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敏：美國想再次偉大，需要的是一場自我顛覆性的內戰

　　觀察者網邀請華東師大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賈敏老師，復盤選戰開打以來的美國社會的種種“驚奇”，剖析其政治、社會的危機本質。

　　[採訪、整理 朱敏潔]

　　觀察者網：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辯論，如果說史上最糟，可能大多數人也不會反駁。首場混亂，二場取消，第三場終於在制定“閉麥”新規的前提下進行。疫情、大法官、經濟、種族、外交等等，都是焦點問題，且各要素相互交織。您此前提出一條“C·F·G”的線索，能否展開談談？

　　賈敏：首先看大眾視野中的“十月驚奇”。特朗普宣布提名巴雷特女士為最高法院法官候選人後，白宮爆發新冠群體感染，接着特朗普夫婦宣布核酸檢測為陽性，全球震撼。接着在短短數日內，特朗普宣布自己神奇般治癒並且康復，再次刷新對他個人和美國治療新冠疫情的認知。與聞所未聞、至今未有定論的“白宮疫情門”相比，拜登父子的系列“烏克蘭門”仍在右翼媒體和社交媒體大肆傳播，主流媒體則簡單斥責為“後真相新聞”。此間還有其他支流信息，但前兩者的份量和引起的震撼已經讓世界民眾嘆為觀止。

　　那麼我們從更長的時間段來看，還是可以把今年美國政治危機的幾個引爆點串聯起來，概括來講：C就是Corona Virus（新冠疫情），F就是George Floyd（弗洛伊德之死），G就是已故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Ginsburg（又以RBG為公眾所熟悉），那麼“CFG”可以成為認識和理解2020年美國政治動盪與未來博弈的“危機三部曲”。

　　弗洛伊德之死，在美國引發一系列衝突事件。

　　首先來看三部曲之首的美國新冠疫情態勢。美國政府和社會應對如何，不用我這般非專業人員評價，但公認的事實是：美國在預防、應對、善後新冠疫情對其國家社會經濟的全方面衝擊面前，是一場令人羞愧和深感恥辱的失敗。我們所熟悉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最近發表評論，他在文章開頭的導論中虛擬了一個場景，十分有內涵。他說如果邀請中國領導人觀看特朗普-拜登之間的首場辯論，兩人當中如果有人明顯弄錯事實，或是毫無根據自吹政績，就要自飲一杯。那麼不到半個小時後，這些特別的觀眾們就都醉了。這個比喻符合弗里德曼評論文章一貫的嬉笑怒罵亂彈琴風格，但這篇文章中看不到作者曾經的心高氣傲，更像是觀看了一部超級爛片後的抑鬱與無奈。

　　2017年弗里德曼曾經藉助時報專欄敲打本屆美國政府，核心點就是希望特朗普能夠言行一致，要有執行力，關鍵是要緩解美國社會內部的紛爭矛盾。三年過去後，特朗普的政績指標完成如何？ 或許最大的亮點在經濟領域，勉勵實現目標，但疫情把這一切推倒重來。在更廣泛層面，特朗普的“勤勉執政”失去了美國社會大多數人的普遍信任。

　　在選舉政治中，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政治運作的精髓，應該通過大選及其辯論環節凸顯出來，但這些都沒有發生，效果完全走向對立面。這種被政治衰敗所激起的巨大挫敗感，其中也應包含對新冠疫情應對不利的深深失望感。總之，新冠疫情對美國精英階層的觸動和傷害是巨大且深遠的。

　　其次，“弗洛伊德之死”所引發的系統性種族衝突事件。這個議題我在觀察者網曾有過詳細訪談。七月以來爆發的一系列含有種族因素的社會衝突，其根源和矛盾點與“弗洛伊德之死”都有很大相似性，包括近日在賓州費城發生的警察執法不當和打砸搶事件。

　　毫不奇怪，民主黨陣營譴責本屆政府埋下的種族主義禍根，以及共和黨再三呼籲的秩序與法治。美國的種族問題無法得到根治，只能在循環惡化和暫時停歇間搖擺，成為一個永恆無解的死題。

　　三部曲最後一部，就是9月18號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女士去世，及其後引發的爭論。金斯伯格大法官被視作過去半個世紀美國憲政自由與捍衛多元公民身份的偶像級人物。她的去世被認為代表一個時代的隕落。金斯伯格去世觸動最大的並不是特朗普，而是國會山的共和民主兩黨陣營，尤其是共和黨右翼表現得十分活躍，甚至可以說是歡呼雀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尼爾在第一時間發表簡短的致哀後，立馬表示參議院將啟動新候選人的遴選推薦，而民主黨陣營全部表示反對。

　　我們現在知道，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始終是敏感的，極具爭議性。但在本世紀60年代以前，情況遠未如今日這般。任命大法官始終成為政治焦點，恰恰說明美國政治極化的不可逆轉。   

　　特朗普提名巴雷特為最高法官大法官候選人，接替金斯伯格去世後的空缺。圖自澎湃影像平台

　　金斯伯格出殯之後，特朗普馬上宣布巴雷特女士作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巴雷特的背景大家已經很清楚了，是典型的保守文化薰陶之下的女性法律精英。她在一些重大議題上，比如墮胎、持槍權、公民個人自由權利的方面，非常堅定地站在共和黨這邊。現在結果已經出來，巴雷特順利進入大法官序列，最高法院內部的政治光譜也變成了6：3，保守派大大超越自由派席位。

　　金斯伯格去世後不，也引發了自由左翼，特別是民主黨陣營的普遍焦慮和恐慌。因為金斯伯格極富傳奇色彩的法律職業生涯和代表美國女權進步思想的縮影，她的缺位不僅僅是最高法院內部的空缺，也意味着美國自由左翼陣營一位殿堂級人物的消失。金斯伯格去世後幾天內，捐助給民主黨陣營的資金出現激增。有民調數據顯示大法官的離世和共和黨強行推動席位補缺，將激發支持民主黨陣營的選民，尤其是女性和年輕選民的參與熱情。這種熱情與以往相比少了一絲狂熱，而多了一絲恐懼。

　　我曾提出一個未經細慮的概念，即“金斯伯格時刻”（Ginsburg Moment），用來說明大法官去世所引發的美國憲政鬥爭、以及與當下緊密相連的選舉政治鬥爭，將以新的形勢延續下去。我們看到目前圍繞郵寄選票的形式、有效性和選民身份的合法性，正在各州投票現場浮現爭議，並有大概率走向司法議程。那麼，這些議題最終是否會擺在最高法院的審判席上討論？特朗普和共和黨人完美設想的絕對多數席位是否能幫助他們“判贏”大選？我想這個懸念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CFG”三個不同事件，構成了美國2020年政治文化的縮影。既能從中看到美國政治的高光時刻，也能看到其中的黑暗角落；由三部曲所構成的2020美國大選的背景，是美國政治社會文化衰敗的集中體現。

　　我在一些場合提過，不管是拜登當選還是特朗普當選，如果當前美國社會繼續存在嚴重的價值對立分裂趨向，那麼誰當選都不能解決問題，還會繼續延續下去。

　　觀察者網：您前面提到某種程度上特朗普感染新冠也是CFG時刻的一個體現，雖然他一直聲稱自己已經痊癒，但前些日子關於他是否真正痊癒、他的陰性檢測報告，外界仍有所質疑。我們可以看到CNN、NYT這些媒體在問，但美國社會究竟對事情真相在不在意？當然還包括人們質問的，特朗普的待遇我們享受不到，以及特朗普服用藥物是否有後遺症等等，關於後者佩洛西曾聲稱要引用美國憲法的相關條文彈劾特朗普。所以，白宮怎麼解釋，以及民眾是否在乎真相？

　　賈敏：關於領導人病情，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屬於最高機密，如何公布、怎麼公布都需要謹慎處理，通盤考慮。在西方民主國家，由於反對黨會把對手政黨領導人是否患病與國家理由掛鈎，因此要求必須公開。但在西方現代歷史上，有太多太多與之相反的案例。

　　現在正處於大選關鍵時刻，按常理來講，任何一個人、尤其像特朗普這樣的人，我覺得是會咬咬牙挺過去的。因為對特朗普而言，總統競選不是可有可無的事，而是關乎命運生死、關乎其卸任後能否獲得自由之身的重大問題。

　　西方民主政治至少有一個默契，那就是一旦競選失敗後，獲勝者會以各種理由赦免前任的職務犯罪或過失行為，以求順利和平交接權力。在美國歷史上，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後，繼任者福特即宣布對尼克松的既往不咎，赦免他的一些罪行。為什麼這麼做？這不是要維護本黨利益，而是在更大程度上維護美國民主政治的一種平衡性，不能讓黨爭蓋過制度，要維持制度之下的平穩過渡。

　　民主黨人都在喧囂，如果特朗普趕下台將繼續追究“烏克蘭門”“通俄門”“偷稅門”等一連串事件中的罪責。在這種激烈黨爭之下，現任總統特朗普就表現出非常決絕的態度。他已經公開表態，如果自己不當選，就是選舉有誤，計票有誤，是賄選，他不會親自把權力交出去，他會繼續在11月3號到1月20號行使總統權力。

　　這段時期一般被認為是總統“跛腳鴨”時期，是一段過渡期，總統最多做一些大赦或是微調整，頒布一些無足輕重的法令。但特朗普可能會十分看重這一時期。所以有學者認為，這恐怕是美國跟世界關係最危險的時期。

　　反過來也能解釋清楚為什麼特朗普現在還是不遺餘力、在康復三天后就投入大選行程，前往各地造勢比如佛羅里達、威斯康辛、賓夕法尼亞、俄亥俄等等，這些搖擺州都是他2016年奇蹟般獲勝的地方。特朗普身上確實有一股執着精神，他認定一條道就會做下去，何況現在有非常強大的內在驅動力促使其必須追求勝利。很多民調都顯示拜登仍領先特朗普，但對於一個漠視主流民調、順從內心意識、充滿自戀情結的媒介偶像人物而言，他會末路狂奔到最後一刻。

　　至於追求真相、判斷他是否患病是否痊癒，這些都是外圍群眾熱切關注的。對特朗普來說，只關注一件事，就是儘可能扳回頹勢，抓住最後的時間窗口期，能跑多少是多少，能和民眾交流多少是多少，是他這些天最在意的事情。

　　觀察者網：談到民調，對特朗普影響有多大確實是個問題。就在白宮爆發新冠感染後，有幾份民調數據顯示，在特朗普首場辯論、感染後，基本上維持在40%左右，也就是說這些事情對他的基本盤沒什麼撼動。但鑑於2016年的教訓，現在大家也不敢過於相信民調。相比之下，很多人還更擔心特朗普身後的民間組織，他曾對一些白人至上群體喊話“stand back and stand by”，這句話被人解讀為一旦選舉失利，就會號召支持者們發起衝突。也就是大家最關心的權力交接問題，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回應相關問題事業沒有明確表態願賭服輸。您對此怎麼看？

　　賈敏：首先我個人覺得白人至上群體、密西根州州長遭綁架威脅等事件，炒作成分比較大，可能就是一些極端分子忿忿不平，因為密歇根州在控制疫情隔離措施方面，確實比較嚴格，遭到很多人反對。特朗普甚至在社交媒體上說過“解放密西根”這樣話，作為總統有一種煽動意圖，頗有“狗哨政治”的味道。但是否要將此完全歸到總統頭上，恐怕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會認同，而會認定州政府的治理有缺陷。

　　然而，對於民主黨支持者而言，這一定是特朗普的錯。這只會更加強化兩邊的認同度，討厭特朗普的人還是會討厭，關鍵在於大選日民眾還會不會出來投票？願不願意冒着被感染的風險出來支持競選人？

　　此外，你問題中提到特朗普的基本盤還是40%左右，並沒有太大變化。但事實上，新冠疫情衝擊了特朗普的一些基本盤。比如老年人，特別是跟特朗普一樣的中老年人，這其中很大部分過去是支持特朗普的，但現在這些人對他是比較失望的。

　　在經濟領域，特朗普的得分還是要高於拜登的。美國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國家，很在意執政者的經濟治理水平。所以，我認為新冠疫情對特朗普的基本盤會有所打擊，但隨着時間推移和經濟復甦的加快，經濟因素的權重會再次上升。至於民間白人右翼組織問題，不會對他造成很大困擾，只會深化兩邊陣營原本就有的互相厭惡感。

　　觀察者網：關於權力和平交接，9月份《大西洋月刊》刊登一篇長文《可能讓美國崩潰的選舉》，詳細分析了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目前圍繞投票流程、計票、截止時間等技術性問題的爭議一直沒有消停。最後也可能導致雙方對結果的承認與否，甚至可能陷入一場關係甚至衝突，您對11月3日之後可能發生的狀況有何看法？

　　賈敏：綜合這幾年美國選舉狀況來看，因為計票等問題引發的爭端，最終可以通過州一級的法院裁決加以解決。如果這類問題無法在州的層面加以解決，那就有可能被上訴至最高法院。

　　巴雷特女士在參議院聽證會上，有民主黨人士已經問她如果出現類似情況怎麼辦？巴雷特回答，要根據具體情況聽取各方證詞，做出具體判斷。巴雷特的回答顯然認為可以根據現實因素的轉變而進行調整。這正是民主黨恐懼焦慮的事。

　　根據各方民調數據，從民主黨的角度來看，拜登贏面較大。這會強化自身認知，認為自己陣營必定能贏，且必須贏，那麼接受失敗的可能性就無從談起。事實上，因為疫情因素，有關郵寄投票的困境確實存在，其中既有技術性的，也有黨派故意設置的，但現在民主黨已經形成了某種偏見，先入為主地認為共和黨陣營定會玩弄規則，在郵寄選票是否有效、是否公正方面做手腳。

　　這種情緒已經造成民主黨人攻擊特朗普將要違憲，而新的大法官也必將幫助白宮反轉大選結果。這種激進的心態將激化本次選舉的不確定性。對這個議題近乎偏執的非議，折射出民主黨內部對選情出現風險的深刻焦慮。

　　觀察者網：現在的美國社會可能不僅擔心雙方能否坦然接受競選結果，同時還擔心另一種權力交接的可能性，也就是此前在副總統辯論中，有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未來如果發生正副總統權力交接的狀況。這樣的問題，對於我們這樣的外圍群眾可能是看個熱鬧，但美國民眾會如何看這些問題？而且為什麼在這屆大選會被關注得如此多？

　　賈敏：我想重複一遍，大國領導的健康的確關乎國家利益。但我不太明白將領導人的身體健康放到大眾媒介上反覆炒作討論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我覺得現在討論權力交接的話題，本身就說明美國政治選舉制度出現了很大的問題。試想一個人身心健康出現重大缺陷，為什麼還能過五關斬六將，能夠站到台上競選？之前必要的身體健康檢查難道都是虛設的麼？

　　特朗普1946年出生，今年74歲，拜登1942年出生，今年78歲，年齡大了，兩人有不同的身體疾病很正常。現代社會隨着科技與財富的增長，醫療條件水平不斷進步，人的生理-心理衰老期在不斷往後延遲。年齡並不是阻礙良好執政的關鍵因素。

　　美國社會、乃至全世界討論關注這個話題，只能說明人們對這兩個領導人各自存有相當的不信任感。拜登被質疑注意力不集中，說話含糊不清，甚至有人說他是帕金森，為什麼這樣的領導人還是被選上去？比如年紀更大但思路清楚的桑德斯，或者更年輕的民主黨人，為什麼在黨內競選中沒被選上去？我想疑慮的背後，還是反映出外部世界對美國選舉政治、民主治理的信心缺失。

　　觀察者網：確實，背後的問題可能並不是特朗普執政四年的問題，而是長久以來的問題，美國是否真正有能力去處理類似選舉危機或憲政危機？

　　賈敏：我們談了比較多選舉當中存在的因素，但是這個問題得放置在更長的時間線索上來審視。這裡不妨推薦一本曾經備受追捧，見解深刻，且至今仍有借鑑啟發意義的書，出版於1997年的《第四次轉折：美國預言》。作者威廉·施特勞斯與尼爾·豪都是出生於上世紀“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 Generation），是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美國專業人士，以研究美國社會的世代交替和社會演進而聞名。

　　《第四次轉折》就是兩人合著，至今仍有相當影響力的著作。當年美國政壇的爾·戈爾與紐特·金里奇都不約而同推薦此書。而今日的右翼激進人士和民主黨左翼陣營也都以各自方式從本書中汲取營養，前者代表非史蒂夫·班農莫屬，而後者則以未來20年美國選舉人口分布將以藍勝紅、宣告民主黨長期執政階段的出現。

　　簡單來說，這本書以一種歷史分期論（period）與大歷史周期循環論的方式來闡釋美國歷史，認為從新世紀以來，美國進入了第四個歷史周期的最後階段，所謂的第四轉折期，也被稱作危機期。在這個階段，當下美國所處的“美國世紀”周期處於最為危險的狀態，美國精英和民眾在選擇如何自我改革、如何走出危機困境，將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各種問題和狀況都會顯現，並以最為激烈和白熱化的方式展開，內戰與對外戰爭都是作者所提出的選項。

　　作者所提的美國歷史的四個大歷史循環周期，分別為美國革命周期（1720—1780），美國內戰周期（1780-1860），美國強國周期（1860-1940），和當下所處的美國世紀周期（1940-至今）。按作者的說法，每個周期持續時間大約為80-100年，每個周期將出現四個鮮明分期，分別為高漲期（第一次），覺醒期（第二次），解體期（第三次），危機期（第四次），每個分期為20年左右。

　　那麼按照作者的劃分和預測來看，2020年左右恰恰符合危機期的最後收尾階段。在上兩次循環周期的尾部，美國分別通過一場慘烈的內戰（南北戰爭），以及一場介入全球霸權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式，走出了前兩個歷史循環的低谷。美國內戰使得美國這座內部割裂的房子在浴火後得到新生，戰後的重建與鍍金時代讓美國搭上大國崛起的快車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在道德上被賦予“完美戰爭”的稱譽，美式資本主義內部危機以擴大產能和實現勞資緩解，通過獲取世界霸權來緩解國內階級矛盾的形式得以實現。

　　美國內戰後的北美大陸誕生了具有美國哲辨思采的實用主義哲學，其審慎、實踐、經驗性判斷的思想氣質影響至今；二戰後美式自由主義同樣確立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只不過按作者的劃分邊界，如果思想也如生命那般，有春夏秋冬和衰敗可能，那麼當今的美式自由主義的確身處懸崖邊上，搖搖欲墜。

　　但本書至為精彩的內容並非對歷史周期進行機械劃分，而是基於美國社會文化和思潮的嬗變更替，對美國社會不同世代人群的自我描述和身份定位，相當有趣。以兩位作者所屬的嬰兒潮世代為例，這代人被賦予了“預言家人格”類型。什麼是預言家類型呢？簡單說就是這代人永遠處於一個新的歷史循環周期的開端，他們所接受和耳濡目染的美國社會和價值觀正處於它的上升繁榮期，執着於美好明天和樂觀心態是這代人青年時期的共同烙印。

　　理解這點並不難，嬰兒潮世代身處二戰後美國資本主義和社會進入繁榮穩定的爬升期，所謂的和諧共識年代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主流文化的寫照，童年世代的美好將影響這代人的一生。

　　但是嬰兒潮世代童年時候所經歷的美好，與邁入成年後碰撞的覺醒期（60年代反主流文化和反戰社會運動），進入中年時候遭遇的解體期（80年代以降美國政治極化、意識形態分野與文化戰爭的興起），讓這代人倍感失落失望；當這代人進入危機期（21世紀至今），目睹國家的價值觀紊亂和各類道德體系的解體無序，同時因步入老年期，積累的大量財富和資源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和話語權的時候，一場由社會內部危機積累所引發的總混亂就將拉開帷幕。在這個時代，嬰兒潮一代雖已步入老年階段，但恰恰是他們抓住機會，在政壇上掀起新的波瀾。

　　兩位作者在《第四次轉折》中非常隱晦地談及，嬰兒潮時代的人物在危機階段，有可能肩負歷史和時代使命，把美國帶出危機期，曲折反覆後走向新的復甦高漲時刻，開啟美國歷史的新紀元，但也有可能把美國引向自由墜落式衰敗，並以一場對內對外戰爭的形式終止一切，在未來某個原點時刻重啟美國。

　　介紹到這裡，我想讀者應該自然領會作者想要表達的觀點和人物，以及在當下的某種令人驚奇的準確和預見性。

　　拋開這本書的很多結構性缺項，如沒有紮實的人口統計數據和社會理論模型，僅僅依靠歷史文化和人物思想填充歷史圖譜，此書給予我最大啟示的並非兩位作者的預言準確與否，而是美國始終存在着一個具有優秀教育素養、強烈憂患意識，時刻思考美國未來走向何處，並懷有深刻共情能力的智識群體和讀者群。

　　在他們眼中，面臨“凜冬將至”的美國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人物，無論是通過治癒而復甦，還是因毀滅而走向新生，通過確定性的預測來實現國家命運重回正軌，喚起美國不同世代的民眾團結與彌補分歧的自覺意識，儘管有時顯得頗為幼稚和反唯物主義，但這恰恰是美國社會內部自我覺醒能力的體現，並且從歷史上來看，美國確實都走出巨大的危機而實現了新的飛躍。

　　那麼，對於理解當前美國危機，以及共處世界舞台的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或許可以提出我們的方案。 首先從以瀕臨末代的美國世紀周期而言，美國解決自身困境，尋求超驗突圍的方式，可能無非兩種：一是特朗普現象繼續寄生於美國政治，內捲化美國政治，最終以內部衝突的形式而終結；二是以外在衝突、對外戰爭方式，讓美國公眾獲得共識，團結起來。這一點確實不能排除，尤其是聯想到目前令人擔憂的中美劇烈競爭與衝突。此處我們應該深思，究竟是中國迅速崛起，不可遏制的百年變局機遇期，還是大國間競爭、崛起與衰落的一般性規律，亦或是因美國自身發展困境所誘發的外部溢出？

　　中美之間未來如果發生重大且致命的衝突，根本誘因是美國要尋求自身的政治變革、價值變革和經濟社會變革。也就是說，班農等右翼人士眼中的中美衝突，是實現美國偉大復興，偉大復甦的獻祭品，通過犧牲和毀滅中國的發展機遇來實現美國的新生。且不說這種推演論調何等荒謬，簡單而言，我們是不是要成為美國復興的墊腳石？我覺得所有中國人都會堅定持反對意見。

　　中國的發展和崛起道路，要避免滑落和陷入成為美國政治文化周期的軌道中，這就要求我們既要清晰美國自身面臨的困境，也要想辦法讓美國民眾明晰，避免形成錯誤的價值共識，避免中國成為美國自我調整嬗變的消極外部因素。未來美國克服內部危機需要的是一場內戰，而不是一場中美衝突。為此，我們要做好積極對美傳播與溝通交流工作，無論當下遇到怎樣的困境，背後都是中美兩國民眾的長久福祉。

　　我覺得，2020年對於世界諸大國而言的考驗，特別是對中美兩國，分外特殊。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國的年輕世代，如90後、00後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中間力量，他們身上的新時代愛國主義特質與我們當下正在紀念的偉大抗美援朝精神形成了跨越一個甲子的情感共鳴，一個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一個在沒有硝煙的病床，這兩代人都得到中國民眾最廣泛的認同和尊崇，這種強大的共識源泉也正是中國能夠克服前行中各種艱難險阻的最大動力，可以說危機促成了共識。

　　反觀美國，當他們面臨危機的時候，世代間的隔閡與分歧理應得到修補，但我們所看到的是撕裂和極化，這恰恰是解決危機所需要的時代共識。因此，重讀《第四次轉折》，不僅意味着我們重新理解美國，也能回望而重新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圖景，對此我多了一份樂觀。

　　觀察者網：您前面提到美國可能需要一場內戰來解決它目前面臨的危機，這讓人想起就在特朗普確診新冠後，拜登立刻發表“葛底斯堡演講”，當時有人評價這是拜登最像競選演講的一次演講，但問題是在普通民眾中引起多大反響？

　　賈敏：恰好朋友圈有朋友對拜登的新“葛底斯堡演講”有精妙點評，這裡借用一番：如果美國選舉是優等生和差學生一同競選班委成員的話，那麼是否那種僅靠一篇優美的演講辭就能躋身班長的時代，是不是應該到頭了？

　　我們知道民主黨陣營有很多才華橫溢的寫手，這篇稿子大概率是拜登陣營為其量身定做的，所以這篇稿件很有總統競選的范，但未必是拜登款的。

　　這裡不妨再提《第四次轉折》的觀點。按照兩位作者的劃分，拜登與特朗普儘管都出生於1940年代，但他們並非一代人，拜登屬於比嬰兒潮更早的那代人，所謂的“沉默一代”（Silent Generation 1925-1942）。這代人的身份和特徵比較尷尬，比他們更年長的一代，大兵一代（G.I Generation，1901-1924）經歷大蕭條，贏得了二戰，成為美國夢的創造者，然後孕育了驕傲自信的嬰兒潮一代。

　　沉默一代則既沒有參與二戰的榮光，步入成年的1950年代是個物質豐裕、思想貧瘠的美國社會。因此“沉默一代”的普遍特徵是循規蹈矩，善於妥協和忍耐，進取心介於前後兩代人中間。

　　這種描述非常符合拜登的人設，拜登出生平民，少年得志進入政壇，在國會參議院過摸滾爬四十多年，加上八年副總統任期，他的老氣橫秋與隱忍內斂得到公認，同時缺乏的領導力氣質也是有目共睹。加上老年喪子，對小兒子亨特的某種縱容也合乎情理，烏克蘭門的事情應不會空穴來風。

　　拜登如果當選，他會是怎樣的一個總統？我以為他顯然會是一個弱勢總統，他的智囊團隊人才濟濟，但細眼望去都是奧巴馬-希拉里時代留下的盛年精英。國內已經有許多文章分析介紹拜登對外政策的十大高手，挨個數來都是似曾相識的。

　　我想說，他們可能可以在具有同樣常春藤背景，充滿精英范的奧巴馬團隊中遊刃有餘，配合默契，但是和一個年近八旬、思維遲鈍且智識平庸的總統共事，這種明顯落差或許在雙方之間都會留有芥蒂。

　　在美國歷史上，以智識和能力出類拔萃聞名的肯尼迪外交天團，在林登·約翰遜的治下卻釀成了一系列外交大敗局。此種的原因，我想還是要有一支可靠、高效、但必須忠誠的外交政策團隊來執行，目前我們還需要更長時間觀望。

　　這裡還是要補充一個觀察，那就是從美國歷史經驗來看，從未有過“沉默一代”成功競選過總統（拜登是副職），這代人更多活躍在國會山上，比如我們熟悉的佩洛西、麥康尼爾等人。倒是嬰兒潮一代人，從比爾·克林頓到小布什，都是特朗普的同世代人。因此，為什麼不給特朗普多點勝選幾率呢？

　　觀察者網：確實，這種游離感非常強。另外，雖然距離11月3日大選已經非常近了，但人們還是在擔心各種“驚奇”，從所謂的“十月驚奇”到“十一月驚奇”，乃至“選後驚奇”，外界輿論從南海猜到台海，您對美國現階段操作中美衝突的可能性怎麼看？最近，中美兩國都有老一輩政治家、或是中美關係研究者出來說一些話，比如基辛格提出要為中美衝突重新設限等等，但問題是這些忠告在如今的時代能有多大作用？您怎麼看？

　　賈敏：按照時間譜系，基辛格亦屬於“大兵一代”，但是他是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移民，似乎又不能完全歸納美國的世代層次中去；在文化上，他是觀察美國文明的外來者、旁觀者。基辛格在當下出來點評中美關係，在我看來是一種政治道德責任的體現，無論他說的現在還有沒有人願意仔細聽。共和民主兩黨都把中國當做解決美國社會問題的一劑萬能良藥。基辛格的發言，實質就是告誡不要玩過火。他知道美國困境的癥結所在，也知道中國崛起勢不可擋。

　　基辛格在2014年的《世界秩序》中曾建議中美兩國，要走一條共同演進發展的道路。但是老先生沒有繼續深入剖析，如何進行演進，是線性發展，還是循環往復，還是如現在流行的社會詞彙，各自內捲化而實現？ 或許簡單來看，基辛格認同斯賓格勒式的文明衰落論認知，美國處於後自由主義秩序時刻，要克制自己的莽撞和好鬥基因，避免重回叢林世界。那麼中國則處在歷史上難得的發展機遇期，更要避免做頭腦發熱的事情，避免被非理性的民粹思潮所裹挾，避免出現戰略性的誤判和行動。

　　作為有豐富經驗的外交活動家和思想家，基辛格的話總是深思熟慮的產物。有人以為他在選戰即將揭曉前說漂亮話，沒有多大作用。其實我們可以更理解這番話是給2020年大選的勝出者聽得。他希望能在紛爭後的中美兩國間劃出接線，先停火，再談判，避免不可收拾的場景。

　　觀察者網：對。試想通過一場外部戰爭來解決內部問題，關鍵是在當前這樣的科技時代，戰爭程度、規模是無法設想的，誰都無法預知到什麼程度會停。

　　賈敏：美國是碰到過這個問題的，內戰是美國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戰爭，死了六十多萬人，之前誰都沒有想到過。內戰對19世紀的美國影響深遠，之後美國社會內部尋求和解、努力發展經濟，走上強國崛起的道路。相比較下，二戰是對外介入的一場戰爭，在道德和立場上美國都具有優勢，所以二戰在美國又被稱作完美戰爭（Perfect War），兼顧正義性、正當性、以及通過戰爭獲取的世界霸權領導者身份。

　　回到中美之間，首先來看中美之間是否真正面臨各類利益和政治利益考量的不可妥協的衝突和對立？我覺得還是言之過早。中美在過去，特別是二戰後的70多年國家建設與發展過程中，雙方的共識和利益點是愈來愈多的，儘管這個階段即有熱戰、也有冷戰；既有碰撞競爭劇烈衝突，也有合作交流命運與共。

　　中美兩國的年輕世代愈來愈顯現出相同的氣質：普遍承認個人價值的重要，一定程度的社會責任感，道德意識的重新回歸。由於兩國不同的治理模式和社會觀念，同質化的東西不被輕易顯現，異質化的特徵反而被放大。我們應該看到中美兩國社會各種演進所產生的那條積極的進步弧線，可能暫時出現交錯，但終將再次交匯。

　　跟中國發生戰爭，只是一些人的臆想。美國軍方高層非常清楚，跟中國打一場仗，毫無意義。美國軍方去碰瓷白宮，說中國軍力增加，我們也要漲軍費；那既然養兵了嘛，總得出去秀一秀，順便也讓國會老爺們聽到砸出去的錢有個聲響，這本身是美國政治操作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