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乾旱”---論中國北方惡性水源危機的社會成因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孟凡貴（蘇拉密）                  內容提要：

  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北方陷入了持續的、規模空前的惡性水源危機。十河九干、大河斷流、地下水位大尺度下降；人類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

  長時間以來，主流認為，“氣候變暖變干、工業用水增多、森林植被減少”等因素是“大水荒”的主要成因。通過深入的量化研究，本文否定了這些成因。

 
  本文認為：
 
  “包產到戶”終結了中國古典農業“中耕保墒”體制，逆轉了毛澤東時代建立的農業“灌溉保水”方向，從而加大了農田蒸發。根據實驗成果，僅黃淮海流域，因放棄“保水耕作”而加大的農田蒸發高達890億m3；接近於1條黃河再加2條海河，相當於10條“南水北調”中線！這才是“大水荒”最根本的成因。

  在市場環境內，尚找不到克服水源危機的途徑，除非放棄“灌溉農業”和“糧食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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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崗村“1978年按血手印時，全村糧食總產量3萬多噸，小崗村人野菜稀粥裹腹。

而1979年大包幹後，糧食總產量猛增到13多萬噸（網上查了一下，79年糧食總產量是1955年到1970年的總和）。農民不僅吃飽，而且靠賣餘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收入。”

真的很神奇， 分田之後糧食增產：（13-3）/3= 300%。可是，我們看看中國曆年糧食產量統計數據

從這條曲線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大躍進的非正常投入導致糧食產量偏高以外，1959年以後的中國糧食總產量逐年增加恰好可以擬合一條直線， 怎麼就看不出來小崗村增加300%的一點跡象？ 學小剛的糧食增產到底去了哪裡？

事實上我們可以理解糧食產量增加靠逐漸的農田基本建設的逐漸積累， 包括水庫修建，灌溉面積， 開荒種地等，產量逐年增加符合這樣的規律。 小崗村的體制改變對全國糧食產量的增加並沒有任何看得見的影響。   如果小崗村產量卻是增加了300%， 那麼其他地區必須相應減產才會造成總產量沒啥變化。

這不正好驗證了小崗村這種自私懶惰村分田之後產量增加， 而鄧矬子強拆先進的集體如大寨，導致其他地區產量下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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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從黃河開始---“大水荒”的形成與定量描述
 
在中國北方，正發生着持續的、規模空前的惡性水源危機。危機起始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1987年[01]），並以愈演愈烈的勢頭向未來蔓延。“大水荒”席捲了西北、華北的全部和其它部分地區；涉及國土面積、人口、經濟的1/3。按流域計，囊括了全國6大流域中的3大流域---黃河、海河的全部和淮河的大部。


一、黃河的惡性斷流與枯竭

  黃河，---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詩人曾用“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的壯麗詩句來描繪黃河的雄渾激越。但當歷史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黃河卻年年斷流，入海水量急劇減少。國人早已用“黃河成了季節河！”的驚呼來表達黃河的現狀。

  根據1919年以來的水文觀測資料，60年代以前黃河也偶發過斷流：一次是1938年蔣介石扒開花園口造成的主河道連續多年斷流，一次是1960年三門峽大壩落成在枯水期試閘斷流。

  20世紀70年代，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輝煌壯麗的農業灌溉革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灌溉農業體系（後文詳述）。就黃河來說，是在流域內和下游黃淮海平原興建了規模巨大的引黃灌溉工程。因抗旱用水集中，而水庫蓄水能力相對不足，出現了輕度的“季節性斷流”。年均斷流時間僅為14天，斷流時間也只發生在春旱時節。

  80年代後期，黃河斷流發生“惡變”，斷流時間由春旱季節向全年度瀰漫，跨年度斷流已屢見不鮮。年均斷流天數擴大為100天，斷流河道從山東延伸至河南境內。1997年，利津站斷流226天，河口連續330天無滴水入海；開封以下800公里河道一馬平川，斷流直逼黃河中游的界碑---鄭州花園口。

圖表01-黃河斷流情況統計表[02]


  伴隨着斷流性質的惡變，黃河在入海水量上呈現了急劇衰竭的過程。圖表02是1949-2005黃河利津站的“實測徑流量”變化，大略反映了河口的實際入海水量。

圖表02[03]



  圖表01、02客觀反映了建國以來的黃河水情史：

  50-60年代，灌溉農業剛剛起步，黃河流域同時進行着以治理洪澇、積水、鹽鹼等惡劣環境為主的農業生態革命 [請...] ，水源利用十分有限，500億m3黃河水白白流入大海。
請參閱《孟凡貴（蘇拉密）：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No.2007-02）
 
  70年代，因灌溉革命的發生，黃河入海水量出現了第一次大幅度衰減；但仍保持了310億m3的入海水量，除了滿足輸送泥沙所需的200億m3“生態流量”外，尚有100多億m3因水庫儲調能力不足而被迫“棄水”。一方面是棄水，一方面卻又因抗旱取水集中而發生了一些斷流；---這是在小浪底水庫建成前僅靠三門峽水庫無法解決的矛盾。這個時期發生的斷流時間短，未引發明顯的生態後果，更不存在水源危機問題；而是屬於“工程調度性斷流” 。若刻意限水，“斷流”應可避免。這個時期，黃河處於適中的良性開發階段。

  不可否認，70年代的斷流還包含了一定的“理念性”因素---對“斷流”缺乏足夠的重視。但人類對自然世界的認識是循序漸進的，我們似無理由苛求前人。

  實際上，對於環境問題,新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乃至和發達國家相比都是積極而富有遠見的。

  1962年，蕾切爾·卡遜出版《寂靜的春天》一書，標誌着現代生態環境理念進入人類視野。

  1972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並發表《人類環境宣言》(即“世界環境日宣言” )，標誌着生態環境進入了人類管理程序。

1971年，新中國成立“環境保護辦公室”,標誌着中國的環境保護先於世界被列入管理程序；
1973年，“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成立，並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
1974年，國務院頒布第一部生態環境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暫行規定》；
1975年，“黃河水源保護辦公室”成立。[04]


  80年代後期-90年代 ，黃河水量發生了第二次大幅度衰減，年均入海從70年代的310億m3頓減為140億m3，已大大低於200億m3的生態流量。1997年，實際入海13億m3，僅為天然水量的2.2%；黃河已經沒有了“汛期”和“洪峰”的概念，說黃河“干”了絲毫不為誇張，已經完全是貧水性質的“水源性斷流”。


  進入21世紀，在小浪底和三門峽聯合調控的基礎上，1999年啟動了“黃河不斷流項目”：以50m3/秒為“斷流預警流量”---當黃河幹流某斷面逼近這個數字時,立即關閉其上游的一切引水設施。在2005年元旦之際，《人民日報》宣稱：“2000年以來至今，黃河未發生過斷流現象，成為迄今為止全世界唯一解決斷流問題的大河”[05]。

  但是，黃河斷流引發的生態後果，主要是下遊河床泥沙沉積，其次是三角洲退化問題。根據“大水沖刷，小水淤積”的原理[06]，50m3/秒的流量對於黃河來說不過是涓涓細流，和2500m3/秒的沖、排沙流量相距甚遠。這種“小水不斷”除了浪費“沖刷流量”的積累形成、徒增河床的泥沙外，尚可喜悅的就是聽說“東平湖的刀魚又游到鄭州啦！”。

  顯然，這種“不斷流”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充其量也就是個“刀魚工程”。即便如此，2000年以來的年均入海水量仍繼續減少，由90年代的140億m3再降到120億m3，甚至經常達不到50m3/秒的“斷流預警流量”。2002年，實際入海水量僅為34.5億m3；即使把汛期行洪流量平均進去，也僅能勉強維持“不斷流”。

  稍往深處看，調控只能解決水源分配問題，並不能改變黃河徑流枯竭的本質。嚴格限制河道取水，倒是可以確保“不斷流”了，但勢必增加地下水的開採量；過度開採地下水帶來的生態問題並不比“斷流”輕鬆。

  過度開採地下水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水位下降。從國家戰略考慮，地下水位屬於重要安全指標。如有戰爭水庫被提前疏泄至安全水位、恰遇大旱又河道乾涸，地下水就成了唯一的“保命水”。現在地下水位已被透支過深，農業不得不採用“潛水泵”取水，“潛水泵”靠水下“揚程”工作，必須用電。這樣，原本因面積分散而缺乏打擊目標的農業，屆時將因被綁定在“高壓塔”上而成為戰略打擊目標；2008年雪災時“高壓塔”帶給城市的厄夢，將毫不留情地降臨到農田，一發導彈就足以讓百萬畝莊稼絕收。這對於中國以“灌溉農業”為主的糧食生產體系來說即危如累卵。只有將地下水位恢復到7米內（大氣壓=10.30m，水泵連續工作時井內還將產生3.0米左右的“井壁水位降”），緊急時刻農民才可能用“柴油機-離心泵”、“人力壓泵”等多種靈活手段取水“保命”；否則就只能“望水止渴”，不要說灌溉了，連吃水都是問題。對於“高尚人士” ，這或許還沒有吃不到黃河刀魚重要。

  用犧牲地下水和“沖刷流量”的方法刻意維持象徵性的“不斷流”是得不償失的；和70年代的因忽視而斷流相比，不見得就高明。


二、水源儲量的大規模消失

  在地表水源枯竭的同時，黃河流域的地下水及其它水源儲量也同時大規模減少。水源儲量到底減少了多少？多年來官方的口徑是“收支基本平衡”，但這種說法無法面對20多年來地下水位大尺度下降的歷史事實。筆者根據官方文獻披露的相關數據，進行了詳細的分項計算，得出的結果十分令人吃驚。為了不影響正文的可讀性，這裡只導出計算結果。計算所依據的資料與方法，見《附文一：黃河流域水源虧損分項計算》，供專家和工程類讀者審證。


1、地表徑流損失

  根據圖表02，以70、80年代平均水平計算，僅1990-2005的16年間，黃河入海總量減少2650億m3；


2.淺層地下水儲量損失

  80年代以來，黃河流域平原的淺層水位平均下降了14米，流域16.70萬平方公里平原所含淺層優質淡水（含礦化度≤2克/公升）儲量減少1470億m3。

  同時，國家調查資料還顯示：1985-2004年20年間，黃河流域平原淺層淡水面積減少1.45萬平方公里；究其原因往往是淡水區開採過度，周邊鹹水入侵的結果。淡水區“鹽化”後，則很難恢復，可視為對水源的一次性破壞。
見《附文一：黃河流域水源虧損分項計算-淺層地下水》


3、深層地下水儲量損失

  根據資料計算，流域深層地下水儲量減少930億m3。見《附文一：黃河流域水源虧損分項計算-深層地下水》
  深層水源遠流長，補給量很小。“水質點運移大約需要1-3萬年的時間，從地表至深層補給區的水循環需要數百年、以至千年時間”[07]。一般將深層水視為“不可開採資源”[08]。不到萬不得已就輕易動用，實屬對後輩不負責任、得過且過的掠取行為。而且深層水的開採極易引發地層沉降等地質災難。

  深、淺層水的巨額支出，使黃河流域形成了較大的地下水漏斗區65處，漏斗面積6000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運城漏斗，面積達1800多平方公里，水位埋深110米。


4、“土壤水庫”儲量損失

  除地表、淺層、深層水外,還有“隱性水源”---土壤水，也在巨量損失。

  土壤水指的是淺層水位以上的地層含水，由水位下降后土壤吸附的水分構成。因這段地層含有空氣，因此也叫“包氣帶”。

圖表03-包氣帶水分示意圖


  20多年來，黃河流域平原的淺層水位由平均3米下降到了17米（見《附文一：黃河流域水源虧損分項計算-淺層地下水-水位變化》）；相應，包氣帶加厚了14米。這14米包氣帶在形成時都吸附有一定的水分，但包氣帶水分會因向上蒸發或被樹木根系吸取而減少。20多年來，黃河流域地表水源日趨枯竭，包氣帶損失的水分得不到足量的滲補，日積月累，造成“土壤水庫”儲量的嚴重虧損。

  據估算，20多年來黃河流域土壤水儲量虧損1000億m3。見《附文一：黃河流域水源虧損分項計算-土壤水》

  土壤水雖然不是能集中開採的水源，卻是維繫地表、地下水源的紐帶和緩衝儲量。地層乾燥會減少地表、地下水的產出。近年來，在同等降雨條件下，形成的地表徑流卻比70年代小許多，說是下滲了吧，地下水位卻無升反降。這種奇特的水文現象，就是土壤水“空庫”了，降水被強行“補庫”的結果。---“欠帳”總是遲早要還的。

  假如讀者有興趣用“樹木枯死”百度一下，可找到相關網頁28萬篇，大部分是深層土壤乾旱導致的樹木死亡。


圖表04-20多年來黃河流域水源虧損累計

(註：僅為1990-2005年16年合計)

  20多年來來黃河流域水源累計虧損為6000多億m3。

  這些尚不包括一些因資料缺乏無法計入的項目。如：山丘地下水與平原地下水不重複部分的儲量虧損、高原冰川積雪的儲量虧損、流域內天然湖泊萎縮的儲量虧損、礦化度≥2的微、輕鹹水的儲量虧損...等。這些未計入部分的虧損總量也應在千億立方米的量級。

  6000多億m3到底是個什麼概念？應一些非工程類讀者要求類比如下：
10多條黃河的天然流量，3000條長城的體積、全國每人95萬瓶礦泉水。

  如此龐大的水源為什麼會在短短20年間忽然消失？本文將給出可計算、可驗證的回答。


  水源的巨量虧損是災難性的。

  按1997-2002年均入海不足50億m3，黃河何至還是“季節河”那麼輕巧？簡直就成了十足的“內流河”！若不是靠每年透支100多億m3的地下水儲量來補充地表，它哪裡還有50億m3入海？恐怕一進入山東境內就湮幹了。

  2002年，山東省500萬人吃水困難，近5000萬畝農田無水灌溉，760萬畝絕收[09]。勝利油田也因缺水而多年限產。由於黃河入海水量過少，泥沙得不到有效沖刷，導致下遊河床以每年抬升10厘米左右。1998年，4700流量的洪峰水位竟相當於1958年的30000流量和1982年22000流量的高度[10]。

  然而，本文的重點還不在於追究水源危機的惡果。




第二章 對“大水荒”以往成因的否定和“社會制度成因”的提出


  為什麼中國北方會在短短20年內水源全面枯竭？各種學說雖莫衷一是，但主流的觀點均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1、降水減少,氣溫增高；
2、工業與城市用水增多；
3、森林植被減少。

  “雨下少了，水用多了，自然就缺水了”，答案多麼“簡明”啊！但如果僅僅停留在表層，不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就難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本文認為這些因素不僅不是導致“水荒”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甚至根本就是反面原因。比如，城市與工業的擴張增加了用水,但“用水”並不等於“耗水”。而城市與工業的擴張還必然伴隨着農田的減少，同樣面積的農田和城市哪個耗水更多？這些問題若不經定量研究，結論就難免流於“想當然”。再比如，按照一些人的“信仰”，森林是增加水源的；但所有的觀察資料都表明，森林的騰發（土壤蒸發、植物蒸騰）強度大於荒坡裸地；在同等降水條件下，所“增”之水從何而來？我們還知道，任何生命的生長發育都需要消耗水分；森林作為龐大的生命群落難道就可以例外？不耗水反而增水？


一、“氣候因素”不是“大水荒”的成因

  無庸質疑，近20年來中國北方確實存在着降水減少和氣溫升高的趨勢。就黃河流域而言，90年代年降水量較60年代減少了4.2%；氣溫平均升高了0.58℃[11]。
  但是，一個地區的水源盈虧並非僅僅取決於降水一個因素，而是取決於降水（收入）和蒸發（支出）的總體作用。

  降水減少了4.2%,“收入”是減少了；但水源是否應當減少，還要看“支出”的情況。

  根據多方面資料和研究成果，黃河流域的“天然氣候蒸發能力”---水面蒸發量,80-90年代較60-70年代下降了7.5%[12]。

  當然，“水面蒸發”還不等於“實際蒸發”；因為實際蒸發還要受土壤供水情況、色澤、質地、植被、粗糙度、等多種地表因素的影響。但是，在地表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實際蒸發量和水面蒸發量成正比關係[13]。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發生重大地表變化，實際蒸發也當同時減少7.5%。

  降水減少了4.2%，蒸發卻同時減少了7.5%；“收入”少了，“支出”更少，“庫存”就沒有減少的理由。也就是說，包括氣溫、日照...降水、天然氣候蒸發在內的總體氣候因素並不是水源減少的原因。

  若按“乾燥度=年水面蒸發量/年降水量”的氣候學公式，分子（水面蒸發量）減少了7.5%，分母（降水量）只減少了4.2%，乾燥度數值是縮小的。也就是說，黃河流域的氣候不僅沒變乾燥,反而稍微濕潤了。

  在氣候趨於濕潤的情況下，流域水源卻大規模減少，那就不應該簡單地“歸罪”於氣候因素，而應當到影響蒸發的其它因素---地表條件變化中去尋找原因。


二、工業和城市是增加水源的因素

  在中國北方的水危機中，往往首先引起人們關注的是水質的嚴重污染。但如果僅僅只是污染，我們就應該能看到滿河污水流入大海的景象；而中國北方的現實情況卻是大河斷流、十河九干、連污水也沒有那麼多。這就說明，中國北方的水問題已經不止是停留在污染層次上，而是演進為更為深刻的水源危機了。

  以水源作為研究對象，本文着重於“水‘沒’了，到哪裡去了”？而忽略“水‘髒’了，怎麼弄髒了的”？---本文定義的“水源”是不區別“水質”的。

圖表05-中國用水情況變化表[14]


   圖表05表明：1980年以來，農業用水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工業與城市用水快速增加。但是，“用水”並不等於“耗水”。

  按照流域水資源研究採取的一般性定義：“耗水”是指在輸、用水過程中,通過蒸騰蒸發、土壤吸收、產品帶走、居民和牧畜飲用等形式消耗掉,而不能回歸到地表水體或地下含水層的水量。

  嚴格地講，只有蒸發才是真正的耗水。 “土壤吸收、產品帶走、居民和牧畜飲用”不見得就是耗水。土壤吸收可能有一部分滲入地下，作為地下水、土壤水儲量；居民和牧畜飲用將有一大部分通過排便回到污水系統，只有呼吸、皮膚分泌才造成蒸發；礦泉水、西瓜等產品攜水也只是水量轉移。其他生活用水比如洗衣服，用水“嘩啦啦”看着不少，可真正能被稱為“耗水”的是經甩干後、晾曬過程蒸發掉的水分，其它的也進入了排水系統。

  直覺告訴我們，工業和生活只能把水弄“髒”，而不能把水弄“沒”；計算證實了直覺。水的“比熱”和“汽化熱”都非常大，蒸發水需要很大的能量。經簡單計算，在熱效50%的情況下，一噸標煤可蒸發初始溫度為攝氏15℃的水5.6m3。而2005年中國能源總消費為折合標煤22.2億噸[15]；即使把這些能源全部用來蒸發水分，也只可蒸發124億m3；僅占當年工業、生活用水的6.3%。

   《附文二：工業耗水率分析和市區耗水量計算》通過對占工業用水量50.0%的“火電業”和另一用水大戶---“造紙業”的耗水環節進行分析，得出結論為：工業用水的“蒸發耗水率”不超過10%。這個結論和“海河水利委員會”李彥東的論斷不謀而合。---工業與生活用水可以是水質污染的禍首，卻不能夠是水源枯竭的罪魁。

  進一步研究認為，工業與城市的擴張必然伴隨着同樣面積的農田減少。同樣面積的市區耗水量只相當於農田人工灌溉用水部分的1/3。在天然降水方面，農田和市區降水雖然是同量的，但農田降水將被耕作層土壤吸收後用于田間騰發；而農田轉化為市區後，地表將被水泥屋頂、水泥路面覆蓋，天然降水非常容易在這些不透水面上形成地表徑流，通過城市排水系統進入江河湖泊或在其它地方下滲形成水源總量。而且，水泥覆蓋下的土壤含水也不容被蒸發。降水的去向只有三種途徑：蒸發、下滲、徑流；只要不被蒸發就形成水源。其實，這個道理很容易通過生活驗證：在電視裡，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在強降水發生時“農田未澇城先澇”的畫面。

  《附文二：工業耗水率分析和市區耗水量計算》以北京市為模型，通過對市區與農田用、耗水現狀的比較，計算出結果：每平方公里農田轉化為市區、工業區後，若能完全“水泥化”，則每年每平方公里可減少蒸發耗水32萬m3，同時增加54萬m3的地表徑流；綜合水源效益為86萬m3/平方公里/年。若新建一座與北京同規模、同工業程度的大都市，每年可增加水源11.6億m3（10億立方米庫容為大Ⅰ型水庫，即特大型水庫）。

  深入的量化分析說明：工業與城市不僅不是水源枯竭的原因，反而是水源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往認為工業與城市擴張、用水增加造成水源枯竭的結論是不經推敲的。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既然城市單位面積水耗遠比農田小，對水源的貢獻遠比農田大，為什麼往往城市的地下水位要比周邊的深？

  這是因為，城市取水比農業密集，但取水不等於耗水；城市取水使用後，對外轉移了水量；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使用城市排出水灌溉農田的情景。也就是說，城市的水量輸出造成了水位的下降。

  據不完全調查，目前中國農田污染約1.5億畝；其中，污水灌溉已形成污染的就有3250萬畝[16]。這就是城市對外輸出水量的結果。


三、水源危機和森林植被無關

  一些人堅持要從“信仰”出發，認定“森林可以增水”。似乎只要有了森林，就要水有水要雲有雲。說這種“信仰”淵源於“五行相生”吧，可連業餘的術士也知道是“水生木”而不是“木生水”。

  畢竟，水文、環境科學是實證科學，不是“術士哲學”和迷信。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人類對生命本質的認識、農林業的生產實踐都一致告訴我們：任何生命的生長發育都需要消耗水分，森林作為龐大的生命群落，也不可能例外。就因果而論，森林是水源豐富的結果，而不是水源豐富的起因。

  從統計數據看，自建國以來，除1980年左右因過度宣傳“森林保持水土、梯田流失水土”造成森林面積一度下降外，其餘都是增長的。說20多年來的水荒是“森林減少”造成的，不具有統計學依據。圖表06反映了1949年以來中國森林覆蓋率變化。

圖表06[17]



  就森林的作用而言，森林土壤的豐厚腐植質和腐死根系所遺留的孔道可以比荒坡更快、更多地入滲降水，使得森林具有蓄水減洪作用；林地入滲的水分還有望在旱季緩慢釋放為枯水期徑流，使得森林具有調水作用；森林的根系可以固定土壤以免沖蝕，使得森林具有保土作用。我們絲毫不懷疑森林的防洪、蓄水、調水、保土、固沙、防風等作用；但是，說森林可以增水，卻是南轅北轍的。

  大量的、長期的檢測表明，林地水分的騰發要遠遠大於荒坡裸地。在乾旱、半乾旱地區，裸地50%以上的降水可以形成地表、地下或土壤水資源，而喬木林地的降水騰發率接近、甚至超出100%。超出部分就通過透支土壤水分的方式維持，當土壤水分被長期透支到接近或低於“蔫萎係數”後，樹林就退化為“小老樹”---灌木化，甚至成片枯死。

  保得洛夫在《森林改良土壤學》引述了在中亞細亞營造松林的一段經過：松林自栽植至第十年一直生長良好，忽然成片死亡。[18]

  雖然林區土壤具有較好的入滲和蓄水條件，有望形成“細水長流”的局面，但前提是降水要足夠大，雨季吸納的水分自身消耗不完。即便是“細水長流”，但全年總徑流量也是減小的。在降水較小的中國北方，由於森林自身的騰發已將所吸納水分耗盡，使得“山青水綠”的企盼成了“山青溝干”的尷尬。

  美國科羅拉多州從1910年起，就在車輪山口兩個自然地理相似，面積各在一千畝左右的小流域進行了8年的實驗。一個流域森林保持原狀，另一個全部砍光。後者全年流量增加17%。以後森林逐漸恢復，兩個流域全年流量的差額亦逐漸縮小，以至完全消失。1934年，美國森林局在阿帕拉契亞山的柯威他三十個小流域（面積共26100畝）進行大規模試驗，直至1964年才告結束，所得結果亦大致相同。1967年國際森林水文學討論會上，希伯爾特匯集全世界所有記錄加以分析，進一步肯定了砍伐森林一般能增加河流全年流量，增加幅度可大至65%。在有些事例中，甚至增加最多的季節正好是低水期。[18]

   《附文三：森林“減水效應”監測資料選》引用了較為全面的資料，多方位描述了林地的減水效應。把20多年來的“水荒”歸結於森林植被減少，既沒有統計學依據，也和監測成果相矛盾。


  在逐個排除了水源危機的氣候、工業、森林等主流成因後，筆者提出一個全新的“社會制度成因”。


四、“社會制度成因”的提出

  讓我們再次審視黃河年均入海水量變化圖：



  上圖顯示，新中國成立以來，黃河水量發生了2次劇烈衰減，第一次發生在60-70年代，衰減188億m3，衰減率為38%；第2次發生在80年代後期-90年代，衰減144億m3，衰減率為51%。

  前文說，在黃河第一次衰減背後，隱藏着偉大的中國農業灌溉革命。這次革命對於黃河來說是適中地開發利用了白白流入大海的那部分水量，並沒有帶來生態和水源危機。

  那麼，在帶來了嚴重水源危機的第二次衰減背後又隱藏着什麼呢？是氣候、工業、森林嗎？我們已經一一排除了，都不是。

  是灌溉面積再次擴大了麼？也不是。

圖表07[19]


   圖表07顯示，在80年代，中國的灌溉面積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因人民公社的解體平均減少了736萬畝。

  那麼，它的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麼巨大變故？

  農業，仍然還是農業。鄭州的年水面蒸發量為1300mm，也就是說在自然日照與氣候條件下，每平方米農田每年可蒸發水1.3m3。假如換算為工業蒸發，相當於每畝每年耗電60萬度（按水溫初始溫度攝氏15℃）。以鄭州為標準，全國18億畝耕地的“天然蒸發能力”相當於1100萬億度電力。這是個什麼概念？2005年，中國電力總消費才2.5萬億度，只達到農田蒸發能力的2‰。這就意味着，農田蒸發的任何微小變化所帶來的水量消失，都不是工業可以比擬的。

  但是，我們在否定“水荒成因的“氣候論”一節里曾指出：中國北方的“水面蒸發量”是大幅下降的。然而，這並不矛盾；農田的實際蒸發不僅取決於“水面蒸發量”，還取決於地表的保水條件。比如，在土壤供水充分的情況下，即使“水面蒸發量”減小，實際蒸發也可能加大；把農田覆蓋一層薄膜，即使“水面蒸發量”增大，實際蒸發也可能減小。用煤灰把土壤染成黑色，改變土壤輻射性能；或者把土壤表面弄得凸凹不平，改變地表面積等；都可以造成雖然“水面蒸發量”下降，但實際蒸發量卻可能增大的結果。


  筆者大膽地假設：

  莫非是20多年來中國社會制度的變遷改變了農田條件？從而造成農田蒸發加大？以至於形成宏觀水源枯竭？

  回答是肯定的。本文將展開系統的論證和提供具體的實驗成果。

  我們將從中國古典農業的“保水耕作”體制在“灌溉革命”發生後、所遭遇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入手論述；進而揭示耕作體制改變對水文環境的重大影響。



第三章 毛澤東時代：“灌溉革命”與“保水農業”


一、“中耕保墒”---中國古典農業的核心和特徵

  在中國北方廣大的乾旱、半乾旱農業區，作物年需水量為1000mm左右，年降水量卻只有200-600mm，而且降水的季節分布極不平衡。在社會尚不具備能力組織大規模灌溉的古代中國，為解決這種十分尖銳的供、需水矛盾，勞動人民發明了以“保墒”為核心的耕作體制。

  “墒”，指的是土壤水分。

  保墒,在古代文獻中也稱為“務澤”；“務澤”，就是“經營水分”。

  所謂經營，就是通過深耕、細耙、勤鋤等手段來儘量減少土壤水分的無效蒸發，使儘可能多的水分來滿足作物蒸騰。

   “鋤禾日當午”一句童孺皆知，若要問農民為什麼要冒着炎炎烈日終日鋤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

  實際上，除草只是較為淺顯的原因之一，鋤地的核心是“鬆土保墒”。《齊民要術》就特別強調：“鋤不厭數，勿以無草而中綴” ；就是說，鋤地是不論次數的，沒有草也要鋤下去。這是為什麼呢？

  近代土壤學揭示，土壤在過水後會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細管，還會在縮水過程中開裂；“鬆土”，就是切斷毛細管，堵塞裂縫；從而“保墒”---抑制水分沿毛細管上行至地表蒸發和直接經裂縫蒸發。

  鬆土保墒，一般在雨后土壤表面乾燥到不泥濘時進行。用鋤頭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暄土”，暄土不會開裂；暄土層與下層之間的毛細管也被切斷了，不再能從下層獲得水分，因此會迅速乾燥成無水分可供蒸發的“被子”，把下層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

  中國最早的農學論文《呂氏春秋.任地》論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意思是：鋤地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土壤乾旱，具體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膩、酥鬆。

  農諺“鋤板底下有水”、“鋤頭自有三寸澤”就是對鬆土保墒功能的生動總結。

  鬆土保墒，又被現代農業學稱作“暄土覆蓋法”。覆蓋，也是防止一切水分蒸發的最有效途徑。分布在中國甘肅、青海等地區的“砂田”就使用卵石來覆蓋地表，竟然也能在極度乾旱的環境中生產出西瓜、蔬菜等高水產品。正宗“白蘭瓜”，就出產於砂田。毫無疑問，和石片覆蓋、秸稈覆蓋、塑料薄膜覆蓋相比，“暄土覆蓋”具有“同質覆蓋”的無比優越性；這也是中國古典農業的“超前性”所在。

  鬆土保墒的原理又和槍支等精密鋼鐵製件的“發藍”工藝很有點類似。發藍就是“以氧制氧”：讓金屬表面迅速氧化成緻密的四氧化三鐵薄膜，保護下層不再被繼續氧化 。鬆土保墒則是以“表層乾燥化”來防止“深層乾燥化”。


  中國古典農業發端於春秋時期。走出了石器時代刀耕火種的華夏先農，開始有意識地提高土壤對水分的保持能力，逐步建立起“深耕-易耨”的耕作體制。

  “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層厚度。可以打破常年耕作踩塌形成的堅實“犁底層”，減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擴大作物的水、肥空間；可將下層“死土”翻起，熟化其結構，風化其養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保水性能和肥力。深耕還可加強雨季吸納降水，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稱為“深耕蓄墒”。

  “易耨”（耨：nòu），就是經常鋤地。鬆土除了保墒、刈草外，還可提高地溫；因為蒸發消耗熱量，減少蒸發就積累熱量。農諺說的“多鋤地發暖，勤鋤地不板”就是這個道理。


  在古代中國，人們甚至把“鋤地”作為判斷國家制度的標準。

 “深耕易耨”演化為成語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表達了儒家學派的政治主張：“王如施仁政於民，...深耕易耨...”。就是說“讓老百姓能夠經常鋤地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

  在孔、孟之前，傑出的政治家管仲則以法家的“國治觀”把“深耕易耨”作為國家安全的標誌。

   《管子.八觀》寫到：
行其田野，觀其耕耘，計其農事，則饑飽之國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謹，...以人猥計其野，...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

  這段話的大意是：只要看一下它怎麼耕地、鋤地就知道這個國家的安全狀況了。不能讓百姓深耕勤鋤，而是讓百姓們湊到“非耕作場所”（猥計其野）去打麻將、賭“六合”、選“超女”，即使不發生旱、澇等自然災害，也依然要被饑荒和動盪籠罩。

  到北魏時期，出現了賈思勰的農學巨著---《齊民要術》，進一步把耕作體系發展為“耕-耙-耱-壓-鋤”，標誌着中國以“保水”為核心的古典耕作體制的成熟和完善。“耙”是用鐵齒將犁耕翻起的土塊切碎，兼有減小播種阻力和鬆土保墒的目的；“耱”是無齒耙，着重於將地表拖細碎、平整；“鎮壓”是通過碾壓或拍打的方式將耕、播、鋤造成的坷垃支翹壓實。在《齊民要術》體系中，“耱”、“壓”、“鋤”都以保墒為直接目的。

  在世界範圍內，中國古典農業又被稱為“中耕農業”。“中耕”指的在播種與收穫之間、在植株間進行的田間耕作管理。主要包括鋤草、鬆土、培土、鎮壓、間苗等環節。中耕，是中國傳統農業的獨具特徵；特別是鋤頭，作為中國古典農業的標誌，是鐮刀和犁鏵不可篡越的。

  “中耕保墒”體制之所以單獨在中國形成，除了中國北方乾旱、半乾旱的氣候背景迫使華夏先農去探索、實踐這條道路外，還得力於在2000多年前的西漢就普及的條播（耬播）技術。---整齊、有間隔的分行栽培，使得中耕成為可能。而歐洲公元17世紀前都還是手工撒播，亂七八糟的植株間根本就沒有人的立足之地和下鋤空間；到18世紀歐洲才普遍採用條播技術。直到1731年，農技推廣家傑思羅·塔爾還在努力勸說歐洲農民採用他的“馬拉鋤地法”[20]。當宋代中國已經成功地將北方古典農耕技術移植於南方、改革為江南“稻作體系”、取得平均畝產量343市斤的成就時，歐洲作物的畝產才約合76市斤[21]。毫不吹牛地說，直到18世紀，歐洲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農業”；什麼叫“intensive cultivation”或“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在日本，農史學家熊代幸雄、西山武一等認為：《齊民要術》所代表的“旱農的經驗原理與現代旱農的科學原理已十分接近”[22]。學者神谷慶治則驚嘆不已：“即使用現代科學的成就來衡量，在《齊民要術》這樣雄渾有力的科學論述前面，人們也不得不折服”...現代日本旱地農業所採取的最先進的技術理論與對策“和《齊民要術》中講述的農學原理，卻幾乎完全一致，如出一轍”[23]。


  中國北方農民數千年來面向黃土背朝天,日復一日地鋤地，鋤地，為的就是用有限的水分生產出儘可能多的糧食。為了提高鋤地效率和改善孤單枯燥的勞動環境,人們還結成“鋤社”。在元代大農學家王禎的《農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幅農民用傳統手工方法“結社鋤地”的鄉村風俗畫：

     在北方的村莊裡，農民常結為鋤社，一般由10家結為一社。先鋤一家的田地，這家就為其餘各家來鋤地者提供飲食。其餘各家輪流照此辦理，在10 天內輪流完...這是完成鋤地任務的快速方法而且是一件樂事。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麼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秋收之後，鋤社社員們都拿出酒和豬蹄來，參加慶祝豐收的盛宴。




二、毛澤東時代偉大的中國農業灌溉革命---農業的現代化的起步

水者，地之氣血，如筋脈之流通者也。
---《管子·水地》（公元前7世紀）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
---毛澤東
 

中國古典農業對水採取“保”的態度，其實是落後的生產力和落後的社會形態面對乾旱環境的被迫選擇。“保”，只可能減少水的損失，而不能根本解決降水過少的惡劣條件。因此，將“人工灌溉”引入耕作過程就成為中國農業從古典向現代邁進的最重要的步驟。

  早在4000年以前，中國先農們就懂得臨河引水和挖井汲水，並產生了以“都江堰”為代表的水利工程和人工灌區。令人惋惜的是，受生產力和社會組織方式落後的桎梏，沒有能完成農業的灌溉革命；中國農業長期停留在自然狀態。至1949年，自大禹起的4000年間，舊中國共累計完成灌溉面積2.4億畝，約為總耕地面積的1/10，而且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區；在乾旱缺水、更加需要灌溉的北方，灌溉面積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計，蓄水能力近似於零。經兩千多年陸續擴建的“都江堰”、“河套”等灌區面積直到1949年均未超過300萬畝（現存的千萬畝規模皆為新中國前30年擴建）。

  1957年，毛澤東主席發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時代強音。此時的中國，由於工業革命才剛剛起步，水利建設最初所依賴的是新生的先進社會組織方式---農業合作化、集體化制度。中國農民就是靠人眾心齊、大錘鐵鍬、手推肩扛，拉開了中國農業灌溉革命的輝煌大幕。水利部長傅作義曾做了一個題目為《四個月的成就等於四千年的一半》[24]的總結,說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個月擴大灌溉面積一億多畝,相當於舊中國四千年以來所積累灌溉面積的一半。在以後的十幾年歲月里，隨着工業革命進程所提供的機械、能源、技術的強有力支持，到70年代，中國完成了人類文明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農業灌溉革命。

  截止“五五計劃”結束時的1979年，全國擁有有效灌溉面積7.3億畝，占世界灌溉面積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積超過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積占實際耕作面積的比例）提高到了46%，處世界領先地位（美國目前灌溉密度僅為13%[25]）。同時還完成2.6億畝的除澇和6200萬畝的鹽鹼地治理。其間，共建成大、中、小（10萬m3以上）型水庫8.6萬座，數百萬座被民間稱作“水庫”的塘壩（10萬m3以下）不在統計之列。總庫容4千多億m3。人工河渠總延長300多萬公里，已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里。[26]

  新中國1949-1979年水利建設的“工程總量”---體積合多少土石方？

  根據《水利部：建國40年水利建設經濟效益》[27]提供的數據：1949-1987全國水利工程總投入按1980年不變價格計算為2164.11億元；勞動力投入折合1137.03億元。

  80年代是中國水利建設的“黑暗時代”。水利建設投入占基本建設投入份額由1958-1979的7.08%降低為2.7%；這麼低的投入恐怕連工程維護都完不成，就別提新建項目了。我們有理由認為：在1949-1987的2164.11億元投入中，有1800億左右、甚至更多為1949-1979的投入。特別是1137.03億元的勞動力投入，完全是人民公社靠生產隊“記工分”完成的。

  按當年“國家搭骨頭，群眾填肉”的建設模式，國家與各級政府的1800億大致是用來完成占工程體積30%左右的核心、樞紐、骨幹、框架、鋼筋混凝土等項目施工，和規劃、設計、組織、配套、後期維護等支出的；群眾的1137.03億勞動力投入大致是用來完成其餘70%土石方體積的。根據史料，當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為0.45元/立方米[28]。也就是說，靠群眾“記工分”完成的工程體積為2527億立方米，靠國家和各級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體積為1083億立方米，總計為3610億立方米。

  由於資料不足，筆者曾做出過“最保守估算，工程總量土石方也當在300億立方米以上”的判斷，被廣為引用；“保守係數”竟高達12倍！有誤導讀者的嫌疑，特在此修正並道歉。

  3610億立方米這個天文數字是個什麼概念呢？萬里長城的工程量為2億立方米；傾舉國之力、歷經15年建設還沒有完工的三峽工程，到最後的土石方開挖、回填、混凝土澆注總量不超過3億立方米。

  也就是說，在1949-1979的30年間，新中國水利建設的工程總量為1200座三峽工程，平均每年40座。


  巨大的工程不僅是灌溉面積的數倍增加，也是灌溉結構的戰略調整。灌溉要解決的是天然降水與作物的需水矛盾，這個矛盾在降水豐富的南方遠沒有北方尖銳。雖然受水源短缺的限制，在乾旱地區實施灌溉要比濕潤地區困難得多，但增產效果卻更為強烈。因此，在新中國新的灌溉面積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華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躍提高到了74%[29]，超過了南方平原地區，也超過了“都江堰”等經典灌區。

  籍此，中國一舉扭轉了“南糧北調”的被動局面，徹底圓解了用7%的土地養活24%人口的千年夢想；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三、精耕細作、八字憲法、大寨道路
   ---灌溉條件下對“保水”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農業與工業有着本質的差別；至今，人類還不能象合成聚乙烯顆粒一樣合成大米。這就意味着，農業的現代化只能是用工業的、科技的、社會的手段來加強和改善農業，而不能徹底取而代之。同時，農耕的對象是幅員遼闊的地表和體積龐大的土壤地層、水源水體；一旦把現代工業、科技、先進的社會組織方式等威力巨大的因素加入進來，特別是在灌溉革命條件下對環境水源的大規模轉移；農業就不再是簡單的糧食生產問題了，甚至會引發環境的變遷；這將關繫到整個社會的水源安全。

  灌溉的本質是攝取環境水源補充農田水源。環境水源取決於大氣降水等氣候、地理因素。也就是說，在特定區域內，環境水源的儲量和盈餘能力都是一定的。

  一個區域（一般按大流域計）的環境水源盈餘量有多少？---在水源儲量不透支、水位不下降的情況下，通常就是除去維持河道生態必須水量以外的入海水量。假如灌溉耗水超出了環境盈餘量，靠透支地下水、土壤水等水源儲量或剋扣生態需水來維持，其灌溉就是不可持續的；終有一天會因儲量耗盡、生態惡化，導致灌溉體系崩潰。假如能夠有效地減小單位面積的蒸發耗水，就可能維持較多的灌溉面積。

  在毛澤東時代，隨着灌溉革命的進程，中國在環境水源盈餘能力很小的北方擁有了大規模、高密集的灌溉農業；然而，正如《黃河年均入海水量變化圖》所揭示：並沒有發生透支水源儲量和剋扣生態需水的問題！---截止70年代末，黃河流域平原的淺層水平均埋深為3.0米，---這是最適合農業耕作的優選水位（耕作帶1米+毛管帶2米+過渡帶0米，見圖表03-包氣帶水分示意圖）；年入海水量依然保持300多億m3，扣除河道生態需水200億m3，還有100多億m3的盈餘可供以後擴大灌溉面積。

  我們在驚嘆之餘回觀歷史，意外地發現：奇蹟誕生於對中國古典農業優秀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一）、毛澤東發明成語“精耕細作”
       ---對古典農業“保水耕作”的繼承

  1955年，在完成了暴風驟雨般的土地革命和簡短的戰亂恢復後，新中國開始規劃農業的現代化遠景。自1955至1960的6年裡，毛澤東主席在廣泛調查、深入研究、集思廣益的基礎上，親自起草、多次修改[30]，主持制定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40條”），提交人民代表大會公布實施。在這部具有法規性質的綱領性文件中，“發展灌溉”和“精耕細作”同時被列入條款。

 《綱要》規定：
      第五條：  興修水利，發展灌溉，防治水旱災害。
      第十一條：  一切農業合作社都應當實行精耕細作，改進耕作方法，...及時鋤草間苗，加強田間管理，...

  倍受史家推崇，毛主席創用了一個新詞---“精耕細作” 。遍覽中國古代文獻，並沒有“精耕細作”一詞；管子使用的是“深耕謹耘”、孟子使用的“深耕易耨”、《齊語》使用的是“深耕疾耰”。顯然，先賢們都局限於具體工序的耕作要求，而“精耕細作”則“高度概括了包括整個中國古典農業體系在內的全部技術原則，其涵蓋要深廣得多” [31]。從“深耕易耨”到“精耕細作”，反映了中華民族思想的深化和超越。

  文獻研究還發現，在1956年的《綱要（草案）》裡，毛主席使用的還是“深耕細作” ，但到1957年《<綱要>（修正草案）》公布前，毛主席就在其它場合使用“精耕細作”了：“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 ；“...靠精耕細作...，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32]。透過“深”和“精”一字之差，我們看到了毛主席書房的徹夜燈光。毛主席為此還通篇研讀了威廉斯的《農作學及土壤學原理》等技術專著[33]。之後，“精耕細作”便取代了“深耕易耨”，成為成語。

  “精耕細作”雖然作為中國古典農業的基本原則早已確立千年；但是，若缺乏必備的社會機制保障，再好的原則也很難被普遍遵行。比如鋤地就經常被看作是“有空可以多干、無空可以少干”的“閒活”。“有草鋤草，無草鬆土”是看不到“搭鋸見末”的經濟效益的；“汗滴禾下土”既沒有桑拿的痛苦，“鋤禾日當午”也沒有敲鑼打鼓求雨好玩；沒幾個農民一定要把“齊民要術”進行到底。也難怪，貧下中農沒幾壟地可侍侯；地主家又捨不得“銅子兒”和窩頭僱人從事這種“不緊要”的活計；也就幾個中農家的婆姨、半大小子還在“東一犁溝西一壟”地從事着鋤地的勾當，幺幺倆倆散落在孤獨的田野。這種現象越是到王朝末期就越是明顯。王禎筆下的田園牧歌也只是在田畝兼併尚不十分尖銳、鄉社功能良好的社會環境中或可存在。

  真正使“精耕細作”得到全面實行的是社會主義運動。農民們成群結隊、忘乎所以，為一成不變的勞作參合了許多“不本分”的內容。先在田間出一出風頭、賽一賽幹勁，再到地頭去“掃文盲”、念報紙、大批判、“提覺悟”。甚至連“廣播體操太極拳”、“擊鼓傳花丟手絹”也被搬到了田邊地壟。民兵乾脆就帶着槍支，在墳包青紗帳間展開軍事行動。一時，女人的尖叫、男人的粗吼交織一片。

  後來，有人為這種勞動形式取了一個外號叫“大呼隆”；雖不十分雅聽，倒也相當貼切。據說，這種勞動“出工不出效”。說實在話，在灌溉革命以後，“中耕保墒”就“比較效益”而論就毫無意義。“有草鋤草”尚能節約肥料陽光，在除草劑不發達的年代還算可以；“無草鬆土”就有點“勞民傷財”。你保持的那點水分在灌溉條件下只要輕鬆推上馬達、從容提起閘門就完全可以省略。雖說是節約了一點電力，但怎麼也抵消不了體力活動對糧食的消耗；而且還磨損農機具、鞋底子。

  然而，若不經歷史的深刻啟示和水源危機的昭然明示，誰也不會想到：正是這種“無效勞動”減少了灌溉對環境水源的耗散，保證了灌溉的規模和持續；成為勞動轉化為資源的典範。也正是“大呼隆”方式，在漫長的播種與收穫間隔期間為相對閒余的人力提供了有樂趣、有約束、能普遍參加、能持之以恆的社會主義“人性化”勞動，為“精耕細作”從原則到制度建立了組織保障。

  同在1957年，毛主席先後提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和“精耕細作”，科學地解決了“在灌溉條件下，還要不要堅持‘耕作保水’？”的問題。古老的“中耕保墒”技術，在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起跑線上獲得了嶄新的生命，被放到了和灌溉同樣重要的地位上。

  60年代，著名“莊稼把式”勞動家陳永貴，還借鑑“深耕”原理，將“淺鋤”改革為“深刨”。在玉米、豆類等行距較寬的作物中間，鋤耕深度可達25-40厘米。蓄、保墒兼顧，取得了良好的增產效果，作為“大寨經驗”被學習推廣。

  “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為了把廣大農民從繁忙的手工鋤地中解放出來，新中國在50年代就開始生產新型畜力和動力鋤草機。但中耕機械和翻耕、普播、收穫機械相比，有着在“棵間運行”、要求“靈活準確”的特點和難點；在“大躍進”中，中耕機和“水稻插秧機”同成為攻關重點。經不懈努力，至60年代，已推廣使用“通用架萬能中耕機”---可更換多種工作部件：鋤草鏟、鬆土鑿、鬆土輪、培土器、鎮壓磙、壟作鏵、開溝鏵等。至70年代，由小汽油機直接驅動工作部件、類似於“田間機器人”的水稻中耕機已批量生產。[34]


（二）農業八字憲法
---對古典農業“保水”傳統的發展

  假如說“精耕細作”是對中國古典農業“保水”傳統的繼承；那麼，“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就是繼承基礎上的發展。

  “水”，說的是“灌溉”；“管”，就是以“中耕保墒”為核心的田間管理。把“水”和“管”同時納入“八字”，毛主席再次對灌溉條件下繼續堅持“保持耕作”提出明確要求。


  在“八字”里，除了“管”，至少還有“土”、“肥”和“保水”有密切關係。

  “土”，指的是農田基本建設，包括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土地規劃等。土地凹凸、界埂密布不僅無法順利實施灌溉；而且擴大地表面積，加大水分蒸發。土壤板結，則毛細作用加劇---深層水分很容易通過毛細管“潮”到地表蒸發。

  靠集體制度，農民們剷除了條條人為的“私有界埂”、削去高地、填平低洼，營造出一片片“水平方”。也只有“產權”和“經營管理權”皆屬於集體，農民們才有權力對不同土質的地塊進行“客土互換”，黏土摻沙土，沙土摻黏土，配兌出不易開裂、不易板結、不易粘連、不易揚沙，保水條件、耕作性能均佳的人工“壤土”田。

  前文指出，毛澤東時代水利投入的工程量是巨大的；但是，水利建設的目的物是“水”，“工程”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農田基本建設的目的物就是“土”、“石”本身，這就決定了農田基本建設所動用的工程量更加巨大。

   《河南省志》（1994）載：在1971—1975的“四五”期間，河南省大規模地開展了農業學大寨、農田基本建設運動。每年冬春4個月，最高上工人數達到800—1600萬人，占全部農業整、半勞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億立方米。[35]

  25.79億m3，大約就是10座三峽大壩的工程量。這還僅僅是一個省的一半農業勞力、在5年內用每年4個月冬春農閒時間干的活！

   《當代湖南簡史》（1997）則客觀地對這段歷史進行了文字描述：“在‘農業學大寨’的推動下，為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湖南連續幾年組織幾百萬人在冬、春兩季開展農田基本建設，聲勢十分浩大……” [36]


  “肥”，我們這裡要突出強調的是“有機肥”的“保水”性能。

  有機肥的主要成分是“腐殖質”，土壤中腐殖質的含量越高，水分就越不易蒸發。

  腐殖質的主要成分是“腐殖酸”。腐殖酸有什麼作用？現代最常用的農業抗旱劑---“旱地龍”的學名就叫“黃腐酸”。黃腐酸能和水結合為分子量極大的“凝膠”，就如同“果凍”、“涼粉”一樣。涼粉中的水，“炒”都“炒”不出來，但埋到花盆裡，卻可以緩慢釋放，為植物吸收。

  在“嬰兒一次性尿片”和“婦女衛生巾”中經常可以發現一些比白糖細小的顆粒，這些顆粒通常是學名為“聚丙烯酰胺”的“高分子吸水樹脂”；這玩意在以色列、日本等國經常被用來改良土壤或沙漠。腐殖酸的水合性能就和“高分子吸水樹脂”類似。

  除了能夠膠合水分，腐殖質還可以改良土壤結構，克服板結，減緩土壤的毛細作用。

  在建國之初，毛澤東主席在積極主導化肥工業的同時大力提倡有機肥。1955年，毛主席在關於“蘭溪上華合作社養豬廠”的按語裡，發出了“養豬積肥”的號召[37]。1959年在給《人民日報》的信中毛主席寫到：“農林牧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農、林業是發展畜牧業的祖宗，畜牧業是農、林業的兒子。然後，畜牧業又是農、林業（主要是農業）的祖宗，農、林業又變成兒子了。這就是三者平衡、互相依賴的道理。...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能辦到了，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這是有機化學肥料，比無機化學肥料優勝十倍。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肥工廠”[38]。這裡，毛主席已經清晰地勾勒出循環農業、生態農業的基本框架。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1957修正草案）》還明文規定，“綠肥種植”可計入“複種指數”。1958年,毛主席在武漢,安徽等地視察農村沼氣時號召: “沼氣又能點燈,又能做飯,又能作肥料,要大力發展,要好好推廣”。

  到60、70年代，中國在努力建設化肥工業並取得長足進步的同時，有機肥料的推廣使用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廄肥、綠肥、堆肥、漚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氣渣...等廣泛肥源被用於提高土壤腐殖質。在有“煤苗”的地區，“風化煤”還被農民們用土法製成“腐殖酸銨”、“腐殖酸磷”等較高等的產品。一場學習大寨、建造“海綿田”的群眾運動在全國展開。大寨改出的“海面壤”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足見腐殖質含量之高。

  “農業八字憲法”是中國古典農業優秀傳統與現代先進科學技術的結晶，標誌了“毛澤東農業思想”的建立。“八字憲法”比較全面地概括了自然要素與人類勞動在農業生產中的關係。在“八字憲法”里，農業不再是單一的糧食生產，而成為農業、工業、科技密切聯繫，城鄉相互促進，農、林、牧、漁循環發展，農業生產與自然環境友好的系統工程。

  有“好事者”杜撰了“袁隆平PK毛澤東”的傳說，說是袁院士早在50年代就指出“八字憲法”里少了一個“時”；還說袁院士為此受到了“毛粉絲”們的“無理批判”。實際上，並不是毛澤東不知道“時節”、“時令”，一個出身農家、通篇研讀了《土壤學與農作學原理》、發明了“精耕細作”成語、起草了農業發展大綱的人怎麼可能不考慮“時”呢？不信自己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就有“不違農時，及時播種”的條文（第十一條）。但是，誰一定要把“時”寫進“八字憲法”，用老百姓的話說：那可真是相當的“白脖子”（方言：外行）。

  “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的前四個字說的是農業勞動的對象、也是作物生長的基本要素，後四個字說的是人類勞動。要把“時”寫進去的無非是想說“時”也是“基本要素”。可是，在人類已經達到的認識成果中，偏偏“時”已經失去了作為“基本要素”的資格。

  隨手翻一下中學教材或普及型的植物辭書，無論是“五要素”還是“七要素”都不包括“時”。“五要素”說的是“光、氣、水、溫、肥”，“七要素”說的是“光、氣、水、溫、肥、土、種”；就是沒有被念念不望的“時”。

  這是為什麼呢？

  現代科學認為：“時令”或“時節”已只是現象而非本質。“時”的本質對於“天文學”是天體運動的周期，對於“曆法學”是赤道、黃道；...對於“農業學”則是光照強度、時間分布和空氣的溫度、濕度。恐怕只有在“陰陽學”那裡，“時”還是神秘的“陽氣上升”、不可解析的“基本要素”；---或曰“時去金變土，運來土成金”。只要光照、溫度、濕度符合要求，什麼“時不時”的我都可以種西瓜。作為農學家，袁院士不至於“白脖子”到連這都不知道吧！

  當然，毛澤東不是神。“八字憲法”在最初確實少了一些“還不具有農業生產普遍實踐意義”的因素。後來，毛澤東告訴竺可楨：他已看到竺可楨的《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農業八字憲法“是管地沒管天”，在八字外，還應加上“光”和“氣”兩個字。看來，不是神的毛澤東還是很能接受“人間煙火”的。

  與其不懂裝懂、強人所難、假託院士還“穿幫”，還不如多追蹤一下科學發展的進程。


（三）大寨道路
---治山、改土、保水的光輝典範

  作為貫徹落實“農業八字憲法”的典範---“大寨道路”的主要物質成果是“治山改土”---“人工水平梯田”（包括“水平竹節溝”）、“人造小平原”、“人造海綿田”等。後二者的耕作性能、灌溉性能、保水性能沒人“敢”提出“質疑”；但對於“梯田”，長時間以來主流都宣傳說是“水土流失”。

  客觀地考查，“梯田”並不就是大寨的發明，在中國漢文化區，“梯田”之名出現於宋代。菲律賓的“伊富高梯田”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1995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國著名的雲南“哈尼梯田”、湖南“紫鵲界梯田”也都在為“申遺”忙得不亦樂乎。這些梯田一個個景色綺麗。怎麼那麼巧，偏偏“大寨梯田”就和“水土流失”聯繫上了？現在大寨的“虎頭山”、“狼窩掌”也都成了旅遊景點，一眼看去山清水秀、鬱鬱蔥蔥，“水土流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梯田到底是“水土流失”還是“水土保持”？

  科學的監測和研究表明，在同等水文、地理環境中，梯田“蓄”水能力要遠大於林地、草地！如果科學使用，其“調”水功能更具有林地不可比擬的“潛力”。

   圖表08是“黃河上中游管理局”多年、多點的觀測資料。

圖表08[39]


   圖表08反映，對於一般的降水（頻率≥50%），森林的攔蓄能力尚能接近於梯田；但降水越大、越需要攔蓄洪水時，林地、草地就越不如梯田。

  對於10年一遇的洪水（頻率10%），梯田的平均減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
  對於20年一遇的洪水（頻率5%），梯田的平均減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

   圖表08還反映，在土質較好的延安大砭溝，森林與梯田之間的差距還沒有那麼大，但在土層瘠薄的離石王家溝，森林與梯田的差距越發被拉大。這就說明起到攔蓄作用的主要是土壤。而“水平梯田”就是通過以“梯度”取代“坡度”、以加厚土壤層提高吸附能力的方式來克服重力下滑、穩定水體的。我們日常上樓梯也都是採用“梯度”克服重力，只有在坡度不大時，才會把坡面“打毛”，象森林一樣靠“摩擦”來克服重力。

  我們在否定“大水荒”成因的“森林論”時，曾援引監測資料：北方喬木林地攔蓄的水分還不夠自身消耗，從“調”水功能看，它的“可調量”是“零”。

  那麼梯田呢？

  梯田的“蓄”水能力雖然大於林地，但梯田在耕種情況下騰發量並不比林地小，同樣無“可調量”。但是，農作物生長周期短，梯田因此獲得良好的“機動性”。

  所謂“機動性”是說：在梯田建成後，可根據具體情況決定休耕、輪耕。在糧食充足，水源緊缺的情況下，可將梯田放荒。這時，梯田的“蓄”水能力仍然不變，但騰發量卻減小為“荒坡裸地”，荒坡裸地的年騰發量僅為降水的48%。這樣，放荒的梯田既有大於森林的蓄水能力，又有一半以上的降水成為“可調量”---或緩慢釋放為徑流，或下滲為土壤水、地下水，形成水源。在水源充足或糧食緊張的情況下，梯田可隨時復耕播種。

  通過對比，梯田在水土保持、水源形成、抗擊洪澇、糧食安全方面的優越性都是森林所不及的。


發展灌溉、精耕細作、八字憲法、大寨道路，在一系列的方針政策推動下，中國農業由“中耕保水”的自然農業演進為“開源保源”的“灌溉保水農業”。一條清晰可鑑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展現在中國面前。




第四章 大逆轉：“保水農業”的終結和“大水荒”的降臨


一、建國以來田畝制度回顧

  繼70年代中國發生人類歷史上最為恢弘的農業灌溉革命之後，在80年代，中國農業再次發生了令史家瞠目結舌的巨大變故：中國農業實行了“土地家庭承包製” --- “包產到戶”，農田被分割為人類農耕史中從未出現過的“極度細碎化”，其細碎程度甚至影響到了漢語語彙系統---連描述土地的不定量詞都由“塊”變成了“條”。

  在此30年之前，中國也曾經發生過一次“農田細碎化”運動，那就是新中國成立之際的“土地革命”；地主、莊園主的連片土地被奪取了了政權的農民切割為適合家庭耕種的塊塊，地主的“四駕馬車”被農民瓜分為“單駕車”。按照馬克思的定義，這或許應算是某種意義的“生產力倒退”，原本就不多的莊園式集約化生產因素被迫終止。但是，局部的、有限的倒退卻換來了“耕者有其田”的巨大社會進步和勞動力解放，百年動盪的歷史終告一段落。掌握了土地的農民煥發出從未有過的生產熱情，中國的糧食產量得到了顯著的提高。

  然而，毛澤東主席很快意識到：不改變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手段，僅靠“人體勞動力”的“熱情”、“勤勞”、“積極性”不可能帶來持久的、穩固的農業發展與社會進步。繼而，毛主席推動了農業合作化、集體化運動。在這種先進的生產方式基礎上，中國農民僅用短短20年時間就先後完成了2次人類歷史上最為空前宏大的農業革命：一次是60年代完成的以治理洪澇、積水、鹽鹼為內容的“農業生態革命” （請...） ，一次就是70年代完成的“農業灌溉革命”。
請參閱《孟凡貴（蘇拉密）：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No.2007-02）
 
農業集體化是既能超越低級的“莊園集約模式”，同時又不引發新一輪土地壟斷的唯一途徑。沒有集體化，土地革命只是一次簡單的“勞動力解放”和“生產資料”再分配過程；有了集體化，土地革命成果才能轉化為推動農業工程技術革命的巨大動力。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適應原理，農業集體化是土地革命的合理延續和必然結果。

  但是，發生在80年代的“農田細碎化”和50年代土地革命時的條件相比卻頗為不妙，因為此時的中國已經發生了“灌溉革命”。---土地與水源的關係已經非常複雜。土地可以分割，灌溉工程卻不可分割；土地可以“包產到戶”，水源卻不能界定在固定位置。強行把集體化大生產產生的灌溉革命成果應用於眾多分散的小農經營，就如同把一件為“大個子”量身定做的衣服拿過來給幾個“小個子”合穿，難免會出現有的把腳蹬進袖子裡、有的把頭套進褲襠里，衣服最終被撐破也不是不可想見的。


二、“包產到戶”---保水農業的終結

  中國農業的“個體經營”上可追溯到奴隸社會末期，距今已有2500年的歷史。正是連續2000多年的農業“家庭經營”，塑造了中國古典農業的“保水耕作”；---分散的小農不具有灌溉工程能力，再不保水，靠什麼吃飯？而當20世紀80年代，小農雖說回歸了他們祖輩的本來面目---已同樣不再具有工程能力，但卻可以坐享“灌溉革命”的成果。那麼，一個問題提出來了：

  作為“利益經營者”，小農們會不會停止“高成本”的“耕作保水”？單靠“低成本”的灌溉來解決吃飯問題？

這個問題至關重大，它關繫到整個社會的水源安全！

  ---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耕地18億畝，合120萬平方公里，剛好占國土面積的1/8。假如還沒有發生“灌溉革命”，大不了就“豁出去”這1/8頭頂的降水，任小農們“愛保不保”。而現在可大不一樣了，有“灌溉革命”留下的8.6萬座水庫、幾百萬座塘壩、300多萬公里引水河渠、百萬座提灌站、220萬眼動力機井；農業已可以“千里引動黃河浪、百米汲取地下水”，全部960萬平方公裡頭頂的降水和腳下的地下水都難逃農田的攝取。此時，“灌溉能力”已成為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掌握在數以10億計小農的手中，揮舞在“眾水源們”的頭上；萬一他們不肯為整個社會的水源安全而“保水”，那可真要命！


  很不幸，這種擔心在80年代成為了現實。

  自“包產到戶”後，小農們紛紛扔掉手中的“牢什子”鋤頭，撇開祖輩們幹了兩千多年的“鬆土保墒”，在播種與收穫之間的漫長等待中開始從事另外一種古老而新興的“農業”---麻將。

  藉助於形態研究，筆者認為“麻將”是對農業全過程“開荒-種植-成熟-收穫-儲藏-發達”的模仿；或按時髦的說法，乾脆就叫它“虛擬農業”。

  麻將的三種主牌：

  “萬”，原始含義是“長滿了野草的大荒地”。“萬”的數量詞含義就來源於“像荒地里的野草那麼多”

  “條”，最容易讓人想到竹子，實際上它表示的是莊稼的節節生長。我們通常叫做“幺雞”的，既不是雞也不是鳥，而是一棵剛剛萌發的幼苗---形如豆芽。

  “餅”，代表一粒粒成熟的穀子，特別是“七餅”的形狀和一支沉甸甸的谷穗惟妙惟肖。

  再看它的副牌：

  “白” ，代表一塊麥場空地。
  “風” ，就是借風力揚場。
  “中” ，“內也、入也”（《說文解字》釋語）。就是把打好的糧食搬到倉庫內，注入囤子裡。
  “發” ，借典於《孟子》：“舜發於畎畝之中”。這是鼓勵農人：只要能把地種好，同樣可以“成王成聖”。孟子在這篇文章的結尾發出了他著名的警世格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也許，前人發明“麻將”是為了喻教於樂，在遊戲中強調農業的重要，沒想到它卻成了肢解中國農業的一個平台。80年代，曾有“順口溜”流行於坊野間：“10億人民9億賭，還有1億在跳舞”；這個“賭”，指的就是麻將。“忽如一夜春風來”，“自摸平和”代替了“精耕細作”；延續了兩千多年、昨天還在“灌溉革命”中得到繼承和發展的“保水耕作”傳統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

  有人會詰問：不是還有很多耕地不能灌溉麼？小農為何也要放棄“保水耕作”？

  是的，至70年代末，中國耕地約有一半已被“革命”成了“灌溉農田”，還有一半仍停留在“雨養”階段。但是，在全國範圍內，“灌溉農田”的糧食產出已占到總產量的2/3以上；在華北、西北、“黃淮”地區，“灌溉農田”的平均畝產是“雨養農田”的2.75倍[40]；特別是在“黃淮海”平原，糧食產量的近9成（88.7%，以灌溉密度74%計）生產於“灌溉農田”。僅憑“灌溉農田”小農已可保障吃飯；剩幾壟“雨養農田”再怎麼也“鼓搗”不出“先富”來。就一個村莊的農田布局看，“雨養農田”往往是分布在距村莊較遠的坡地、灘地、窪地。與其為幾壟“望天收”“爬山涉水”跑5里路去動一次“干戈”，還不如憋足運氣來張“自摸”呢。這樣，小農們在放棄“灌溉農田”保水耕作的同時，也無顧忌地捎帶荒廢了“雨養農田”的保水耕作。


三、大“水荒”的降臨

  從“精耕細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種、澆、收的“懶漢耕作”，會損失多少水源？筆者進行了田間實驗。實驗結果為：放棄“鬆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間土壤蒸發”，或者“1/4的田間總騰發”。證實了民間“鋤三省一”的說法；---鋤三遍可少澆一水。見《附文四：“鬆土保墒”實驗成果》

  這可不是個小數字！

  不包括東北在內的中國北方---“黃淮海流域”現有耕地面積7.0億畝[41]（另一資料為5.85億畝[42]）；年均降水566mm[43] ；灌溉面積3.46億畝[44]，2005年的灌溉用水為915億m3[45] ；7億畝農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內的總“受水”為3556億m3。

  因放棄“鬆土保墒”加大的田間騰發總量每年為：3556億m3×1/4=890億m3；接近於1條黃河再加2條海河的天然水量；相當於10條“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

  890億m3的數字，揭示了中國北方發生“大水荒”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這個數字不僅印證了本文第一章關於“黃河流域20多年來水源總量減少6000多億m3”的計算結果；也註解了為什麼“大旱荒”起始於80年代後期---80年代初，“包產到戶”對“耕作體制”的瓦解在經過“潛伏期”後表現出徵狀來了。之所以有3-5年的“潛伏期”，是因為水源儲量的巨大緩衝能力和耕作習慣的漸漸“退潮”過程。


  假如我們留心考查，還會發現80年代中期後還有許多東西和“大水荒”在農村“不期而遇”。除了“麻將”的普及，比如還有“基督教”興起、“黑社會”的復活....等等。

 
  “大水荒”形成後，各界均對其成因進行了廣泛的探討。除了經本文第二章重新研究並予以排除的“氣候論”、“工業論”、“森林論”等主要觀點外，還是眾說紛紜。

  有觀點認為：在“先富論”指導下，人民積極發展經濟，紛紛在江河上游挖“蟲草”、采“髮菜”、刨“甘草”，製造了不少“人工掘坑”，再加之“鼠洞兔穴”，導致土壤水分暴露、地表面積擴大，蒸發加劇，阻礙了水源生成。這個結論局部是成立的。比起“氣候”、“工業”、“森林”等諸論來，它觸及到了問題的要害---“地表蒸發”。但是，挖“蟲草”的能有多少人？算他幾百萬吧；都用些什麼工具？不過是些撅頭鏟子；再怎麼折騰也十分有限。難道能和10億農民動用140萬台大中拖拉機、1500萬台小拖拉、800萬台柴油機、5000萬台水泵在18億畝耕地上放棄“保水”原則，只管“澆”、不管“保”的“宇宙級”折騰相比？

  還有的研究獨闢蹊徑，認為乾旱和“月全食”的發生有某種聯繫。

  在已有文獻中，惟有“海河水利委員會”李彥東的研究《控制ET（蒸發蒸騰）是海河流域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保障》接近了“大水荒”的本源。文章說：海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1700億m3，能形成地表徑流和地下水的只有370億m3，僅占降水量的22%。其餘78％直接成為農業和環境生態用水或消耗於無效蒸發。文章疾呼“減少ET是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唯一解”。

  筆者以為，與其千離迢迢跑到高原去考察“人工掘坑”、“鼠洞兔穴”，甚至連“吳剛嫦娥”也難逃其咎；還不如散步到郊外，去仔細揣摩一下農民都還在怎麼種地！


四、“保水農業”瓦解的經濟、政治、社會基礎

  我們無意將責任推給素有勤勞傳統的中國農民；但我們有義務探討都是些什麼因素導致了“保水耕作”的終結？我們還有沒有辦法改變這些因素，重新恢復“保水農業”？


（一）“包產到戶”後，農業轉變為“經營”

  既然是“經營”，農民就有權利考慮“利潤”和“成本”。人工鋤1畝地大約需要2個勞動日，在80年代初一個農業勞動日的平均價格為1.20元，鋤4畝地是8個勞動日，工資成本為9.60元；“鋤”4畝地減少的水分蒸發為50m3（相當於“澆”1畝地使用的水），50m3水用機井灌溉為用工1.5小時、工資0.23元、用電6度、電費0.72元（“農用電”單價為0.12元/度），總成本0.95元。

  也就是說， “鋤”與“澆”的“效益比”為10倍。澆地還可以省出時間去“打麻將”或“投機倒把”，要是運氣好來張“自摸”，或是“倒”贏了一平車蔬菜，那可就“發”了。

  有人問，不會使用中耕機械嗎？“包產到戶”後集體保留的機械沒人維護、管理；農機員也是人，他也要“打麻將”、也要“投機倒把”；結果就是機械癱瘓、生鏽、最後被孩子們偷拆部件賣廢鐵換煙抽。就是不癱瘓，一台機器讓誰用不讓誰用？打起架來還影響社會和諧。

   《石家莊地區志》載： “機引鎮壓器---1955-1979年（使用期間），平原多數社隊使用於耕後鎮壓、碎土、保墒、鎮壓地表。1980年後多數地方停用”。[46]

  “市場主義”者認為：可以通過“市場手段”，用“機井加蓋子上鎖”、“收取水資源費”的方法來調整水關係。那麼收多少合適呢？按照“市場原則”，“水價”要高於“保水成本”才能起到調節作用。比如，保1噸水的投入是10元，而水價提高到11元，農民就會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主動保水。

  這個辦法不錯。我們剛才說，保水50m3需投入8個勞動日。目前(2008年7月),農民在縣城建築工地打工的日平均工資是50元，8個勞動日價格400元，保水成本為400/50=8元/m3。也就是說只要把水價提高到8元/m3以上，就可以讓農民主動鋤地保水。鋤地的勞動強度比工地要小許多，而且工傷事故率低，粉塵少，噪音小，還可欣賞田園風光。

  非常好。假如水價提高到8元/m3以上，農民就可以賣水啦！怎麼賣？5畝地，在地的一角修一個深10米、長寬各15米的池子，其餘地表用塑料膜處理為“溝格式”集水場，按年600mm降水計算，每年可集水2000m3，售買16000元。既為社會創造水資源，又為國家拉動GDP，還不耽誤個人奔“小康”。還用種什麼糧？鋤什麼地？把“農民”全都轉化為“水民”，“三農”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順便說幾句，若按“市場主義”的思路，當年人民公社社員鋤地保下的水豈不是創造了天文數字的價值？根據本文第一章的計算，80年代以來，僅黃河流域水源減少量能給出“清單”的就有6000多億m3；“改革開放”豈不是揮霍了黃河流域“6000億m3×8元=4.8萬億元”的財產積累？那麼全國該有多少？按黃河流域面積占全國的1/12算，全國就是58萬億元，比2007年全國GDP的2倍還多。這可都是純利潤！折合為GDP豈不是要遠遠超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創造的所有GDP總和？


（二）“包產到戶”破壞了“保水農業”的生產組織結構

  中耕雖然是勞動強度不怎麼大的工作，卻非常枯燥、單調。既沒有播種的躊躇滿志，也沒有收穫的喜悅。面對滿眼的綠色、浩瀚的莊稼地、無盡頭的活計，一種難以排遣的孤單、寂寞、渺小、絕望會時時襲上心頭。找不到感覺的讀者去讀一讀《老人與海》吧！

  連安全也成問題。村語“麥梢黃，臥下狼”是說當莊稼超過2尺深具有“隱蔽性”時，裡面就充滿了兇險。解放前，時常有在地里被土匪綁票、仇家傷害、中暑暴倒...直到50年代，都還有在地里被狼吃掉的事。80年代以來，狼的事倒沒有，但在青紗帳里被強姦、在村外路上被搶劫、在田頭被偷了自行車、少男少女被引誘學壞...這些事還少嗎？

  人是社會動物，不可以像老虎一樣在一個山頭“獨處”幾年，直到繁殖需要。筆者1976年初中畢業，14歲就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後來聯合了好幾個村子的初中畢業生自己動手建起了“民辦高中”方才復學）。因年齡小，多被安排一些“特殊”的活計。比如，大人們鋤地，我在家燒開水，按“赤腳醫生”給的方子，仁丹、薄荷、綠豆、生地、清涼合劑什麼的擺弄一番。約莫快工間休息了，就平車拉上大茶筒、茶碗筐送往地頭。車上還有一件“寶貝”---“學習箱”。說“學習”吧，裡面除了十來本到大隊圖書室來回調換的連環畫、故事書之類還有象棋、軍棋、“建設牌”（撲克。“橋梁牌”的“大鬼”是“南京長江大橋”）雖然簡陋，卻也能給勞作的人們帶來不少歡樂。

“包產到戶”瓦解了“人性化”集體勞動的社會組織單元。


（三）農田“細碎化”加大地表面積，也促使“保水耕作”終結

  “土改”是按“塊”分地，“包產到戶”則是按“壟”分地。按華北通常的情況：1個生產隊有150人、25戶，250畝地分為10塊，每塊平均25畝。假如25畝的“大塊”地呈“黃金分布”，是約為100米×166米的矩形；假設每戶人口相等，每戶在10“大塊”的每塊中分得1畝“4米×166米”的“條”地。

  為什麼要這樣劃分？首先，10“大塊”的形成是一個村子劃分為多個生產隊的結果。土地是按距村子遠近、道路交通狀況、肥力、土壤、水利條件、平整度、墳頭密集度、所接壤村子的民風...等多種標準劃分為不同等級的。每個生產隊可在各等級中分得一塊。同樣，“包產到戶”也必須遵循這個原則。“醜媳婦近地家中寶”，你不能把村邊的一“大塊”好地分給兩戶，而讓其他戶去分遠、差的；只能是在每“大塊”中給每戶各分一“份”。而這一“份”還必須是“條” ；因為只有“條”才能讓每“份”都“就接”到橫貫地頭的道路和水渠。沒聽說過麼？當時一“條”鞭子都是要剁成25“節”分的，一“口”水缸也是要砸成25“片”分的。

  地還是那麼大，為什麼“細碎”就加大蒸發呢？因為“邊界長度”發生了改變。集體“大塊”地除去兩頭的道路渠道，和兩邊接壤方共用2條“產權邊界”，自己均攤1條，邊界長度就是地塊長度166米。“包產到戶”後“產權邊界”總長擴大為4150米。有“邊界”就有“界埂”，“界埂”比一般的“耕作埂”要高大許多，就擴大了地表面積。

  那一年春節回老家，酒桌上有人“訴”筆者的遠房堂兄，說他“不澆水不施肥”；筆者說，那他就“不打糧食不吃飯”。“訴者”一笑說：“不打？人家不比誰打的少，人家是‘活墒’，很先進。不過和他相鄰的倒霉，要多澆兩水”。

  筆者恍然大悟。原來，水分在土壤中是可以“側向補給”的。地只有4米寬，兩鄰只要施肥澆水後，水肥就滲透到他的地里；一邊2米，4米寬很容易就“滲灌”了；還帶着化肥。花卉愛好者經常把花盆“坐”在淺水裡，靠盆底的洞滲水，獲得“活墒”。在失水過程中不板結、不開裂。

  這個故事梢帶出一個問題：既然水分可以在土壤中“側向補給”，“鬆土保墒”又叫“暄土覆蓋”；你“蓋”他不“蓋”，他那裡的水分蒸發了，你這裡辛辛苦苦“蓋”住的水分就補給他，他再蒸發，你再補給...這裡“蓋”住那裡“漏”，這豈不是“篩子當鍋蓋”，等於就沒“蓋”嗎？從此，也就沒人再“蓋”了。


（四）“保水農業”的全方位終結

  還不只停留在耕作體制的荒廢上，下面幾則資料展現了中國“保水農業”全面終結的幾個景點。

為提高土壤長遠肥力，增加有機質含量，《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不惜在糧食還相對緊缺的建國初期，就將“綠肥”納入“複種指數”。“有機質”是抑制水分蒸發的。可80年代後，綠肥已蹤影不見。殘存的水生綠肥“水葫蘆”等，因無人管理利用，反成為環境災害。

  安徽滁州《定遠縣誌》載： “綠肥...70年代中後期，全縣綠肥面積發展到20萬畝以上，1976年突破40萬畝；70年代末，由於實行了家庭承包責任制和擴大了麥油麵積，大量施用化肥，綠肥面積急劇下降，到80年代幾乎無人種植綠肥。[47] ” （筆者註：定遠縣70年代後期擁有耕地156萬畝，40萬畝綠肥占耕地總面積的26% ）。

  沼氣作為有機肥源和新農村建設綜合項目，曾經在70年代得到迅速發展，到80年代卻也和綠肥同命相連。1978年全國農村擁有沼氣池750萬口,1984年減少為400萬口,幾乎減半。[48]

  土壤有機質含量的下降，使得耕地全面板結，從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濱，莫不如此。

   圖表09反映了吉林省舒蘭市1980-1996土壤有機質下降的情況。

圖表09-舒蘭市土壤有機質含量變化[49]


  據《南方農村報》報道：2002－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展耕地地力調查與質量評價調查結果表明，與第二次土壤普查（1979-1986）相比，5個市土壤有機質下降了15％－20％。[50]


（五）“免耕法”---中國農業的恥辱！

  70年代末，正值中國“真理大討論”之際，著名國際主義戰士和農場經營者---韓丁先生，帶着他全新的耕作理念---“免耕法”再度來到中國。這次，韓丁先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國最重要的政論媒體《人民日報》和最重要的學術媒體《光明日報》，均以整版篇幅介紹了韓丁先生關於“免耕法”的談話。中國農民首次聽說了這種“洋種地”，也透過介紹對美國的私有農場有了最初的“嚮往性”了解。

  “免耕法”是一種新興的“保水耕作”方法，以“最小耕作-腐殖覆蓋”構成體系。“最小耕作”是說要儘可能減少耕作，以免擾動土壤，造成水分暴露、蒸發。“腐殖覆蓋”是說通過“免耕”將作物殘茬、秸杆保留在地表，任其腐爛；經多年累積後形成一個“腐殖層”，覆蓋地表。

  可以看到，雖然在“耕”的問題上完全對立，但在“覆蓋保水”方面“免耕法”和“精耕細作”又是完全一致的。“鬆土保墒”靠“暄土”覆蓋，“免耕法”靠“腐殖層”覆蓋。離開“覆蓋”，就沒有“保水”。

  “免耕法”有一定的優點，也有致命的缺陷。說不定在漫長的農耕文明進程中，中華民族就曾經嘗試過這種方法，後來又被淘汰了。

  先說“覆蓋”。和“暄土覆蓋”相比，“腐殖覆蓋”存在着管理上的缺陷。“暄土覆蓋”是以土蓋土的“同質覆蓋”。過水後覆蓋層“板結”了，就再淺鋤一遍，維護一次；不存在“覆蓋物”的損壞問題。而“腐殖層”在播種、灌溉、追肥、播藥、采踏等過程中會損壞，從而暴露土壤。比如，中國直到現在都還普遍使用“漫灌”，水流會把“腐殖層”漂浮起來、沖集到灌溉末端，使灌溉前端缺乏“腐殖層”；灌溉時土壤已經成為“泥”狀，農民挽着褲腿赤腳在膝蓋深的泥里管理水流，會將“腐殖層”與“泥”攪拌，或把“腐殖層”踩到耕作層的底部，使“腐殖層”混入土壤，成為土壤的一般腐殖質含量。“蓋子”沒了，還怎麼“覆蓋”？除非你採用“扇型往復式”（退着噴）或“架空式”噴灌，否則“腐殖層”就不可避免要被“踩泥”（“落地圓周式”挪動設備時也要“踩泥”）。70年代，噴灌雖說被列入國家重點推廣項目，到1977年中國已擁有噴灌面積290萬畝[51]，但若不再經過至少10年的“大躍進”，就遠遠不足以支撐“免耕法”的推廣。等到80年代，地都分成了“4米寬”了，還噴灌個屁！

  再說“免耕”。“免耕”固然可以減少因擾動帶來的水分散失，但在大動力播種機普及之前，未經翻耕的堅實土壤能“條播”得“動”嗎？別說“條播”，連“穴播”恐怕也不能實行：密密麻麻地挖坑，那還不如“翻耕細耙耬播”呢。不能“條播”，也不能“穴播”，莫不是要讓中國農業倒退到“裸撒播”階段？因此，“免耕”在70年代的農業“半機械化”條件下是沒辦法推廣的，更不要說80年代連“半機械化”也夭折了。直到現在，也沒聽說有多少小麥是“免耕”播種的。玉米等株距較大的作物是可以“免耕點播”，那是在70年代中期以前就早已普及了的，和後來宣傳“免耕法”毫無關係。但玉米的生長季節是全年降水最集中的七、八、九三個月，“免耕”的土壤過於“瓷實”，不利於“滲水蓄墒”，這才有陳永貴發明“深松鋤”來彌補這個缺陷。

  在70年代中期，韓丁先生就曾到大寨推廣過他的“免耕法”，老陳沒有接受。這倒不是因為老陳思想保守、不敢突破管聖人、孟聖人、毛聖人們“欽定”的“精耕細作”；而確實是“免耕法”不適合中國國情。

  且不說“免耕法”作為一種新興的耕作體制尚待接受“實踐檢驗”，連它的誕生地---美國，直到2005年都還只有13.4%的耕地實行“免耕法”[52]，70年代更是少得可憐，和中國當時幾乎100%實行“精耕細作”無法相提並論。而且美國農業也不是“灌溉農業”，它的“灌溉密度”到2005年才13%，中國在70年代就得到了46%。中國在“灌溉革命”發生後實行什麼耕作體制都必須緊緊圍繞着“灌溉”這個中心。單憑“免耕法”對灌溉方式的苛刻要求，就足以讓老陳駁回老朋友的“面子”了。當然，這並不影響70年代在中國普遍實行的玉米“免耕點播”和“海綿田”接受了一些“免耕法”的合理成分。

  “海綿田”是“農業學大寨的”一項重要內容。“海綿田”建造就是大量提高整個耕作層的“腐殖質”含量，而不是象“免耕法”要求的僅僅在地表形成“腐殖層”。“海綿田”才是能讓“免耕法”在中國真正推行的基礎。“海綿田”土壤蓬鬆，播種前可以“免耕”；“海綿田”不易板結，可將“鬆土”次數降低到“最少”（即“免耕法”要求的“最小耕作”）；“海綿田”耕作層上下均質，不怕灌溉“踩泥”。可惜，全國“海綿田”建設項目也在1979年夭折了。

  1974年老陳率“中國農業代表團”訪問墨西哥，蹲在人家的“滴灌”前長長不舍離去，以至於延誤參觀日程。弄得陪同的總統埃切維里亞只好許諾送他2套“帶回去慢慢研究”。回國後，把這2套“國家禮品”鎖進禮品庫吧，就“禁錮”了生產力；留在中南海灌園子吧，又過於奢華。經周恩來總理批准，安置在大寨進行實驗，這也是中國最早引進的“微灌”技術。

  後來有人說大寨紅旗是“假”的，是靠國家投資“樹”起來的，投資中就有滴灌。說這話的人聽說過什麼叫“指鹿為馬”嗎？不錯，國家是在大寨有投資；---大寨出名後共接待134個國家、2288批、25000人、22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外賓。國家當然應該在大寨投資建設展覽廳、賓館、旅行社、郵電所、銀行所、道路、橋梁...這些設施國家使用國家投資，天經地義；和大寨有什麼關係？能指出大寨人吃飯、住房、農田基本建設化了國家的錢嗎？“國家”你也不能昧着良心說話吧？

  為什麼在距70年代中期老陳婉拒“免耕法”僅僅只有短短的3、4年，到70年代末期，中國就輕易而舉地接受了“免耕法”？倘或是因老陳“霸占”了中南海澆園子的“滴灌”引起不滿？有人要借“免耕法”給他“好看”？還是已經有人準確地“預見”到了中國的“精耕細作”體制必將在80年代初被全面終結？從而提前做好“理論準備”工作？這也太“用心良苦”了吧。

  雖然前面指出了“免耕法”的缺陷和推廣的困難，但既然“精耕細作”“內定”要被終結，那麼假如能對“免耕法”積極改進方法，創造條件推廣，也仍不失為一種選擇。

  然而，歷史對如此善良的意願也不肯放棄它的嘲弄：在“精耕細作”被終結後，我們絲毫沒有看到要建立“免耕法”體制的跡象。

  “免耕”對“腐殖質”的依賴要遠遠大於“精耕細作”。 “免耕”之所以敢“免”，就是全憑有“腐殖層”覆蓋！然而，80年代後，野蠻瘋狂的“秸稈焚燒”席捲全國。燃燒使植物遺體釋放了一生“光合作用”積累的能量，失去了全部有機成分，僅剩下一點點礦物質無機鹽---灰燼；沒了有機物，土壤去哪裡獲得“腐殖質”？更別提“腐殖層”了。80年代後，每當夏、秋收時節，從北京到武漢，到濟南，到太原，到西安...廣大的北方因秸稈焚燒“狼煙滾滾” 。一開始是沒人管的，後來造成高速公路封閉、影響到城市空氣質量，政府才開始干涉。特別是2000年以後為了申辦奧運會，政府更加大了“禁燒”力度。國家為此專門動用了“衛星遙感監測”，各級政府也紛紛出台法規法令禁止，但收效甚微。每到夏、秋收，市、縣、鄉各級地方政府都要組織“禁燒工作隊”，白天硬是駐守在地頭，但夜裡“偷燒”卻禁止不住。“逼”得政府連“臭命昭著”的“連保制”都使了出來---大標語赫然寫到：“一處冒煙，全村受罰！” 。

  這是農民“逼”政府嗎？集體時秸稈全身都是“寶貝”，連秸根都要集中到地頭用大功率切草機切碎漚制，等來年再還田做底肥。這還不夠，還要按比例輪流一定面積專門種植“綠肥”---不長糧食、專長“秸稈”的作物用來翻耕掩埋、以提高土壤長遠肥力。集體解散後，個體農民既沒有切草機，也沒有漚肥池，政府硬要求“禁燒還田”，怎麼“還”？“掩埋”吧，則需要大型翻耕機，“埋深”才不至於影響播種，才能不因秸稈腐化產熱將禾苗“燒”死。沒有物質力量支撐，農民們除了“偷燒”還有啥出路！

  2007年09月27日，濟南為“秸稈焚燒”關閉了高速公路，普通公路上的車輛也不得不開啟霧燈緩行。《齊魯晚報》報道說：“晚上10點多，一位農民大聲喊：‘現在沒人啦，趕快再燒一堆吧！’”。[53]

  也許，等到2008年秋收，農民們經過“奧運洗禮”，情況就會好轉。最近2、3年來，隨着玉米收割機的使用，“秸稈禁燒”是看到了點希望，處理方法是“粉碎掩埋”，和“免耕法”要求的保留在地表沒有任何關係。

  根據“中國科學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提供的資料，截止2005年，中國已推廣“免耕法”面積1500萬畝[54]。也就是說從1979年開始宣傳“免耕法”以來，中國平均每年推廣57.7萬畝。這個速度不慢，再過3120年，中國的18億畝耕地就全部實行“免耕法”啦！


  把前人制訂的“耕作保水”體制破壞掉，自己宣揚的“免耕保水”又全無蹤影，中國農業一下子就倒退到“原始無體制耕作”階段。出現這種後果不能不讓人對當初苦心宣傳“免耕法”的用意產生遐想。

  無論是“耕作保水”，還是“免耕保水”，只要能保水就是好體制；這是符合“黑貓白貓原理”的吧？但在這裡不適用；光“忽悠”不實行是違背“實踐檢驗原則”的吧？但在這裡不違背！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在80年代初被終結了，中國作為最大的農業生產國、最大的農業人口國、最大的灌溉國，該不該出個人象毛澤東一樣“廣泛調查、深入研究、集思廣益、親自起草、多次修改”重新再制訂一部新的“農業發展大綱”？30年了，沒有訂；《中國橋牌競賽規則》倒是修訂了多次。中國有這麼多的政治家、管理家、科學家，是不是也該有一個人“時而沿書架渡步若有所得，時而在書中查找如獲至寶，時而駐佇留窗前沉思，時而奮筆伏案疾書” ---象毛澤東較真“深”和“精”那樣，為“耕”和“免”叫一叫勁？也沒有。“有”還能鬧出“實行‘免耕法’需要3120年”的笑話？“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政府智囊機構，這些年除了淨聽他們扯着嗓子滿大街喊“‘包產到戶’就是好，就是好！”外，沒見誰出來說明一下目前中國農業屬於什麼耕作體制！

  出現這種爛局面怎能不讓人重又想起那首《山西民歌》：

      千山那個萬水連着天安門，
      毛主席是咱社裡人。
      春耕夏鋤全想到，
      防旱排澇掛在心，
      八字憲法親手定，
      豐產的道路細指引。


  在經過以上的全面分析後，可得出中國北方大規模、持續、惡性水源危機的成因鏈：

  “包產到戶”→保水農業瓦解→農田土壤蒸發加大890億m3→惡性水源危機。



第五章 無解---市場環境中的水源危機

  面對惡性水源危機帶來的深重災難，國家也試圖採取措施緩解；除了已於2002年開工的“南水北調”工程外，還有“限額灌溉”、“節水灌溉”、“提高水價”等方案。但仍然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


一、“南水北調”杯水車薪、成本昂貴

  “南水北調”是說從長江等外流域近期調200多億、遠期調400多億m3的水到中國北方。

  然而，調水只能解決用水的燃眉之急，並不能改變本地水源枯竭的嚴峻生態。在乾旱、半乾旱、半濕潤地區存在“高密集灌溉農業”，又不能控制農田騰發；那麼，河流更加乾涸、水位繼續下降、水源儲量最終被“掏”空就應該是這個地區的“常態”。這就如同“盆”底漏了洞，“不存水”就是這個盆子的常態一樣。中國北方惡性水源危機產生與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農田土壤蒸發比70年代“平白”加大了890億m3這個巨“洞”，只要這個“洞”一天不堵住，200億也好，400億也好，進去就會被“漏”得無影無蹤。

  “南水北調”工程巨大，成本昂貴。東、中、西三線總投資2000年估算為5000億元；還要移民40多萬人，永久占用耕地100多萬畝。

  按“世界自然基金會”的估算，假如投資按“全市場模式-貼現8%”計算，從“南水北調-中線”調水到北京的水價為15.8元/m3、天津為13.6元/m3[55]。按2008年的物價就不知該是多少了。實際上，“世界自然基金會”的“估算水價”只是理論存在。因為“南水北調”作為國家戰略項目，投資的55%以國家資本金方式注入，不需要“償本付息”；其餘45%貸款也不按8%貼現，而是按貸款實際利率計算的。即使這樣算，通水時“實際水價”仍可望達到10元/m3。

  那麼，我們可否設想：將調水工程的巨大投入作為“水源補貼”補給農民，鼓勵農民重返“保水農業”軌道，從根本上解決水源危機呢？

  回答是“不可能”。

  人民公社解體後，分散的小農已不再成為承載國家戰略的元素。農業“田間管理”是整合閒散勞動力而進行的“軟性”生產勞動，個體勞動成果不具有明確的“可計量性”和直接經濟效益。國家可以“出錢”，但誰來“接錢”、誰來組織、如何實施、如何管理、如何計量、如何報酬？單是“機制建設”都不知要比調水工程大多少倍！“市場體制”對這種不規範的大規模“零散勞動”，不能象調水工程一樣靠“招標”解決。

  現在想來，當初解散人民公社，何止只是消解掉了一個“經濟實體”，何嘗不是直接砍斷了國家的一條“臂膀”，使國家失去了農業社會的綜合調動能力？進而聯想到，2008年初的雪災，整個南中國陷入癱瘓。試想人民公社還存在，別的不敢說，道路肯定是堵不住的。---沿途數千萬農村民兵能在一夜之間用撅頭把國家主幹道的積冰全部砸開。現在呢？“動手前先談‘錢’，談不好‘錢’咱去玩”。面對2億戶分散小農，“談錢”都不知道該和誰“談”。離開了“人民公社”這個載體，農村民兵只不過是“名義存在”而已。

  既然“發動群眾、耕作保水”不可操作，工程調水就成了必然的選擇。

  外流域的水源也不是無限可調的。根據世界銀行的平估[56]，“南水北調”近期工程只能解決華北45%的水短缺，在其餘短缺中，30%靠“節水灌溉”、9%靠“污水處理”、16%靠“提高水價”解決。其中，提高水價只能產生“惜水”效應，本身不產生任何水源；污水處理也只能改變水源的質量，並不能“無中生有”產生新水源。而且“9%靠污水處理”是建立在把海河現有入海污水全部處理回收，不讓一滴水入海的預案上的。這二者和“水源盈虧”都沒有本質關係。


二、“節水灌溉”節“水”不節“源”

  “節水灌溉”承擔了30%的缺水份額，比“調水”小一些；但投資規模和成本卻要高很多；這是超出很多人想象的。

  世界銀行平估，“南水北調”近期工程的“投資-效益比”為1：2.16，即投資1元可獲得2.16元的效益；而“節水灌溉”的“投資-效益比”僅為1：0.3，投資額卻是“南水北調”近期工程的2.33倍！就“比較效益”而論，這可是樁天大的“賠本買賣”。

  即便國家狠心願“賠”，“節水灌溉”能改變中國北方的“水源危機”麼？

  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節水灌溉（water－saving irrigation）：以最低限度的用水量獲得最大的產量或收益，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單位灌溉水量的農作物產量和產值的灌溉措施。

  從定義可以看到，“節水灌溉”的重點在於“用水”的“用”字上。然而，“用”水並不等於“耗”水，節“水”並不等於節“源”。

  以節水灌溉中最易推廣的“噴灌”為例：噴灌施水量要小於漫灌。但“漫灌”除了提供“耕作層”的“田間持水量”外，超量的水也沒有耗散，而是向“耕作下層”滲透，成為“包氣帶”含水或地下水。而噴灌卻要把水體“粉碎”成“粉粒”狀，水體表面積頓時就擴大了幾萬甚至幾百萬倍，噴灑過程就是一個嚴重的蒸發過程。一些細小顆粒或者被風吹散至別處蒸發。

  噴灌雖然減小了“用”水，卻增加了“耗”水，還浪費動力。表面是“節水”，實質是“耗源”。

  “限額灌溉”也是如此。水源緊缺後，為了給工業“讓水”，開始推行“限額灌溉”；於是就造成了80年代以來農業用水持平或略有下降的趨勢。但是，在農田蒸發加大的情況下，灌溉用水減少，無非是減少了對“包氣帶”或地下水的滲補。結果只能使包氣帶越來越干，水位越來越深。

  因此，任何不立足於“保源”的“節水”措施，都有可能使水源危機“雪上加霜”。

  這個論斷可提前回復“80年代以來，農業實際用水減少，怎麼能說‘包產到戶’耗散了水源？”的質疑。


三、“虛擬水源”---河流也進口？

  眾多“匹夫有責”的學人們也紛紛獻計獻策。其中，“虛擬水源”就非常具有“震撼力”和“可操作性”。“虛擬水源”是說對一些“高耗水”產品,可將水源虛擬在產品中，通過進口“高耗水”產品的方式,來彌補本地水源不足。比如，中國每生產1公斤糧食，就需耗水1m3；糧食就是最大的“高耗水”產品。

  按“虛擬水源”理論，2007年中國單是進口大豆就達3000萬噸，等於進口了300億m3的水源，相當於1條半海河。年支出才1050億元，單是“買”水就比“南水北調”和“節水灌溉”划算，還白“揀”了3000萬噸大豆。


四、路在何方？

  在“小農經營”和“市場體制”環境下，尚看不到解決水源危機的途徑。除非放棄“灌溉農業”和“糧食自給”。




第六章 生存還是死亡？---崩潰的海河[57]


一、喝斷了黃河、喝乾了海河、喝盡了地下水

  和黃河相比，海河流域的水荒更加慘烈。若黃河流域的水源環境尚且屬於惡化，而海河流域的水環境則已經崩潰。人們分別用“有河皆干”、“華北底下空蕩蕩”來描述海河流域的地表水源枯竭、地下水被采空的悲慘局面。

  我們可以通過與黃河流域的對比，來認識海河流域水源危機的嚴酷。

  1998-2005年，海河流域年均入海水量18.6億m3,僅占天然徑流量的7%；同期，黃河尚可保持20%。在1999-2002的4年裡，除了工業排出的3億立方米左右臭水外，海河流域無水入海。

  黃河的地表水源已經十分枯竭了，但黃河每年還必須從原本就已經缺口很大的生態流量中“拼”出43.5億m3來接濟海河；在海河流域可利用的全部地表水源中，有1/3靠黃河輸入；包括挽救“華北明珠”白洋淀，都是靠黃河輸水。也可以說黃河斷流在很大意義上是受了海河的拖累。


  華北不僅喝斷了黃河、喝乾了海河、還喝盡了地下水。

  在官方公報中，我們是看不到黃河流域地下水大規模透支的數據的，至少還可以讓人在心理上感覺黃河的情況尚不十分糟糕；但在海河流域，官方則已經承認：地下水累計超采1000多億m3[58]。然而，這仍然不是真實數據，實際情況還要嚴重許多。

  單是深層地下水一項，根據年均(1999-2005年)開採深層地下水70億m3計算，20年來的超采總量就超過了1000億m3[59]。

  在淺層地下水方面，雖然海河流域平原面積只有黃河流域平原面積的80%左右，但海河流域平原的漏斗規模卻是黃河流域的15倍。所以，海河流域淺層水的超采，應不小於黃河1500億m3量級。


二、超級漏斗、地沉降、地裂縫、海水入侵、鹹水下移...

  在論述海河流域水源危機的諸多文獻中，有幾個令人驚愕的名詞頻繁進入讀者的視野：超級漏斗、地沉降、地裂縫、海水入侵、鹹水下移、海水倒罐...等，其中最為駭然的一個叫“疏干”。

  截止2004年，海河流域各類漏斗面積為9萬多平方公里[60]；和2001年的6萬平方公里相比[61]，每年擴張1萬平方公里。按這個勢頭，海河流域的全部12.8萬平方公里平原，應在2007年連片形成舉世罕見的超級大漏斗，橫跨京、津、冀、魯、豫。

  由於地下水的惡性超采，華北平原地面沉降面積已達6萬多平方公里，天津市區下沉2米以上，塘沽下沉超過3米。

圖表10[62]


  大面積地沉降，還製造了奇特的“地裂”景觀（圖表11）。據調查，華北地區出現了500多處這樣的“地縫”[63]，短則數百米，長則幾千米； 位於河北柏鄉縣寨里村的地縫，長達8公里，穿越數個村莊，地縫所過之處建築折斷，房屋傾斜開裂。

圖表11[64]





  地下水位的大幅度降落，使得淡水區被海水入侵或鹹水下移（鹹水下移：指因開採處於鹹水層以下的淡水層，造成上層鹹水侵入下淡水層）。2004年，華北平原已有55%地區的地下水位低於海平面[65]。河北、山東兩省的海水入侵面積已達3000多平方公里[66]；大連、秦皇島的海水入侵面積均在500平方公里以上。鹹水下移則更為廣泛。


三、“疏干”，2014---空前的災難！

  更駭人聽聞的是，山前平原已有1萬多平方公里的淺層地下水被疏干(2004年)。疏干，就是沒有了，被采空了。

  淺層水目前還只是局部已經被疏干，而深層水則面臨着在2014年被全面疏干的絕境[67]。

  2014年至今還有6年，華北的深層水就要宣布告罄了；之後的20年裡,淺層水也將被全面疏干[68]。

  空前的災難迫在眉睫。

  早在50年前，毛澤東主席就規劃了“借點水到北方”，把渤海灣建成“長江三角洲”的宏偉藍圖並領導完成了先期基礎工程和部分興利工程；他萬萬沒有料想到後人是在如此火燒眉毛的事態前才痛下決心，重啟在80年代被荒廢的“南水北調”工程的。

  50年前,在華北良好的生態基礎上調水進來是積極主動的錦上添花，而目前把南水北調當成挽救華北的最後稻草，則充滿了兇險。假如遇到象2007年冬季連長江、漢江都無水可調，或者戰爭期間穿黃隧道受到打擊，對於自身已沒有了地下水儲備的華北來說，真可謂“命懸一線”啊！


四、“搶”與“包”---水源爭奪戰已打響！

  由於缺水，河北等地出現了新興“水產業”，一種承包水井搞批發，一種製備罐車登門零售給農戶。CCTV“中國財經報道”2007年6月4日播出節目《華北保水戰》以“邢臺賣水人”為內容介紹了這種“新興產業”的運營方式[69]。據介紹，這種“市場水”到達農家水窖的價格為2.5-3.0元/m3。雖說超過了中、小城市的水價，卻活躍了農村經濟，提高了GDP；而且還為每個水井承包人創造了7-8萬元的年利潤。

  這種情況非華北僅有，電影《天狗》就成功了刻畫了一段情節：西北某地，村霸“二黃世仁”承包水井後，對護林員實行“拒賣”，以此脅迫護林員默許他盜伐國有森林；護林員被逼得用可樂洗臉、煮飯。

  節目還評論說:“水資源‘透支’的問題正在直接影響着華北地區的用水安全。最新的數字顯示，僅河北省地下水累計超采近千億立方米，接近2條黃河的徑流量。面對這樣驚人的數字，很多人用‘憂心忡忡’來形容自己的心情。華北地區的水危機，自然而然地引發着一場聲勢浩大的‘平原保水戰’”。

  根據節目反映的內容, 擬把標題《華北保水戰》改為《華北“搶”水戰》似更妥帖。實際上，比“搶”都嚴重的情況並不是沒有：在紅旗渠和西門豹治水的故鄉，漳河上游自90年代年以來，因搶水多次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說是戰爭也未嘗不可。1999年春節，竟動用了“重裝武器”---抗日時期的火炮！河北省涉縣境內的躍峰渠、機井、生產橋、民房等生產、生活設施被擊毀，牲畜被炸死[70]。

  當年“鑿紅旗渠、唱《龍江頌》；劈山引水戰天鬥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優秀素質已蕩然無存。



  中國再次來到生死抉擇的十字路口，水源環境給中華民族留下的時間已非常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