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亞太主要國家安全戰略調整的重要一年，也是該地區國際關係變動
的重要一年。地區穩定因“9·11”事件而直面更深層次的矛盾，安全合作蘊
含新的機遇。

　　第一，反恐怖合作的進展，導致國家關係重新洗牌，大國關係因之得到不
同程度的改善，從而使地區戰略格局出現一系列複雜而深刻的變動。“9·
11”之前，影響亞太安全與國際關係格局演變的主要動因有兩點：捕風捉影
的“中國威脅論”及虛虛實實的美國戰略重心“東移論”。尤其是布什上台
後，決定加大對亞太地區的軍事投入，強化軍事同盟體系，提升對台軍售檔次
等等。中美關係的磕磕碰碰、中日關係的停停走走、美印關係的冷冷熱熱，都
是美國調整亞太戰略大背景的投影。“9·11”之後，亞太地區有關國家的外
交活動表明，反恐已成為國際關係調整及區域安全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
上，中美、美俄、美巴關係，以及中美俄、美印巴、中印巴等三角關係的變
動，都帶有反恐合作的投影。例如，俄美、俄印、美巴開展反恐合作，俄中成
立了反恐工作小組；中美啟動了反恐磋商；印美就加強反恐合作、網絡反恐措
施達成協議。此外，東盟與中日韓的“10＋3”峰會也簽署了反恐怖宣言；中
菲通過了簽署有關引渡、打擊跨國犯罪和毒品走私的協議。這說明，國際恐怖
活動構成了亞太地區面臨的主要威脅之一，反恐、求穩成為各國安全領域的利
益所在。

　　第二，“9·11”事件使美國戰略決策層把“本土防禦”提升到一個空前
的戰略高度。由於外交、軍事資源相對有限，美暫時調整其亞太安全戰略支柱
的“前沿展開”和“本土防禦”的關係，從而對相關的地區熱點問題及其走向
產生深刻影響。

　　影響之一是，冷戰結束後，東北亞地區被認為因朝鮮半島或台灣海峽局勢
而可能引發大國衝突。中日美、中朝俄、美日韓關係被認為具有關乎地區穩定
與否的戰略意義。但“9·11”之後，非傳統安全因素相對突出，朝鮮半島被
暫時劃出了美國頭等重要的外交議程，美朝關係與朝韓關係正常化日程有所遲
滯。此外，南亞局勢動盪，使美對巴基斯坦核設施安全的關注，超過了對半島
“兩彈”核查問題的注意。至少在現階段，美國的安全關注焦點是在內陸亞
洲。但從長遠角度看，東北亞地區安全合作，尤其是朝鮮半島的核不擴散問題
仍將成為大國關係焦點。

　　影響之二是，南亞局勢注入新變數。塔利班全線失利後，使阿富汗政權建
設與印巴克什米爾爭端，上升為重要安全課題。美國的南亞外交主要圍繞“第
一”和“唯一”兩個軸心轉動。“9·11”之前，美國發展對印關係，其政策
思想是“印度第一”，但“並非唯一”。“9·11”之後，巴基斯坦地緣戰略
位置上升，成為美南亞政策的“第一”，但並非“唯一”。美國同時取消了對
印巴的經濟制裁。鮑威爾國務卿對印巴的穿梭訪問，印美首腦會談的舉行等折
射出美國重塑南亞權力板塊的用意。

　　影響之三是，反恐怖在中亞國家關係中劃下了一條無形的線。有輿論指
出，美國的阿富汗戰爭有“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意圖。戰爭結束後美國駐
軍中亞，將影響中亞國家安全合作的凝聚力。“9·11”之前，中亞安全形勢
因中俄哈吉塔烏六國聯手打擊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分裂主義的合作而進入新
階段，“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表明歐亞大陸新地緣政治力量的崛起。但
“9·11”後，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展開及外交上的聯橫合縱，對中亞安全態
勢產生了影響。歐亞大陸戰略格局的變動，勢將牽動國家關係的新一輪調整，
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政治
關係已經出現重新組合的跡象。

　　影響之四，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有進一步增強的可能。印尼、馬來西
亞、菲律賓穆斯林人口占較大比重。戰後這些國家奉行政教分離的基本國策，
對國家統一與經濟發展有過貢獻。“9·11”後，個別國家受到極端思潮的影
響而引發政局動盪，導致宗教極端勢力抬頭，威脅國家安全與穩定；菲美軍事
和安全關係進一步加強，美向菲提供了部分武器裝備，派遣了反恐專家小組，
協助菲武裝部隊打擊阿布薩耶夫組織；美菲軍方還簽署了“五年工作計劃”，
並醞釀修改已簽署50年的《美菲共同防禦體系》。

　　第三，面對“恐怖性非對稱戰爭”，各國將相對關注非傳統安全問題，亞
太安全合作進入一個新階段。“9·11”之前，亞太安全合作主要有諸如東盟
地區論壇（ARF）、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等多邊對話機制。活動內
容主要圍繞“建立信任措施”、“預防外交”等傳統安全概念進行。“9·
11”之後，“非對稱戰爭”的威脅，震動了各國高層。他們認識到，為應對
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未來的各種挑戰，各國將積極探索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新
方式、新內涵，從而推進亞太安全合作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