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鳳山、張玉路/文
　　　
　　伊拉克戰爭的硝煙已散去兩年多了，但有關伊拉克戰爭的爭論仍不時付諸報端。而伊拉克臨時政府在對前總統薩達姆審判開庭後的種種不正常現象，使薩達姆的命運和伊拉克的未來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經濟衰退是現代戰爭的“導火索”
　　
　　2003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無疑是新世紀中最值得思索的事情之一。全球有史以來最廣泛、最大規模的反戰浪潮及世界各國政府在戰前的種種努力，為何阻止不了小布什的一意孤行，這很值得我們思考。
　　
　　美國向伊開戰的公開理由之一就是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消除後患就只有“先發制人”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打擊並毀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就是伊拉克戰爭是正義的合法戰爭的邏輯，頗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意味，可見美國不但壟斷戰爭，而且壟斷了發動戰爭的理由。小布什在2004年7月4日再次強調，薩達姆是美國“先下手策略”產生的最大效果。此話一出口，在現場聽取布什演講的共和黨支持者立刻高喊“請你再干四年，再干四年”。儘管場面很熱烈，但布什政府指責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宣稱薩達姆同“基地”組織來往很深的說法都查無實據。伊拉克主要戰事結束後，二十萬美軍把伊拉克翻了個“底朝天”也沒找到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顯然就是這個令人質疑的理由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證明是成立的。而據“紐約時報”報道，戰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就已經得到薩達姆總統已經放棄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的情報，但“並未引起重視”。可見，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過是美國發動戰爭的一個“莫須有”的藉口罷了。
　　
　　如果仔細考察一個多世紀以來爆發的戰爭，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每一次較大的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之後必然爆發一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此，海灣戰爭如此，伊拉克戰爭同樣如此。這其中必由原因。　　
　　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國家建立後，市場經濟逐步取代自然經濟而占統治地位。自然經濟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剩餘產品很少。而市場經濟通過價值規律的作用，促使參加競爭的每一個商品生產者採用新技術，更新設備，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導致大量的商品堆積。但是，由於資本和勞動的對立，資本的積累和生產技術的改進，卻造成勞動力的相對過剩，使社會購買力相對縮小了，而商業和信用的發展反而掩蓋了社會購買力的真是情況，產生虛假的社會需求，最終導致商品“相對過剩”。因而，市場經濟往往表現為“過剩經濟”。經濟危機就是這種相對過剩的結果和消除過剩的一種消極辦法。衰退期間，社會矛盾突出，商品積壓，生產下降，國家必須承擔消除過剩、刺激生產的責任。解決這一矛盾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加大軍事費用開支。軍備及軍事工業的發展，一方面可以消耗大量的“過剩”物資，另一方面則可以加速軍事科技向民用企業的轉移，順應衰退期間固定資產大規模更新的要求。國內矛盾的突出和軍事力量的膨脹，這兩大力量的相互作用必然使某些大國的“鷹派”產生靠戰爭走出衰退“泥潭”的動機。
　　
　　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失敗使美蘇爭霸的天平暫時失衡，美國被迫採取守勢。隨後的“星球大戰”計劃之所以拖垮了蘇聯而沒有拖垮美國原因就在於二者的經濟體制不同。美國是市場經濟國家，軍備競賽既可以加強軍事力量，又可以消費過剩產品，降低衰退幅度，刺激經濟復甦。而蘇聯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計劃經濟也稱為“短缺經濟”，其特徵是普遍地、長期地存在着短缺這樣一種經濟現象，存在着“投資饑渴”和“消費饑渴”。在這種體制下進行軍備競賽只能使短缺雪上加霜，導致經濟崩潰。因此，經濟體制不同，軍事部門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截然不同。這就是美國為什麼能越打越富，而蘇聯越打越窮，最終解體的根本原因之一。
　　
　　不同歷史時期，戰爭的起因和根源各不相同，在古代，一個美女，甚至一句話都可能引起戰爭，當然，也可以因其“化干戈為玉帛”。在近代，爭奪勢力範圍和銷售市場是戰爭的主導。在現代，經濟衰退則成了戰爭的“導火索”，戰爭反而成了醫治衰退的“藥方”。
　　
　　伊拉克和薩達姆成了美國振興經濟的犧牲品
　　
　　經歷了20世紀七十年代的“滯脹”後，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和經濟繁榮，美國開始利用美元優勢在浮動匯率制下“高息攬儲”，即提高銀行利率，發行高息國債，吸納全世界各國的資金，這筆錢既可以用於減輕美國企業的稅收，又可以通過增加軍備開支來擴大內需。這就是所謂“里根經濟學”，它同時採納需求學派和供給學派的藥方，既保持了美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又提高了美元的強勢地位，還增強了軍事力量。唯一的缺點會產生大量的財政赤字。對於任何一個單獨的國家來說，大量赤字是有危險的，巨額赤字逐年遞增更是匪夷所思。但是由於美元的強勢地位，具有“世界貨幣”的功能，美國可以多發行美元來購買全世界的商品。日本、歐洲包括中國雖然賣掉了貨物，但賺來的卻是大把大把的美元。這就意味着：日本、歐洲乃至世界各國在十幾年乃至更長的時間裡都是在給美國打工。這樣，表面上美國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債務國，事實上由於美國欠的是美元，當美元貶值時，美國的債務負擔也就減輕了，當美元惡性貶值時，美國所欠的債務便有可能一筆勾銷。而這時誰敢向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裝備和軍事力量的超級大國要錢呢？實際上，從1971年美元和黃金脫鈎時起，美元就已經泛濫成災，不斷貶值了。
　　
　　到了克林頓時代，美國1992年的赤字總額高達4萬億美元，僅利息支出就高達近2500億美元。雖然根據高息攬儲金字塔原理，繼續借債仍然是可能的，而且它也的確是這樣做的，但是要靠借債來保持八十年代的繁榮就不那麼容易了。幸好這時候美股狂漲，自1991年以來，美國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指數從3000點一路飆升，最高時曾突破11000點。股票漲跌的機制是只要投入股市的錢比撤出股市的錢多，股票價格就會上漲；而股價上漲就會吸引大批的追漲者，進一步推動股價上漲。美國股市長期持續攀升的背後支撐力，是不斷流入的國際資本。美國自80年代初期開始，一直是國際資本的淨接收國。由於美國軍事上的強大，許多國家在政治上、軍事上依附或依賴美國，美國霸權大行其道，成了世界政治軍事的“平衡器”，客觀上促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穩定”的國家，也使美國成為“投資者的天堂”。上世紀末日本經濟處於蕭條中，歐洲一體化困難重重，東亞爆發金融危機，非洲戰火連綿，這樣的國際大環境對美國極其有利，大量外資無處可去，紛紛湧入美國。據統計，在1995年—1997年間，從西歐、東亞和拉美淨流入美國的資本額分別為3803億美元、1952美元和76億美元，合計高達5831億美元。1997年東亞爆發金融危機後，曾一度形成國際資本湧入美國的狂潮，僅在1997年7月—1998年10月，從所謂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流入美國股市的資金就有7000億美元之巨。正是這些源源不斷流入美國的資本，抬高了美國的股市及其資產價值，成為美國經濟和股市異常繁榮的動力，助成了牛氣沖天的股市和“新經濟”。隨着股市暴漲，美國家庭的名義財富大大增加。人們正是通過賣股票或者憑持有的股票借錢來花掉新增加的財富，抵押貸款和住房股本貸款因此成為90年代發展最快的消費貸款形式。
　　
　　然而美國股市的泡沫是顯而易見。美國單獨開設的主要以高技術關連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僅在1999年就上升了86%。在此期間，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4%，公司利潤增長率為10%，而股市年增值率為17%。許多盈利並不起眼的科技企業，股價卻是每股收益的70倍。在2000年標準普爾500種綜合指數中，表現最好的前10家公司占了該指數升幅的50%。也就是說，股市增長的一半是靠2%的企業來支持的，而外國投資者最集中購買的正是這類股票。但惡夢開了頭，最好還是繼續做下去，至少醒得越晚越好。很顯然，要使美國經濟泡沫不至於被刺破，就必須讓國內的資金繼續源源不斷地注入股市，還要設法阻止國際資本回流，尤其是歐洲的資本不流出美國。1999年歐元誕生，許多人以為歐元可以向美元“叫板”，致使美國股市振動，外資蠢蠢欲動，而由美國主導的科索沃戰爭起到了阻止國際資本回流歐洲的效應，歐元一蹶不振。
　　
　　美國經濟目前的困境，與企業生產能力過剩導致的投資率下降和公司會計醜聞有關，暴露了“新經濟”虛假繁榮的一面，但引起美國經濟衰退的最直接的導火索就是“9•11”事件，它暴露了美國“安全體系”的脆弱性，預示着“投資天堂”受到挑戰。據OECD報告，“9.11”事件使美國2001—2003年的實際GDP共計減少5000億美元，相當一年GDP的5%。安全問題導致外國對美投資大減，2001年外國對美直接投資從2000年的2010億美元減少到1240億美元，降幅近40%。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經濟衰退是霸權受到威脅所致，而不單純是經濟因素。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依靠“美股經濟學”的老藥方振興美國經濟顯然不行了，布什總統上台後，“戰爭經濟學”終於撕下了以前遮遮掩掩的偽裝，浮出了水面。
　　
　　蘇聯的解體曾讓一些人興奮不已，認為冷戰結束後戰爭危險減少。現在看來，一超世界比二強爭霸更不安寧。世界就好比是一架天平，兩邊必須有相等重量的東西才能平衡，一方重量的變化也就意味着平衡的喪失。蘇聯解體後，制約美國的力量削弱了，多級化尚在發展之中，美國一超獨大，越來越喜歡用“戰斧導彈”講話。
　　
　　有人認為，美國攻打伊拉克並除掉薩達姆是想在中東開創建立民主國家的先例，通過中東地區的民主化運動來確保該地區的穩定與和平。這種看法既十分幼稚，也是大錯特錯的。試想世界上哪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會聽任美國的擺布呢？美國不會傻到要扶植一個民主穩定的競爭對手出來。二戰後，美國為何容忍日本頭號戰犯天皇的繼續存在，為何不剷除日本大家族大官僚統治的根基？本來二戰前中東是十分穩定和平的，為何美國要扶持以色列，就是要在有“世界心臟”之稱的中東叉上一把刀，通過有意的製造不穩定因素來攪亂中東穩定的政局。如果美國真是為了中東的穩定來攻打伊拉克，當初又何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扶持以色列這個“中東的搗蛋鬼”呢？可見，美國不需要一個民主的中東，更不需要一個穩定的中東。因為美國政府深諳美國經濟繁榮、本國安全與世界安全三者之間的關係，其精髓就是要維持美國經濟繁榮，必須確保本國安全，恢復“投資天堂”的地位，同時給全球製造不大不小的麻煩，讓世界其他地方“有控制”地不安全。只有這樣，美國才能“漁翁得利”。
　　
　　隨着國際環境的變化，恐怖活動逐步代替“無賴國家”成了美國的首要威脅，因而，“遏制戰略”對美國維持霸權和經濟繁榮遠遠不夠了，“先發制人”戰略就有了用武之地。因此，美國要不惜一切代價打擊當前對本國威脅最大的“恐怖主義”；封鎖不聽話的所謂“邪惡軸心”；防範中、俄、歐等潛在競爭對手，重建“安全孤島”。阿富汗戰爭收到了“一石三鳥”的效果，沉重打擊了恐怖主義，同時使美國勢力滲入到了靠近中、俄的地區。在這一政策的指導和反恐戰爭取勝的鼓舞下，美國不顧世界人民的強烈反戰，攻打伊拉克。這一舉動並不是布什總統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純粹為了石油利益。自從上世紀70年代爆發了“石油危機”，美國經過多年的產業調整，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大為減輕，相反歐俄中等國對中東石油產業的依賴卻日益加深。在美國看來，戰爭是經濟復甦的“強心針”，是醫治經濟衰退的偏方。攻打伊拉克，一方面可以加強美國在中東的勢力，分化瓦解歐佩克，維護其石油利益；另一方面則可以打擊歐、俄的石油利益，制約其發展。這樣看來，伊拉克和薩達姆成為美國霸權的犧牲品也就不足為奇了。
　　
　　美國利用戰爭刺激經濟，提升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頗有歷史，也是頗有經驗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美國由一個二流國家躍升為一流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成就了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海灣戰爭的勝利促成了美國“新經濟”和長達10年的經濟繁榮期。由於經濟衰退成了戰爭的“導火索”，因而，美國的經濟好壞就和世界安全掛起鈎來。可以說，美國“新經濟”不依賴於世界的和平穩定，相反不穩定更有利於美國維持經濟泡沫。當各國的安寧與美國經濟的好壞開始掛鈎，戰爭這一醫治美國經濟衰退的“偏方”成了“良方”。難怪伊拉克戰爭還沒完全結束，美國的某些“專家”就開始計算這場戰爭對美國經濟復甦作用有多大。
　　
　　美國快速取勝的“第一功臣”是伊拉克線人
　　
　　伊拉克戰爭讓世人“欣賞”美軍狂轟濫炸本領的同時，也讓我們熟悉了一個名詞——線人。令人咋舌的是，這個在以往戰爭中名不見經傳的“地下工作者”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威力一點也不遜於美國的“戰斧”式巡航導彈。薩達姆在家鄉提克里特的地道中被俘，其長子烏代和次子庫賽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蘇爾被美軍成功“定點清除”以及眾多伊拉克前政府高官被抓獲，都是伊拉克線人的重大“傑作”。
　　
　　線人當然不是美軍的“義務勞動者”，他們提供情報也不是因感謝美軍占領伊拉克而做出的報答行為。美軍為培養線人是花了大力氣的，尤其是不吝嗇美元。因為美國人早就認準了一個理——重賞之下必有為美軍賣命者。這次針對烏代和庫賽的“斬草除根”行動再次驗證了美軍在伊拉克屢試不爽的“超級武器”——美元——的威力。
　　
　　伊拉克主要戰事結束以後，“功成身退”的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弗蘭克斯坦言，美軍特種部隊在戰爭爆發前就深入伊境內，其中一項主要任務是用大把大把的美元收買伊拉克的軍政高官，而這是美軍能夠長驅直入巴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美軍攻占巴格達後，薩氏父子及前政權的其他高官一齊“人間蒸發”，既是美軍在伊拉克戰爭中的一大敗筆，又是令美軍提心弔膽的心腹大患。為了肅清薩氏政權的“餘孽”，美軍再次祭起了“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法寶，對55名被通緝的對象實行“明碼標價”，效果也真是“立竿見影”。美軍機械化步兵師軍官雷蒙少校說，“自從我們懸賞後，伊拉克人就開始源源不斷地前來提供各種各樣的線索。每次我們展開新一輪行動，都會有很多伊拉克人向我們提供情報。” 一位駐伊美軍高級軍官也向美聯社記者感嘆：懸賞真是太有效了，在伊拉克，沒有用美元辦不到的事！
　　
　　美軍並不是只知道大把花錢的“富家少爺”，他們也懂得算經濟賬。一名美軍高級官員曾說，“一枚巡航導彈要多少錢？在100萬至250萬美元之間！而行賄的威力不遜於精確制導武器，它既達到了目的，又避免了美軍流血和傷及無辜。對美軍來說，在伊拉克打仗行賄與戰鬥同樣重要，甚至比戰鬥本身更重要。”為尋找烏代和庫賽的行蹤，美軍曾為二人分別“標價”1500萬美元，鼓勵人們向美軍告密。而美國只不過花費了20枚巡航導彈的價錢就斬殺了薩達姆三個子孫，還捎帶着報銷了三個保鏢。看來，這個3000萬美元的懸賞是值得的。要知道，美軍僅僅為剿滅薩家“二少”等區區6人（好象還有一個是不滿14歲的兒童）的行動，就動用了AC-130“空中艦炮”、“阿帕奇”武裝直升機、OH-58D“奇諾瓦人”武裝直升偵察機、坦克等重武器，近千名美軍“精銳”，經過6小時苦戰，損兵折將，仍然“久攻不下”。最後，使出慣用的“狂轟濫炸”絕招，先是2.75英寸火箭瘋狂掃射，再追加13枚陶式導彈，直到把一棟數百平米的樓房炸成了廢墟，才算解決了“問題”。
　　
　　線人讓伊拉克的未來更加灰暗
　　
　　從傳統意義上說，向美英聯軍告密的伊拉克人可被稱為“伊奸”，告密行為也為廣大穆斯林所不齒。但是，只要看看伊拉克的現實，也許就不難理解美元通神的奧秘了。有報道說，成千上萬的伊拉克人為60美元月薪而報名參軍；越來越多的伊拉克人為重新找到工作而簽下“效忠令”，承諾“遵守法律和聯軍及臨時權力機構頒布的各項命令”；很多伊拉克人為1美元的日薪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受僱於各類遊行活動的組織者，為其搖旗吶喊，讓喊什麼就喊什麼！從美軍拯救女兵林奇，到緝拿薩氏兄弟，到處都閃現着伊拉克線人的“光輝業績”。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不僅是薩達姆個人的不幸，更是伊拉克整個民族的不幸。
　　
　　這個具有5000多年歷史多災多難的文明古國，在新世紀的第三年又被來自大洋另一邊的外來民族“征服”了。看看這麼多的“伊奸”噴涌而出、前仆後繼，很難想象這曾經是一個以不屈服外來壓迫而聞名的國度。有人說，這說明了薩達姆政權不得人心。但奇怪的是，告密者、變節者沒有一個是當年薩氏政權下的“受害者”，反而是清一色的該政權“既得利益者”，他們是薩達姆的“親信”或“座上賓”甚至是“恩寵高官”。這些人除了稱其為“小人”外， 無論如何不是什麼“棄暗投明”的義士。如果真是當年薩氏政權下的“受害者”做線人，那還情有可原，但這些人根本不可能接近這些高官，甚至連庫賽、烏代長得什麼樣都不知道的“受害者”即使想告密也沒有情報來源。為了苟且偷生或金錢出賣靈魂和同胞的“線人”綿綿不絕的出現，這是一個民族最大的悲哀，是伊拉克永遠的傷痛。
　　
　　那麼，這些被美元俘虜的線人，從此是否就可以過上天堂一樣的日子了呢？有人預言，懷揣數千萬美元“橫財”的他，今後過的將是仇人要命、綁匪要錢、良心受譴責、擔驚受怕的日子。美軍可以暫時保護他，卻難保他與家人一世平安。確實，這些“民族奸細”無論是生前還是生後，永遠不會抬頭了。在美軍攻陷巴格達前夕，就有美國重金收買的一批線人，因暴露身份而“殉職”。隨着時間的流逝，這些倖存的“地下鼴鼠”終有一天會浮出水面，而成“過街老鼠”。不管其生前如何，與那些鬼鬼祟祟的“線人”相比，躲躲藏藏的薩達姆的三個子孫最後“英勇戰死”，還是有可圈可點之處的。對伊拉克來說，薩達姆的生死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一個物慾橫流、小人得志、告密成風的社會環境下，伊拉克還有希望嗎？一個被金錢打敗的國家，我們不敢奢想她會有美好的未來。
　　
　　薩達姆最終命運是世界走向的信號
　　
　　伊拉克戰爭的殘酷性、對人道的踐踏和對文明的褻瀆，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數以萬計的伊拉克人民被迫離開家園，流離失所，成為難民，更有甚者還要承受美英聯軍的所謂“誤傷”“誤炸”；數座大城市被戰火摧毀，只留下大片瓦礫和殘垣斷壁；幾千年的人類文明也不能倖免，成千上萬件珍貴文物被破壞和洗劫一空。這場戰爭的殘酷性，連隨軍的美國記者也為之動容，不堪回首。即便是在美國，也有人認為，伊拉克戰爭造成生靈塗炭、財產毀損、文明遭殃，是一場由進入21世紀的“文明人”發動的大規模的人道災難和文明浩劫。但是戰後為幫伊拉克重建美國只花費了十幾億美元，而且大多用於伊拉克社會安全保障，而在與伊拉克百姓息息相關的醫療衛生、供水和污水處理以及道路和橋梁等建設工程方面則沒有任何花費。另外，美國也沒有在恢復治安和創造就業機會上投入巨資，這種情況造成伊拉克人生活同過去相比沒有絲毫改善，在空洞民主口號掩蓋下的社會矛盾逐漸暴露出來，普通人對美國的不滿情緒繼續升溫。
　　
　　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對伊戰爭的合法性遭到國際社會也包括本國民眾越來越多的質疑，布什政府為平息輿論的壓力，竟然把美國“中情局”局長作為替罪羊拋出，全部承擔了對伊戰爭情報的失誤。薩達姆並沒有發動對美國的戰爭，卻平白無故地成了美國的“戰俘”。當然，“享有”戰俘的待遇還是好的，可以受到國際公約的保護。可是美國再三權衡後，把薩達姆“交給”了伊拉克臨時政府，薩達姆連“戰俘”的資格也沒有了，改成了“普通犯人”。由於伊拉克臨時過渡政府的“高官”們大多是長年流亡海外的反薩達姆人物，很明顯，伊拉克臨時過渡政府要置“老薩”於死地而後快。但伊拉克臨時政府不過是美國的“傀儡”，薩達姆的生死最終決定權其實操縱在美國人手裡。於是臨時政府千方百計揣摩美國心思的“小醜劇”上演了。先是美國總統布什說，把這位伊拉克前領導人關押在監獄中將讓美國更為安全。於是伊拉克臨時政府立即表示，不贊成判處薩達姆死刑，更有“高官”信誓旦旦的說，“即使特別法庭判處薩達姆死刑，自己也不會簽署命令。”然而餘音未消，山姆大叔一番權衡後又改注意了，覺得還是“死薩達姆”更有用。臨時政府見風使舵，立即表示，薩達姆不死天理難容。
　　
　　伊拉克新政府在獲得對前總統薩達姆的司法監押權，並宣布將恢復死刑的消息後，法國政府重申了其強硬的立場：反對在“任何情況下”對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判處死刑。國際社會中也有2000多名律師自願出面替薩達姆說話，其中1000名打算前往巴格達助陣，包括700名非阿拉伯律師（400名來自美國和歐洲的知名律師和200名來自全世界的知名法律顧問）。“薩達姆辯護律師委員會”也收到了大量的捐贈辯護資金。在沒有“國際保護”的情況下，這支由律師和自願者組成的龐大隊伍前往巴格達確實要冒着巨大的風險。有報道說，所有自願前往巴格達的律師和“義士”都得跟薩達姆律師委員會簽下“生死約”，因為誰也說不好他們在巴格達會遇到什麼麻煩。即使抵達巴格達，為薩達姆辯護的律師團仍將遇到很多可能無法逾越的障礙，例如根據伊拉克現行法律，禁止外國人在伊法庭上為伊拉克人辯護。為此，薩達姆律師團與美國官員多次交涉，美方對此未予理睬。薩達姆的命運確實不妙。
　　
　　在許多人看來，如何審判薩達姆似乎是國與國之間政治角力的結果，少有法律問題。實際上薩達姆的最終命運對未來國際法的走向意義重大，國際法是一種活的法律，處在不斷發展之過程中，國際法中發展最快的要屬國際刑法。可以這麼說，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從內容上看，國際刑法的每一步發展都是對國家司法主權的侵害，是對傳統國際法上主權原則的挑戰。特別是國際刑事法院成立後，已成為一個非常普遍的組織，有着完整的規約條文，深受利益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響。薩達姆的最終命運就代表着國際刑法侵蝕國家主權的程度，也預示着國際法發展的方向。
　　
　　21世紀的世界事務，是美國一國說了算，還是由世界各國平等地商量着辦？世界是走向單極化還是走向多極化？這是世人關心的問題。美國屢次嘗到軍事強大的甜頭，下決心保持軍事的領先地位，布什總統一上台就宣稱要建立一支“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美國2004年度的軍事預算高達4013億美元，比其他20個軍事大國的總和還多。據預測，到2010年，美國軍費可能達到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軍費的總和。但是歷史的進步和人民的意志已經不允許世界回到“拳頭就是真理的石器時代”。迷信高科技武器只會給世界人民和美國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世界格局多極化是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歷史需要，使用高科技武器的“不對稱戰爭”是不可能改變世界多極化這一歷史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