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得寫東西，轉點東西幾年毛澤東。建國以後的毛澤東與官僚階層很快就處於對立狀態，因為共產黨管理層裹挾了很多投資革命的人物，直接喚醒了官僚階層的集體意識，從暗中破壞到公開對抗，終於實現了復辟的願望。 官僚階層對中國社會破壞最大的地方大概就是包產到戶了。

小崗村單幹導致增產的謊言欺騙下，復辟的危害一直沒有認識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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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   來源:中流微刊            

大浪淘沙，只有堅持不斷地學習、堅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我們才能避免成為楊如寬、余宏奎式的人物，自覺地按照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繼續探索。

　　1982年初夏，我出生在河南省南部的一個農村家庭。因為已經分田單幹，臨產當天母親還在田裡割麥子。

　　我的爺爺在國民黨時代做過“保長”，解放以後家裡被劃了“地主”成分，在整個毛時代是抬不起頭的，解放初期奶奶甚至掛着牌子在村里“遊街”、挨批鬥(持續時間很短)，爺爺覺得屈辱就自殺了——其實看他大兒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後來的狀況，他完全不必自殺的。只是解放前爺爺當了國民黨的小官，家族裡都覺得是個榮譽;解放後，榮譽一下變成恥辱，他就想不開了。

　　奶奶是封建社會過來的。在我兒時的記憶里，裹着小腳的奶奶是沒什麼勞動能力的。如果不是解放了，家庭遭遇變故的她要拉扯幾個孩子(解放時姑媽6歲、大伯4歲、我爸剛剛滿周歲)長大完全是不可能的。大伯在兩歲時因為一場疾病左手就被殘疾了，解放前農村的醫療狀況可想而知，即便是“保長”的長子。

　　解放後，大伯和爸爸還是順利進了學堂門。大伯在70年代初期還做了生產小隊隊長，干農活、組織生產是一把好手，並沒有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就受到什麼“非人待遇”。

　　80年代，家裡摘了帽，村里分田單幹。大伯有殘疾，我們家就沒有分家，壯勞動力多，又得益於大伯曾做過小隊長積累下來的生產經驗，比村里一般人過得還是要好些，1983年就在村里率先蓋上磚瓦房。

　　因為這個經歷，父輩們對毛主席是有很大偏見的，這種偏見也影響了我。

　　但說來也很諷刺，生產隊第一次分田還不徹底，有些農具、牲口、公用的打穀場什麼的都沒徹底分下去，1986年又徹底分了一次。大一些的木製農具(例如“車水機”)鋸斷了、拆散了，一家分到一點“木柴”燒火;拖拉機、脫粒機、抽水機、柴油機這些鐵疙瘩拆的拆、鋸的鋸，一家分到幾斤廢鐵……

　　大隊的溝渠、池塘是1958年大躍進和1975年農業學大寨那會兒興修的，還用得上，也沒法拆分。只是疏於維護，到90年代底就全部荒廢了，各家開始打機井、抽地下水灌溉種水稻。

　　1986年二次分田的時候，我已經能記不少事了。做過小隊長的大伯是村里公認的比較公道的人，於是，分田在我家進行。每戶一個代表，中午用之前小隊的結餘派飯，煮飯的阿姨要塞給我一個西紅柿(那時單幹後都想攢錢，農村人自己一般不怎麼捨得吃、要賣到縣城)，我還說這是公家的東西、不能吃，給推掉了。80年代後期，村里修路、拉電線又是大伯出頭把大家組織起來干的，所以大伯一面抱怨毛時代給自己家帶來不幸，一面又懷念大集體時代自己組織生產的經歷。

　　剛上大學那會兒，我基本算是個小右了。畢竟是從農村出來，對於農業的困境，對於基層的腐敗是深有體會的，比較關心時政和社會問題，至於解決的辦法則是嚮往大洋彼岸的制度。

　　要知道90年代網絡還不發達，更別說自媒體了。2000年前後，論壇剛剛興起，“果粉”、“右右”在網上都是橫着走的，反倒“左派”是鳳毛麟角的，大概最先上網的都是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好的，社會階層不一樣，對毛主席的看法當然不一樣，“社會存在決定意識”——這句話真是百試不爽。但網絡的進一步普及，上網的人越來越多，普及到各個階層，才徹底改變了這一格局，我也是在這個時間段開始與網絡結下不解之緣的。

　　進了大學，在學校的機房最先逛的是強國論壇，就各種問題與人討論、辯論，後來又接觸了凱迪、烏有這樣意識形態截然對立的網站。辯論過程的知識短缺，又促使我去看書、看各種資料。99炸館和2001年的911事件對我觸動很大，三農問題、國際形勢都是我比較關心的，學校圖書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比較幸運的是那時的圖書館除了《炎黃春秋》、還有《中流》、《真理的追求》這樣的雜誌，當然更多的學習則是來源於網絡。

　　通過對歷史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我對右右們編造的關於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的種種謊言有了辨別能力，一步步從“右”轉向“左”，對很多具體的歷史問題重新有了建構，很重要的是對我個人家庭的這段歷史有了新的梳理。此外，大學社團的同學在每年的寒暑假都會結伴去農村、工廠做社會調查，對於很多三農問題、國企改革問題有了更具體的認識;2004年大學畢業以後，我放棄了原來的專業，去了南方的一家做出口加工的小工廠做工程師，與很多與我年齡相仿的工友交朋友，了解他們的工作、生活以及老家的狀況。這些經歷，讓我對毛主席說的“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有了更生動的認知，逐漸認識到毛主席的遠見與偉大!

　　通過深入了解毛主席晚年的那段歷史，我對他老人家的很多偏見也隨之一步步解開。這個過程真要感謝2000年到2010年間網絡上這種“肆無忌憚”的爭論。

　　毛主席在1962年1月30日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右右在網絡輿論上肆虐其實並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真理越辯越明。把毛時代的歷史掰開了、揉碎了，徹底講清楚，反而會有更多的人覺醒、真正認識毛主席的偉大之處。

　　毛主席還有一段話：“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作為一個地主後代，我的思想變化的經過，與大學階段社會調查以及大學畢業後到南方工廠工作的經歷是有很大關係的。

　　很多自乾五與右右就歷史虛無主義等問題進行鬥爭的時候表現得非常勇敢、優秀，然而一到類似周秀雲案、“996”、“251”這些真正涉及工農利益的問題上，立刻變成了保守派，站到了勞動者的對立面。這說明他們所崇拜的毛澤東是作為民族英雄的毛澤東，而非真正是作為人民領袖的毛澤東。很多輿論場上曾經的戰友如今都走向了對立面，這是每一個願意追求進步的青年人應當時時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