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上外交部第一亞洲司副司長

1963年，外交部調我回北京，擔任第一亞洲司副司長，當時的司長是章文晉。不久，章文晉調出當大使，由副司長張彤任司長。第一亞洲司主管社會主義國家外的亞洲國家的外交事務，第二亞洲司則主管社會主義國家蒙古、朝鮮、越南、柬埔寨、老撾的外交事務。當時同我國建交的除社會主義國家外，亞洲與我建交國家最多，又多是鄰國，因此事務很多。

1964年出了兩件事。一是正當我們原子彈第一次爆炸成功時，赫魯曉夫下台了。那時中蘇關係因與赫魯曉夫反華而走下坡路，他的下台和我核試驗成功成為鮮明的對照。我們高興得很，適逢章文晉動身出國，於是張彤、我同章文晉三人到江西餐廳痛飲一番，以示慶祝。我從來喝酒很克制，這次卻幾乎醉倒。

第二件事就是“四清”。從60年代初起，黨中央、毛主席就提出要進行農村社教運動，清理農村中的四不清問題，這是當時極為重要的運動。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園村搞“四清”，創造了“桃園經驗”。劉少奇很重視這個“桃園經驗”，叫王光美做報告講述“桃園經驗”的內容及意義。這個報告只有副部長以上的幹部才能聽，外交部則受到特別照顧，司長也可以去聽。當時有一種說法，沒有去農村搞過“四清”的幹部，將來不能當部長及中央委員。1963年張彤當了司長後積極地要去參加四清運動，把全司的工作交我負責。我們同他開玩笑說他要當中央委員了。

從1963年夏季起我就擔負起第一亞洲司全司的工作。當時遇到幾件重大國際事件。首先是蘇加諾發起一個新興力量運動會，以對抗那時的奧運會。他邀請新興力量國家即二戰後新獨立的亞非國家參加。而一切主要具體事務如邀請參賽國家等，則先由我國外交部通過內部協商決定；各國運動員隊伍去印尼的旅費，需要幫助時也由我國出，運動會則由印尼辦。當時的一切運動用具，甚至連印尼運動員的用具都是由我國製作的。為這件事，我同國家體委副主任黃中忙了好一陣子。中國體育代表團兼政府代表團團長是賀龍元帥，我們又向他匯報請示過幾次。

巴基斯坦總統請求中國出兵援助

在亞洲司，我遇到的最重要的事件還是第二次印巴戰爭。

1965年5月，巴基斯坦與印度在巴印邊界庫奇蘭恩地段發生爭端並導致武裝衝突，接着巴軍在克什米爾發動大規模進攻，直攻到克什米爾首府斯利拉加附近，戰局對巴有利。但不久印度從側翼進擊，軍隊直搗巴基斯坦的拉合爾，截斷了巴軍後路。巴軍從克什米爾敗退，集中全力守御拉合爾。一時間戰事甚為激烈。

自解決中巴邊界問題和1964年巴總統阿尤布·汗訪華後，中巴關係較為友好。在這次巴印衝突中，中國政府於5月初發表聲明，指責印度的擴張主義，支持巴基斯坦的抵抗戰爭，在外交上給巴以支持。但巴軍在拉合爾的抵抗極為困難，軍火與物資供給也很緊張。於是他們向我國求援。當時的巴基斯坦駐中國大使羅查三天五天來到外交部，並要求直接見周恩來總理。他除通報戰爭情況外，還轉送巴總統的信件或口頭要求，請中國給予種種援助。

巴大使見周總理時，每次我都在場。總理有什麼指示，都由我回來向部領導匯報並轉告各有關部門辦理。有幾件事令我至今難以忘懷。

在保衛拉合爾的戰鬥中，巴坦克部隊在大炮和步兵之前向印軍衝鋒，結果損失嚴重，亟須坦克補充。巴坦克司令來到中國，並在羅查大使陪同下面見周恩來總理，要求中國支援坦克若干輛。當天下午，總理就命我乘專機陪同他們去我國某坦克製造基地參觀考察。巴坦克司令見到我們的新制坦克後，親自駕駛着開了一圈。他跳出車艙後，豎起了大拇指：“這種坦克好，我們就要它。”第二天返回北京，我向周總理作了匯報，總理向有關部門查問後，始知此種坦克存數不多，但總理還是命令從現役部隊使用的坦克中撥出一部分支援巴基斯坦。此事使巴軍及阿尤布總統萬分感激。

現在的孟加拉國那時尚屬巴基斯坦，稱為東巴。東巴與西巴中隔着一個印度。印度向東巴進攻，西巴的援助不能越過印度大陸，只能繞行錫蘭（斯里蘭卡）海道，費時費力。後來，巴基斯坦改用飛機繞道運輸支援軍火、物資及人員。這樣一來，巴空軍疲於奔命。那時蘇加諾在印度尼西亞執政，主張新興國家集體反抗侵略。他對於支持巴軍抵抗印軍極有興趣，乃派其空軍司令秘密來華商談，印尼如何支援巴基斯坦的問題。

這位印尼空軍司令秘密來華時，周恩來總理命我從機場陪他直接到西花廳。總理親自接見他，同其討論巴印戰爭形勢。總理告訴他，目前第三國不宜插手，而且印尼空軍沒有理由而且更無法參加戰爭，現在所能做的只有給以物資等援助。會談結束後，周總理又請巴大使羅查和其武官來西花廳同印尼空軍司令會見，並與他們共同進餐。此次會見時我一直在場，深深體會到周恩來總理處理國際關係問題的慎重態度。

正當第二次巴印戰爭處在關鍵時期之際，巴總統一再要求中國方面出兵進行支援，使印度處於兩面夾攻之下。

面對出不出兵這個重大問題，周恩來總理曾召集有關部門特別是總參及各部討論多次，大家認為支援是可以的，但如何支援則是一個重要問題。

毛主席擬定出兵援巴，周總理修改“最後通牒”

那一年的9月，適逢我國舉行全國運動會，各省各軍區領導都來到北京。在賀龍元帥宴請毛澤東及各大軍區、各省市主要負責人的宴席上，毛澤東對周總理談到援巴事宜，主席說，要出兵就應尋找與巴接界最近處出兵為好。這表明毛澤東已經同意出兵援巴。外交部經過研究，認為印度軍隊在最近兩年內一直在西藏西部及中錫（金）邊界挑釁，當時中錫之間已劃定邊界，而印軍在邊界山口如乃堆拉山口一帶修築大批工事，幾年間共修有大小工事約有56個，肆無忌憚地破壞着中國的領土和主權。考慮到中錫邊界以南為中印及東巴最近交接處，於是我國決定準備在此地區給印度以打擊，以支持巴基斯坦；在此之前，先給印度政府下一個“最後通牒”式的照會。

9月15日晚，給印度政府“最後通牒”式的照會在西花廳擬好，周總理當即命我於當晚送交印度駐華臨時代辦梅達。我回到部里，在16日晨兩點把梅達召來，當面遞交了照會，限印度於三日內拆除它在中國錫金邊界一側和跨中錫邊界線上的所有侵略工事，並立即停止在中印邊界和中錫邊界的一切入侵活動，保證今後不再越境騷擾，否則，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必須由印度政府承擔全部責任。梅達看了照會後，想向我提出辯解。我馬上阻止他說，時間有限，請不要浪費時間，還是趕快將照會送回新德里。於是，他只好急忙登車而去。

自然，我們除提出最後通牒式照會外，還有一些軍事上的安排。印度怕受兩面夾攻，迅速按期拆除了它在中錫邊界上的一切工事，退還了其擄劫的藏族同胞和牲畜等。這是我辦理與印度邊界交涉事宜以來最稱心的一次。

在這個照會中有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印度政府在美帝國主義及其同夥的支持下，一貫對它的周圍鄰國推行沙文主義和擴張主義政策……現在向巴基斯坦發動大規模的武裝進攻……中國政府一貫認為，克什米爾問題應該像印巴兩國向克什米爾人民保證的那樣，在尊重克什米爾人民的自決權利的基礎上加以解決。這就是中國不介入印巴爭端的含義。但是，不介入絕不等於不問是非，決不等於中國可以同意克什米爾人民的自決權利遭到剝奪，也決不等於中國可以同意印度藉口克什米爾問題侵略巴基斯坦。中國的立場過去是如此，現在仍然如此……只要印度有一天還在壓迫克什米爾人民，中國就一天不會停止支持克什米爾人民要求自決的鬥爭，只要印度有一天還在對巴基斯坦進行肆無忌憚的侵略，中國就一天不會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義鬥爭……。

這段話是周恩來總理指示我們寫的，並經他親自修改加了進去。在中國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給印度的照會中加入這一段話，似乎有些離題。這個照會在16日的《人民日報》上以頭版頭條新聞登出，它給世界各國的信息是很明確的。

在第三次印巴戰爭中，我們只向巴提供了一些飛機和常規武器

1971年又發生了印度出兵侵略東巴基斯坦問題。這時，我在“文革”中受造反派批鬥審查後，剛剛被“解放”出來。我當時是駐尼泊爾大使，但我不願出國再當大使。因為在大使館執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大使（館長）負責制，而那時的駐外大使館黨委成員里，有一批國內造反派派去的頭頭（多半是服務員、司機、翻譯），他們動輒干涉大使的對外活動（內部事務更不用說了），而且還向國內他們的頭頭寫報告，使得那時的駐外大使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我堅決辭去了駐尼泊爾大使的職務，表示再也不出國當大使，這樣就留下來在部內參加亞洲司（原來的第一、第二兩個亞洲司合併為一個）的領導小組，主管南亞各國事務。這次處理印巴戰爭的事自然又歸我負責了。

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戰爭情況較為複雜。東巴基斯坦（原稱孟加拉邦）的居民多半是印度教徒。1947年英國人讓印、巴獨立時，把孟加拉邦一分為二，東孟加拉歸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屬印度。巴基斯坦是伊斯蘭國家，因為政治上、軍事上的不平等，引起東巴基斯坦人的不滿。1970年東巴基斯坦的穆吉布·拉赫曼堅持東巴基斯坦自治獨立。於是，印度從西孟加拉邦出兵，在蘇聯的支持下進攻東巴。巴基斯坦在印度強大兵力面前，無力保衛東巴，於是求救於中國。

巴軍總參謀長、海空軍司令及巴總統葉海亞的特使連續來到北京，都由我陪同見周恩來總理。這時，全國正處於“文革”的混亂中。西藏同內地一樣政治局勢不穩定，西藏軍區司令員被揪斗。但是由於印度的入侵，我們就不能不管了。鑑於當時我國的情況，對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給以支持，譴責並聲討印度對巴的侵略行動。我們在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些飛機、常規武器，但像上次那樣準備出兵的設想就談不上了。印軍侵占達卡後，即幫助拉赫曼成立孟加拉共和國，當時我們認為孟加拉是印度的傀儡，一直不予承認，直到1975年我國才正式承認孟加拉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