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強音: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與中國的選擇[轉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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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大地走動者 於 2005-12-24 15:22:13 給 大地走動者 發送悄悄話
中國最強音: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與中國的選擇[轉帖]

歷史就像是大國興衰更替的鏈條，一環扣一環，有始無終，興亡無常。而今日之中國就是這條鏈環中的一個環節。中國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國家有的最終成長為世界性的大國，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敗垂成。因此，研究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對於今天正在向現代化轉型的中國發展，是有益的。先從國家與財富的關係談起。

　　一、在大國興衰史中，被打敗並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國

　　以前開會有人找到我說：“你的文章我看了，確實不錯。”又說有些事要跟我商量一下，他說美國惹不得，美國太強大了，不敢惹。我說我也是這個意思，美國是大哥大，咱們也想跟人家好，能讓且讓，但你說讓到哪兒呢？讓總得有個底線吧。這底線你能告訴我在哪兒嗎？台灣能讓嗎？他說不能；西藏能讓嗎？他說不能；新疆能讓嗎？他還說不能。我說不能讓又要與人家好，那怎麼辦呢？最後他急了就說：那就投降唄。
　　說到這兒我就徹底沒什麼說的了。心想這也是教書和念書的，知識學到這一步，就沒多大用了。毛主席說過，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國際政治並不是所謂“客觀知識”堆起來的學問，它是最講立場的。這個立場對中國人來講就是中國國家利益。我們講國家安全講得就是國家利益安全。
　　從這個角度，有人又提出一個問題，說現在這日子也挺好的，幹嘛講那麼多的國家利益。

　　記得過去有人提出“野豬的自由”的概念，這對我們理解國家與財富的關係是個啟發：野豬和家豬相比，家豬生活多幸福，家豬現在都有單間，也不用自己去尋找食物。但它們與野豬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生，也不知自己什麼時候死。現在機械化和電器化的殺豬方法使豬死時減少了許多痛苦，算是安樂死。野豬則不同，大自然給了野豬一種戰鬥性格，儘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運，知道自己什麼時候生，也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和為什麼死，是怎麼樣死。國家也是這樣啊：如果僅考慮物質富裕，這事就簡單了。據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1820年中國gnp是歐洲的1.22倍,1890年中國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國的gnp增長率從1700至1820年間一直領先於歐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後的20年即1840年，中國卻被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打敗，1895 年在甲午戰爭中又被日本打敗，中國因此失去香港、澳門和台灣並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歷史過了一百多年，現在中國再次成為一個比較富裕的國家，但我們並不強大，儘管在國際中有了自己的獨立主權。從上個世紀開始一百多年我們就是為這種自主命運在不停地奮鬥，但只要我們沒有戰鬥力，這種命運就不會因中國的富裕而得到永遠的保障。歷史反覆表明，國際間的大規模財富轉移本質並不是靠交換而是靠暴力完成的。這一點今天有人忘記了，他們說，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大國興衰史中，被打敗並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國。且不說中國印度是被窮國英國打敗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國家，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也比歐洲富裕。他們的財富在歐洲人的大炮和利劍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歐洲，成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始積累。

　　二戰前的猶太人，是非常富裕的。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有個夏洛克，這個人物集中反映了當時瀰漫於整個歐洲的排斥猶太人的心理。為什麼呢？他們有錢且放高利貸，整個歐洲人對他們是沒有什麼好印象的。自本紀元初古羅馬軍隊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後，基督教開始在猶太人中間傳播，據講臨死前耶穌在十字架上說，將來猶太人的命運就是苦難。屠城後猶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國而流浪於世界。高行健說祖國是隨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當時祖國也確實是隨着猶太人走的，走啊走啊，先是走向發財，最後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屍爐里去了。但焚屍爐里煉出了猶太人的愛國心。從焚屍爐旁跑出來的猶太人，就成了後來以色列國家的奠基者。當今的恐怖主義蠻厲害，它把五角大樓和世貿中心炸了，怎麼就把以色列打不倒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遠比美國弱小，經過這麼多次中東戰爭，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動員起來跟以色列打，怎麼就打不倒。以色列戰鬥力強？不錯，但最關鍵是以色列人愛國心強。它知道失去國家，失去祖國是什麼樣的味道，以至後來以色列人的愛國熱情有些極端，對巴勒斯坦一點都不讓。而整個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沒有辦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國家，就幾乎失去了一切。猶太民族曾發過財，但錢並沒有買到幸福的命運。真正想念祖國的時候，是人們在海外處境最悲慘的時候。在希特勒集中營里的那些猶太人對國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的青年無法想像的。如果大家還認為這都是過去的事了，那就請看看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起因並體會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這些發生在歷史和眼前的實情，我們就會對國家及國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認識。

　　今天我們已經有了獨立的國家主權，有了自己的祖國，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們中國許多人對國家作用的認識反倒淡漠了。他們想的更多的是物質幸福，覺得物質滿足是幸福的本質，但事實上沒有國家，財富只是一種沒有保障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政治是財富的靈魂。

　　二、今天的中國不能靠武訓的路子謀發展

　　國家主權是國家財富的基礎，是最大的政治。國家主權是國家全體公民生存與發展權利的最根本的保障。這是所有問題的關鍵。但是國家主權如果沒有力量保證也會流於形式。剛才說的那幾個例子說明沒有國家主權就沒有一切；而沒有力量，國家也會失去一切。蘇聯人在國家解體的時候，是非常慘的。大批蘇聯很優秀的人，為生活跑到西方為人家的國家服務，還有一些人跑到咱們東北打工。現在有人說，只要我有本事，就有競爭力。但你如果失去國家，不管你有多優秀，很野蠻的人、非常低下的人都能奴役你。古羅馬軍隊在地中海兩岸擄獲的奴隸有許多是很有學問的人；八國聯軍進中國的時候，中國的gnp並不比西方差，中國國民文化程度也不是不高。頤和園裡宮女會背唐詩，而入侵者絕不會有同樣的水平背莎士比亞，那怎麼就讓人家欺負，死命往水裡趕呢？有的宮女不甘侮辱就自殺了。究其原因那是她們失去國家的保護。所以我們不能單純說，經濟發達了、文化程度高了，國家競爭力就強，就能夠解決好國家命運問題。

　　生存和發展是現代國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發展道路會導致不同的政治後果。蘇聯在二戰前有兩種發展考慮：斯大林當時堅持，快速發展重工業；而布哈林則堅持按部就班地從農業，輕工業到重工業，慢慢來。斯大林說布哈林那一套不行，那邊希特勒都武裝起來了，你還這麼搞，找死呀。布哈林不服，斯大林也來個 “不爭論”。與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爭論是搬掉人家的腦袋，搞了個大清洗。他換一批年輕人上來，目標掛帥，埋頭苦幹。最後，槍、炮、坦克、飛機都造出來了。等希特勒打來時，蘇聯已形成了很強大的反擊實力，並很快打敗了希特勒。回頭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讀書讀傻了，讀呆了。書上寫的經濟發展規律就是從農業到輕工業，最後到重工業，整個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就是這樣的。但國際安全環境已發生了變化，國家發展利益的保護方式就要發生相應改變。布哈林不懂國家政治是財富的靈魂的道理。在國際形勢日益緊張的歷史條件下，保家衛國就是最大的政治。試想如果失去國家，那麼經濟發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中國目前也有一種類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國際形勢日益動盪，戰爭連年不斷的情形下，仍以埋首經濟，以經濟發展為雷打不動的中心工作，這是很危險的。大家知道毛澤東曾批評《武訓傳》。書上講武訓以“修個義學為貧寒”的理想，靠出賣苦力掙錢，甚至不惜自殘自賤，爭取施捨。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終在柳林、臨清、館陶建起了三處義學。武訓為了辦教育，任人騎，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給兩分錢，踢一腳給兩分錢，騎到背上給兩毛錢，回到家裡一點點攢，把錢攢足了辦教育而不是買槍炮反抗壓迫，所以毛澤東對《武訓傳》就提出批評。如果將毛澤東的批評應用於今天的國際政治，就會發現，在當今世界我們也不能靠武訓先生的那套路子謀發展。要保住你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齒和指甲。大凡在世界上能夠生存下來的動物，都不是僅僅長得漂亮溫順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齒的，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貓：好看，但快絕種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動物都留下來了。國家也是如此。中國過去舊民主主義革命留下的教訓是，僅靠實業和教育是救不了國的，得靠槍桿子。武訓的愛國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義。現在中國許多學校教育辦得學生不願參軍、不願去國防工業單位，而是傾父母之財力，紛紛向西方國家跑。這樣的教育對國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國際形勢日益動盪的情況下，還是應該從槍炮做起，從愛國主義做起，要從國家關鍵的硬地方做起。與我們身體成長規律一樣，神經和肌肉走向哪裡，骨頭就走向哪裡，骨頭前面是牙齒和指甲。人不管他多麼高貴，沒有骨頭，只有神經脈絡和肌肉，那他將一事無成。
　　在當今險象叢生、壓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們不能走《武訓傳》中宣揚的那條路，我們應該做強力崛起的準備。有人天真地幻想，說西方不至於對我們怎麼樣吧？其實世界上有些事情說沒就沒了。今天我們坐在這兒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中國。而十幾年前還是我們“老大哥” 的蘇聯人，現在已處於完全不同的世界。這還算好的，蘇聯解體後還留下個俄羅斯。歷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沒有了。最早的古希臘文明、美洲的瑪雅文明，整個都只成了古蹟。有很多大帝國，最後都變成很小的國家，西班牙曾經是非常強大的，可現在呢？它和葡萄牙就呆在那兒，非常委瑣。那誰可以想像，在未來的世界，中國將是什麼樣？如搞得不好，中國未來可能也會成為非常小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在我們心目中是我們印製的地圖上的樣子，但誰知道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是什麼樣的？在李登輝心目中是什麼樣的？李登輝心目中的中國是以台灣為中心，包括中原地區，頂多到河南這一片，也就是汪精衛時期的那個版圖。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國大概就是大東亞共榮圈時的中國。當時日本把中國整個肢解了，也占着台灣。現在李登輝正跟日本右翼談，他們想要聯合起來。李登輝埋怨日本人現在沒有20世紀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觀”[ii]，叫現在的日本人學那時的日本人。“大局觀”是什麼？就是肢解中國。這一點與日本人中島嶺雄以及司馬遼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們都寫書認為中國必須分成若干塊。所以從這些角度來說，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十幾年時間，整個北方，即俄羅斯全都變了，變弱了。現在回頭看目前這張世界政治地圖，美國不放心的最後就剩下中國。中國和美國正在進行戰略博弈，這是中國面臨的基本安全環境。
　　國際政治的原則至今仍是叢林的原則。聯合國安理會只有在大國實力可以互相制約時才能發揮作用，安理會的一票否決制才能起作用。所以，真和平只能是冷和平，熱和平是永不存在的。有人說冷戰不好，其實冷戰時期發生的戰爭較少，相反冷戰後的國際衝突越演越烈。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國家之間就是這樣，外交部可以笑，但後面的軍人是不能笑的。

三、生存不應是中國未來命運的本質

　　安全環境的好壞是內部壓力和外部壓力相互作用的結果。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造成的外部壓力與處於經濟轉軌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國家風險，是目前中國安全環境的主要問題所在。

　　中國歷史上有兩種國家風險。一種是在自然經濟下發生的生存風險，一種是在市場經濟下發生的發展風險。中國歷史上每個王朝末期都要發生動亂、農民起義，王朝被推翻後，再重新建設。這個結果對中國來說，是災難性的。有人說這推動了歷史進步。但馬克思說，東方只見政權變更，而沒有社會發展式進步。在黑格爾看來，歷史應是發展的，發展的本質在於質變和飛躍。但在東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這裡只有量的積累，而沒有質變式的飛躍。沒發展，也就沒有歷史。因此，生存不應是歷史的本質，它更不應是中國未來命運的本質。

　　我們研究中國朝代的更替，會發現它有其特殊規律。自然經濟下的小農社會，自已是自己的“市場”，即自給自足。這樣就很難形成商品性的生產及由此產生的利潤。因而也就不會產生新產業和新投資。由於沒有新產業投資，它就沒有辦法利用剩餘的生產力。當生產發展好一點的時候，其產品不能轉化為利潤及相應的投資。這樣當這些剩餘產品轉化為貨幣形式的時候，就形成一種土地購買力量。因為在完全的自然農業經濟下，只有農耕土地而非新經濟產業是貨幣的最保險的銀行。 [iii]這與發展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不同，市場經濟的發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間斷銜接的新產業生長點。市場經濟的特點是發展決定生存，不發展就會死亡。自然經濟的優勢是生存能力，勞動在很簡單的條件下嚴重依賴自然生產資料，即所謂靠山吃山，因而勞動也最容易形成。一塊地，一個簡單的勞動工具就會種出糧食並有少許貯存。自然經濟有一種很強的生存優勢，但發展能力非常脆弱。由於沒有新產業投資，其剩餘價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沒有新的水池與之銜接，這些不斷增升的水必然外溢並把這個水池基礎泡爛和衝垮，摧垮以後再重新建設。因發展而滅亡是自然經濟運動的重要特徵，也是只見古代中國王朝更替而不見其間發生質變飛躍的原因。

　　自然經濟在中國的命運在鄧小平時期發生了革命性的轉折。鄧小平提出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從此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此而產生的國家利益需求及國家安全概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市場經濟必然是世界性的，我們加入wto，參與了全球化，這時不參與世界市場，不參與世界資源分配的國家，就根本無法生存。這樣就帶來安全環境的新變化，即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何保障國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國際資本侵蝕的前提下參與全球化並獲發展。我們建立了市場經濟，我們現在思考的問題不再與土地和人口相聯繫了，而與利潤、利益相聯繫。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iv]這是因為利潤沒有國界。利潤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是來自世界的。國家利潤總量往往標誌着它在世界資源分配中的相應份額，國家利潤越多，其在世界資源分配中的份額越大。如果說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國家安全的概念往往在於保障國家地租和賦稅的穩定和擴大，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安全的概念則表現為來自海內外的國家利潤的持續穩定和擴大。前者是由土地和人口總量規定的，是有限的和不能發展的；後者是由生產和技術決定的，是無限的和發展的。發展，這個隨全球化進程不斷滾動的概念，必然要波及並拉動全世界。

　　四、拿破崙的意義是歷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

　　這裡會有同志問：西方同樣也經歷了自然經濟階段，為什麼西方就走了一條與中國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中國和西方相比，西方經過了一個幾百年的大動亂即史書上說的“黑暗時期”，如果要說起來，這也要感謝我們的秦王贏政和漢武帝劉徹先生。在古羅馬征戰地中海的時候，商鞅變法為秦國積累了強大的國力和軍力，正是在這樣強大的國力軍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了中國。商鞅變法把井田制推翻，將軍功與土地分配掛勾，大大提高了農民參軍立功的熱情。他給小農分了土地，得到土地的農民子弟又參軍保衛自己的土地，所以秦國的戰鬥力特別強。漢朝中期，中國北方匈奴南下。漢武帝集中了全國的力量把他們趕走了。游牧人在不可能向寒冷的西伯利亞後退的條件下，他們便往西尋找生存空間，這就象多米諾牌一樣帶動了整個中亞東歐的民族大動遷，由此引發的歷史結果是在公元5世紀末羅馬帝國被衝垮。此後，歐洲就進入了中世紀的“黑暗時期”。

　　此時的世界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就在西方被民族遷移沖得一塌糊塗的時候，我們中國卻整體上處在一個上升階段。不僅如此，中國經歷了多次王朝更替和農民大起義而不倒，這又得益於西方的百年大混亂。歐洲此間宗教衝突、民族屠殺，各國間的王位爭奪戰爭，他們顧不上我們。所以我們還經得起內部折騰，倒下去還能起來。但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成功後，事情就不一樣了。到清朝末期，西方人過來了，如狼似虎，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在20世紀初可能就被西方人肢解了。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是資本出現造成的經濟全球化現象。資本使社會剩餘產品有了新的投資場所。整個社會不以權力為中心，而是以資本為中心。一切都在追求資本，什麼有利潤就生產什麼，一切都隨利潤興起或衰落。

　　資本一旦出現，世界就分成了兩部分：價值與使用價值、資本與勞動、生產與消費、中心與外圍。一方發展的前提是另一方的不發展。這樣，本來是統一的東西在這裡成了對立的，比如生產力一方必然要壓低消費一方來降低生產成本，這樣才可使利潤最大化。但是本國消費壓低到極點了，就會造成社會動亂。馬克思 1853年寫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曾表達過這個規律性的現象。他說：“歐洲從十八世紀初沒有一次嚴重的革命事先沒有商業危機和財政危機。 1789年的革命是這樣，1848年的革命也是這樣。”[v]在19世紀40年代，引起整個歐洲動亂的就是這個原因。資本中心國家要把國內保護好，就得將市場危機轉嫁出去。危機轉嫁的早期對象就是歐洲大陸，受衝擊最嚴重的國家就是法國。法國及整個歐洲大陸是英國轉嫁危機的最早的“南方世界”。如果說英國是發展到今天的經濟全球化的起點的話，那麼法國就是多極化的起點。

　　1786年的時候，法國跟英國做了一個交換，當時簽了一個“伊甸條約”[vi]。但到1789年法國就進入國家動亂。當時那裡的情況跟我們今天進入 wto的情況一樣。高勢能的資本衝擊使法國也出現國家風險，整個政權發生動搖。大部分農民失業。當時法國人不理解，曾經非常輝煌的法國怎麼就被英國趕上了呢。開始法國人看不起英國人，1066年威廉一世，史稱“征服者”，還從法國出發下海征服英國並自立為英王。現在英國人怎麼就一下子發起來了。法國人捉摸不清，就去研究它。開始法國人簡單地認為，人家有錢。法國人想，我拿我的農產品跟你工業產品交換，有了錢以後我再買你的東西，買得多了我不就與你一樣“富裕”了嘛。其實不是這樣。關鍵在於英國產品成本低，原材料產品的附加值高，法國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換，法國農業產品不堪重負，農民迅速解體。

　　法國農民解體後蜂湧進城，這和今天中國的情況大體相似。進城以後，找不到工作，又沒錢，就鬧革命。這樣便導致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實質是脫離土地的流民革命。拿破崙連同《拿破崙法典》正是從農民和土地問題入手來解決法國社會矛盾的。到19世紀50年代，在拿破崙三世的時候，法國還為就業問題所困擾。當時組成勞動工廠，就是解決就業問題。但失業的人數太多，已超出國家承受的極限。找不到工作，人就會有怨言，說政府腐敗，要換政權，要搞革命。於是社會就開始動亂。有意思的是，國家不幸詩人幸。凡是社會動亂的時候，理論思潮就特別發達。這叫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不平衡發展規律。 [vii]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社會正在向近代化轉型，此間歐洲出現一大批文學藝術巨匠。俄國農民大苦難時期，出現了托爾斯泰。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出現了至今仍有巨大影響力的《人權宣言》。當時人們都覺得，只要解放了人，整個問題就解決了。社會輿論全部參加這場運動，開始是君主立憲派，吉倫特派，到最後就是雅各賓派。雅各賓派反腐敗很厲害，是用斷頭台的方式來“反腐倡廉”的。人們痛恨商人和高利貸者。於是羅伯斯庇爾把大商人丹東殺了。法國當時是喊人權喊得最厲害的時候，而同時也是殺人最多的時候，斷頭台就是法國大革命時的產物。這是悖論。法國大革命時的人是最熱愛自由的，但最殘酷的事情就在那時發生。狄更斯《雙城記》描寫的就是當時的情況。當時人的所有怨恨一古腦全推到“腐敗”和“奸商”身上，其實這裡有情緒化的成份。當時法國的問題是生產和勞動發生結構性矛盾了，是外國資本進來之後，對整個國家經濟及其經濟基礎的衝擊的後果。農業產品沒有競爭力，這對小農業為主而工業又不發達的國家而言，就是一場就業災難。沒工作，人少了可以，人多了就會鬧事。中國目前面臨的情況與法國當時的情況很相似。以史為鑑，可知得失。進入wto後，中國的農業受到的衝擊將是不可想像的。外國糧食進口，中國農民種的糧食、水果、蔬菜之類，若無國家特別扶持，僅成本一項就沒有辦法與西方競爭。中國八九億農民，種地不掙錢，進城又沒工作，大量勞動力一旦失去就業機會，整個國家就會陷入混亂。

　　當時只有拿破崙意識到問題的要害。他說：“在世界當前的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採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塗地。”[viii]拿破崙採取的方法是從外圍打擊英國，推動資本多極化。這是資本全球化進程中處於南方地位的法國和處於北方地位的英國第一次發生的“南北衝突”。拿破崙知道對資本中心的衝擊應該是從它的外圍開始，英國是靠外圍國家來供養。拿破崙直接出兵埃及。他知道卡住了埃及就中斷了英國和它的殖民地的聯繫，沒有印度就沒有英國。拿破崙被授權組成一個遠征軍，直接到中東地區，但他在地中海上被英國納爾遜率領的海軍打敗了。

　　海上的失敗只有以大陸的勝利來彌補。1806年拿破崙頒布“米蘭敕令”，封鎖歐洲大陸，不准大陸國家與英國進行貿易交換。同時他推動法國的民族資本在歐洲全力擴張。《拿破崙法典》給整個歐洲的農奴予以土地，使之成為自由農民，為歐洲，特別是法國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力資源。《拿破崙法典》解決了法國破產農民帶來的就業問題，這跟中國戰國時的商鞅政策一樣：小農的戰鬥力是與土地結合在一起的，誰給農民土地誰就有兵源。農業破產使拿破崙有了豐富的兵源，而拿破崙給破產農民以土地，又得到農民的忠誠。農民參軍消耗一部分社會“閒雜人員”，資本家在歐洲擴張，增加了國內就業。這兩方面解決了法國就業和社會穩定問題。拿破崙的歐洲政策與後來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很相似：軍隊先行，商人緊跟。企業加產品強力擴展市場。拿破崙用暴力強行建立以本民族資本為中心的國際市場。雖然拿破崙失敗了，但是法國生產力沒有垮下去。拿破崙戰爭後，法國擠入以英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中心。這是所謂“北方國家”的原始成員。後來德國，美國，都是沿這條路線擠入國際資本中心，成為國際資本俱樂部的成員。

　　美國的發展道路對我們中國也有可借鑑的地方。美國最早是英國殖民地，英國將北美洲當作英國資本發展的“外圍”地區，是英國的“奶牛”。在英國人眼中，北美只能生存但不能發展。

　　當時的北美之於英國形勢，有點像今日中國之於美國的形勢，英國絕對不想在它的西側有一個強國出現。但是北美人民不願作英國的“奶牛”，於是他們拿起武器反抗英國的壓迫，成立了美利堅合眾國。1811—1814年，美國又跟英國打仗，英國敗了，美國這才徹底獨立。在南北戰爭中，英國想肢解美國，它支持南方獨立。當時英國統治世界的方式，首先不是人權，也不是所謂民主價值觀，而是將有可能成為重要對手的國家肢解。明治時期日本軍人和政治家也意識到這一點。日本強大後，先占領朝鮮，再打敗中國和俄國，20世紀40年代初，日本已將整個中國東部地區肢解為以日本為中心的若幹個“衛星國”。富裕和軍事強大的國家的地理版圖越小，其外圍緩衝區的需求就越大，這是國際政治的鐵則。英國人和日本人都明白，由於沒有得以迂迴的縱深地帶，像它們那樣版圖小而國力強的國家，如沒有相應的外圍地區，就難以確保自己的邊界安全。美國人對林肯那麼敬仰，這不僅僅是由於他解放了奴隸，而是由於他為美國爭回了大國必須擁有的起碼的地理版圖。這對美國未來的強大是非常關鍵的。如果沒有美國的南北統一，可以想像今天的美洲將是什麼樣子。所以肢解或變相肢解對手國家是西方政客常用的手段。這是一個理論視角，由此觀之，毛澤東統一中國大陸及將來中國政府統一台灣等島嶼的努力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意義，怎樣估計都不為過。
　　由此引出一個小故事，1803年傑斐遜總統以1500萬美元從拿破崙手裡“購得”路易斯安那，這片從密西西比河直達洛磯山的廣大平原，相當於當時美國版圖的一倍。人們不理解拿破崙為什麼要這樣做。有人說拿破崙當時如何困難，如何需要錢，但是最關鍵的是拿破崙要在英國的西翼，為英國製造一個強大的對手，以減輕英國對法國的戰略壓力。這是一着既睿智又深遠的布局。所以今天的美國真要感謝的不光是林肯，還應當有拿破崙。後來事實證明，美國的崛起對英國的未來是災難性的事件。英國西東兩邊受制於美國與法國，這既分散了英國的力量，也減輕了法國的壓力。19世紀80年代後美國迅速崛起，並在20世紀成為資本全球化的主角。

　　如果我們從這個視角反視今日歐洲大陸人的國際觀，就會認識到，今日歐洲大陸人也是用當時對待英國和美國的態度對待今日的美國和中國：利用中國制衡美國以減輕歐洲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相對於英國開闢的經濟全球化歷史運動而言，拿破崙開闢了政治多極化的歷史運動。因此說，拿破崙的意義不僅是歷史性的，它更是世界性的。

五、英國人是美國人的先生，早期的美國人是今日中國人的先生

　　對於居於資本外圍並受資本全球化衝擊的南方國家而言，在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最容易出現社會動盪。在古代我們曾經也輝煌過。當時世界只有四大文明古國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文化。但是風水輪流轉，到近代轉到英國那邊了。英國之後風水又轉到美國那邊了。美國沒有經歷過封建社會，也沒有經歷自然經濟發展階段。它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市場經濟之上。只要國家經濟以資本為發展的動力，國內就必然要出現生產與消費的兩極分化。資本的一方要降低工人的工資，壓低消費，以獲取高利潤率。這造成美國在19世紀70、80年代的嚴重的社會動盪。那時美國工人的罷工、遊行是非常厲害的。我們今天享受的“五一” 國際勞動節、“三八”婦女節，都是美國工人爭取出來的。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對美國政府是個嚴峻的考驗。歷史把美國推到十字路口：是走後來的拉美道路，當英國資本的附庸，還是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美國從英國的歷史經驗中知道，解決國內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個體制問題，它更需要大量的國際資源向美國回流，以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
　　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南方國家也有同類問題。西方人說是南方國家法制不健全，社會保障不完善。這是不負責的話：你沒資源又怎能使它完善。中國法律明明寫着，人人都有受教育權利，山溝里的孩子有權利但沒能力享受這個權利，為什麼？沒有錢。錢是資源的占有形式。中國有限資源不足以支持全面小康的消費水平，遠遠不夠。怎麼辦，只有強行參與大國間的國際資源分配，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走向世界。英國就是這樣，英國是美國的老師，美國學它的老師，反對英國霸權，向世界要資源。昨天的美國也是今日中國的老師，我們也要向美國學習，反對美國的霸權，要求平等地參與國際資源分配。

　　前面講了，國家間財富的轉移本質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換實現的。美國在十九世紀末期，也面臨着英國的霸權壓力，國內又有問題。美國要走出去，要和世界交往，但是如果對海洋沒有控制，沒有海權，其海外利益就沒有保證。英國早期海軍是跟着貿易走的，是保護商船用的。英國早期海軍將領多是海盜出身。一般來說，一個歷史運動在其初創階段往往是一些泥腿子粗人發動的。後來英國在海上打敗了西班牙，成了海上的霸主。控制了大海，也就控制了世界財富的轉移通道。西方海軍對於東方國家威脅在當時是非常大的。在西方海軍的艦炮下，東方的財富迅速流向西方。

　　19世紀40年代，英國出現了工人憲章運動，英國政府並沒有對之實行血腥鎮壓，而是利用自己強大的制海權在東方發動了“鴉片戰爭”，打贏中國後，白花花的銀子就流回了英國。當時中國可算得上世界首富。經歷了40和50年代兩次鴉片戰爭和90年代的甲午戰爭後，半個世紀間，中國一下子成了窮國。財富到哪去了呢，流到西方去了。所以七十年代英國出現一種叫“工人階級貴族化”的現象。當貴族是要有錢的，錢從哪來，從東方來。19世紀40至70年代，西方國家在東方發動許多戰爭，目的都是掠奪東方的財富。與西班牙、葡萄牙掠奪拉丁美洲財富的後果不同，19世紀西方從東方掠奪的財富都轉化成了工業資本，而非商業或高利貸資本。這奠定了今天英美國家主導全球化的物質基礎。
　　英國人是美國人的先生。19世紀末，美國政府開始大力發展制海權。這時期中國人的心思用於什麼呢？用於建頤和園。人家則用於造海軍，錢都用於造軍艦，到19世紀末期，美國海軍的噸位排到世界前列。1898年，美國一舉拿掉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賓、關島等，1900年，它就全面進入遠東地區，參與西方對中國的掠奪。這都在向誰挑戰呢？在向西班牙挑戰，向英國挑戰。如果僅從地理位置而不從主權歸屬上看，如將夏威夷比作我們中國的台灣，美國一年內就將它拿下了，而我們統一台灣的口號卻喊了50多年而不見結果！學者們研究呀研究，說台灣是否獨立，“還得有待於進一步觀察”；還“有三種可能性”。現在“台獨勢力”日益坐大，時間已不容我們迴避挑戰。在重大的歷史關頭，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人的確是我們的先生。

　　六、落井下石，是霸權政治不言的通則

　　國際鬥爭不是一廂情願的事，國際鬥爭絕對不能想像着說話。我有和平願望，說和平發展是人類共同願望，但人類戰爭從原始社會就開始了。所以不能一廂情願地想問題，願望歸願望，解決問題還是要現實些。我們現在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再好，總還要吃糧食而不能吃空氣和陽光。這是最基本的。所以一個國家判斷問題總要從現實出發，實事求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現實問題是什麼呢？是資源。中國已從昨天的產品短缺、繼而市場短缺轉向現在的資源短缺。上世紀初美國衝破英國霸權走向東方，為什麼呢？為搶占世界市場和資源。

落井下石，是霸權政治不言的通則。中國十九世紀末垮下去後，八國聯軍開進北京，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很可能中國在那個時候就被肢解分割了。

　　二十世紀初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美國和中國都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八國聯軍進入中國後，中國衰落到即將被肢解的邊緣。但天不亡我中華：1914 年歐洲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占領中國的洋人都回去了，顧不上這邊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經濟與政治力量迅速上升，出現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說到這裡，也應感謝曾國藩，有人說他鎮壓了太平天國，但是曾國藩也利用清王朝的資源事實上培養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如果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就沒有後來的國民黨，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有後來中國的北伐及中國的統一。所以保守也是革命的一種形式。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都在某些方面都作了歷史進步的不自覺的工具。

　　民國成立到1933年，中國經濟又迎來了一個發展較快的時期。但日本人可不高興，他們不願讓中國崛起。日本人一直想肢解中國，引誘中國發生內戰。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說，從俄國回中國進入東北時，他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蹤，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撥國共兩黨內鬥，以便坐收漁利。日本人發動對華全面戰爭為什麼在1937年？這是由於1936年“雙十二事變”後，國共開始合作，中國人開始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日本人分裂中國，調撥中國內亂的企圖破滅了。圖窮匕首見，日本最終向中國全面開戰。

　　1937年，中國進入全民抗戰。日本當時有兩派，一派認為打到上海就行了，不要再往南走了。當時近衛內閣是這種觀點。他們當時答應汪精衛過去後，逐漸退出並還政於汪。但日本軍人不行，後東條英機組閣，近衛下台，日本軍人的瘋狂一發不可收拾，1940年，日本襲擊珍珠港，日美開戰。這一下蔣介石高興了。

　　當時斯大林是一切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面臨希特勒在歐洲的攻勢，他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後，斯大林當時一直想將日本的禍水南引。國聯為“9·18事件”派個李頓調查團，結果也是不了了之。當時美國也實際上默認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利益”[ix]。接着就是在日本的扶持下華北、華南紛紛成立傀儡政府。今天李登輝所夢寐以求的也就是當時汪精衛的地盤。汪精衛當時的理論也跟今天一些對日關係的理論視角很相似，什麼不能與日本人打呀，什麼日本先進，與日改善關係有利於牽制美國，對中國有好處呀。可以假設，當時如果日本打到上海就停止不再南下到英美的勢力範圍，那英美有可能犧牲中國的利益與日妥協。果真如此，那今日中國就很可能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日本軍人餘勇可賈，一氣打過北緯30度，偷襲了珍珠港，迫使美國參戰。日本戰敗後，其版圖又回到明治時期，中國崛起是今後日本永遠的痛。與美國比，日本更希望中國分裂。
　　有人說經濟聯繫必然造成和平。但是大家知道，日本和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之前，其經濟利益依存度遠比中美高。據美國學者孔華潤提供的數據表明， 1940年美國對中國及日本的出口分別占美國出口總額1.9%和5.6%。[x]所以美國一直跟日本關係不錯。日本入侵中國東北、華北時，美國還賣日本石油呢。當日本打過了上海，影響了英美國家的海外利益，美國就不幹了。與美國資本崛起並由此與英國衝突的原因一樣，日本資本的興起，也必然需要海外能源、市場和金融資源。這樣就要在太平洋跟美國發生衝突。美國開始的時候想通過犧牲中國利益來與日本妥協，日本不滿足，攻擊了美國珍珠港，這使美國最終反與沒有多少經濟聯繫的中國牢牢地結盟。經濟聯繫與政治聯繫有許多時候是分離的。這也不奇怪。經濟聯繫多了，矛盾也就多，經濟矛盾激化就轉為政治矛盾。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就上了英美反法西斯的順車，參加了埃及開羅會議，我們最終成了戰勝國之一，並且台灣等島嶼的主權在戰後都回歸中國。

七、政治家的膽識在關鍵時刻能扭轉乾坤

　　二戰以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印度是1947年獨立的。這時候我們中國國共打得很厲害。印度則在鬧分裂，1948年印巴分裂。尼赫魯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簡直是書呆子，有點像戈爾巴喬夫。當時尼赫魯打的是西方民主牌，天真地認為分裂出去的巴基斯坦遲早會回來。但巴國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不僅回不來，而且印巴一打就是五十多年。現在有些中國人對台灣也持這種看法：認為台灣如分裂出去，如果我們搞好了，到時候它自然選擇回來。這是天真的想法。巴拿馬就在哥侖比亞眼皮下，1903年獨立到現在都100多年了還沒有回到哥侖比亞。哥侖比亞是那麼大的國家，你看地圖，巴拿馬在其上面只是一個小點，但就是回不去。如果印度當時沒有分裂的事，我們設想一下1962年的中印衝突會是什麼樣子？有人說，印度文化天生柔弱，出不了強權人物。其實這是天大的誤解。在太平洋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印度有兩個領袖人物，一個是尼赫魯，另一個就是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前一位是跟英美的，後一位是跟希特勒、東條英機的。錢德拉·鮑斯還跟汪精衛一塊照過像。他主張用軍事趕走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這種主張為德國人和日本人所利用。太平洋戰爭結束前，他死於飛機失事。這個人不是公子哥兒，不搞尼赫魯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民主”，不搞西方政客那一套小把戲。可以設想，當時如果錢德拉·鮑斯沒有死，並當選為印度總理，那印度的歷史可能完全不一樣，國內分離勢力就會毫不留情地被消滅掉。儘管錢德拉·鮑斯死了這麼多年，可許多印度人，特別是大學生很懷念他，認為他是英雄。

　　我們來看看與尼赫魯同時期的毛澤東。印度獨立時，共產黨正跟蔣介石打仗，西藏就有一些人想鬧獨立，與美國、印度的一些勢力勾結。可以設想，1948 年，如果印度當時僅出少量兵力暗地支持這些“藏獨”分子，那後果也是不堪設想。因為我們那時候根本就無力西顧，後來再談判那也很難是今天這樣的局面。毛澤東在1949年10月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初就出其不意，迅速拿下西藏。尼赫魯反應過來後，又是抗議又是遣責，後來還搞什麼“前進運動”，小腳老太婆似地一點點一點點地蠶食西藏。毛澤東沒有那些花哨作派，直接出兵，一步到位，1962年擊退入侵中國的印兵。

　　有人問中國為什麼在1962年打贏了又退回來了呢？

　　如果我們看看西藏地形就會明白毛澤東所出的是險招，這與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思想是一致的，當時我們所取得的勝利只是險勝。我們後勤跟不上，是靠自然動力將戰爭物資運上西藏高原的，其成本高得驚人。如果印度拖我們半年，這場戰爭就可能影響中國國內經濟建設大局。毛澤東是真正的智者，尼赫魯在小步前進，而我們的毛澤東則兵貴神速，一步到位，打他個措手不及。當印度一片混亂，神志未定之際，我們又立即收兵，把繳獲的武器還給他們，給國際上樹立了正義、和平的形象。毛澤東以鬥爭求和平，從1952年的抗美援朝與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結束到現在，中國東北與西南均無戰事。有些事就得這樣，你如果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有理有節，反倒會有和平。毛澤東敢出險棋，善出險招，結果用時間最短的戰爭，贏得中國邊界上時間最長的和平。這是毛澤東以鬥爭求和平外交思想的成功範例，也是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大貢獻。

　　中國人的強國之夢是從孫中山開始的。看看過去的歷史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種情景讓人難受。前一陣聽說有一個東歐國家飛機出事，華人就被關到機場大廳，而西方人則都被送到賓館，怎麼說都沒用。大家都知道，國家不強大，國民受人欺。1949年，中國開始走向強大，當時中國被美國包圍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樣衝出來？是靠鬥爭而不是妥協。美國已到了東北亞和東南亞。中國當時的東北相當於今天的上海，剛建國，百廢待興，我們就東北那一點重工業基地，但在它的東翼，美國已大兵壓境。當時我們一些人認為美國不會打中國，也不想打中國。毛澤東不信。毛澤東不是從美國的言辭而是從雙方力量變化中看問題。一旦美國拿下朝鮮，美國再翻臉中國就來不及了。此一時，彼一時，毛澤東才不信那些沒有力量保證的承諾。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那時候美國有原子彈。我們什麼先進武器都沒有，就是有勇氣。但我們打贏了。有人說打平了，中國那麼窮，打平了就是打贏了。周恩來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各國代表都拍手歡迎中國代表團：他們為中國的勇氣和勝利而歡呼，為中國打掉美國驕橫霸氣而歡呼。想得出來，當時毛澤東坐在中南海的感覺特別好。國際鬥爭有時候就是這樣，關鍵時候要有勇氣扳手腕，輸贏在此一舉。

　　八、沒有統一民族市場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與蘇聯相似，在中國建設道路上曾經也有兩種方案，一種方案慢慢來，直接搞私有制，經過很長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以後再搞社會主義。開始毛澤東也是這樣想的，後來他改變了想法。我的下鄉經歷與2000年到印度訪學的經歷才使我理解毛澤東當年快速搞公有制和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尼赫魯開始也是搞社會主義，後來突然改變了主意，搞公私混合。我們知道，不同的所有制下的同一種產品，其交易成本是不一樣的。一旦搞私有制，生產資料交易就包括了制度成本，其結果是無謂地增加了國家基礎建設成本，並使中國現代化在其初始階段就會因其無法承受高成本而中斷。印度的基礎建設至今老化得不得了。為什麼呢？它制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塊地都得買。在印度修一條鐵路花的錢遠比同時期的中國高。我曾下過鄉，當時國家若徵用某塊地，只要公社一紙命令到鄉，一路暢通，村民沒有任何異議，根本沒有今天那種哭爹喊娘的情況。當時中國搞三線，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將是天文數字。毛澤東通過所有制改造將生產資料交易成本壓到最低，與印度的尼赫魯相比，我們的毛澤東是多快好省，在最短的時間，用最低的成本，為新中國奠定了崛起的堅實的基礎，今天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就建在這個基礎上。

　　印度完全不一樣。我們看報紙上說印度是軟件大國、科技大國，但印度情況似乎不是這樣。我到印度尼赫魯大學財務處交費時，只見財務報表從地面一直堆到房頂，半個房子堆的都是賬本。整個大廳沒有一台電腦。我到國際政治系，只有一台386型的電腦，還經常不工作。我等一個電子郵件往往要等一兩個小時，打字員用的打字機跟英國工業革命時候的差不多，工作起來響聲很大；整個行政大樓都是這聲音，跟工廠一樣。這種情況說明它國內電腦市場沒有那麼大的需求，印度有錢人也不買電腦，買了沒有用。它整個生產與市場完全是分離的，市場依託於國外，國內大量窮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辦，窮人的一些消費項目如飲水、醫療等都是免費的。有一次我去他們政府辦的醫院作了個小手術，從掛號到手術結束共花了10盧比，相當人民幣兩元錢。印度多數人是窮人，窮人手頭沒有多少貨幣，因而就不會有太大的購買力。因此統計數字表現出的消費高指數多是政府包辦而非國內民間資本拉動的。印度人聰明的腦袋是給外國人長的。我去一個小餐館，那天女老闆高興得不得了，說她兒子拿到美國綠卡了。在印度家裡有人拿到美國的綠卡是很自豪和高興的事。印度人絕頂聰明，但這只能為美國人服務，因為印度的民族市場很小。前兩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數時間卻在英美兩國。只是由於他未放棄印度國藉而非為印度長期工作才成為首位諾貝爾獎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這位印裔人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對印度人意味着什麼，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應該按着拉美模式搞下去。

　　我們現在講gnp，一定要研究其構成，而不能只看總量。一個國家的資本構成、儲蓄構成反映一國經濟的性質。是自主型的國民經濟還是依附型的經濟，從 gnp的構成才可看出。所以我們不能單純說gnp達到幾萬億，這只是表面現象，要看它的結構是什麼。清朝的gnp也是很高的，但其構成表明它不是強國。
　　中國農業改造問題一直沒解決好。所謂“農業改造”就是將中國傳統的自然的小農業經濟改造為現代的市場農場經濟。中國自秦以後始終是自然小農業經濟， 1949年建國後，新中國領導人就考慮農業改造問題。但由於它涉及商品經濟，因而中央的農業政策始終在“兩條路線鬥爭”中搖擺。當時人民公社，有了大農場經濟的形式但沒有市場經濟的實質。當時人們意識不到市場經濟對於中國的意義。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感謝鄧小平。鄧小平先從農業問題入手，將土地交還給農民。農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儘管小農業經濟有啟動快的特點，但不易持久且容易分化，非常脆弱。一家一戶地生產，全家人力投入到一兩畝地里，生產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農場比高得不成比例。當時中國農業提供給城市的是自給自足之後的剩餘產品，而不是一般商品。其生產因沒有利潤壓力而失去效率。隨着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引進外資，這種自然小農業經濟整個就撐不住了。城市工業品價格的增長使得自然小農業因成本高於產出，加之國外優質低價的農產品的引入，中國農業很快面臨瓦解的危機。可以預言，隨着wto規定的中國政府對農業的保護期結束，如果政府對農業還無有效的保障政策，中國的農業危機將有可能轉化為1789年法國式的政治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