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美國處於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強勢地位和地緣優勢，美國人一向認為，危險的事情、暴力事件都離他們很遠， "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卻在頃刻間徹底摧毀了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安全感。為了對付前所未有的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在全球範圍打擊恐怖主義活動，消除美國的安全隱患，美國不得不改變了其堅持多年的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積極尋求國際合作。"九·一一"事件引發了國際局勢和美國對外政策的一系列變化，正確評估和把握這種變化及發展趨勢是當前中國外交的一項重要任務。

　　一、"九·一一"事件後國際局勢的變化

　　1. 美國對外政策的調整

　　布什政府成立之初，憑藉其冷戰後獨一無二的超強地位和新經濟帶來的高度自信和自大，在對外政策上採取了咄咄逼人的戰略態勢。布什政府不顧中國、俄羅斯等國的反對，表示無意遵守1972年《反彈道導彈條約》，宣稱準備在美國本土、美國海外基地與盟國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並在亞太地區將中國、俄羅斯和朝鮮作為圍堵對象，宣稱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而不是"戰略夥伴"；美國還強化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東盟的關係，致力改善與印度越南的關係，對台大舉軍售，希望對中、俄形成包圍圈並以印度牽制中國。布什還不顧世界各國政界和輿論的反對，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

　　美國在對待中美撞機事件上更是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但"九·一一"事件是對美國這種狂妄姿態的當頭一擊，而且反恐戰爭迫使美國暫時轉移注意力，改變外交姿態，調整外交政策，努力尋求各國對反恐鬥爭的支持。除調整美俄、美中關係外，在中東問題上更是破天荒地明確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向以色列施壓，以致以色列總理沙龍警告西方不要走慕尼黑之路。在阿富汗戰爭初期，美國的處境非常艱難，塔利班儘管損失很大，但美國仍沒有將其摧毀，地面部隊暫時無法全面進入，本·拉登也沒有找到。同時，美國的轟炸導致了一些阿富汗平民的傷亡，在伊斯蘭國家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巴基斯坦1000多名武裝的穆斯林甚至要求進入阿富汗與美國作戰。由於面臨着穆斯林齋月和阿富汗嚴寒冬季的即將來臨，美國遇到了棘手的難題。同時還可以預計，即使阿富汗戰爭結束，把本·拉登和塔利班處理完後，美國還面臨着如何建立一個新的阿富汗政權的問題。阿富汗有不同的民族和派系，處理起來不容易，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還需要與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和阿富汗周邊國家進行協商。此外，美國還不可以不防諸如炭疽病襲擊恐怖事件發生。所有這些，迫使美國將外交政策的重點轉為尋求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合作，這些給美俄、美中關係的改善提供了機會。

　　2. 美俄中關係出現深刻的變化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俄國總統普京作出了迅速的積極反應。普京首先主動打電話給布什，稱"野蠻的恐怖行為針對的是完全無辜的民眾"，"這種非人道行為應當受到懲罰"，給了布什強有力的道義支持。9月24日，普京宣布為美國的救難工作開放領空，俄國將參加救難工作，向美國提供有關恐怖分子的情報，向阿富汗反塔利班北方聯盟提供武器。普京為向美國示好，甚至宣布撤出在古巴和越南的軍地基地，這一被稱為真正結束冷戰的舉動贏得了美國政府和輿論的好評。在此情況下，美俄很快走到了一起。

　　在APEC前夕，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賴斯稱布什到上海"真正要見的是俄國總統普京"。《華盛頓時報》稱，在這次反恐怖戰爭中，普京展示了真正的領導才能，促使俄羅斯支持美國，並向華盛頓提供了比其任何傳統盟友都要多的支持。普京促使中亞結成反恐怖聯盟，關閉了設在古巴和越南的龐大的監聽設施，並且對北約作了強有力的改善關係的姿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事實上已成為美國的盟友，就像在二戰中的美國和蘇聯。因此，美俄關係不僅明顯改善，而且兩國顯示出在中亞地區將密切合作的跡象。

　　中美關係開始走出自撞機事件後的低谷，兩國關係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中國對美國表示了支持，江澤民主席與布什總統通了電話，布什還出席了在上海舉行的APEC會議並與江澤民舉行了會晤。這位在"九·一一"之前被人形容為患了"敵人飢餓症"，把中國當作對手而要予以圍堵和遏制的布什，在上海向中國表達了顯示親善的話。布什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美國政府高度重視與中國的關係"；"美國致力於同中國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美國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美國本着相互尊重、坦率相待的精神來處理相互間的分歧。"

　　但美俄、美中關係的改善程度明顯不同，美國對俄國、對中國的外交明顯不對稱。這除了中美兩國存在的一些本源性衝突因素外，也與中國在"九·一一"後的外交對策不當有關。仔細加以分析便可發現，與普京的姿態不同，中國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反應較為簡單、低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事件表示震驚，稱一貫反對一切形式恐怖主義的暴力活動。中國對國際恐怖主義這種反人類、反文明的殘暴行為的譴責是較為低調的，道義上對美國的支持力度不及俄國。同時，宣稱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在語義上也易引起不同的理解。美國有人認為，一切形式恐怖主義一詞彈性很大，既可以指"九·一一"那樣的恐怖主義行為，也可以指以色列、美國對他國進行的突然的暴力攻擊（對巴勒斯坦、利比亞、蘇丹）。美國一些分析家認為，中國要把美國反恐怖主義活動與美國支持中國反對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特別是疆獨和台獨掛鈎。《華盛頓郵報》說中國提出了交換條件，迫使中國外交部不得不出面澄清。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說，美國反對有的國家借反恐怖主義之名打擊國內少數民族，並稱布什向江澤民表達了上述意見。不管是否是出於對中國的誤解，至少可以說明，中美之間在些問題上出現了隔閡。9月18日，中國提出了三項具體的反恐主張：（一）支持打擊恐怖活動；（二）打擊應有明確的證據，行動有明確目標，不能傷及無辜平民；（三）應發揮聯合國和安理會的作用。

　　僅從理論上和形式上看，這三項主張沒有什麼問題。但從實際的外交效果來說，這後兩項主張不利於中美進一步密切關係。塔利班政權堅持不交出本·拉登，其理由是美國必須提供足夠證據，在些情況下，中國主張打擊要有足夠的證據，可被視為對美國不友好。至於打擊要有明確的目標和不能傷及無辜平民，中國似乎也沒有必要強調，因為美國清楚這一點，尤其面臨阿拉伯國家民眾普遍反對美國轟炸阿富汗的情況下，為平息全世界穆斯林的反美情緒和爭取阿拉伯各國政府的支持，美國也希望集中打擊恐怖主義的目標並儘量減少無辜平民傷亡。這種強調純屬多餘，反而會引起美國反感。至於想用聯合國牽制美國，早在科索沃戰爭時就已經證明是不可能的，現在同樣不可能。事實上，反恐怖主義得到世界各國普遍支持，聯合國自然會支持美國反恐，中國在美國正式轟炸阿富汗後也還是表示支持。既如此，從外交實效角度而言，這種主張顯然很幼稚。在美國準備打擊恐怖主義之時，非必要地持保留態度，提約束條件，在美國看來，顯示出中國缺乏支持的誠意。在美國急需外交支持時，普京無條件支持並用開放領空，撤除古巴、越南軍地基地等實際行動予以迎合，顯示支持的誠意和姿態，中國卻在表示原則性支持時，急於要表達自己的不同聲音，這對利用"九·一一"事件的契機進一步改善中美關係是不利的。事實上，就連伊斯蘭國家都紛紛表示支持美國的行動，中國又不是伊斯蘭國家的領袖和保護人，本·拉登和塔利班又不同於米洛舍維奇和南聯盟，根本不是中國的盟友，沒有必要以阿富汗保護人的姿態向美國提要求。本·拉登的恐怖主義培訓基地中有不少疆獨分子，美國打擊它對中國也有利，巴基斯坦與塔利班有着密切的關係，也還表示支持美國的行動。

　　因此，中國在此時，最明智的姿態是表示堅決支持美國反恐鬥爭，並給予一定程度的配合，不提出任何其他的主張。同時要避免觸及疆獨的問題以免引起美國的猜忌。普京也有車臣的問題，但其採取方法是不一樣的。反疆獨分子恐怖活動的問題，可以放在今後予以考慮，並設法尋求美國的諒解和支持，此時提出並着手處理這類問題，給人以乘人之危之嫌。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國際地位正日益上升，在重大問題上，應該體現泱泱大國的風度，在國際社會中，應該樹立友善、大方、可信的形象，不可拘泥於小節而誤了大局。

　　由於多方面的因素的影響，從目前發展情況來看，美俄關係比美中關係密切，普京訪美後會進一步促進美俄戰略關係的發展。中亞地區是美國戰略真空地帶，布熱津斯基稱之為"大黑洞"的這一地塊，對美國來說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現在借着反恐的機會，又得到俄國的支持，美國終於可以填補這一戰略真空。清除塔利班政權後，美國會竭盡全力扶植親美國親西方的阿富汗政權。美俄在中亞和阿富汗的合作，如果不會使上海合作組織變為某些專家預測的"形同虛設"，至少也會因美俄戰略合作而大打折扣。這不利於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戰略利益，可以預計中國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力會有一定的下降。如何應對這種局面需要中國的外交智慧。

　　3. 日本藉機在外交上尋求突破

　　為了圍堵中國和俄羅斯，布什政府在亞太戰略中刻意強化原有的盟國關係。布什上任以來已兩度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會晤，同時一改克林頓政府重視中國冷落日本的政策，表示要讓日本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心。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也強調美國在亞太的重點是美日同盟，布什的這一轉變使美國重新回到傳統的現實主義外交路線上來。這給了日本一次新的機會。

　　日本在二戰失敗後，一直受和平憲法和美日同盟的制約，加上亞洲國家對日本的軍事活動很敏感，日本一直小心謹慎。但它在近年來一直試圖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和軍事大國，積極尋求機會參與國際維和行動。海灣戰爭時期沒有實現外交突破，日本向美國的反恐行動派遣了1000名自衛隊隊員，並決定派軍艦到印度洋向美軍提供後勤保障。日本很巧妙地利用了這次難得的機會（美國支持，亞洲國家難以反對），在外交上取得了突破。

　　由於日本還有"周邊事態法"和"日美防衛新合作指針"，這次外交的突破為日本在台灣海峽出現軍事衝突時予以一定的介入開了先例。

　　綜上所述，今後的世界格局中，雖然中美關係將繼續有所改善，但由於美歐、美日的原有同盟關係和美俄關係的新進展，可能會出現美歐（歐洲）、美俄（中亞）、美日（亞太）三大戰略主軸，中國在美國戰略中的地位沒有得到提高，甚至可能會被邊緣化。預計中國在阿富汗戰後的安排上也難有實際的影響力和作為。

　　二、中國外交應有的對策

　　1. 堅定地致力於推進中美關係

　　如果中國繼續保持現有的發展態勢，中國的崛起只是時間的問題。但中國的崛起引起了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不安。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姆·佩里稱"中國崛起為一個區域和世界大國是冷戰後時代國際安全領域內最重大的事態之一"，因此要對中國採取預防性防備政策，防止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安全和美日主導的秩序構成威脅。美國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對中國的崛起感到不安。主張預防，或者主張遏制，都試圖防止中國的強大對美國利益和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構成挑戰。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更為明確，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因此，除了與中國進行有限的接觸外，特別注重建立有效約束中國的機制，甚至試圖圍堵中國。

　　美國的這種戰略和對華政策給改善中美關係設置了障礙。但"九·一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美國對華的冷戰思維，給中美改善關係提供了新的空間。就目前情況看，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在50年內很難改變，中國無力也沒有必要挑戰美國的這種地位。鑑於目前中國的實力和改革開放及現代化事業的需要，對美國現行世界地位的任何形式的挑戰對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會使中美關係倒退，不利於中國現代化建設。在中美關係中，美強我弱，中國對美國有較強的經濟依賴。因此，要積極、主動、真誠地致力於發展中美關係。美國雖然有些霸道，但它也有一定的道德準則，與無賴國家或希特勒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的行為有很大的不同。美國對各國的友善舉動一般會有相應的回報。維護中美關係，對中國有利。維護和發展中美關係，始終是中國外交的核心。

　　2. 繼續韜光養晦，一心一意致力於現代化建設

　　中國沒有實力挑戰美國的世界地位，在目前急於發展經濟的條件下，也沒有實力在亞太與其作實質性的較量，否則，代價很大，影響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的長遠目標。

　　中國也沒有必要去挑戰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事實上，目前世界秩序雖然對中國來說不理想，但它是歷史上較好的一種秩序，同時又是對中國有利的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對中國來說還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正如某種生產關係還能適應生產力發展時，我們不必急於改變現有生產關係，中國目前沒有改變它的必要，也沒有這種可能。首先，美國主導下的世界和平環境是中國所需要的。中國沒有足夠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去維護全世界的和平，在海外駐軍和維持龐大的航母群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仍是不現實的。中國享受和平的環境，但所花成本很小。免費搭乘美利堅和平班車， 就現在來說，何樂而不為？其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的貿易不斷增長，中國一直保持着對外貿易順差，特別是每年有大量的外資源源不斷流入中國，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推動力。中國對美貿易有不少順差，美國對此雖很有意見，但沒有採取嚴重的報復性措施。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在外交上突出改變所謂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訴求。對中國來說，這樣的秩序未必更有利，而且目前也沒有能力去實現。因此，致力於維護現有秩序（尤其是加入WTO後，中國已進入現有秩序的各個領域，在聯合國還占據着更有利的位置），繼續享用這一秩序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力爭有持續快速增長，這才是我們應循之道。中國的崛起已經招來"中國威脅論"和"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論調，如果過多強調改變現有秩序，將會給"遏制"和"圍堵"中國的論調節器提供理論依據，這會使中國陷入更不利的境地。

　　就目前看，中國的最核心的國家利益有兩個：一是經濟發展，二是台灣統一。台灣問題上美國所作行為當然為中國所反對，但台灣問題畢竟是海峽兩岸中國人的事情，如果海峽兩岸中國人找到了解決的辦法，美國也無法阻止。更重要的是，台灣問題的解決還依賴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強大、台海經貿及各方面互動的加強。只有中國真正強大，中國才可以在世界上真正有發言權，才可以多做建設性的工作。

　　中國外交必須一心一意地圍繞經濟發展的大局，服從和服務於這個大局，一切枝節問題、暫時性問題和空洞的意識形態問題，都必須讓位於這個大局。而對於"九·一一"事件後國際局勢的變化，中國外交應該找到靈活務實的因應策略。

資料來源： 新華社電訊 《參考消息》 《聯合早報》（新加坡） 艾什頓·卡特　威廉姆·佩里：《預防性防禦：一項美國新安全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郝雨凡、張燕冬主編：《限制性接觸 布什政府對華政策走向》，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1版阿拉斯泰爾·伊恩·約翰斯 頓　羅伯特·羅斯主編：《與中國接觸--應對一個崛起的大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1版布熱津斯基：《大棋 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陳一新：《布希政府亞太戰略的構想與部署》，《遠景》季刊（台灣）第二卷第 四期（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