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以及太平洋地區的政治與安全秩序的未來取決於中日美三國的關係。中日關係在這個大三角互動中的作用值得進一步探討：是中日在亞洲競爭與對抗，美國在後擔任顯然偏袒日本的平衡者；還是中美區域兩極體制，中國控制亞洲大陸（中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亞洲大陸核心的控制），而美國則控制太平洋，日本地位下降，只扮演支持美國遏制中國的角色？如果不是這兩種比較極端的可能性，中美日三角還有別的可能性嗎？

　　由於日本是美國的盟國，二戰以來的中日關係中一直存在着強大的美國因素。這是中日兩國關係的一個基本特點。以當前恐怖主義的國際政治與反恐怖主義的國際戰爭為標誌，日美關係又一次獲得新的強化， 日本在地區與全球安全事務中獲得了一個遠比幾年前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更大的角色。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在反恐的國際合作中，中國再一次成為美國的特殊盟國。

　　美國在日本問題上是充滿矛盾的，日本經濟衰落可以鞏固日美同盟，少了個強勁的經濟（包括經濟模式）對手，但這卻不利於利用日本抵禦中國，搞不好，如果日本經濟真的病入膏肓而中國經濟繼續崛起，美國的東亞政策有可能全面動搖。

　　9·11事件的重要性在於它的歷史標誌性。從冷戰結束後到911事件，世界逐步出現了新的典型特徵。在一般叫做“冷戰後”的時期中，美國成為了自我認知與世界公認的“唯一超級大國”。21世紀初，雖然世界存在着諸個強國、大國，小國的數量也在增加，非國家行動者的數量與影響更是迅猛上升，但只有一個超級大國下的國際體系已經是個事實，美國不願意看到國際關係發生新的不利的重大結構性變化，竭力在維持自己這個前無古人也許後無來者的霸權地位，成為現存國際體系最大的維持現狀力量。這一國際體系不同於二十世紀的任何一段時期，也不同於二十世紀以前國際關係史上的任何時期。這是一個特殊的國際體系：美國君臨一切或者試圖君臨一切，雖然還沒有出現一個秩序井然的“美國統治下的和平”。可惜，到現在，國際關係學者還沒有準確的術語、概念描述這個體系。

　　本文的目的是探討在上述新的國際體系下中日關係，也就是中日關係中的美國因素。

　　日本是美國的夥伴性聯盟

　　在亞洲，特別是東亞，日本不僅是美國的盟友，而且是美國一個可靠的夥伴。在安全上，日本已經為美國提供了50多年的在亞洲駐軍的基地與設施，以及這些駐軍的安全保障（這是很有意思的，以下行文還將提及這點）。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力量投入的最大立足點（另一個立足點是澳大利亞，但澳大利亞的重要性卻遠不如日本）。最近10年來的結構性經濟衰退、工業化人口老化、技術再創新乏力使得日本在經濟上（包括經濟模式）已經不構成對美國的強大挑戰。20世紀80年代，美國曾經面對着日本強勁的經濟挑戰，不得不實行“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的政策。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的“後冷戰時代”，日本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當然這種衰退是按照日本與發達國家的標準看的，不能用亞洲或者中國的標準看，因為大多數日本的亞洲鄰國都仍然認為日本經濟仍是強大的），多數評論把日本過去十年的經濟表現叫做“失去的十年”。相應地，美國對日本的政策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這種轉變在長達8年的克林頓時代叫做“忽略日本”（JAPAN PASSING，當然，如果只是說克林頓訪華而沒有到日本的話，這個概括不一定妥當）。 在某種意義上，對美國來說，類似英國，日本已經是昔日大國（帝國），而不是現在“進行時態”的大國，無法也不可能對美國構成威脅。英國學者亨利·懷特認為，“對美國來說，‘現在時態’的大國只有在變成‘過去時態’的大國時才能成為一項共同事業中的合作夥伴”。英國之所以是美國真正可靠的夥伴，是因為英國不再強大到足以與美國抗。

　　日美聯盟反映了日本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的一面，但這一面更多的只是表面現象。確實，日本本土太小，從地緣戰略上，其生存與發展取決於外部世界，其國家安全不能按照大陸國家的模式來設計，而必須與控制太平洋安全與秩序的霸權美國建立起合作關係。由於歷史的原因，日本是一個紙面規定的和平國家。日本憲法第9條禁止日本“在解決國際爭端時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由於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日本惟有依賴美國的力量才能保證日本的國家安全。所以，對日本來說，日美同盟的價值是保證日本的國家安全，這是當然的理由。日本國家安全的基本條件（sine qua non）被認為是這個安全聯盟。但是，日美同盟也顯示了日美在安全上的夥伴性的一面（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日美同盟再定義以後），具有影響整個亞洲、東半球的意義。這種夥伴性本身已經使日本成為了事實上的全球政治與軍事大國。

　　日美安全聯盟已經在亞洲地區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發揮關鍵影響，覆蓋主要的亞洲太平洋問題，遠遠超過了維護日本本國安全與解決日本“周邊事態”的範圍，不僅包括了中國大陸與台灣問題、朝鮮半島問題，而且包括亞太地區公海的安全問題、俄羅斯問題、阿拉伯與穆斯林問題、東南亞問題。 如此廣泛的範圍使得日本在美國的東半球戰略上舉足輕重。藉助日美安全聯盟，日本實際上成為了僅次於美國的東半球第二軍事大國。日美軍事上的一體化，沒有了日本也就沒有美國在東半球的霸權。美國在日本的基地是由日本自衛隊來保護的（這是日本自衛隊依據日本憲法獲得的權利），這是極具諷刺意義的，也就是說，到底是美國為日本提供安全還是日本為美國的霸權提供保障，並不是界限分明的，日美是在相互利用。考慮到日本強大的海上自衛隊實力，是美日海軍合霸而不是美國海軍單獨主宰太平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日美關係確實已經是平等的，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是日本要價美國的一大籌碼。美國的世界霸權離不開日本。

　　日本是情願的“太平洋國家”與不情願的“亞洲國家”

　　在美國的戰略判斷中，日本已經變成“遠東的英國”或者可以按照“遠東的英國加以塑造。今天，為布什政府出謀劃策的一些保守的與軍方關係密切的思想庫與戰略家早就把日本當作“遠東的英國”。美國的這一日本政策定位，實際上大大提升了美日同盟關係的水平， 是一項維持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深謀遠慮大戰略：在21世紀充分發揮日本在維持與鞏固美國在遠東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上的作用，預防中國的崛起以及亞洲的聯合將帶來的國際結構變化。 若美國與日本的關係演變為象英美那樣的特殊關係，那麼，日本就可以在東亞地區發揮象英國在西歐那樣的作用，十分符合美國與日本的利益。

　　這裡要提到布什上台後第一次東北亞之行。2002年2月，布什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講：“美國和日本，不管是在貿易上或者是歷史上，都是決定亞洲未來的一部分。”布什說：“我深信21世紀將是太平洋世紀”， 美日兩國將在亞洲發揮重要作用。布什讚揚日本對打恐活動的貢獻。他說：“你們對恐怖主義威脅的反應反映了日美聯盟的堅固力量，以及日本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是個全球角色，而亞洲是它的起點。”據報道，當時出席布什演講會的日本國會議員對此報以多次熱烈的掌聲。這說明，美國與日本在都是“太平洋國家”的共同性戰略框架下攜手合作，共同去主宰亞洲或者繼續成為亞洲的領導國家。在美日的亞洲戰略中，顯然並沒有中國的戰略地位，因為美國與日本不想讓中國也成為太平洋國家，中國只是一個亞洲大陸國家，是它們戰略合作要對付的共同目標。在美國看來，美日關係牢不可破，而美中關係則起伏不定，日中關係更存在着事實上的“戰略緊張”。

　　確實，日本與英國驚人地相似。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人給日本定位為遠東的英國，具有長期脫亞入歐與脫亞入美傳統、把自己視為西方一部分的不少日本人似乎欣然接受這樣的定位。因為日本人覺得自己與英國太相似了。 日英兩國都是海洋國家，都是今天離不開美國的海洋大國（自覺與所謂大陸國家有着本質區別），都是昔日的帝國，英國對歐洲聯盟若即若離，而日本則缺少亞洲認同。

　　布什上台後，其對日本政策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正在按照“遠東的英國”來塑造日本：要求日本不要受太受制於國內“和平憲法”而發揮更大的全球與地區安全作用，支持日本成為一個所謂“正常國家”（以獲得所謂“集體自衛權”為標誌），對日本在這次反恐戰爭中全力支持美國並且實質性地使日本防衛力量正常化大加讚賞與鼓勵， 有意讓日本與美國成為形式上更加平等的夥伴，在911事件前就開始試圖把美日安全關係擴展到西太平洋的盟國範圍（包括韓國、澳大利亞，組成所謂遠東的“小北約”）。在經濟上，美國與日本正在探討如何建立美日自由貿易區（FTA）。

　　值得指出的是，就日本官方的立場與態度而言，在冷戰剛結束，特別是1993年日本“1955年政治體制”瓦解後，日本有意探索新的國家戰略與對外政策方向，這個新方向的特點是尋求在聯合國框架下，建立多邊協調的國際秩序，促使日美關係更加平等化，甚至使日美同盟逐步轉變為亞洲多邊安全保障機制。日本試圖着手解決其亞洲認同不足的問題。 然而，這一進程因為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1997年9月）的出台而中斷，“日本又被拉回到比冷戰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日美基軸’路線上去了”。 日本把其國家認同定位為太平洋國家，而不是亞洲國家。日本前首相小淵的諮詢委員會“21世紀日本構想懇談會”在2000年1月指出：“21世紀的日本首先應該是重視日美同盟的太平洋國家，其次應該是基於亞洲立場的亞洲太平洋國家。” 日本民間要求把日本與亞洲的關係放到第一位，要求與亞洲鄰國建立平等夥伴關係的見解逐漸銷聲匿跡。

　　與日本相比，在美國看來，不象日本，中國幫助不了美國的世界霸權（當然美國也不需要中國的幫助），在戰略上，相反則是美國的一個嚴重問題，也就是說，是美國作為世界霸權需要面對的問題之一。中國是“現在進行時態”的大國，也就是上升的國家。根據結構現實主義或者新現實主義的對意圖的感知（PERCEPTIONS OF INTENTIONS），以“均脅”（balance-of-threat） ，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國家結盟（BALANCE）的基本動力來自對客觀威脅的認識而不僅是對對比的判斷，國家不一定非要制衡實力最強大的國家，而是制衡它們認為對自己最具威脅的國家。按照實力來講，日本比中國要強，但美國不去制衡日本卻選擇了制衡中國。“均脅論”是冷戰後美國國際關係學術界的一大發明，其出現是否與美國在冷戰後缺少敵人與尋求敵人有關，我沒有研究，但如果用到美國對中國的判斷上則應該是比較貼切的。一般反駁“中國威脅論”的美國人會說，這是誇大其詞，中國現有仍然相對弱的國家實力、缺少在對外投送軍力的能力，越來越嚴重依賴國際貿易與外國投資，以及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解決大量的國內問題（經濟與社會）。但這種反駁忘記了“中國威脅論”的主張者與接受者並不是不明白上述基本事實，“中國威脅論”是他們的一種政治和戰略需要，美國龐大的軍事力量與現存雙邊與多邊軍事聯盟必須有對付的對象才有存在與擴大的理由。環顧亞洲四周，除了中國，還有哪個大國符合美國的潛在敵人標準？

　　今天，日本與美國一樣，“中國威脅論”很有市場。有評論家甚至說“整個日本現在最害怕的是中國”。 一些人日本人認為日本與美國一樣，是現存國際秩序（包括地區秩序）的維護者，擔心中國成為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在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的威脅方面，主要潛在國是日漸強大的中國。中國可能會對當前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秩序構成威脅。” 隨着中國經濟的增長與“中國威脅論”的流行，日本國內要求削減日本對華援助的聲音很大，這些聲音認為日本的對華援助幫助了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中國。日本削減對華援助已經成為日本政府的政策（當然日本對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都減少了），預期日本對華貸款將減少25%。 這就為美日合作提供了一個最充足的理由。從1996年美日安全同盟再定義，到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加強美日關係，無不是以這種均脅論為基礎的。日美同盟本身是美國冷戰戰略的遠東組成部分，其針對的當然是蘇聯與中國。當蘇聯不復存在以後，日美安全條約主要針對的是中國。

　　以穩定而合作性的中日關係為中心的東亞地區主義受到美國的制約

　　考慮到日本作為太平洋大國的國家定位，我們就不難理解日本在東亞合作中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日本要依靠日美聯盟確保亞洲的穩定（維持現狀），另一方面，日本又不得不尋求其地區認同。日本與亞洲的經濟關係在繼續深化，日本需要亞洲作為依託在與美國的關係中討價還價，日本不無擔心中國在日本的經濟後院東南亞日益擴大的競爭優勢。在冷戰時代與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期，日本並不擔心中國的經濟與地緣戰略挑戰。當中國日益加強其與亞洲國家的經濟關係，亞洲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國的開始出現的經濟影響後，幾乎是第一次，日本感到中國重新崛起的壓力。

　　亞洲缺乏一個地區性結構以便緩解甚至解決諸如經濟動盪或者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高速發展的亞洲經濟的脆弱性，尤其是其中的中小經濟，面對急速的全球化，它們已經無力控制與影響外部的經濟衝擊，急需地區經濟框架。締造一個亞洲經濟集團（亞洲經濟合作組織）本來是日本的一貫建議，在金融危機高峰的時候，日本又一次建議亞洲各國能建立這樣一個地區機制（比如“亞洲貨幣基金”與亞洲自由貿易區）。亞洲國家已經深刻認識到自己各自經濟的脆弱性，已經行動起來（雖然步伐不大）建立地區集體經濟安全。但是，如果，真的亞洲地區出現了一個地區集團，那麼，不管它是否是美國的對手甚至敵手，這樣的亞洲集團本身就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這樣的亞洲集團出現了，在經濟上將是另一個歐洲聯盟，這是對美國根本不願意看到的。一個歐洲聯盟已經讓美國在經濟上受到制約，何況再出現另一個歐洲聯盟。歐洲聯盟在安全上仍然依賴美國而不是獨立自主的歐洲防禦。至於如果這樣的亞洲經濟集團被賦予戰略與安全上的意義，亞洲在安全上對美國的依賴下降，這無意將是對缺少亞洲屬性的美國的一種強大挑戰。基辛格說：“一個敵對的亞洲集團，結合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幾個國家和廣大的資源，以及幾個最工業化的人民將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美國一定要保持其在亞洲的存在，美國的地緣政治目標一定要去阻止亞洲團結成為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集團（在亞洲的某一個大國的庇護下，這樣的可能是存在的）。”

　　冷戰結束後，美國與日本國內政治的重大變化不是別的，而是缺少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大體一致的對外政策。換句話說，在對外政策上，美日國內政治越來越分裂，變成十足的利益集團政治。以美國為例，在越來越明顯的利益集團政治影響下，原來的所謂美國“兩黨一致”的對外政策已經不復存在。美國的對外政策越來越受到少數集團與人的操縱而脫離基本的民主制約。美國現在的所謂單邊主義，實際上是布什集團主義。美國的對華政策起伏很大，原因也在於親台反華的利益集團影響與控制了美國的對華決策。日本也一樣，親美派與親亞派的對外政策很不一樣。日本的親美派主導着日本的對外政策，他們非常明白美國的世界與亞太戰略目標。所以，在亞洲地區合作問題上不敢有大的動作，生怕得罪美國。小泉政府在東亞地區合作問題上建議東南亞加東北亞的合作（10加3）應該擴大到包括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這實際上有可能使這個“東亞”合作機制淡化，不利於其下一步深入發展。而且，小泉明確地說，“東亞共同體”絕不能是排他的，區域外國家美國甚至印度的參與都是必要的。這就清楚地顯示了日本將堅持其太平洋海洋國家的定位。

　　當然，因為與中國的關係是日本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日本在中國有着不同於美國的利益，中日之間的文化與歷史聯繫遠超越了20世紀，當中美關繫緊張，而緊張的原因是因為美國方面的挑釁，日本在華利益有可能受到影響時，日美關係也就出現某種程度的緊張。日本不得不竭力從中調解美中關係，希望美中關係有所緩和。為了維護日本與中國的睦鄰關係，使日美關係的存在不過多影響日本在中國的影響，日本也希望擔當中美關係的一條橋梁。據說，日本不希望美中關繫緊張的原因出自美國一方面。

　　中國的大戰略考慮：避免中日對抗，積極爭取日本

　　日美同盟從來都是中國最擔心的戰略挑戰。中日尚未建交前，中國就認為美國為對付中國，必然要扶植日本。毛澤東早就指出：中國有些怕日本，是“因為美國扶植日本的軍國主義。美國在東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國會中強行通過了同美國的軍事同盟條約。”這一條約包括了美國對中國的一個企圖，因為“日美條約把中國沿海地區，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釋的遠東範圍之內”。 毛澤東認為，日本實際上是一個被美國控制的半占領國。中國在21世紀的國家安全、經濟現代化、在地區與國際安全秩序中的地位仍然要受到日美同盟關係的極大影響。這是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現實，如何在新的條件下對付日美同盟問題是中國面對的對外最大挑戰之一。

　　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世界基本上是個單極世界，日美同盟關係是這個單極世界的一根最關鍵支柱。在這種情況下，非常明顯，幾乎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美國是中國的頭號對外問題，中國對外關係中的主要矛盾是中美矛盾。日本的對華政策將越來越受到美國的影響，日美在對待中國上具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與價值。

　　為了避免中日對抗，美國從中漁利，也為了建立相對良性互動的亞太地區中日美三邊關係，中國應該在戰略上努力爭取日本，推動中日關係發生積極的變化。為此，我們要思考與面對以下四個大問題：

　　第一， 如何認識日本要變成一個“正常國家”。中國當然要警惕日本右翼與軍國主義勢力的復活，這不是過度反應，而是日本右傾的現實迫使中國作出的正當反應。日本具有一夜之間武裝成為超級軍事大國的巨大實力。反恐戰爭後，日本國內立法已經賦予自衛隊超出日本和平憲法外的權限。這些不可避免要引起中國對日本在地區與全球安全中尋求更大的角色的深刻擔心。如果“正常國家”的指標是變成一個重新武裝的軍事大國，且可能導致與中國在地區安全事務上的衝突，特別是日本能夠在今後的台灣海峽與南海問題上進行干預，這樣的“正常國家”將是中國的惡夢。不過，如果一個重新正常化的日本有所擺脫美國的影響，越來越變成亞洲的一部分，在地區經濟、政治與安全事務上加強與中國的協調，起到建設性的維持地區穩定與繁榮的作用，並顯示出它是與中國以及其它亞洲國家長期友好共存、而不是與中國為敵（包括假想敵與潛在敵人）的態勢，那麼，中國應謹慎地歡迎這樣的“正常國家”。

　　第二， 如何讓中日成為東亞經濟合作的共同推動力量。為增強競爭力，日本製造業已經紛紛轉移到中國大陸生產。中國加入WTO後，日本服務業也將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在戰略上有所緊張的同時，中日經濟關係卻不可避免地在深化。2002年3月，中日兩國財政部門簽訂了貨幣互換協定，這符合東亞經濟與金融合作的精神，有助於兩國在金融領域合作規模的擴大。象日本與韓國準備建立自由貿易區一樣，中國與日本也可以探討建立“更加密切的經濟關係”（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的方式。中日經濟關係的開展應該越來越多地在業已存在的東亞地區合作框架下進行，這樣有利於把兩國關係納入東亞地區主義進程，讓兩國更多地為共同的“東亞”地區而合作。日本的經濟未來不在美國而在亞洲。20世紀80年代的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 “雁行模式”已經不復存在，日本應該面對現實，努力重新融入東亞，在東亞經濟重建中決定其21世紀的真正大國地位。這一點，中國應該令人信服地傳達給日本。

　　第三， 如何加強與日本社會之間的關係。中國要高度重視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與反戰主義力量。日本是否重新武裝與修改和平憲法，關鍵取決於日本國內民主機制是否具有這樣的約束力，取決於日本的和平主義與反戰主義力量。日本人民是決定日本是否修改現行和平憲法的主要因素。中國要加強中日民間交流與公共外交，努力建立兩國社會之間的可持續友好關係。

　　第四， 如何推動中日美三角關係的相對良性互動。以合作與鬥爭並重爭取中美關係回到交流（所謂互相“接觸”）的軌道。在日美關係不斷加強的情況下，中日關係的實質性改善將越來越取決於美國因素。如果中美關係持續緊張，中日關係也勢必將緊張。改善中美關係當然有助於改善中日關係。對於中國來說，改善中日關係的最理想的結果是中美日三國關係有所等邊化與良性互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