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人眼裡的毛澤東

　　我見過一次毛澤東，而且握了手。握手時，他的手實在太柔軟了，我的內心
很是一驚。因為革命家的手持槍握鎬，想必是粗糙的。而我卻覺得他的手很軟和，
像是被他的手掌包住了似的。有一種叫棉花糖的糖果，很軟很輕，放在嘴裡一塊，
不用嚼就化了。我握着毛澤東的手時，就正好有這種糖果的柔軟感。

　　也許是自己握手時太用力的緣故，當時他卻沒有把我的手握住。或者他並沒
有正經握手，而只是表示一個握手的姿態而已。

　　拍完紀念照片後，他向另一房間走去。我緊隨其後，看着他的脊背，感到其
肩部像虎背似地高高隆起。

　　經常有描繪出沒於竹叢中的老虎的畫。虎從半山腰的竹叢里走出來，脊背部
較前足要高。畫家藉以畫出了虎的全身。就是說，那肩部很突出，前大腿的骨頭，
緊頂着脊背。

　　毛澤東是肥胖型身體，不像消瘦的人那樣瘦骨嶙峋。但是，從後面看他的脊
背，覺得他那隆起的肩部，確實像是虎視眈眈的老虎的脊背那樣。現在回想起來，
他的脊背實在很寬。

　　到了另一個房間之後，我們隔着桌子坐下來。桌子上放着疊起來的毛巾。當
然，我和其他人都沒有使用。此外，還有帶蓋的茶杯。在日本，茶杯是放在茶托
上的。而那裡好像沒有茶托，茶杯就直接放在桌子上。桌上鋪了綠色的絨布。

　　入座後，他對我們的團長說了一、兩句無關緊要的話，就開始談話。

　　他的話幾乎持續了一個半小時。因為有翻譯在內，我想實際上是講了三、四
十分鐘。我幾乎全部筆錄了下來，不過記錄的是翻譯後的日本語。

　　能夠見到毛澤東，聽他講話，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很想聽他講的漢語，
然而，毛澤東對坐在他身邊的翻譯耳語般地講話，聲音很低，根本聽不見。我並
沒能聽清他說話的聲音，覺得很是遺憾。

　　只是有一處，我聽出了他的聲音。

　　“Maiguo”。

　　我明白了，這是說“美國”。

　　而用北京話說，應該是：

　　“Meiguo”。

　　他的湖南鄉音沒有改，一直是用湖南口音講話。說話時口型變化也不大。恐
怕湖南省的方言不是飛快、爆豆般的說話方式，而是相反。

　　我看過新中國成立大典的電影。毛澤東站在麥克風前，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那聲音很是高昂。

　　我們幾個人隔着桌子，面對毛澤東並排坐着。他沒有同我們一一說話，只是
邊注視着他與我們之間的空間，邊講着話。

　　談話的內容是中國近代簡史，同時也回顧自己的經歷。他一邊追憶過去，一
邊娓娓道來。這樣的說話方式，把視線放在眼前的空間，是很自然的。我想，偉
大人物的目光，一般不注視下面的百姓，恐怕自己也不太願意讓別人看見自己的
面孔。但是，我還是熱心地盯着他的表情。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有點失禮了，覺
得非常慚愧。

　　正如想親耳聆聽他的講話一樣，我也很想把他的表情深刻印在腦海里。

　　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話，是說他本來想做一名小學教師，不是想成為
革命家，而是不得已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當時，日本關於他的研究尚未真正進
行，我只知道他畢業於長沙師範學校。因此，這句話記得特別清楚。

　　上面說過，他和我握手的那隻手(手掌)，柔軟得令人吃驚。而剛進入房子的
大門，立即就能看到站在大廳里的毛澤東的身影，那簡直就像一座山似地聳立在
那裡。因為是在夜裡，由於從天花板上照明的關係，他就好像置身於劇場舞台的
中央。用漢語的“巍然屹立”來形容，是再確切不過了。

　　立刻，我就注意到他渾身上下充滿了沉靜的氛圍。那種沉靜的氛圍很感染人，
好像人被吸進去了似的。據說宇宙有“黑洞”，而毛澤東具有的沉靜的氛圍，就
像黑洞一樣——巨大的、深不可測的空洞。

　　我覺得可能在剛剛不久之前，他還坐在那所房子深處的某間書房裡，沉浸於
讀書之中。我從自己的印象中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與其說是革命家，勿寧說
更是一個讀書人”。

　　一直到後來，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時，毛澤東在書房會見他的照片公開
發表了。書房裡成排地擺放着書架，堆放着書籍。看到這張照片時，我再次確信
我以上的印象沒有錯。

　　我與毛澤東會見是在1960年。四年以後，《毛主席詩詞》出版了。北京的朋
友寄給我一本。偶然間，拿給出版社的朋友一看，他們建議我翻譯出來。而且已
得知，拜託了武田泰淳先生與我合譯。

　　恰巧武田先生要去北京，我委託他購買當時出版的革命回憶錄《星火燎原》。
他給我買了一套。我在翻譯詩詞原文時，譯文力求一聽即懂。為了了解毛澤東吟
詩填詞時置身於怎樣的環境，我只能依靠讀革命回憶錄來汲取資料。於是，我也
被毛澤東的詩詞引導着，開始追溯起中國革命史來了。同時，還參考了軍事博物
館發行的紅軍長徵地圖。

　　我們執筆是在1964年夏天。那時，對毛澤東的政治見解，在日本有各種各樣
的觀點。而我，決定主要理解作為文學家的毛澤東，不加政治性的評論。

　　當時，日本還沒有關於詳細記述中國革命艱難困苦的歷程的書籍，也沒有幫
助理解毛澤東創作的詩詞所必要的注釋。1965年5月，這本著作終於出版了。出版
社一登出廣告，儘管書還沒有發行，書店裡的預定單早就到了。出版時，幾乎所
有的報紙都刊載了書評。我對日語譯文傾注了心血，努力傳達出其文學的味道，
而不加自己的評論，詩句的注釋也儘量詳細。我想，這可以使讀者引發自己的感
受，直接進入毛澤東的詩詞世界。

　　許多日本讀者，由此知曉毛澤東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學修養的人物。直到現在，
還能見到談論當時被此書感動的讀者。我在寫那本書(《毛澤東——其詩與生涯》
)時，頗感他作為中國的語文教師，是確有非凡才能的。如果不選擇革命道路的話，
毛澤東作為某所大學的教授，會留下業績。而且，說不定我還會聽到他講的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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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想來，他在師範學校學習了五年，具有豐富的中國文學、歷史方面的知
識，這並不怎麼奇怪。

　　在那本書出版的第二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對我來說，給自己帶來了一
個新的研究領域。不管怎麼說，我的那本關於文學家毛澤東的著作能於1965年出
版，是我的幸運。對於1960年在百忙中擠出時間，為我(當然還有別的日本人)談
論革命及其經歷的人——毛澤東，如果能在這裡表達自己的謝意，那對我來說，
無疑意味着一種難得的安慰。(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