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兩大陣營處於冷戰初期的 1954 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強硬反共分子 杜勒斯，對正處於人氣上升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曾作出了一個不懷 好意、但卻令人驚異的判斷：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想要戰勝共產主義，在當 代的共產黨人掌權之際是不可能的了，而只能慢慢地等待共產黨人的第三 代、第四代身上發生和平的演變，即和平地由共產主義轉向資本主義。 　　

　　對杜勒斯的這個預言，當時的西方輿論大多並不相信，反而視其為是 杜勒斯無能的藉口託詞。就是在共產黨國家，當時也沒有人將杜勒斯的話 算作一回事，只不過認為是杜勒斯這個反共狂人的瘋言瘋語而已。甚至連 1955 年上台執掌了蘇共與蘇聯大權的赫魯曉夫，當人們向他轉述杜勒斯的 這個預言時，赫魯曉夫也斬釘截鐵地簡短評價：“放屁！” 　　

　　毛澤東則是共產黨人中最先領悟到杜勒斯預言的危險的領導人。

　　當然，那是在1956 年赫魯曉夫上台後公開批判斯大林的問題，引起了 毛澤東的警覺，使毛澤東聯想到了杜勒斯的斷言。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雖然赫魯曉夫參加革命的時間比他毛澤東還要 早，但從蘇共領導人的執政時間的排序上講，赫魯曉夫則就是屬於列寧、 斯大林之後的“第三代”；而赫魯曉夫那個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 也不亞於就是一場背叛馬列主義的政變。按此推理，赫魯曉夫自然就成了 杜勒斯預言會實行和平演變的“第三代”的代表人！由此，毛澤東還聯想 到了“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會不會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等一系列 問題，並以此成為了發動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的重要理論基礎。

　　 　　然而，實踐表明，毛澤東對杜勒斯預言的理解還是狹隘的一家之論， 也還只是停留在政治與政權的鬥爭角度。 　　

　　而杜勒斯的判斷預言，顯然還包含、也許主要是在於經濟發展的結果 所導致的必然與人性舒張需要的必然方面。顯然，杜勒斯是相信：斯大林 所實施的極權制度，雖然還能被曾經歷過千辛萬苦的第一代革命者們接受 與容忍，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不再背負沙皇舊政權、白黨反革命勢力所鎮 壓所攻擊而具有烙印傷痕的、並能在和平中接受到人類文明教育的新生的 “第三代、第四代”，肯定不會再能接受與容忍斯大林主義的政權模式 了。

　　 　　我們可以對杜勒斯這個西方政客採取不屑與蔑視，但實事求是的講， 今天，我們又不能不對杜勒斯預言表示極大的驚嘆！因為，在杜勒斯預言37 年後的 1991 年九月，飄揚了74 年的由金黃色錘子與鐮刀為黨徽標記的紅 旗，居然連同蘇聯共產黨這個龐大的組織，還有強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盟一道，頃刻間便灰飛煙滅了。而親手製造與推動這歷史性一幕的 人，並非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的“階級敵人”，也不是來自德國法西斯主 義的復辟，而的的確確是列寧斯大林的後代們！

　　 　　（二）

　　在前蘇聯發生的顛復共產主義政權的演變，雖然被推翻的是共產黨政 權，意識形態上是一次反對共產主義的浪潮，但是，這場反共的政變卻與 歷史上的任何反共政變有着一些顯然不同的特點： 　　

　　第一，這場反共政變的領導人及參與者，並不是來自或舊政權的余 孽、或地主資產階級的新生分子，也不是來自國外的資本主義敵對勢力， 相反，這些反共政變的領導人及參與者，恰恰都是來自於蘇聯共產黨隊 伍。上自總書記、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與聯邦和各加盟國總 統，下至各州、市的黨委及企業黨委的成員們，相當多的人都主動發動或 被動地支持了這場政變。

　　 　　第二，在此之前，歷史上每一次發生的反共政變，都要伴隨着大批的 共產黨人慘遭殺戮的悲劇出現。1927 年的國民黨蔣介石舉行的“四·一 二”反共政變，曾使無數的中國共產黨人躺倒在腥紅的血泊中；1965 年印 度尼西亞發生的“九·三○”事件，反共的蘇哈托將軍在政變中就指揮軍 隊與警察，殺害了數以十萬計的印尼共產黨員（包括印尼共產黨主席艾 地），還有大批的共產黨員及其支持者被關進了監獄，最長被囚禁者時間 達三十餘年！（直至蘇哈托總統下台才獲釋）

　　 　　然而，1991 年在蘇聯發生的反共政變，雖然矛頭是指向共產黨政權， 雖然也死了一些人（如葉利欽與議會議長爭權而發生了炮轟議會大廈的事 件），但不論在政變中，還是政變後，卻沒有發生以殺害或迫害共產黨員 為目標的反共浪潮，相反，成千成萬的原共產黨員還對發生的政變表示了 歡呼。並且，坐上新政權權力寶座的統治者，大多也就是原來的共產黨 員，只是他們早在政變前後，就已拋棄了自已原有的的共產主義觀念。 　　

　　第三，在前蘇聯發生的反共政變中，真正的贏家，並不是在原蘇聯時 期的持不同政見者及其領袖（現在誰還記得那曾令全世界欽佩的薩哈羅 夫？），也不是長期以來就夢想資本主義復辟的那些黑市商人、地下資本 家，更不是沙皇與白衛政權的後遺們或法西斯入侵時期做過賣國賊的人 們。1991 年九月後的最大贏家，卻是那些曾彼此被稱為“同志”的蘇共及 政府中、做過大大小小領導的人們！ 　　

　　椐最近一份資料統計，蘇聯時期的幹部在現總統班子人員中占 75%，在 政府部門中占 74%，在地方政權中更高達 80% 以上。而在國內的企業家或老 扳們中，有 85%是原蘇共的黨員們。 　　

　　在今年入選美國《福布斯》世界億萬富翁排行榜的俄羅斯的七名富翁 中，至少就有三位曾是前蘇聯高官，如今年已60歲出頭、擁有的14 億美元 資產的阿列克佩羅夫，他在蘇聯時期曾經擔任石油、天然氣工業部副部 長，蘇聯解體 以後，他憑藉自己特殊的地位、聰明的頭腦和豐富的經營經 驗，在私有化過程中 積累起第一筆財富，創立了俄羅斯第一個私人石油公 司。如今的盧可石油公司不 僅在俄羅斯採油量位居第一，在海外也擁有很 多投資。

　　 　　簡言之，在前蘇聯，的確已變了“天”，但卻基本沒有換“人”。所 以西方媒體將 前蘇聯在1991 年的政變稱之為“文明與寬容的革命”。 　　

　　（三）

　　蘇共垮台的原因可以找出很多。除了在國家上上下下的意識形態中， 發生了某些質的變化外，原蘇聯官僚階層中的既得利益者們的力量，則是 推動與加快蘇共垮台與蘇聯解體的關健性因素。 　　

　　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都感到了需進行國家 制度改革的必要，否則，面對沒有出現“日薄西山”徵兆、反而日趨強盛 的資本主義，將會越來越難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對某些局部的制度改革，一方面明顯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大幅增 加了社會的財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由 於沒有進行整個制度的全面改革，局部制度的改革，便不可避免地導致了 所謂“雙軌制”的大規模出現。而“雙軌制”狀況，則給了手握政權的黨 政官員們，得以進行貪污腐敗的歷史性制度上的良機。 　　

　　雖然，在蘇共及國家的制度與法規中，對黨政官員也有着不少監督機 制，但由於自斯大林執政時起，無論是黨的紀律撿查機構，還是政府的監 察部門，都要受同級黨委的領導與制約。因此，幾十年來所建立的全部黨 和政府的監督系統及其機構，在那些面對歷史性腐敗“良機”而又大權在 握的黨政官員們跟前，實際都統統是形同虛設。 　　

　　當一個又一個、一批又一批的黨政官員們貪飽了撈足了，之後，保住 自已手中已被攫到的國有財產能安全合法化為私有的企圖，便成為了以貪 污腐敗分子為主體的蘇聯黨政官員中的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首要意識。

　　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那就是“變天”！

　　因此，不再希望現政權繼續維持下去、以保住自已手中被攫到的國有 財產能安全化為私有的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1991 年九月後發生的一系 列“文明與寬容的革命”中，他們不僅支持人民對現存制度的任何改革要 求，也更堅決地站到了反共反蘇的立場上，甚至也站到了逼迫改革的始作 傭者、溫和的改革派戈爾巴喬夫退位的隊伍中，而堅決支持了以葉利欽為 首的激進變革力量上台，從而迅速促使了蘇共的垮台及整個蘇聯社會制度 的瓦解。 　　

　　沒有被任何沙皇舊勢力、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衛勢力、德國法西斯武力 及西方冷戰勢力所能摧垮的蘇共政權，在走完它74年的歷程後，卻被它的 “同志們”用一系列集會，便“忽喇喇似大廈傾”而頃刻坍塌了。 　　

　　既得利益集團支持反共政變的行動，理所當然地得到了新政權的回 報，不論是葉利欽時期，還是今天的普京政權，都對既得利益集團們在前 段改革的“雙軌制”狀態時所撈到手的財產，即那些由公轉變為私的財產 權的合法性，給予了默認。 　　

　　只是普京政權上台後表示，今後俄羅斯將徹底要按市場經濟原則來進 行經濟活動，任何有違市場經濟原則的活動不再受到保護。對此，俄羅斯 的巨富們當然也樂意給予擁護。因為，既然俄羅斯的財產，在經過六、七 十年後已進行了一次重新再分配，現在財產分配又已完成，巨富們自然也 希望今後的經濟活動能有“秩序”的進行了。他們都是官員出身，都是很 看重體面的人，現在，也又是他們要講究體面的時侯了，雖然，他們不再 是官員，而已是腰纏億萬的企業家、大老扳了。 　　

　　（四）

　　在前蘇聯，在今天的俄羅斯所發生的一切，會不會成為現存所有社會 主義國家的一面鏡子呢？

　　會是重蹈前轍，還是會出現主動改革以避免“鏡像”呢？

　　人們有理由向歷史發問。

　　 　　200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