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層面上，中國由於在核武器保有數量上遠低於美國，在談論各種削減核武器的話題上都占據道德制高點。正如今年5月外交部發言人回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有關希望中國加入美俄軍控協議的觀點時所表述的，國際軍控界不少人對此都有個疑問，美方是想把中國的核力量談到美國的水平，還是想把自己的核力量削減到中國的水平？而在軍控談判的具體操作上，顯然中國無意將本國的核武庫膨脹到美國的水平上，讓美國放棄自己在核武器上的優勢則更加不可能。

　　在戰略核武器上美國優勢很大，在戰術核武器上的優勢更加難以動搖

　　所謂的包含“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核裁軍談判本身，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是一場大家一碗水端平的公平競爭，而更可能是一場類似於上世紀20年代《華盛頓海軍條約》一般，將不同國家劃分為三六九等的歧視性談判。各國按照削減核武器的“政治正確”，各核大國也許都要在條約中進一步減少本國的核武器數量，但其保有核武器的數量依舊會是按照各國現有核武器數量分成幾個檔次。對於美國而言，削減一兩百枚核彈頭只能算是“技術性調整”，而對於中國而言，削減哪怕50枚核彈頭，都是動搖本國戰略核武庫的嚴重影響。

　　一旦中國加入了此類談判又拒絕按照美方的設想削減核武器，則國際輿論場上對於中國的指責反而會讓中國失去之前的道德優勢——作為和蘇聯玩了前後超過五十年核軍控與核裁軍的美國，在相關問題的談判和各種技術細節的“使壞”上自然是經驗豐富，從這個角度看，哪怕即使是開啟談判，對於中國而言都具有不小的風險。

　　在核裁軍的談判經驗上，美國的經驗同樣也是占據壓倒性優勢的

　　中國的核戰略本身，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不願摻和美俄軍控條約的重要因素。大國的軍控博弈和核戰略設計調整本身極為複雜，但即使在冷戰的高峰期，除了美蘇兩國，其他幾個有核國家的核戰略整體上也遠遠談不上複雜。無論是英國這樣嘗試過不同形式的核打擊手段（包括陸基彈道導彈和中程核轟炸機）最後選定核潛艇和潛射導彈的單一手段核威懾，還是法國看似“靈巧”，同時擁有核轟炸機、陸基核導彈和戰略導彈核潛艇的“三位一體”核威懾，面對蘇聯遠大於其本身的核武庫，其核戰略有且只有針對蘇聯主要城市展開大規模核打擊這一種辦法——由於冷戰時期戰術核武器本身的普及和蘇聯在中歐陸軍實力上的長期優勢，英法在考慮核戰略上時並沒有過多考慮本國是否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問題。

　　英法兩國的核武庫規模都很小，因此沒有什麼特別的操作可以進行，唯一的選擇是發射還是不發射

　　相比之下，中國的核戰略在冷戰期間還要複雜一些。一來中國在擁有核武器後長期處於美帝蘇修都要對付的狀態，本國核武庫針對的目標不僅有美國，也要對中國北方有巨大威脅的蘇聯；儘管中國的核武庫規模長期比英法還要小，打擊手段也並不多（70年代以後除了實力不斷增長的戰略核導彈之外，就只剩理論上具備打擊能力的空軍轟炸航空兵，潛射戰略核威懾則要到21世紀才開始正式建設），使用的核打擊手段也會是以攻擊人口密集區為主的核報復。

　　儘管中國的戰略核威懾力量在80年代以前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真正有效的對美蘇核威懾建立時間還要更晚

　　與此同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宣傳口徑也讓中國的核戰略更趨複雜。一方面中國的核戰略因此看起來比英法更具防禦性，但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的外國軍事觀察家都不認為上世紀70-80年代在常規軍力面對遠東蘇軍處於明顯劣勢的中國會在常規戰爭遭遇毀滅性失敗後繼續堅持這一原則。冷戰之後，由於來自蘇聯威脅的消失，中國的戰略核力量轉變為以美國為主要對手，但在中國常規軍力劣勢明顯的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學界和軍方內部依然引發了持續時間不短的激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