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理解資本私有條件下的選舉政治就是權貴民主， 黃智賢舉得例子不錯。選舉得時候收買媒體製造假新聞就不說了， 選舉之後，“你代表民進黨，民進黨有一些支持“台獨”的人，所以你要演給他看，證明你很努力要“台獨”。我是國民黨，所以我要罵民進黨。等記者擺好camera了，來，開打。打完以後我們還有一些法案要審，可能我的金主跟你的金主是同一個；在台灣有很多好笑的事情是，國民黨跟民進黨的金主是同一個人，比如我是企業家，我有錢，給國民黨300萬，給民進黨500萬，給親民黨100萬，我給誰多少，我全都買。所以我黃智賢要通過的法案，你們都乖一點，不要給我玩真的，吵吵鬧鬧但最終一定要過，三天以後要過。”

張維為：

2016年我曾經在東南衛視做過一個演講，演講結束時我用了一個例子，當時是比較大陸基礎設施的飛速發展和台灣的情況，兩岸不同的政治制度，產生了制度績效的落差。我當時是這樣講的，我第一次去台灣訪問是1996年，當時台灣就決定要建一條地鐵，在台灣叫“捷運”，從台北市中心到桃園機場，一共51公里，但20年過去了還沒有建成。這期間換了13個“交通部長”，大都是政治任命，不是真正幹事業的。

而過去這20年間，中國大陸發生了什麼？中國大陸修建了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網，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鐵網，所有能建地鐵的城市都在建地鐵，上海從零開始已經修建了世界最長的城市地鐵線。所以當時我說在制度績效反差如此巨大的情況下，還是有些人認為台灣的這個制度代表中華民族的未來，我認為這叫做嚴重“腦殘”，或者說嚴重“腦子進水”，缺少起碼的實事求是。

我當時講這番話本來是針對大陸那些“帶路黨”公知的，沒想到這話傳到了台灣，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國時報》那年12月7號發了一篇社論，標題是台灣民主還有制度優勢嗎？社論就引用了我剛才講的那段話，並稱台灣這20多年來的民主化，在部分大陸知識分子看來，不僅不是大陸未來需要參考的模式，甚至根本是負面教材。文章還稱，張維為並不是第一次這樣評論台灣，早在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落幕的時候，就曾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中以“從希望到失望”為標題，談了台灣的民主問題。

實際上這位社論作者可能不知道，我在很多場合很多次講過，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幫助，台灣民主將不僅是從希望走向失望，而且從希望走向絕望。因為大陸的模式使大陸經濟騰飛，給台灣帶來了大量的發展機遇。大陸出於同胞情，願意與台灣同胞分享這些機遇。

這篇社論很有意思，後面還接着說，從這個節目的高收視率來看，大陸為數不少的精英階層對台灣的印象，已經逐漸從昔日的“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種浪漫情懷，逐步轉到今天的比大陸落後的負面示範。換言之，不少台灣人過往感到相當自豪的民主成就，在兩岸互動交流的20多年來，並沒有讓對岸感到心嚮往之，反而是避之唯恐不及。而且持這種看法的，很多還是知識分子……我們也得捫心自問：台灣的民主示範，真的值得驕傲嗎？沒錯，台灣經歷了3次政黨輪替，但一次比一次撕裂嚴重，而且自今年所經歷的政黨再輪替後的台灣，恐怕連想自我感覺良好的機會都沒有了。

最後這篇社論作者感嘆，當台灣不同立場者每天在街頭、在媒體PK，當社會瀰漫着焦慮不安，也不必再等張維為這樣的大陸學者做任何負面評論了，台灣的主流民意早就通過民調給台灣民主打了分，不是嗎？當台灣作為負面教材成為一種流行，沒有人會感到好過，但我們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理性的反思呢？一個沒有理性反思的制度，還談什麼優勢呢？

有意思的是，當時觀察者網把這篇社論刊登出來以後，引來網民熱議。一位住在美國波士頓的華人寫的跟帖很諷刺，他說，台灣桃園捷運1996年規劃，據說不久就要試通車，不管怎麼樣，20來年建成了，51公里，造價大約等於人民幣260億元，這簡直太了不起了。你們看看，在我居住的這個城市——美國波士頓——有個中心隧道工程又叫“大挖掘”工程，英文叫Big Dig，才12公里多一點點，但45年過去了還沒建成，1971年規劃，1991年開始施工，迄今還在進行中，已經花掉了150億美元，約合一千億人民幣，幾乎比桃園捷運高四倍。

其實，採用西方模式帶來的一個很大困境是，各種利益集團和政客挑起無窮無盡的黨爭，結果以犧牲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人民整體利益為代價。比如，美國加州想建高鐵，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但迄今為止一公里也沒有建成，因為加州的各個縣議員說，必須在我這裡建一站，否則高鐵就不能通過。建高鐵要損害航空公司的利益，要損害汽車公司的利益，要損害飯店旅館等等行業的利益，這些公司都有強大的遊說集團，也可以打各種各樣的官司。總而言之，就是西方模式確實出了大問題，不改革的話，無論美國還是台灣地區，恐怕只能一路走衰。

我記得當年台灣剛開始所謂的民主轉型，美國不少政治人物都說，台灣民主能夠成為照亮中國大陸的燈塔。現在美國這個“民主燈塔”也是晃晃悠悠，大陸網民調侃為“燈塔國”，連他自己都失去了方向，更不用說台灣這個燈塔了，能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就很不錯了。那麼台灣民主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我和大家初步探討一下，一家之言，僅供參考。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台灣民主化30來年的幾個結果：

首先是經濟嚴重的滑坡，台灣經濟已經從“亞洲四小龍”之首變成最末，1996年民選上來的李登輝搞“戒急用忍”，台灣失去了大陸市場發展的良機。2000年民選上來的陳水扁，8年換了7個“行政院長”，大搞權術平衡，而不是經濟建設，連續8年公共投資為負數，經濟急劇走衰。2008年民選上來的馬英九，到執政末期的民調支持率甚至低於當年陳水扁的水平。但他有一點做對了，就是承認“九二共識”，所以在一段時間內穩定了兩岸關係，加強了與大陸的經濟融合。

台灣經濟與大陸相比，更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台灣在所謂民主化起步的時候，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末，經濟規模大約是大陸的45%。30年過去，今天台灣的經濟規模大約只有大陸的4%，今天深圳一個市的財政收入就超過整個台灣的財政收入，也就是說深圳市長手中的預算大於台灣“蔡省長”掌管的預算。多數台灣老百姓的實際收入，包括大學畢業生，近20年沒有增加，很多芯片工程師紛紛跳槽到大陸，因為大陸的收入是台灣的三倍多。

第二是政治惡鬥加劇。一些人還認為台灣民主至少實現了多次“政黨輪替”，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實，每次輪替之後，就是一個政黨對另一個政黨的掠奪、清算、報復。例如，蔡英文上台後，不是優先解決經濟問題、民生問題，而是熱衷於推動所謂的“轉型正義”。民進黨利用自己在“立法院”占多數的優勢，通過了所謂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剝奪國民黨的財產，讓國民黨以後沒有足夠的資源投入選舉。他們還通過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意圖把民進黨描繪為民主化身，把國民黨定為專制化身，來繼續雙方你死我活的鬥爭。

台灣媒體的生態也發生巨大變化，台灣媒體在兩蔣時期被叫做“哈巴狗”，現在被叫做“瘋狗”，故意挑起族群矛盾，諸如“外省人”、“本省人”、“台灣人”、“中國人”等等族群被撕裂，政府喪失對社會的整合能力。

第三是腐敗有增無減。台灣民主化後，黑道和金錢大規模介入政治，迅速變成市場化。陳水扁八年執政，貪婪斂財，令人髮指，最後鋃鐺入獄，結果又保釋出來，這個我不想多談，大家都很熟悉。早在2009年，也就在大陸出台“八項規定”之前，亞洲政經風險顧問公司在當年的報告中就認為，台灣地區的腐敗程度高於大陸，當時馬英九痛心疾首。馬英九時期，雖然其本人還算清廉，但也出現了很多貪腐事件，他管不住下面的人，因此他的政府在民眾中的形象也不好。國民黨多位高官接連貪腐，使得台灣民眾發出“藍綠皆貪”的感嘆，各種形式的賄賂賄選更是屢禁不絕。最新的醜聞就是蔡英文出訪的專機上竟有官員走私近萬條香煙。

第三點是以台灣地區作為參照，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30年前，台灣感覺良好，而大陸經濟才剛剛開始起飛，台灣方面已經先走一步。但今天大陸與台灣實力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陸迅速崛起，台灣迅速走衰。中國模式的一個特點是可以制定和執行符合自己長遠利益的政策和規劃，大陸一系列五年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奠定了崛起的基礎，而台灣“民主化”之後，就喪失了中長期規劃和執行規劃的能力。

另外，在政治方面，西方模式講一人一票，中國模式講選賢任能，兩者可以競爭。今天是新媒體時代，西方民主模式變得越來越民粹，越來越遊戲化，越來越難產生優秀的領導人。

兩岸實力的此長彼消已不可逆轉。我記得上次在談到香港問題的時候，我講過這麼一番話，如果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思改革，香港可能真的會沉淪下去，對香港人民的利益造成極大傷害，儘管我們非常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景，但我不排除香港最終會成為大陸人民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一個教育基地。一個好端端的城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思改革，也無法改革，最終一路沉淪下去，就像台灣事實上已經成為這樣一個教育基地，希望香港不要步台灣的後塵。

黃智賢：

為什麼很多西方學者現在開始思考民主的終結？因為實施一人一票普選後，最終就是有錢的人用金錢就可以買到選票，因為像台灣、美國等，除了歐洲少數地方以外，絕大部分的媒體都掌控在資本家手裡，有錢就可以買報紙，買了報紙還不高興，我再買兩個電視台、廣播電台，還有網絡平台，有多少錢就可以買多少，然後就可以決定要怎麼做，也可以影響議員，因為議員要當選就需要露露面，他們需要溝通、需要廣告，如果議員不聽話，就不讓你上電視，如果議員膽敢去幫助自己的對手，那就每天報紙修理你，當時就是這樣干的。

“民主制度”設計的一個困境，在台灣尤其明顯，你必須看到5年、10年、20年之後會是什麼樣子，但是當5年、10年、15年、20年之後，這個執政者已經下台了。台灣在日殖時代85%的農民都是佃農，沒有土地，等到“兩蔣”回來後，幾乎三等佃農、三等貧戶都有自己的米飯吃了，都有自己的土地，包括陳水扁他們家就是佃農出身，就是靠着“兩蔣”開始分土地了，開始強迫教育，讓窮困的小孩子可以去考軍公教，所以陳水扁的姐姐們都是去考老師，出來以後就終身職終身俸，他一輩子吃喝不愁，到他一代就翻身了。另外，台灣開始發展紡織業、輕工業、電子業，每一步其實都跟西方理論相反，比如政府發現我現在需要高速公路，就要蓋高速公路，當時所有人都反對，街上沒有幾部車，修高速公路都是給有錢人開的。如果以台灣現在的制度，絕對蓋不了高速公路，台灣現在絕對還在推牛，因為每個人都反對。

所以民主內在的一個困局是，絕大多數人對於一個很複雜的法案，真的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了解。我在台灣念最好的高中北一女，那時家父就希望我能讀醫。但我一直想讀中文，結果家父就說，不然你就不要讀了。後來我就輟學，之後我在台灣打了七年工，端過盤子當過油漆工，也開過計程車，在各種各樣的餐廳都做過，這樣存錢之後，我到美國去念大學，繼續打工，念完大學後又跑到英國念碩士，我一直都在社會底層，在台灣打工，在美國打工，在英國打工，要知道當你每天在為生活奔忙的時候，都聽不懂他們講什麼。

但如果我還對政治有興趣，我要去投上一票的時候，根據什麼投票？這個女生好漂亮，好有眼緣，所以台灣有一種選票叫“豬哥票”，就是政黨推出漂亮年輕女生，呼籲請投我一票，“豬哥們”就來了，投她一票，她就當選了。或者說，我要讓你印象深刻記得我，就要劍走偏鋒，媒體就會報道，所以為什麼大家要打架？

甚至有可能白天打一打，晚上大家繼續喝酒，那也都事實，為什麼？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利益，我們打是因為我代表國民黨、你代表民進黨，民進黨有一些支持“台獨”的人，所以你要演給他看，證明你很努力要“台獨”。我是國民黨，所以我要罵民進黨。等記者擺好camera了，來，開打。打完以後我們還有一些法案要審，可能我的金主跟你的金主是同一個；在台灣有很多好笑的事情是，國民黨跟民進黨的金主是同一個人，比如我是企業家，我有錢，給國民黨300萬，給民進黨500萬，給親民黨100萬，我給誰多少，我全都買。所以我黃智賢要通過的法案，你們都乖一點，不要給我玩真的，吵吵鬧鬧但最終一定要過，三天以後要過。這是實際發生在台灣的事，同樣也發生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