵在加入他們被指定的部隊前，不被視為軍隊的一部分。②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①

抵達部隊的新兵們經受住了也許是他們服兵役的最壞時期，但他們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軍里，食物和服裝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隊——諸如陝西和甘肅的部隊——的人命運極為悲慘，謝偉思報道說：“幾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國民黨軍隊戰鬥效能減弱的首要問題並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邁將軍最初擔任蔣的參謀長職務時，他主要關心部隊的調動和部署問題。但是，不到一個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虛弱而不能行軍，並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於他們是半飢餓的。按照部隊規章，每個士兵發給每天24盎司米，一份鹽；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個月可以買一磅豬肉。一個中國士兵靠這些配額可以很好地維持生活。可是，事實上他真正得到的僅僅是分配給他的食物和錢的一部分，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剋扣”很大一部分。結果是大多數國民黨士兵營養不足。一位美國專家1944年廣泛地檢查了不同種類部隊的1200名士兵，他發現57%的人表現出營養不良。這顯著地影響了他們發揮士兵職能的能力。①[ ]

原始的衛生和醫療同樣削弱了國民黨軍隊，於是疾病成了士兵經常的伴侶。瘧疾是一種最為流行並使人衰竭的病痛。戰爭期間，由於軍隊的體質狀況惡化，痢疾發生率大為增加，這種疾病常被忽視，終至無法醫治。最後，患者甚至不能進食，不久死去。疥瘡、熱帶皮膚潰瘍、眼感染、結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戰時，美國觀察家發現第十三軍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離，“一大批掉隊，而有許多人因極端飢餓而瀕於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國軍官包瑞德上校報道說，看到國民黨士兵們“行軍不到一英里，就搖搖晃晃倒下來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視的《大公報》的一位記者說：“軍隊開過以後，在路旁能發現死亡的士兵，一個接着一個”。⑤國民黨軍隊中受到特別照顧的，或由美國訓練的部隊——如青年軍和在印度訓練的中國遠征軍——不間斷地得到良好的給養和裝備；但他們是例外。

確有一個軍醫團，但它所提供的醫療被中國紅十字醫療濟難總會會長羅伯特•利姆（林可勝）形容為“前南丁格爾的”。①醫療隊的正規機構——包括急救隊、包紮所、野戰醫院和後方醫院——是無懈可擊的，但因供不應求、人員不合格、設備和藥品不足、腐敗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發揮作用。[ ]

在全部軍隊中，大約只有2000名大體合格的醫生服務，其比率充其量大約為1700人有一名合格醫生，相比之下，美軍中大約每150人就有一名醫生。另有 28000名軍醫在醫療部隊服務，但這些人大多沒有受過正規訓練，並且純粹是從擔架員到包紮員，到“醫生”這樣提升的。極少數真正勝任的醫生，集中在前線重傷士兵所不能到達的後方醫院服務。因為擔架隊常常人員不足，以及醫療運輸工具稀少，在戰鬥中受傷——即便是輕傷——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傷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療，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後他才需要轉到包紮所和後方醫院。1938年羅茲•法默看到過被運送到後方的傷員，他評論道：“遍體壞疽，蛆蟲在傷口上蠕動。”②經這樣的治療，即使是輕傷員也會迅速感染，而多數傷情，如胃部受傷或喪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戰時中國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國士兵給養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氣。集體開小差鮮明地反映了這一點。大多數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隊的行軍中倖存下來，除了逃跑，也別無想法。許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軍第十八師被視為一支較好的部隊，1942年還駐在後方未參加戰鬥，卻由於死亡或開小差，它的1.1萬人中有6千人失蹤了。高思大使評論道：這些統計數字並非例外，類似的減員率在所有軍區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銳部隊——因為他們被用於遏制北面的***軍隊，他們屬於訓練、給養和裝備最好的部隊——據說1943年需要補充的比率為一個1萬人的師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統計導致這樣的結論：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②[ ]

#4 外國軍事援助

中國軍隊不完全是單獨作戰，朋友們的援助——或者缺乏這種援助——對國民黨人抗日鬥爭的性質有重大影響。從戰爭一開始，蔣介石就對外國的援助和調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國家確實同情中國抗擊徹頭徹尾的侵略行徑，但它們的同情轉化為物質援助畢竟太慢。相反，倒是蘇維埃俄國成了國民黨人的第一個異常慷慨的朋友。儘管莫斯科與南京之間的關繫緊張了10年，兩國政府對遏止日本在亞洲大陸擴張卻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甚至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俄國人對國民黨人的政策就已經變得溫和了。他們曾經鼓勵第二次統一戰線。西安事變期間，他們勸告安全釋放蔣介石。而且早在1937年9月——沒有等到締結一項正式的援助協議—— 他們就開始發送物資給國民黨人。1937—1939年期間，蘇聯供應總數大約為1000架飛機，2000名“志願”飛行員，500名軍事顧問以及大量大炮、軍需品和石油。這些是根據總額為2.5億美元的三項中期低息（3%）貸款提供的。這些源源不斷的援助，到1939年9月歐洲戰爭開始以後才減少。但是，蘇聯的援助一直延續到1941年希特勒軍隊開進俄國。意味深長的是，實際上俄國援助沒有一項是輸送給中國***人的。按照中國駐俄國大使蔣廷黻的說法，“莫斯科對在中國激起反對日本比傳播共產主義更感興趣”。①[ ]

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請求援助反應比較遲鈍，並且態度曖昧。戰爭第一年，法國提供了一筆500萬美元的小額貸款，以建築一條從印度支那邊境到廣西南寧的鐵路。美國用全部買進價值為1.57億美元的中國白銀的方法來支持中國的法幣儲備，從而支持其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但是，直到1938年12月，戰事爆發將近一年半之後，美國和英國才分別同意總數為2500萬美元和50萬英鎊（合200萬美元）兩筆為數不大的對華貸款。而且，美國和英國害怕疏遠日本，特別禁止中國人使用這些借款購買武器和其他戰爭物資。從1940年開始，西方的援助逐步增長。美國允諾的貸款1940年為4500萬美元，1941年前期為1 億美元。1941年後期，美國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條款，開始也向中國發送軍械和其他物資。美國志願隊，一支在陳納德指揮下以“飛虎隊”著稱的空軍小分隊， 1941年下半年在緬甸投入戰鬥。在戰鬥四年半以後，西方民主國家的援助總額才與俄國所提供的大約相等。①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中國戰爭的關註明顯增長。但是，當時成為盟友的兩國之間的關係充滿了煩惱。關繫緊張的一個基本原因，是美國從未提供中國人認為應向他們提供的大量軍事支持和物資援助。1942年前期，日本人切斷滇緬公路後，通往中國的主要補給線是從印度出發，飛越喜馬拉雅山麓起伏的丘陵，到達雲南昆明的危險的航程。關繫緊張的部分原因，則是美國飛機不足，越過這條有名的“駝峰”的補給物資與重慶所表示的需要相比，僅僅是杯水車薪。儘管有運輸上的困難，假如西方盟國的政策不是先打敗德、意，然後集中力量對付日本，中國本來是可以得到多得多的援助的。例如，在1941年和1942年，美國僅僅分配給中國租借援助總額的大約1.5%，1943年和1944年只有0.5%——儘管這個數字在1945年上升到4%。①國民黨人對“歐洲第一”的政策憤憤不平。[ ]

1942年後，困擾中美關係的許多抱怨和誤解，是圍繞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這個人物出現的。珍珠港事件時，被視為美國軍隊中最有才華的軍團指揮官史迪威將軍，起先被遴選為派往北非的最高作戰指揮官。但是，由於他對中國的出色了解和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對他的器重，他被改派擔任後來陸軍部長亨利•L.史汀生所說的“在整個戰爭時期指派給任何美國人的最困難的工作”。②史迪威被選派為蔣介石的盟軍聯合參謀部的參謀長和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後，他特別受到指示，要“為進行戰爭提高美國對中國政府援助的效力和幫助中國軍隊提高戰鬥力”。③作為在中國的美國戰區司令官，不可避免地在中國人對華盛頓的優先政策的不滿面前，史迪威首當其衝。他與蔣介石首次鬧翻，是在緬甸的盟軍敗績問題上。他們代表了不同的世界，並且都不喜歡對方。在史迪威的許多品質之中，他對缺點直言不諱，不善外交，不能容忍裝腔作勢和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喜歡辛辣地諷刺。蔣介石正好相反，尚虛榮，不直截了當，含蓄，並且非常注意地位上的差異。史迪威很快把蔣介石視為“一個無知、專橫、頑固不化的人”，他把國民政府與納粹德國的獨裁和強盜行徑等同起來。史迪威在朋友中間輕蔑地稱蔣為“花生米”，而在 1944年中期，他私下反覆這樣思索，“中國頑症的治療在於除掉蔣介石”。他問：“為什麼暴死這次就不能在適當的地方降臨呢？”①蔣介石知道史迪威對他的態度和輕蔑看法，反過來也厭惡這個美國人。至少早在1943年10月，他就試圖把史迪威調離中國。但史迪威有馬歇爾將軍的信任，他保持其職務直到1944 年10月。[ ]

與他們的個人不和攪在一起的，是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目標根本不同。史迪威只關心增進中國對抗日戰爭的軍事貢獻。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開始訓練飛越駝峰到達印度的中國軍隊，並建議國民黨軍隊應從根本上加以改編。他斷言根本的問題不是缺乏裝備，而是有用的裝備未被有效地使用。他爭辯道，這支軍隊“總的說來處在令人絕望的狀態，營養不良，不發薪餉，未經訓練，照管不周，而且貪污腐敗”。②作為一種補救辦法，他建議把軍隊的規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稱職的指揮官，並由美國來訓練和裝備首批30個師，最後達到100個師的精銳部隊。他還建議，由美國訓練的中國師發動一場攻勢來收復緬甸，因為只要日本控制那個國家，中國的外國補給物資就只有依賴飛越駝峰流入的有限貨物。史迪威認為，只有靠開闢一條經緬甸的陸路，才能輸入充足的物資來裝備中國軍隊，以大舉進攻在中國的日本人。

蔣介石把與日本打仗置於一個較低的優先地位。在他看來，在盟國參加戰爭以後，最終戰勝日本是肯定無疑的。但是，他與***人的角逐尚屬未定之局。因此，他主要關心的是保存和增強他和國民政府的權力。史迪威關於改編軍隊和對日本人發動進攻的建議，對蔣是最討厭的事，因為這些建議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險。比如，他裝備最好的軍隊是忠誠於他的人所指揮的，縱令他們往往在軍事上是不夠格的。假若照史迪威極力主張的那樣去辦，軍官們都得任人唯才，那末軍權將落到他的潛在政敵們的手裡。舉一個恰當的例子，史迪威十分尊重白崇禧將軍，很想委派他擔任國民黨軍隊中具有實權的職務。史迪威所忽視的，而在蔣的思想中最先悚然出現的，是白崇禧是一個有着長期反叛中央政府歷史的前廣西省軍閥。同樣在1943年，史迪威建議***軍隊和國民黨軍隊在華北聯合發動一場對日本人的戰役。然而要勸導***人參加這樣一場進攻，勢必要把武器和其他物資供應他們，蔣當然不能接受重新裝備或以其他方式加強他所憎惡的人的方案。[ ]

史迪威名義上的部下陳納德將軍，與蔣介石的意趣比較投合。珍珠港事件後，陳納德重被徵調進美國軍隊，而他的“飛虎隊”改編為中國航空特遣隊（後來的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對空軍打擊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他於1942年10月聲稱，他以105架戰鬥機、30架中型的和12架重型的轟炸機，就能“使日本垮台……很可能在6個月之內，頂多在一年之內”。①這個異想天開的計劃對蔣介石是有魅力的，因為它將使中國成為主戰場——從而使國民政府有資格要求更大份額的物資援助——而無需大量耗費自己的資源。那麼，史迪威所要求的軍隊改革和積極參加地面戰爭將是不必要的。

在華盛頓有馬歇爾將軍和陸軍部長亨利•L.史汀生作後盾的史迪威，強烈反對陳納德計劃。他爭辯說，這個計劃的關鍵性缺點是一旦空襲有效，日本人將攻擊和摧毀美國的空軍基地。鑑於中國軍隊當前處於無能狀態，那些空軍基地十分脆弱。但羅斯福卻站在陳納德和蔣介石的一邊，於是陳納德的空中攻勢開始了。到1943 年11月，在中國境內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國海岸的日本船舶蒙受重大損失。此外，日本當局擔心美國人將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軍基地發動對本土島嶼的襲擊，摧毀其軍事工業。於是，史迪威最擔心的壞事不久成為事實。因為日本於1944年4月發動一號作戰——這是自1938年以來他們在中國發動的最大和破壞性最強的一次戰役。它切斷了國民黨人的防線，甚至形成對昆明——中國未被占領地區的一個戰略樞紐——的威脅。這一軍事威脅，恰好與經濟蕭條和正在增長的政治不滿同時出現。[ ]

一號作戰戰役的成功，使中國在軍事上處於絕境。為尋求解決這場危機，羅斯福於1944年9月19日，要求蔣介石授權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揮您的全部軍隊”。①史迪威親自送達這份電報後，在他的日記里記載：“我把這包紅辣椒麵交給花生米，然後嘆了口氣往後一靠坐了下來。投槍擊中了這個小人物的太陽穴，並且穿透了他。真乾淨利索，他除了臉色發青，說不出一句話來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②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暫的。蔣懂得由史迪威來指揮作戰，中國的政治權力也許將緩慢地然而卻確定無疑地從他的掌握中滑落。這種情況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不屈不撓地勸說羅斯福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艾伯特•C. 魏德邁將軍被任命為蔣的參謀長和在華美軍司令。

#5 1944年日本的一號作戰

日本的一號作戰，使國民黨人遭到一次毀滅性的挫敗。它向所有中國人，也向全世界揭示在前此的七年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和政府已墮落到何等驚人的地步。日本這次作戰的目標是奪取或摧毀中國中南部的空軍基地，陳納德第十四航空隊正是從這些基地發動它的高效的空中攻擊的。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日本人於1944年4月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對平漢鐵路的完全控制，以保衛他們的後方。到5月下旬，他們已準備就緒。日本人從漢口沿湘江南下，首先包圍湖南省會長沙。中國人以前在長沙曾三次成功地抗擊了日本的進攻，但這次中國人防禦不力，該城於6月18日失陷。[ ]

10天后，對衡陽的攻擊開始。在陳納德的戰鬥機和轟炸機的支持下，薛岳的廣東部隊在這裡頑強戰鬥六個星期。在整個一號作戰期間，這是中國軍隊進行大規模持續抵抗的唯一例證。此後，中國的防線崩潰。日本人向南推進到廣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軍基地。 1944年 11月，他們摧毀了陳納德的空軍基地，形成了穿過中國中部連接瀋陽到河內的一條通道，然後西進。他們似乎勢不可當。中國軍隊被驅趕上去抵擋，但是——按照魏德邁的說法——甚至裝備精良的師都“融掉了”，他們“看來缺乏士氣，完全不想守住陣地”。①通往重慶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開，蔣介石勇敢地宣布他決心留在重慶；在重慶保衛戰中，“必要時殺身成仁”——這種宣言已難以安定人心，因為他在放棄南京和漢口前也發出過類似的誓言。②

但是，12月上旬日本軍隊突然停止前進。這是什麼緣故呢？當時，日本的攻勢顯得不可遏止，而造謠者指控蔣與日本人商訂了一項協議，讓出重慶。事實上，日本人停止西進是因為一號作戰的任務——摧毀美國的轟炸機基地——已經完成。到 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

然而一號作戰使國民黨中國遭到了可怕的損失。將近50萬士兵死傷；中國領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兩半；它足足喪失了1/4的工廠；政府稅收來源銳減，平民傷亡和財產損失巨大。①

儘管到1944年國民黨軍隊已明顯衰敗，但對它在戰爭期間成就的評價卻有很大差異。例如，長期擔任軍政部長的何應欽宣稱，他的軍隊與日本軍隊作戰，計有 22次會戰， 1117次重要戰鬥，38931次小戰鬥。他宣稱，相反，***人“未出動一兵一卒抗戰”。魏德邁將軍同樣力言，“中國國民黨政府遠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國記者朋友描述的那樣不願打仗，他們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現出驚人的堅韌和耐性”，而“在中日戰爭的任何一次重大會戰中，都沒有***的中國軍隊作戰”。②

千真萬確，國民黨軍隊曾多次英勇地與日本人作戰。薛岳將軍的部隊三次在長沙（一次在1939年，兩次在1941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規模進攻。1943年 11—12月，中央軍第五十七師在湖南常德以極大的決心作戰，遭受了不下90%的傷亡。1943年在鄂西，抗擊日本人所稱的飯碗戰役，中國軍隊損失了大約 7—8萬人，而日本軍隊的傷亡為3000—4000人。③[ ]

批評國民黨人的人，曾把這些英雄主義和勇猛善戰的實例說得一文不值。例如，他們宣稱1944年6—8月光輝的衡陽保衛戰，是由非中央軍的指揮官薛岳不顧重慶政府的阻攔而進行的；又說，在這些罕見的事例中，國民黨人之所以發起攻勢，是因為蔣介石需要宣傳，好使盟國領導人相信中國戰場值得給予更多的物質援助。此外，***人曾嘲笑國民黨人關於對日作戰的主張，他們斷言直到一號作戰，日本軍隊足有84%集中於對付***的軍隊，而只有16%對付國民黨人。①史迪威在1944年晚些時候調離之前，也曾指責國民黨高級指揮官們“異常無知和漠不關心”，並斷盲現領導下的國民黨軍隊完全沒有能力對抗日作出積極的貢獻。②

不管這一爭論的最終評判如何，國民黨軍隊堅持抗擊擁有巨大技術優勢的敵人長達八年之久，仍然是一個事實。這場抗戰的政治、經濟和人員的代價是巨大的。然而他們並未放棄同盟國的戰爭努力，他們迫使日本人在中國保持一支大約100萬人的軍隊，這對最後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歸根到底，最重要的歷史事實是在戰爭後期，大約從1942年起，大部分國民黨軍隊已喪失了戰鬥意志，它實際上再也不能採取有效的軍事行動了。這一概括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邁制訂的建立一些高素質的中國師——由美國人訓練、指導和裝備——的規劃，於1945年最終開始結果。例如，1945年4—6月，其中的一些師勇敢而有效地擊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進攻。戰爭結束時，這些師中有8個已經完成了13周的預定訓練計劃，另有22個師已經開始。但是餘下的300多個中國師仍然原封未動。[ ]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的普遍衰退具有嚴重的後果。因為這支軍隊是國民黨政治權力的基礎。它開始潰敗預示着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傾覆。蔣似乎沒有能力扭轉這一崩壞的過程。改革軍隊的所有嘗試——如史迪威將軍沮喪地認識到的那樣——都很快在國內政治的淺灘上擱淺。例如，相對於可利用的資源，這支軍隊太龐大了，不會有戰鬥力；但裁軍的建議也是不可行的，因為地方指揮官們反對，他們如果失去他們的軍隊，他們也將失去他們的權力。蔣對政府的行政控制也過於無力，以致不容許作必要的改革。舉例來說，他曾反覆下令，徵兵制度應更人道一些。然而，由於這個制度為地方士紳和腐敗官員所支配，政府對這些人控制不了，或無法對他們執行紀律，徵兵制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6 通貨膨脹災難

由一號作戰暴露出來的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虛弱，是長期複雜的惡化過程的頂點。引起這一過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貨膨脹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樣，國民政府的貶值通貨流遍全國，使整個機體——軍隊、政府、經濟和社會普遍虛弱。起初通貨膨脹率比較緩和。在戰爭的頭一年，價格上升約40%。從1941年下半年到1944年，物價每年翻一番以上。此後，增長率又急劇上升。①[ ]

通貨膨脹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那就是政府通常向四家政府銀行借款，這四家銀行大量印刷新鈔票以滿足這種需要，使通貨數量大為膨脹。開戰以後，政府支出立即增加。在頭兩年，政府花費大量款項在內地重新安置和發展工業。龐大的款項被用於在中國西部建築新的公路和鐵路，並修至印度支那和貫穿緬甸。在這兩年期間，政府的年支出增長33%，而它的歲入下降了63%。戰前，大宗歲入來自商業和都市的經濟部門——關稅、鹽稅和商品稅約占80%。當日本人蹂躪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時，這些稅收來源大量喪失。政府戰時支出的約75%靠印製新紙幣來彌補.
雖然法幣數量的增加曾經是，也許始終是助長通貨膨脹進程的基本力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價格上漲。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貨幣信用跌落。對機器、金屬、電力設備、化學品和燃料等生產資料的急迫需求以及它們的供應短缺，使它們處於價格上漲的前鋒地位。例如，金屬和金屬製品的價格在戰爭的頭兩年間上漲了 6.8倍，而總物價指數僅翻了一番。大多數生產資料不得不進口，而日本對國民黨地區強制實行經濟封鎖加深了這種短缺。[ ]

日本人於1937年9月實施的封鎖起初並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緊。1938年10月廣州和漢口陷落後，進口品價格猛漲72%；1939年下半年廣西南寧這一關鍵性的供應環節喪失後，進口品價格又翻了一番。從1941年12月起，日本對英美的戰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緬公路不再成為供應來源。進口品的涓涓細流繼續從蘇聯經過甘肅和新疆的漫長陸路流入，費用浩大；而飛越駝峰的空中補給線變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1944年，中國進口品還是落到僅為戰前水平的 6%。

在1937—1939年通貨膨脹的第一階段，普通中國人未受到其最壞的影響，因為消費品價格的增長與生產資料相比要慢些。最重要的是戰爭頭兩年食品價格上漲和緩——在重慶僅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國民黨地區受惠於大豐收——在當時未被占領的15個省中，收穫量高出戰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價格比食品上漲快——例如衣服的價格到1939年年中大約翻了一番。但大多數中國人可以推遲購買新衣服。而住房的費用，除難民群集的城市外，則上漲不大。其結果是在頭兩年裡，大多數人能夠承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而不過分困難。[ ]

但是，1940年食品價格開始暴漲，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並刺激了整個通貨膨脹的進程。這一變化最初起因於歉收。1940年農業產量比1939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1941年7月政府又開始田賦徵實而不收現金。這意味着到達自由市場的糧食更少，這樣進一步攪亂了供需之間的平衡。

通貨膨脹還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國內工業生產普遍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布匹、藥品、紙張和電燈泡等貨品原來大多在沿海城市生產，現在這些城市已丟給日本人。戰爭期間，許多面向消費者的小型工廠在內地建立起來了，但它們只能滿足一小部分需求。來自日本占領區的輸入品，成了消費品的一宗重要來源。起初，國民黨人和日本人雙方都禁止這種貿易。然而，在1939年7月，隨着消費者需求無情地增長，除少數緊缺物資外，重慶政府讓所有其他物資的貿易合法化。確實，在1943年，它甚至設立了一個官方機構，由強有力的軍事秘密警察首腦戴笠將軍指揮，從事並增進與敵占區的貨物貿易；不過，無論這種貿易，還是本地的生產均不能滿足市場。就日本人而言，在整個戰爭期間，他們都宣布這種貿易為非法，但他們也企圖參與。①[ ]

從1940年起，通貨膨脹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是公眾對貨幣缺乏信任。1937—1939年，有一種強烈的儲存法幣的傾向，尤其是在農村民眾中間。這種儲存是鄉村中對貨幣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種反應，它緩衝了通貨膨脹的衝擊，因為它減少了流通中的貨幣量，從而緩解了對難以得到的消費品的需求。但是，隨着1940年夏季稻穀歉收，農夫們開始儲存糧食，而不儲存貨幣。投機商預計將來價格上漲，也買進並囤積大量糧食。 1940年和 1941年，重慶的食品價格隨之暴漲了將近 1400%。其結果是工業、運輸業和其他行業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資，並領到這些工資，這導致消費者開支激增，而它又導致進一步儲存貨物。於是，通貨膨脹螺旋上升開始了，直到1949年以後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國民黨當局以出售公債和外匯儲備來避免印發大量新鈔票。不久那兩種替換物都枯竭了。與開闢新稅源或緊縮開支控制預算赤字相比，印製新幣畢竟容易得多。再則，當局不考慮經濟學家們有關通貨膨脹危險的警告，爭辯說在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社會，它不會成為一種嚴重的危險。只是在1940年和1941年價格開始暴漲後，他們才逐步覺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貨幣貶值而斷送全部戰爭的努力，他們就必須增加歲入，削減支出。[ ]

1941—1942年，政府開始認真尋求新的稅收來源。所得稅擴大了；對運輸中的貨物徵收一種所謂消費稅——其實就是恢復舊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且鹽稅增加了，成為政府稅收中最有成效的稅種。另一項增稅計劃是1942年制定的，對鹽、糖、煙草和火柴的銷售實行國家專賣。這幾種措施僅僅是勉強有利。所得稅和超額利潤稅幾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於故意逃稅。消費稅雖然有利，但對貿易造成許多障礙，於1945年被廢止。所有這些徵稅計劃都不解決問題，這由下列明顯事實可以看出，稅收所得還不到政府戰時現金支出的17%。

最為深遠的財政改革是田賦徵實。自1928年以來，農業土地稅曾由地方政府以貨幣徵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開的市場上為其龐大的軍隊購買米谷。但是，隨着米價暴漲——1941年6月平均價格高出戰爭前夕20倍以上——維持軍隊的費用已變得難以支持。因此，自1941年7月開始，中央政府從各省接管了田賦的徵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貨幣課稅（在非產米區按小麥和大麥等其他糧食；在罕見的情況下徵收棉花）。然而，這樣徵收的糧食仍然滿足不了軍隊和公務員的需要。因此在1942年7月政府着手實施糧食的“徵購”（在1943年7月改為“征借”）。這就是說，納稅人現在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輸送的不僅有土地稅，而且還有大體相當的糧食，納稅人對後者以後將得到補償。[ ]

通過這些措施，中央政府獲得了有保障的食糧來源。它不必再以法幣在公開的市場上購買昂貴的稻米。這減少了印製新鈔票的壓力之一。然而，這種糧食稅極易被侵吞。這種侵吞使農民深為不滿，也促成政府道德上敗壞。張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觀的政府高級官員，得出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田賦徵實的）長期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為軍隊獲取低價食品的眼前利益。”①

儘管政府在開發新稅源方面並非明顯地成功，但它確實果斷地限制了開支。在1940年，政府認識到放手鼓勵經濟增長正在產生一種具有潛在危險的通貨膨脹傾向，它收縮了信貸政策，並削減工業和交通的發展。然而，最重大的節約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員的工薪。政府認識到只有印製巨額的追加貨幣，政府雇員的工薪才能保持與上漲的物價同步，因此直到1944年政府實質上未增加工薪。官員們工薪的票面購買力，在1937年與1944年間下降了約85%，而士兵們則下降了約94%。當然，官員們事實上部分通過食品和住房補貼得到資助；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也從兼職獲取兼薪以維持生計。還必須承認，戰爭期間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地區和人口兩者都比戰前小得多。無論如何，按不變價格計算，每年政府的開支事實上在戰爭過程中是下降的。雖然不可能精確，1944年政府實際的現金支出已經下降到它戰前支出的1/4以下。政府是在挨餓。[ ]

政府靠壓低其雇員的薪俸來節約開支，是否明智尚難斷言。低薪金迫使許多，也許是大多數政府官員和軍官參與侵吞，通過與占領區未經批準的貿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謀取損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職。反之，假使政府讓士兵們和官員們的工薪與正在上升的生活費用掛鈎，那末政府赤字必將大量增加，從而加重通貨膨脹的壓力。經濟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壓低政府支出的手段，是裁減軍隊和官僚的規模。這將會緊縮開支，並可能增進效率。但是，出於政治原因，這種措施未能採納。

在1942—1944年，物價每年上漲約237%；1945年僅1月到8月，價格就上漲了251%。就金融方面而論，政府發行了空前數額的新鈔票，以滿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1945年1月與8月之間，流通的法幣總額增至三倍。增加開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人在中國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國的兵力，從 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以及1945年8月的60369人。這些軍隊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經濟供應，並且是按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見過的消費水平。1944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國，你們的孩子們每天需要6隻雞蛋，而現在減為4隻。但是，你們每天吃1磅牛肉……為了供應肉食，我們把耕牛拿來給你們吃……很快將沒有任何牲畜留下來幫助農夫們耕種他們的田地了。”①確實，在中國的一個美國士兵的費用，高達500個中國士兵的費用。此外，決定修建4個供遠程B29轟炸機使用的大型空軍基地和3個戰鬥機的簡易機場，全部於1944年6月完成，這導致更龐大的開支。從1944年 11月至1945年5月，美國人存在的月費用從10億元增加到200億元。回想起來，很清楚，從美國增加在中國的作用中取得的軍事利益——特別是B29的行動，它在戰爭期間發動了不過20次空襲——與加在中國虛弱經濟的財政損失相比，遠遠得不償失。①[ ]

中國用於美國軍隊的開支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由以下事實可以看出：在戰爭的最後一年半里，這筆開支足足等於新發行貨幣的53%。然而，國民政府本身的開支也在急劇增長，這大部分是因美國人的建議而發起的改革的結果。例如中國軍隊的39個師，為了現代化、訓練、醫療和改善伙食被挑選了出來。政府官員和教員的薪俸在1944年晚些時候提高了——雖然這只能稍稍緩解他們的困難。同時新創辦的戰時生產局的開支和貸款，雖然只占政府總支出的約7%，但在1945年上半年也推動物價持續上升。到戰爭結束時，平均零售物價指數高出1937年7月2600倍。

並非社會的各個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一小撮囤積居奇者、投機商和貪官污吏獲得了大量財富。有些群體如地主和產業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時間內生活較好。但大多數民眾逐步降低到勉強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甚至低於這個水平。表11表明了國民黨中國幾個收入群體購買力的變化，雖然這並不精確反映他們的相對生活水準。例如，由於歉收、增稅和加租以及兵役和勞役的負擔，大多數農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貧困得多。②另一方面，士兵、官員和教授等政府雇員，並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樣生活得那麼壞，因為他們受到廉價的食物和住房這類形式的補助。[ ]

通貨膨脹對官員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損害，影響了政府的活力。早在1940年，官員工資的購買力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大約1/5。到1943年，實際工資跌落到 1937年的1/10。雖然他們的境況因為每個月有米、食油等津貼而有所緩解，但官員們經常生活在——用張嘉璈的話說——“赤貧”之中。①單身漢靠他們的薪俸幾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員困於個人處境，變得絕望起來。有些人從事第二職業；許多人貪污腐化。

貪污腐化非常明顯。高級官員們攜帶衣着華麗的女士，坐在由司機駕駛的汽車裡，穿越燃料短缺的重慶的街道奔馳；他們購買了從國外走私來的香水、香煙、柑桔、黃油及其他奢侈品；他們在奢華、豐盛的宴會上用餐。當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腐化。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營養不良，並眼看家人健康下降。不過，許多人經不起誘惑，因為當他們的上司大肆揮霍時，文過飾非是容易的。

通貨膨脹同樣破壞了學生和知識分子們的安寧。書本很少，科學設備稀缺。學生們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里，他們的床就像船上的鋪位那樣擠在一起。教職員經常與他們同事的家庭擠在一起。肉類和油脂從他們的飲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難得一天吃兩餐。在學術團體裡，營養不良幾乎成為普遍現象。在戰爭後期，據《大公報》報道，教員和學生雙方都生活在“餓死的邊緣”，“處於可以想象到的最悲慘的境地”。①健康水平下降，瘧疾和肺結核是常見的。為了補充他們菲薄的收入，許多教員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大學任教，出賣珍藏的書籍和藝術品，或鐫刻圖章和揮毫作書以供出售。他們的教學質量受損，而他們對政府的幻滅感上升了。②[ ]

政府確實力圖緩解官員們和在公立大學授課的教授們的經濟窘境，為他們提供特殊的津貼、廉價的住房，和各種人為的低價供應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 0.10元售給政府雇員，而在公開的市場上米價為5.00元。但是，政府遲遲不同意很有意義的工資增長，因為那樣將擴大預算。在1943年，如果官員們的實際工資提高到戰前水平，政府開支將增長約300%。到1944年，在官僚機構和軍隊內不滿情緒高漲，工資才得以激增——太少也太晚了，因為當時物價上漲正如脫韁之馬。官僚機構和軍隊的道德敗壞，一直延續到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