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問題

　　中國進入市場經濟之後，其發展已日益依賴於世界。這樣，中國就不可能不對已融入世界的自身利益，從而對自己的海上通道安全即海權問題有所關注。當中國開始走向世界時，就免不了與世界霸權發生矛盾。但太平洋戰爭及冷戰時期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亞地區太，只有中美聯手，才有穩定和持久的和平；從長遠的戰略層面上說，中美關係是亞太任何國家都難以取代的戰略夥伴關係。美國接受中國的底線，是中國更像現代歐洲而不像中世紀和近代歐洲，因為中世紀的歐洲是大混亂的，近代的歐洲是壓迫美國的。美國在與當代中國的較量中，如果認識到中國是一個無法戰勝的對手，中美關係反倒會好轉。

　　關鍵詞：中國全球化國家安全作者簡介：張文木，1957年生，法學博士(北京郵編100081)

　　全球化不能不包括軍事自衛手段的全球化

　　真正的中美利益衝突是在中國經濟進入市場經濟，從而中國的國家利益日益融入世界，中國政治日益向現代民主政治轉變的時候，而不是在這之前出現的。在文革時期，中美關係雖吵得厲害，但由於中國經濟尚處於自然經濟階段，中國對海外利益並沒有多少追求，自從中國進入市場經濟之後，其發展已日益依賴於世界。目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36%，即通過對外貿易所創造的價值已經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3強；因經濟發展而產生的資源需求也越來越嚴重地依賴外部進口。這樣，中國就不可能不對世界，從而對自己的海上安全即中國海權問題有所關注。這裡所說的中國海權，指的是建立在在外層空間衛星監控技術引導下的導彈遠距離精確打擊和準確攔截能力之上的海上自衛權利而非美國式的霸權。海權是任何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更應該平等享有的國家權利。美國是霸權國家，其軍事上的重要表現首先是對海權的排他性壟斷。這樣中國的國家利益,尤其是海權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與霸權，尤其是海上霸權發生衝突。霸權並不是國家應有的權利，它只是根據強權原則建立的在世界利益問題上的排他性的權力。這樣，中國要求走向世界並尋求在這個進程中的安全保障，而美國則不允許中國為其海外利益保駕護航的軍事力量走向世界。[1]這樣，中國與美國的利益，尤其是集中在南中國海及台灣地區的海權利益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2]

　　資本全球化和資本多極化及其對立統一運動是現代戰爭產生的總根源。在資本中心國的資本擴張中，資本必然流向可產生高額利潤的外圍區域。只有從海外不斷獲得大量的資源和利潤，資本中心國的再生產和社會活動才能正常運行。在世界近現代史上，資本從而市場經濟的出現確實解放了生產力。但生產力的解放、生產力的發展，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資源來支撐。發展市場經濟猶如養虎，在幼虎時，養虎人感覺尚好。但當虎長大從而胃口越來越大時，養虎人若得不到更多的食物來源，就會感到恐怖了。對一個走上市場經濟的國家而言，當國家生產力在資本的推動下發展起來並使生產對資源有越來越大的需求的時候，發展，若沒有滋養這種發展的資源支撐，就會變異為一種破壞自身的力量，國家經濟從而國內社會就會發生危機，嚴重的還會發生帶有暴力性質的社會動亂。這是任何已走上市場經濟的國家不可免而今日中國正在試圖避免的經歷。

　　目前，中國經濟在發展，市場在擴大，消耗資源的胃口也在擴大。像石油資源，中國過去是出口，現在不夠用了就必須依賴大量進口。這樣我們就必須走向世界。當中國開始走向世界時，就免不了與世界霸權國家產生衝突。開始是意識形態層面的衝突，如亨廷頓所說的文明衝突論。隨着我國經濟越來越快的增長，就發生了貿易層面衝突，意識形態的衝突退居二線，意識形態是服從於國家利益的。接着是政治層面的衝突，當這種矛盾達到政治層面後並日益逼近中國安全利益的底線時，從近現代史所有大國崛起的經歷看，軍事層面的衝突似乎是很難避免的。

　　維護一國在世界範圍內自由貿易的前提必然是要對海上資源運輸線路進行自衛性的控制。[3]所以說全球化不能不包括軍事自衛手段的全球化，因為國家的利益已經融入世界。而在國際政治中，安全觀念是隨着國家利益而擴大，而不完全是隨領土而擴大。“領土安全”與“國家安全”是有聯繫但又相互區別的兩個概念。美國的國務院與我們的國務院不同，它是管世界的。美國為什麼到處插手，因為到處都有它的商人；它的利益已經遍布世界，因此世界的事在他們看來就是國家的事。美國靠如此豐富的世界資源來滋養其龐大的生產力，所以它才有其較高的民主發展程度。以世界財富滋養着美國，再加上沒有外敵侵入境內戰爭(它可以運用其強大的海上力量，將其萌芽早早地消滅於遙遠的海外)；它也不會有其他國家的飛機飛到它邊境上去偵察的事。它有安全，又很有錢，既體面又民主，但它的錢是靠其世界霸權地位和強力壟斷世界資源實現的。美國外交具有很強的虛偽性：它鼓勵南方國家發展市場經濟並建立民主體制，但當蘇聯建立起議會民主體制後，它卻推動並促成了蘇聯的解體；當中國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之後，它卻又將戰略重心移向中國，將中國視為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事實上，是美國而並非中國及其他南方國家才是世界走向民主與自由的最大障礙。

　　有人會說，現在中國海外貿易在沒有海權的情況下不是發展得挺好嗎？但問題是這是沒有保障的發展。如果有一天，美國像對待南聯盟那樣，隨便給中國找一個莫須有的藉口，對中國實行禁運，中國怎麼辦？現在中國經濟1/3，甚至1/2的部分依賴海外市場拉動。一旦遭到禁運，這時已發展起來的巨大的生產力就會反過來成為毀壞我們國家的一種力量。強大的生產力一定要有它暢通的吐故納新的渠道，吐出的是產品，因而它需要國際市場；吸納的就是資源，因而它必須走向世界。沒有這兩條，在市場經濟中已解放出來的巨大生產力，對國家反倒是很危險的事。

　　海權是中美戰略利益矛盾中的重要方面

　　中美之間的戰略矛盾焦點要哪呢？並不在意識形態，相反倒是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軌道時，中美之間的矛盾才開始尖銳化的。其實，中美之間矛盾的焦點是海權。但中國的海權與美國的海權並不是同義詞。確切地說，中國的海權指的是海上自衛權利，美國的海權則是海上霸權。霸權是“只許洲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式的壟斷權力，而自衛則是國際法賦予每個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中國發展到現在使我們迫切地感到海權而非霸權應是一種普遍的國家政治權利，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利益。中國要走向世界，要進行自由貿易，就必須保護我們海上線路的安全。“貿易自由”是美國人早期在反對西方列強時提出含有反霸語義的口號。今天中國人也提出同樣的宿求，美國人就不答應，就以“國家導彈防禦體系”相威脅。布熱津斯基在《與中國相處》一文中說：“中國目前的局勢與1890年前後的德意志帝國相比較則有某些重要的相似之處。”[4]讀了這段話後，我倒覺得今日中國倒更像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熟悉世界史的人對此會有更深的體會。如果說，五十多年前在用國家力量迅速打造國家經濟體系方面，蘇聯是昨日中國人的先生的話，那麼，一百多年前的美國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卻是今日中國人的先生。

　　中國台灣問題，與一百多年前的夏威夷問題並不一樣，它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但若中國台灣位於別的什麼地方，比如說中國東北邊遠內陸，台灣問題並不會演變成中美關係中的焦點問題，美國也不會對它那麼關注。從這個角度看，與一百多年前的夏威夷問題一樣，目前台灣問題還包含着中美之間的海權之爭──這與當年美國反對英國在東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權一樣。沒有台灣，中國就沒有進入太平洋最起碼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沒有海權當然中國也就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發展權。從這個意義上說，捍衛中國正當的海權就是捍衛中國的發展權。

　　在當今世界，不反霸則不能發展。中國不稱霸，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不保護已融入世界的中國國家利益及其事實上已融入世界的自主發展權。霸權是什麼呢？是排斥別國的自主發展權，是發展權的國際壟斷。美國開始也是反霸權的資本外圍國家。它反英國，開始是正義的，但自從它入侵菲律賓和占領古巴之後，它與西方列強的矛盾就成了非正義的世界霸權之爭了。美國進入遠東後，在與其他列強關繫上，開始它還是低姿態。比如它剛到中國，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5]但隨着它貿易的發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強，特別是到二戰之後，隨着英國退出世界霸權地位及蘇聯解體，美國就成了世界獨一無二的霸主。這時它開始排斥其他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的發展權。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聯盟；在海上拉幫結派，形成對海上通道的絕對壟斷。這都是當代中國人為保衛自己正當的發展權利因而不能不反對的霸權行徑。

霸權與反霸權，是中美矛盾的本質所在。與美國不同，中國人只想自衛屬於自己主權範圍內的和已融入世界的中國利益，並不想排斥其他國家各自追求的合理的國際利益。因此，中國“不稱霸”的外交政策不應被理解為放棄中國主權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發展權的外交選擇，它應被理解為中國在爭取和捍衛自己所擁有的必將融入世界的發展權──發展權只能是世界範圍的發展權──的同時，不僅不排斥而且還要與其他國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發展權。反對霸權主義與保衛平等的發展權，是一對不可分割的概念。對中國，乃至對所有南方國家而言，不反霸則不能求發展，求發展必然要反霸。用強力自衛自己應有的海外平等自由發展的權利，而不是動輒以“制裁”的方式剝奪他國的這種權利，正是中國既要崛起又要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的原則界線所在。
　　在許多場合，人們往往把國家的“領土邊界安全”及“國家安全邊界”，這兩個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國的安全邊界的擴展混同於領土邊界的擴張，因而稱之為“威脅”。其實這是非常不對的。事實上，這是既有聯繫但又相互不同的兩個概念。任何一個進入市場經濟的國家都有主權範圍內的利益和主權範圍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領土邊界安全是指國家對其主權範圍內的領土的可控制和保衛的程度。領土是主權的物質載體，因此，領土邊界安全從相當的意義上說就是主權安全。而國家安全邊界則是指國家對其分布於主權範圍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護的程度。比如，美國領土邊界僅限北美洲部分地區，但由於其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因而它的國家安全邊界幾乎覆蓋全球。中國的領土邊界與美國差不多大小，但與美國相比，由於中國海外軍事力量嚴重不足，因而在中美衝突中，其安全邊界則不出中國領土之外，儘管中國的許多政治經濟利益已廣泛地融入世界。民族國家一旦參與全球化，它就有保護自己的已被融於世界的國家利益的權利，而關心和保護其海外利益並不就是對其他國家的“威脅”。因此，只要不擴張領土邊界和侵犯他國的主權，那麼，在尊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為自衛在全球範圍延展其安全邊界的行為，就應當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國家行為。假設國家領土是一個常數，領土邊界安全則是一個基於國家安全邊界推展的近乎無限的變數：國家領土邊界安全度取決於該國的安全邊界在世界範圍推延的廣度和深度；一國領土邊界安全係數與國家安全邊界的係數的比值便是該國的國家安全值。假設一國的國家安全邊界係數與領土邊界安全的係數比值大於1，那麼，這個國家則相對比較安全；如果小於1，則說明該國處於非安全狀況。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這樣。如果等於1則說明該國安全邊界與領土邊界重合，國家的邊界安全已達底限，處於被動防衛的境地，並具有相當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這樣。

　　1962年赫魯曉夫在古巴部署導彈，美國人就很恐慌，覺得影響到它的安全；同樣，1950年美國出兵朝鮮，中國人也覺得影響了自己的安全。這說明，國家安全邊界與領土邊界安全是既聯繫但又相互不同的兩個概念。在國際鬥爭中，沒有外延空間保證的安全承諾是絕對靠不住的。這個空間的外延就是一個國家應當具有的安全邊界。安全邊界的擴展並不意味着國家領土的擴張，但它卻意味着國家領土邊界安全係數增高。中國人打贏了朝鮮戰爭，中國東北地區的和平形勢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國並未擴張半寸領土。當然，一國的國家安全值也是相對於特定的對手而言的，比如排除美國的因素，印度在南亞的國家安全值是非常高的，但若印美之間衝突，印度的國家安全值則相對要小得多。因此說，一國的安全，取決於他國，尤其是大國對該國安全邊界的具體規定，而不取決於該國政治家一廂情願的想像。

　　領土邊界安全必須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間即國家安全邊界來保證。目前，我們國內已形成了強勁發展的生產力，而要維持這樣的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就不得不依賴海外資源。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擁有相當的海權。如果我們失去台灣，接踵而來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島，而失去這兩個地區，就意味着中國將徹底失去作為一個大國崛起最起碼應據有的保證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的外延空間。正因此，中美之間在台灣問題上便發生了不可調合的衝突。

　　美國人對中國批評和讚揚兼而有之，其實美國是在按自己的需求在描寫中國，這正如中國人也在按自己的理解來讚揚和批評美國一樣。那麼美國需要的是一個怎樣的中國呢？

　　有許多人以為，美國人不希望中國發展，也有人認為美國希望中國強大。這都不準確。美國並不反對中國發展，但他希望中國最好就在你國內發展，儘管你生產力變得強大了，你吞吐資源的胃口變大了，但美國人只允許你在自己家裡找吃的；等到沒有東西可吃了，你就只有吃自己(的資源)。如此這般，等中國發展起來了，中國也就把自己的資源吃光了。美國則不同。美國的發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資源餵養它。而在中國，現在大家已經感覺到資源利用已達到極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態環境的破壞，這都是資源的問題，而美國則放着自己國內的資源不開發，將它留作戰略儲備。事實上，國家經濟發展的良性模式應是在生產力發展曲線向上升的同時，國內資源消耗的曲線向下降、形成一個剪刀差，差值越大，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就越健康。中國經濟發展一直是與資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這更使中國經濟與世界資源產生了不可斷絕的聯繫，而獲取世界資源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擁有強大的海權。在這方面，中國也就與美國的世界霸權產生了難以調和的衝突。

　　中國應當積極準備迎接高科技戰爭的挑戰

　　目前有一種觀點，即把是否發生世界大戰作為戰爭與和平的標準，認為只要不打世界大戰，和平與發展就應當是時代的主題。且不說，世界大戰出現之前的時代如何判斷，也不說古羅馬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和平，是否是真正的和平，現在的問題是自從有了核武器以後，世界範圍內的大戰就幾乎不會再發生了，因為那樣就意味着戰爭的雙方都將同歸於盡。但戰爭形式的改變並不意味着戰爭的消失。未來的戰爭形式更多的是有限戰爭，是快速打擊。高科技條件下的有限戰爭的成敗將決定着21世紀國家的命運。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有限戰爭而不是世界大戰將是未來世界戰爭的主要形式。在具有遠程打擊和衛星制導技術的時代，像過去那種大規模的諾曼底登陸式或克勞塞維茨式的主力決戰，將在今後的大國衝突中成為歷史。衛星制導意味着準確，遠程打擊則可以超越敵方陸軍控制的地理空間。這兩點使戰爭發生了革命：人力的作用將讓位於技術力的作用；攻擊方不需要大規模的士兵突入就可以有效打擊對方。19世紀和20世紀的中國都因不能有效地贏得英國在海上和日本在空中的軍事挑戰，而使我們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現在，歷史又把中華民族再次送到高科技戰爭的面前，中國要積極迎接這種新式戰爭的挑戰。

　　根據冷戰時的經驗，大國之間的衝突有兩種，一種是“掰手腕”即局部和間接軍事試探，比如說美國把中國大使館炸了，叫“誤炸”，然後說抱歉，但其真正目的是用間接的方式讓對手明白並被迫默認美國的安全邊界所在；另一種就是代理人戰爭。比如20世紀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等。未來大國間衝突也主要是採取這樣一種間接形式而非直接宣戰的形式。在這些戰爭中的成敗往往決定國家的成敗。

　　現在對中美而言，雙方矛盾的關鍵就是海權問題。海權問題的核心就是海軍問題。海軍是非常專業化和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軍種。中國海軍不能再是“旱鴨子”，她是一定要攜帶導彈並伴着外層空間運轉的中國衛星遠航，並在遠航中推展我們的安全邊界。當代中國海軍一定而且必須像19世紀末美國海軍一樣，也要有一個快速的和大規模的發展。中國的未來繫於現代化的海軍；中國的命運繫於現代化的海軍。

國際關係是一種自然的關係，文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一種國家暴力)保障的地方發生；國際間文明也只能在實力對等的國家間發生。弱肉強食是國際鬥爭鐵的法則。弱者是有權利但無能力享受有保障的文明的。

　　19世紀80年代，中國和美國當時的海軍都很弱。就在清政府大造頤 和 園時，美國卻在迅速發展海軍，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的海軍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其發展之所以迅速，是因為它面臨着並且必須打破英國在東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權。在當時，衝出霸權關乎美國的命運。結果是中國在甲午海戰中被日本打敗並從此失去台灣，而美國則得到夏威夷、占領古巴和菲律賓，繼而在東太平洋上獲得相當的海權利益。

　
　　在軍事準備方面，今天的中國人應該好好回味一下毛澤東批評陳獨秀放棄革命武裝做法時說過的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如果我們將這個思想運用於國際政治鬥爭領域，也會發現：國際政治也不能只僅是請客吃飯和作文章。對一個國家而言，它應當是實力，尤其是一個國家靠得住的至少是可以還手的軍事實力。歷史經驗表明，在軍事安全領域讓步的國家是絕無出路的研究一下當年美國崛起的經驗就會發現，迅速提升強大的國防力量，特別是海軍力量，是當代中國的當務之急。英國和西班牙曾在海上封鎖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如果當時美國逃避挑戰，不去主動迎接與英國和西班牙的衝突，它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美國和英國，英國和西班牙沒有一個不是打出來而是讓出來的。中國在這件事上也不能例外。與大自然優勝劣汰的原理一樣，對大國成長的歷程而言，有些戰爭可能是想迴避也迴避不掉的。

　　目前看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及其哲學似乎走到非強力則不能實現飛躍的“關節點”。這方面，目前中國人尚未達成共識，但問題是我們已有了俄國人的經驗，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俄國人為了這個“共識”曾付出了多麼慘重的代價，喪失了多少寶貴的歷史機遇。當時美國人特別賞識葉利欽，而葉利欽則在20世紀的最後一天，主動辭職並懷着內疚的心情請求人民原諒。
　　做學問總應當是實事求是。國際政治這門學問，講的是國家利益，一廂情願的“價值判斷”迎來的結果一般都是冷酷的。目前中美矛盾是國家現實利益而不是長遠利益的衝突。現實利益在多數人的眼中，總要重於長遠利益。卡特總統想的是人類的長遠利益，卻被勃列日涅夫的現實主義在國際舞台上打得落花流水；戈爾巴喬夫想的是長遠利益，但與美國現實主義交手後，迎來的卻是蘇聯解體和獨聯體各國人民的艱難。即使如此，美國人也並未就此罷休，它反倒變本加厲實行北約東擴，繼而軍事打擊伊拉克和南聯盟，現在又調頭直逼尼克松曾請求聯盟的中國。台灣和南沙群島屬中國主權範圍內的領土，但美國人並不十分尊重中國的主權。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國就會動手。中美飛機相撞事件及美國軍事打擊阿富汗的行動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國的安全邊界與領土邊界接近重合，這本身就是極危險的。確切地說，如果將中國台灣地區的主權安全也考慮在內的話，中國東部安全邊界若不能擴展到太平洋中部即東經150度，中國就沒有可持續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國安全邊界不能擴展到台灣東部即東經125度海區，那麼中國就不能保障在台灣地區的中國主權安全。中國的西部安全邊界若不能擴展到中亞富油區，中國就不能保障未來經濟發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氣的穩定供應。美國軍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從上游源頭上扼住中國發展必需的能源進口線路。馬漢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他說：“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上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8]中美撞機事件就發生在中國經濟發展重心的邊緣，阿富汗戰爭又發生在中國石油進口的關鍵地區，而這兩個地區都是我國安全鏈條中較為薄弱的環節。2001年6月21日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上說：“作出軍事調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時刻是在你獨占鰲頭的時候，而最危險的時刻是等到一個富於創新的競爭對手來臨並找到方法來打擊你的時候。”現在美國確已獨占鰲頭，但中國尚未真正崛起，因此，我們在往最好處努力時，不能不作好最壞的準備，尤其是軍事準備。

　　中美終究是朋友，但美國人的朋友是打不敗的對手

　　但是，太平洋戰爭及冷戰時期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太平洋洋面上，只有中美聯手，才有穩定和持久的和平。從長遠的戰略層面上說，中美關係是亞太任何國家都難以取代的戰略夥伴和朋友的關係。但在美國人的國際政治詞典中，“朋友”的含義，永遠只能是打不敗的對手。看看目前的七國集團，其中大多數都是打進去的，而不是僅僅憑市場擁有量和平地擠入的。從中國未來大戰略考慮，中國永遠也不需要徹底打敗美國的力量，它只需要在全球範圍，至少在其主權範圍內擁有有效的自衛的力量。但從美國的角度看，中國只有成為美國人打不敗的對手，才有可能成為美國的朋友。有些人認為順着美國就是朋友，但美國往往以順從者比如蔣介石、吳庭艷、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等為最後的犧牲品，而以真正打不敗的對手為朋友。

　　辯證法是歷史邏輯的精髓，而國家利益則是歷史邏輯發生的起點。沒有實力的朋友最後為有實力的朋友所拋棄，而有實力的對手卻成了朋友，這似乎是霸權政治的行為規律。就像尼克松認識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一樣，美國在與當代中國的較量中，如果認識到中國是一個無法戰勝的對手，中美關係反倒會好轉。若從中美對抗最壞的結果看，除非中國自廢武功或陷入清末式的內亂，根據20世紀初及太平洋戰爭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及當代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分析，徹底和絕對地肢解中國並不是美國的外交目標，因為這意味着日本、俄國和印度將填補這塊政治真空[10]而美國只是要用有限分裂即促使中國國內某些地區實行“高度自治”或“分而不離”的方式癱瘓中國──這是軍事“癱瘓戰”的政治運用。美國容納中國發展的限度是中國絕對不能對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戰，同時還要中國有力量幫它牽制住其他亞洲大國的崛起；防止亞洲地區出現一個絕對可以與美國抗衡的國家。美國對歐盟並不那麼介意，因為歐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統一，融合本身就不足以形成挑戰美國的力量。所以布熱津斯基就認為歐洲不可能強大到挑戰美國的地步。如中國被徹底解體，亞洲就可能會出現類似歐洲中世紀曾出現過的大混亂時期，這對世界而言，這將是一場災難。從地緣力量對比看，美國接受中國崛起的的最後底線，是中國更像現代歐洲而不像中世紀和近代歐洲。中世紀的歐洲是混亂和血腥的，近代的歐洲是壓迫美國的，現代歐洲那分而不散的國家組織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對美國的挑戰，又能牽制住俄國再次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但問題是，目前的世界的常規資源總量可能不足以在東方再支撐一個新“歐洲”出現；如中國持續保持快速發展，世界資源不足的矛盾又會加速激化中美或我國內部各類矛盾。對此我們應有一個清醒的估計，在積極參與全球化的同時，辯證地認識和處理中美及其他關係，以實現小平同志為我們制定的在本世紀中葉將我國建設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作者：張文木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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