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墓誌志蓋。
李建成墓誌志文。
作為一種特殊文體，墓誌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有着悠久歷史和廣泛應用。在我國，墓誌大約從秦漢時期開始流行，於南北朝時期基本定型。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墓誌不光要記敘逝者的姓名、卒年、籍貫、家世、生平事跡等信息，而且還對其所用碑石材質、碑石造型、圖案紋飾、文體格式等也有等級分明的詳細規定，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禮儀章程。
隋唐時期，墓誌的使用範圍進一步擴大，同時也更為明顯地體現出不同社會階層的差別。一般來說，相較於中下層官員和普通百姓所用墓誌，高級官員和貴族所用墓誌呈現出形制高大、志文恢宏、紋飾繁複、刻繪精細、用料考究等顯著差異。然而，唐朝首位太子李建成的墓誌，不僅在文體內容和外觀形制上與其身份頗為不符，而且在碑石上還存在明顯的修改痕跡。這種反常情況的背後，隱藏有哪些歷史信息？這方墓誌的內容，與史書的記載有出入嗎？
李建成墓誌
職稱：一級文物
年齡：1300餘歲
戶籍登記時間：2013年3月15日
籍貫：西安市長安區郭杜鎮
現住址：西安博物院
遊客在仔細觀看李建成墓誌與鄭觀音墓誌。
不同尋常的墓誌
李建成是唐朝首位太子，從晉陽起兵開始，先後參與了攻克長安、平定河北等重要軍事行動，唐朝建立後，他還承擔起鞏固北境邊防、管理軍需後勤、協助唐高祖李淵處理內政等事務，一度在同李世民的儲君之爭中占據了優勢。然而，玄武門之變爆發後，李建成本人身死當場，其子嗣遭到清洗，其政治影響也隨即煙消雲散。此外，李世民成功繼承皇位後，還多次修改史書，力圖抹去李建成在唐朝創立與鞏固過程中的存在感。
“考慮到這樣的歷史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李建成墓誌的形制、規格為什麼會與他的太子身份不相匹配了。”9月9日，在西安博物院，講解員鞠鑫海向記者講述了李建成墓誌的前世今生。
“李建成生前經歷了大起大落，身後又遭遇改葬、盜墓，其墓誌同樣也有一段坎坷的經歷，在2005年出土後不久便遭到不法分子倒賣，直到2012年警方破獲一樁文物販賣案時才被追回，並在第二年移交西安博物院收藏。”鞠鑫海介紹，雖然幾經波折，但墓誌依然保存完整，對於研究初唐政治有着重要的歷史價值。
李建成墓誌分為志蓋和志兩部分。志蓋為盝頂形，頂邊長39.5厘米，斜邊長10.5厘米，底邊長53厘米，高12厘米，陽文篆書 “大唐故息王墓誌之銘”。“篆文雕琢古樸，遒勁有力，整體書風端莊恭謹、莊嚴肅穆而不失華美之姿，應當是出自名家手筆。而且，志蓋在鐫刻時還摻雜有鳥蟲書的裝飾性筆畫，並以篆書為字形基礎作局部的裝飾性處理，四周分布有寫意的花鳥紋飾。”鞠鑫海說。
志為方形，邊長52厘米，高11厘米，正面刻有志文，四周為素面，無紋飾。其中，志文用十字線界格布排，縱橫各9行，志文隸書，筆力雋秀，開合自然，鐫刻刀法精練，一絲不苟。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志文僅55字：
“大唐故息隱王墓誌”
“王諱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於京師，粵以貞觀二年歲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
如此簡短的文字，僅記錄了李建成的卒年、安葬時間、地點及諡號，缺失了生平、功績、評價等，以至於連墓誌的界格都沒能填滿，留有近三分之一的空白。據《新唐書》記載，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將他們從皇族族譜中剔除出去，作庶民看待，但到了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又“追封建成為息王，諡曰隱，以禮改葬”，最終於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恢復其太子名號，“詔復隱王曰隱太子”。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賈二強教授指出，從內容上來看，李建成墓誌正是反映了貞觀二年改葬之事，在具體時間上彌補了史籍記載的模糊不清的缺憾。此外，《唐會要》《長安志》等史籍僅記載李建成墓位於京兆府長安縣境內，而墓誌明確指出其具體位置是在高陽原（今長安區郭杜鎮西南），墓誌的實際出土地點則進一步佐證了這一點，彌補了史書記載的不足。
與李建成墓誌一同出土的鄭觀音墓誌志文。
墓誌之外的歷史
李建成墓誌所記載的內容看似平常，和史書上的記載也相吻合，沒有傳遞出抓人眼球的新鮮信息。然而，在西安博物院的研究人員伏海翔和李超看來，李建成墓誌的價值，既在志文之中，又在志文之外。
作為第一批接觸到李建成墓誌的研究人員，伏海翔和李超注意到志文短少的問題後，便不禁反問：為什麼志文會缺少生平、功績、評價等基本信息？參照史書記載，他們判斷，志文短少暴露出李世民及其政治團隊對玄武門之變和對前太子蓋棺定論感到棘手。在傳統觀念中，以政變的方式奪取政權是違背倫理綱常之舉。因此，如何書寫李建成的生平、功績，書寫之後輿論又將作何評價，成為李世民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在《貞觀政要》《唐會要》中，就有李世民因為此事多次要求查看當朝起居注、授意史官修改國史的記錄。在貞觀十六年（一說貞觀十四年），翻閱玄武門之變的相關記載和史官評論後，李世民並不滿意，以“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的例子自比，認為玄武門之變是“義同此類”的正義之舉，要求史官重新書寫這一史事。
伏海翔和李超認為，雖然修史之事發生在刊刻李建成墓誌之後，但仍然能夠反映出玄武門之變始終是讓李世民如鯁在喉的心結。他擔心史官對政變有不利於己的記載，急於糾正史書對政變的評價，立下了“義同此類”的總基調，努力消除此事的消極影響。
史官修史，關繫到對重大史事的記載，也關繫到身後名，李世民對此難以迴避。因此，淡化、抹黑李建成的往事，成為他處理相關問題的基本方針。
學者李樹桐在《唐隱太子軍功考》一文中考證，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史官記錄李建成的軍功時，對其本人所立軍功，除去其名，或改為戰敗；對其部屬將領所立軍功，則記載從略，或不寫明該將領屬於李建成麾下。但是，修改史書也並非易事，很難做到滴水不漏，李建成的事跡不僅見於他本人的傳記，也散見於與他有過交集的眾多文武官員的傳記，相關記載中仍然留下了不少前後矛盾之處，《資治通鑑》就明確表示“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
相比於史官修史，刊刻墓誌則主要關繫到世人的評價，影響輿論。李建成敗亡後，消除其影響、安撫其舊部是一項尤為重要的工作，“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就清晰地表明了李世民的真實意圖。遷延近兩年時間之後，李世民一方面“追封建成為息王，諡曰隱，以禮改葬”，宣示其惻隱之心；另一方面在刊刻墓誌時迴避了李建成生平事跡等敏感問題，僅用諡號“隱”表達政治立場，以一種省心省力的方式迴避了輿論爭論，宣告此事暫告一段落，然而並未對玄武門之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作出有力的解釋，為後世留下了隱患。
與李建成墓誌一同出土的鄭觀音墓誌志蓋。
墓誌上的修改痕跡
若將目光重新聚焦在志文本身，可以發現，志文最顯著的特徵便是“隱”字有明顯的修改痕跡。“隱”是李建成的諡號，是志文中最具分量的字眼，直接傳遞出李世民對李建成的評價和態度。它的改動，間接地反映了李世民在擬定諡號過程中的矛盾心理，這是對史書典籍的重要補充。
鞠鑫海介紹：“在碑石上，‘隱’字存在磨損痕跡，磨損處長5.3厘米，寬4.4厘米，且相較於整篇志文，向下凹陷了0.12厘米。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在‘隱’字之下，還殘留有一道淺淺的筆畫，經專家識別後確認為‘戾’字。但從字跡來看，無論是後刻的‘隱’字還是原先的‘戾’字 ，都與其他字的筆跡一致，應當是同一人所書。”
《唐會要》對此事也有記載：“貞觀二年正月，有司奏諡息王為戾，上令改諡議。杜淹奏改為靈，又不許，乃諡曰隱。”
可見，李世民與群臣確實在李建成諡號問題上有過分歧。那麼，這三個諡號分別代表什麼含義？按照諡法，“不悔前過曰戾”“亂而不損曰靈”“隱拂不成曰隱，明不治國曰隱，懷情不盡曰隱”，“戾”和“靈”帶有強烈的貶義，被視作惡諡，而“隱”則表示平庸，沒有太多的貶低之意。
伏海翔和李超認為，對李建成的定性，直接關繫到李世民獲取皇位的合法性，無論過褒還是過貶都不合適。“戾”的本義是“違逆”，典型例子如漢武帝時衛太子叛亂身死，“以違戾擅發兵”，被後世稱為“戾太子”。可以想見，群臣正是欲將“以違戾擅發兵”這一理由套用在李建成身上，使其成為玄武門之變的“發動者”。
石碑上的磨損痕跡也表明，李世民最初同意群臣的看法，傾向於選用“戾”，直到最後關頭才改變主意，定為“隱”。從史書的記載來看，李世民多以“六月四日事”作指代玄武門之變，不願多加提及，“戾”反而會起到強化世人對此事的關注的作用，與其政治意圖不符。與之相反，對李建成以禮改葬，棄“戾”用“隱”，正是李世民即位之初塑造個人形象的良機，宣示了更為平和寬鬆的政治態度，利於安定時局、安撫人心。
李建成墓誌的出土，充分體現了李世民對李建成定性時的謹慎處理，反映了他進退兩難的真實態度，其中的細微之處史書雖然語焉不詳，卻以墓誌的形式得以保存。（記者 陳志濤文/圖）
記者手記
墓誌刪削 史跡猶存
一談到李建成，人們往往會首先想到他與李世民的儲君之爭，想到那場影響了唐朝前進軌跡的玄武門之變。伴隨着二人勝負的決出，勝利者主導着歷史書寫的方式，甚至能對歷史書寫的真實性施加影響。對於這一歷史事件的親歷者而言，這或許更多的是出於現實需要的選擇；對於略有耳聞的時人而言，這或許意味着對時下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的衝擊；對於現如今的我們而言，這或許意味着我們在了解這段歷史過往時，會聽見指向不同的歷史可能性的多重聲音。
這多重的聲音究竟有幾重，是否有強弱主次之分，是將歷史指向清晰的路徑之上，還是導入爭論不休的迷霧之中，在很大程度上與史料留存的豐寡情況息息相關——不僅僅是傳統的史書典籍，還包括出土文物。
以李建成諡號的評定一事為例，在墓誌出土前，我們僅能通過史書中簡略的文字，得知曾先後有過三個備選的諡號，但無從得知評定過程中發生過哪些曲折。在墓誌出土後，通過志文已寫的和應寫而未寫的內容、刪削增補的痕跡，這段不甚明了的歷史過往忽然變得明晰起來，原本草蛇灰線般的故事也有了豐滿的血肉和生動的細節，讓千百年後的我們也能感知到古人的心緒變化，在歷史長河中體會到古今共有的情感。
傾聽文物的故事，一方面是要關注文物所承載的墓誌、銘文等直觀的歷史敘事，另一方面是要關注文物本身與其背後的社會環境、禮儀制度等文化內涵之間的聯繫。在李建成墓誌中，我們還可以發現諸多體現歷史細節的要素。例如，墓誌的書法、刀工、紋飾體現出了深厚的藝術修養，有較大可能性是出自名家手筆，與墓誌四側所採用的素面處理方式形成了鮮明反差，引人深思。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與李建成墓誌一同出土的還有其妃子鄭觀音的墓誌。李建成敗亡後，鄭觀音被安置於太極宮的宮室之中長達50多年，直至去世之後才與李建成合葬一處，享受到“皇情軫悼，禮有加隆”的優待。然而，志文中也有“泰終則否，福極生災，禍構春闈，刑申秋憲”的文字，顯露出表面的優待之下，鄭觀音50多年來的謹小慎微和孤寂悽苦，也從另一個側面表現了李世民在處置李建成親屬時的立場和態度，並與李建成墓誌相呼應，為印證相關史事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