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4月以來，中印衝突不斷，邊境態勢持續緊繃。

　　邊境衝突打鬥的過程以及造成的人員傷亡或許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從印度頻繁在邊境挑起事端以及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後半段的執政策略來看，衝突的發生似乎又是必然的。

　　衝突爆發之後，國內外專家、學者從各自的立場以及不同的角度對事件進行了解讀，包括印度政府的行為邏輯與動機，[1]對中印關係中長期影響以及從戰略角度審視衝突等。

　　筆者認為這些解讀十分深入和全面，在這裡不做贅述，本文則更多地以加勒萬河事件作為一個切入口，結合莫迪政府以及印度人民黨自2016年起在烏里事件、洞朗危機、普爾瓦馬襲擊中將領土安全議題充分政治化並服務於政治目的策略的轉變，試圖簡要分析印度國內政治的大致動向，為我們理解印度對外交往行為提供一些輔助性的思考。

　　央視曝光印度越線挑釁證據

　　1。從“發展主義”話語到“國家安全”優先

　　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黨從2014年執政印度後曾嘗試多項經濟和社會改革，高舉“發展主義”的大旗吸引選票，且印度選民們，尤其是中產階級選民更是寄希望於“古吉拉特模式”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成功。

　　自2014年上台以來，莫迪政府確實做出了一系列經濟改革嘗試，包括更大程度地經濟自由化，通過修改和廢除一些不合時宜的法律條款從而提升印度的營商環境，加大力度引進外國資本，提出“印度製造”刺激製造業的發展等。

　　儘管這些“發展導向”的政策確實有利於印度產業的升級和發展，進一步融入國際市場，但是莫迪政府“動員導向”的其它一些社會政策卻極大程度抵消了以上的改革成果。

　　例如，莫迪於2016年11月8日“旋風式”推出廢鈔令，作廢當時500及1000盧比的紙幣。阻擊腐敗、打擊黑錢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腳暫且不論，其推出政令的方式和速度直接導致印度2017年經濟增長率下降約2個百分點。[2]

　　又如2017年7月1日印度正式實施商品與服務稅（GST），統一了印度此前繁雜的間接稅徵收方式。但由於該稅改方案在全國範圍的實施速度以及方式的不妥，GST的稅收效果遠低預期。

　　諷刺的是，本應作為簡化稅收的GST卻在2018年世界銀行發布的“印度發展動態（India Development Update）”中被評為全世界最為複雜、稅率最高的稅收系統之一，[3]被國大黨領袖拉胡爾·甘地戲稱為“加布巴爾·辛格稅”。[4]

　　面對諸多改革受阻，政策效果短時間內難以顯現等現實問題，莫迪及印人黨政府的核心目標仍是贏得選舉連續執政，因此莫迪第一任中後期開始逐漸改變競選策略和動員方針。準確地說，印人黨整個競選邏輯發生了改變。

　　資料圖

　　如果說“古吉拉特模式”“發展主義”“經濟改革”等詞在2014選舉年與莫迪相綁定，那麼“反恐行動”“外科手術式打擊”“國家安全”“守衛者（Chowkidar）”等詞則在2019大選年與莫迪緊緊捆綁。

　　印度人民黨選舉邏輯的成功轉變得益於莫迪政府充分利用了2016年起印巴邊境上一系列直接或間接的衝突事件。

　　2016年1月，印度旁遮普邦帕坦科特（Pathankot）空軍基地受到6名武裝分子襲擊，雙方交火超過17個小時，最終造成7名印度士兵死亡，多人受傷。

　　2016年9月18日，印控克什米爾烏里地區的印度軍隊司令部凌晨遭到一夥武裝分子的襲擊，共有19名印度士兵死亡，30多名士兵受傷。10天后莫迪政府突然宣布印度軍隊成功對巴控克什米爾地區恐怖分子營地進行了精準的“外科手術式打擊”，但同時印度外交部表示“沒有更多後續的襲擊計劃”，[5]不願將事態進一步升級。

　　該事件後來還被拍成電影，名字就為《烏里：外科手術式打擊》，於2019印度大選年上映伊始便極受歡迎，全球範圍內創造了約5300萬美元的票房，穩居2019年寶萊塢票房榜首。

　　電影《烏里》又被部分媒體稱為印度“戰狼”

　　又如2019年2月14日，一列載有印度中央後備警察部隊人員的車隊在印控克區普爾瓦馬縣（Pulwama）遭到汽車自殺式襲擊，印方46名人員當場死亡。與烏里事件類似，兩周后莫迪政府突然宣布印度空軍成功越過印巴停火線對巴基斯坦巴拉科特（Balakot）恐怖分子訓練營進行了空襲。隨後印巴雙方空軍頻繁跨境行動，事態愈發緊張，直至被俘的印度英雄飛行員阿比納丹·瓦塔曼（Abhinandan Varthaman）返回印度事態才得到平息。

　　儘管莫迪政府一直強調對巴的打擊或空襲為反恐行為，但其每次高調的回應都明顯服務於國內的選舉政治。

　　外科手術式打擊的真實效果以及空襲的成效究竟如何或許根本不重要，莫迪目的十分明確，即區別於早前國大黨的“柔軟”形象，塑造保家衛國的“強人”形象。為達到該目的，莫迪政府一方面控訴國內反對黨將國家安全、邊境議題政治化，另一方面自己卻充分利用其執政黨的優勢使用國家安全議題進行選舉動員。

　　莫迪所提出的對巴基斯坦“先發制人地打擊（Preemptive Strike）”似乎包含兩層含義，對外的打擊和對內的打擊，對外的打擊效果是姿態性的，對內的打擊或許才是真正目的。

　　自印人黨2014年執政以來，莫迪政府對個人和組織的“反國家”指控頻率極高，甚至在被俘的空軍飛行員瓦塔曼尚未被移送回國前，莫迪就已經“先發制人”地對國內反對党進行了言語抨擊：“一些政黨從討厭莫迪，到現在開始憎恨印度。當整個國家都在支持我們的軍隊時，一些政黨卻在懷疑他們，同樣是這些政客的言論在幫助巴基斯坦，傷害印度。”[6]

　　空軍飛行員瓦塔曼（中間右側）被移送回國畫面（視頻截圖）

　　同樣地，倘若對比印度人民黨2019年與2014年的政黨競選綱領不難發現，2014年的競選綱領將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排在首要地位，而2019年其政黨宣言開篇就是“Nation First”，強調印度國家安全為最重要的政策議題，與之相伴隨的是“堅定的印度，強大的印度”的競選口號。[7]

　　2019年莫迪以“印度守護者（Chowkidar）”取代早前的“發展引領者（Vikar Purush）”的形象成功贏得人民院選舉，這一形象轉變的背後不僅反映出印人黨競選邏輯的變化，也表現出守衛印度的“政治強人”形象似乎是莫迪當下唯一可依靠的“選舉武器”。

　　但與此同時，矛盾之處在於，一味地強硬或許能贏得民族情緒鼓動下選民的擁護，但對國內民生、經濟與社會發展等實際問題往往沒有任何幫助，亢奮的民族情緒往往裹挾的是社會不公、扣上的是“反國家”的帽子。

　　2。印度國內政黨的回應與策略選擇

　　面對莫迪將安全議題政治化並將自身塑造為“國家守衛者”形象的系統性行動，印度國內反對黨的回應似乎顯得沒有章法，尤其在此次中印新一輪衝突爆發之後，反對黨的表態和回應都變得更加被動。

　　莫迪總理於6月19日召集國內主要政黨討論邊界情況，聽取各黨派代表的發言。總的來說，與2016年的烏里事件、2019年大選前的巴拉克特襲擊顯著不同的是，此次絕大多數參會政黨都支持印度聯邦政府的做法。

　　西孟邦首席部長瑪瑪塔·班納吉（Mamata Banerjee）代表全印草根大會黨（TMC）發言時反常地並未對莫迪的言論和做法提出質疑或批評，而是認為外交事務的決定權由聯邦政府掌控，並表示：“（印度人民）聲音統一，思想一致，工作團結，我們堅定地和（聯邦）政府站在一起。”

　　類似地，濕婆軍（Shiv Sena）領導人烏達夫·撒克里（UddhavThackeray）表示“我們的政府有能力表達我們強烈的憤怒（Aankhien Nikalkar Haath Me de dena）”。南方的主要黨派，包括昌德拉謝卡爾·拉奧（KCR）領導的特倫甘納民族大會（TRS），賈根穆罕·雷迪（Jaganmohan Reddy）率領的勞工和農民大會黨（YSRCP），斯大林（M.K。 Stalin）的達羅毗荼進步聯盟（DMK）等政黨都普遍表示支持聯邦中央的決定，維護印度領土的統一和完整。[8]

　　總的來看，除了國大黨依然公開表達對印人黨政府的質疑，以及主政德里的印度平民黨傳達未被邀請參會的憤怒以外，剩餘幾乎所有的印度政黨都無一例外地表現出不願過多糾纏於中印邊界事件的態度，尤其是各地方省邦在野黨，更是希望該議題熱度迅速過去，畢竟他們從早前發生在印巴邊境上的衝突中吸取了充分的教訓。

　　自莫迪政府將國家領土、安全等議題積極用於選舉動員以來，國內反對黨在該領域的抗爭整體上是失敗的。

　　2016年烏里事件發生後，針對莫迪政府所宣稱的“成功的外科手術式打擊”，除了巴基斯坦不予承認，印度國內的反對黨同樣公開提出種種質疑，要求莫迪政府提供詳細證據。然而直到2018年9月莫迪政府才公布了一小段官方視頻以作回應，[9]反對黨的質疑行為卻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大量民眾的反感，他們認為這種不信任最終會損害印度的國家利益。

　　2019年普爾瓦馬襲擊後，由21個政黨組成的反對黨聯盟在2019年2月27日經過3個多小時的討論，由拉胡爾·甘地宣讀了一項聯合聲明。聲明在稱讚印度軍人勇氣與擔當的同時，對執政黨印人黨公然將士兵的付出與犧牲政治化的做法深感痛苦與憤怒，且質問莫迪政府為何不坦然承認在普爾瓦馬襲擊中政府的責任，而是過分宣傳所謂對巴空襲的成功？這種算計只會進一步傷害印度選民的心。[10]西孟邦首席部長瑪瑪塔·班納吉更是明確公開質疑印度發起的巴拉科特空襲的真實性，要求政府公開更多具體的作戰細節。

　　拉胡爾·甘地（資料圖/印媒）

　　顯然，無論是反對黨聯盟的公開聲明，還是班納吉對聯邦政府與印度空軍公信力的公開質疑，目的都是為當年大選造勢。但從最終印人黨利用印巴邊界衝突充分煽動國內民族情緒獲得壓倒性選舉勝利的結果來看，反對黨顯然是輸掉了“國家領土與安全議題”這一戰場。

　　反觀近年來以國大黨為首的在野黨，其邏輯似乎為以抨擊莫迪個人為主、各項議題政策為輔，努力打破所謂的“莫迪崇拜”。

　　例如，面對當國家安全性議題被莫迪政府充分政治化並用於2019年選舉時，拉胡爾·甘地轉而急切地公開抨擊莫迪在法國陣風戰鬥機採購案中的腐敗行為，諷刺其“守衛者”的角色，稱莫迪實際上是“監守自盜（Chowkidar Chor Hai）”。

　　但無論從2019年大選結果還是此次中印加勒萬河衝突後的民意來看，國大黨攻擊莫迪個人的效果是慘澹的。

　　印亞新聞社於6月15日加勒萬河衝突爆發後做的一項全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73.6%的受訪者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更相信莫迪政府，而在此次中印邊界爭端中頻頻向莫迪政府發難的拉胡爾·甘地的受信任程度並不高，61.3%根本不相信拉胡爾·甘地在國家安全問題事務上的看法或表態。[11]

　　反對黨試圖挫敗莫迪受信任程度的努力是失敗的，反而不斷在強化莫迪所擁有的“人設”。

　　3。莫迪“人設”：務實還是強硬？

　　至此，莫迪及其政黨競選邏輯的變化已經很清楚，即由於早期經濟改革政策的不順（廢鈔令、GST法案），再加上世界經濟低迷的外部環境，莫迪政府轉而用國家安全議題來推動民族情緒，確保成功塑造和鞏固莫迪守衛者形象，進而穩固選票。當然，宗教類話題始終作為一種有效的動員手段，貫穿在每一個邏輯環節當中。

　　可是一旦民族情緒被調動起來，選民對印度政府的期待只會希望它更強硬地應對外部威脅，而莫迪至少在表態上也只能變得更加強硬，因其守衛者“人設”一旦崩塌，給印人黨帶來的損害是難以想象的。

　　恰恰此次中印邊境衝突引發的另一個問題在於莫迪愈發強硬的國家守衛者“人設”的代價有多大？換句話說，莫迪個人以及印度政府的內政與外交空間的靈活程度是否受到限制？

　　此次加勒萬河衝突發生後莫迪電視演講中模糊表態所引發的國內巨大爭議或許就給出了部分答案。

　　印度莫迪總理於6月17日通過電視講話首次回應中印邊界衝突，講話中前後兩次強調印度士兵不會“白白犧牲”。不過，最引發爭議的是其明確表示“中方未能入侵我們的任何一寸領土”，而這樣的表達立即在國內外掀起熱議。中方有學者第一時間就指出莫迪這是“委婉地承認了衝突事件的責任在於印方”，[12]印度國內反對黨國大黨也提出對莫迪政府關於事件真相隱瞞的質疑。

　　而後印度總理辦公室迫於壓力兩次發文對莫迪講話做出澄清，指出“莫迪總理的觀察指出正是由於印度士兵的勇敢無畏，沒有任何中方士兵成功出現在印方實際控制線一側”，並進一步解釋道莫迪總理的表達並不意味着中方沒有入侵的舉動或嘗試。[13]

　　視頻截圖

　　在筆者看來，印度軍方是莫迪政府較為堅定的支持群體，莫迪沒有任何理由去得罪或是否定印軍在前線的行動，而莫迪的模糊表態可能是故意為之，目的有二：一是試探國內的反應，直接回應反對黨對國家保衛領土不利的指控；二是間接傳遞一種“降溫”的意願，這一點也可以從莫迪後來親赴前線安撫士兵的舉動得到側面印證。

　　7月3日莫迪在國防參謀長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和陸軍總參謀長馬諾傑·納拉瓦內（Manoj Mukund Naravane）的陪同下突然前往中印邊界拉達克的尼姆（Nim）地區並發表演講，這一做法與其演講內容也透露出莫迪穩控軍隊情緒的意願。

　　莫迪整個的演講內容主要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是讚嘆、感謝並激勵前線官兵為保家衛國做出的努力；第二個層面筆者認為莫迪試圖向前線士兵傳達一種印度需要在和平環境下自力更生發展的理念：“殖民擴張的時代已經結束，現在是改革發展的時代”，“當下是發展的機遇，而發展也是未來的基礎”，“我們將創造一個強大和自力更生的印度，並且我們將會做到！”[14]

　　當莫迪總理一方面開始向軍隊大談和平發展，另一方面向民眾塑造和鞏固守衛者人設時，強硬訴求與務實追求之間的張力就顯現得淋漓盡致，而莫迪個人在內政和外交上的靈活程度也受到影響。

　　莫迪政府對內強硬的訴求還體現在其較為深遠地影響其與鄰國的外交關係。

　　莫迪政府出台的對印度穆斯林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廢除憲法370，頒布《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引起孟加拉等國的抗議；尼印兩國間在卡拉帕尼（Kalapani）、里普列克（Lipulekh）和林比亞杜拉（Limpiyadhura）等區域的領土爭議持續發酵。

　　中印此次邊境衝突發生後，傳統意義上被認為是印度盟國或其勢力範圍內的其它南亞諸國幾乎都保持相對沉默，都並未在第一時間響應印度對中國的無端指責，而尼泊爾更是應對印度挑釁，主動推出新版國家地圖。印度國內有媒體學者也開始反思莫迪個人化外交的局限性，[15]呼籲重回務實性的外交實踐。

　　務實和強硬兩種人設共存在理論上似乎可行，但從莫迪形象塑造的變化來看，基於宗教民族情緒的一味強硬與長遠發展的務實追求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張力，莫迪執政邏輯的明確轉向也至少說明這種兼顧二者的嘗試在印度選舉政治中是難以實現的。國內反對黨卻因隨時遭到“反國家”指控以及對抗民族情緒的巨大壓力而開始選擇儘量迴避安全類議題，而這又進一步助長民粹情緒的蔓延。

　　基於現有的觀察，中長期內印度國內政治動向或許會呈現這樣一種態勢，印人黨繼續直接或間接地將安全類議題政治化，服務於邦立法會的選舉；而國內絕大多數反對黨會有選擇地迴避涉及領土、國家安全的議題討論，轉而攻擊莫迪政府推出的各項政策的具體內容，盡力將選民的關注點拉回到國內議題上（類似於最近推出的新教育政策和環境政策等）並弱化選民在選舉時的民族情緒。

　　該態勢下，新冠疫情在印度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經濟表現仍處低迷，而印度政府卻以“自力更生”的口號無理封禁中國公司，以及築起貿易壁壘等行為必將會阻礙印度的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