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部門是中國最神秘的部門，她包括軍情，國安，公安等行行色色的部門。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在早期戰爭年代，只是一個單純的軍事指揮機構。而當時的軍事情報機構，是在中央軍委之下設有總情報部，同時，在總參謀部之下也設有一個主管情報的二級部門。隨着中共軍事建制的不斷調整，所有的軍事部門都歸入了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即所謂的三總部。軍事情報機構也都編入總參二部、三部、和總政治部的聯絡部之下。

所以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二部、三部和總政聯絡部都屬軍隊情報系統。總參二部被外界俗稱為「總參情報部」，是因為總參二部主要負責搜集軍事情報，包括三部分功能：一是向外國派遣以各種身份為掩護的搜集軍事情報的特務；二是從外國的公開出版物上分析軍事情報；三是向駐外使館派出武官。二部為滿足軍事戰略情報需求而從事搜集活動的軍事特使，屬於該部特使處。特使處又叫三處，有四百多員工，按地理位置和所在地區對特使搜集活動的重要性，又被細分為幾個小組。其中最重要也許是最活躍的一個小組是以土耳其為基地。另一小組設在非洲。但不知道那些小組的活動中心在哪裡。中國軍事特使搜集有關外國武器技術、戰爭規模、軍事學說、經濟和政策方面的情報。很多這種信息都能從公開渠道得到，但敏感技術一般來說還必須採取秘密方式才能獲得。

中國軍事特使肩負秘密搜集情報的責任，所以，應有內部培訓項目來訓練他們這方面技能，培訓項目包括諜報技巧和語言能力。南京外交學院最近又重新命名為人民解放軍國際關係　學院就是二部培訓諜報技巧和外語能力的學校。　二部還有三個情報分析處，負責對特定地域的目標進行深層次的情報分析：四處集中了解獨聯體和東歐的政治軍事政策，而另一處即六處則把工作重點放在與中國相鄰的亞洲國家上。另一機構被稱為美國或西方國家分析處，即五處。該處在進行政治和經濟分析時主要利用公開渠道得到的出版物。該處駐美國的分析家常常要在美國工作很多年，因為這一特殊的研究在中國情報圈內享有較高的聲譽。同時可能要花相當多時間和精力來培養語言能力強的分析家，這樣他才能辨別出美國和歐洲公開出版物中所反映的文化和政治信息。五處最喜歡的兩個美國資料來源就是國會的報告和RAND公司的文件。

　　二部新成立的科技處，又叫七處，職責是研究、設計和開發技術。有六個研究機構屬該處管理：開發諜報設備的第五十八研究所、生產技術性援助設備的海鷗電子設備廠、北京電子廠、第五十七研究所、北方交通大學計算機中心和該處自己的計算機中心。七處的存在表明，二部正在考慮和策劃瞄準國外未來科學技術的諜報活動。軍事技術搜集單位和科研中心的密切關係，強有力地證明了技術情報援助在武器計划進展過程中所起的明顯的作用。

　　二部還有以下幾個部門：　　檔案局　　收藏海外的公開出版物。一個下屬單位就是對外軍事出版公司，該公司負責翻譯和重新出版其他國家的軍事雜誌。　　機要局　　負責處理、傳達和收藏機密文件，還為文件的分類統一標準。　　綜合局　　為工作人員提供後勤服務，如交通、辦公設備、娛樂中心和飲食。　　警衛局　　負責中央軍委委員和各總部領導的人身安全。在二部各機構的安全工作中它還享有司法權。據說，在預算和支配行動方面該單位享有最大的自主權。

總參三部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偵聽。也就是通過設在各邊境和沿海地區的無數「監聽站」進行電子情報的截收工作。情報人員以前全天24小時監聽監看外國電視，現在又得增加對電子網絡的監視

需要說明的是，現在總參二部也好，三部也好，都不僅僅從事軍事情報的工作了。比如，總參三部目前有十三萬大軍負責監聽所有國際長途電話。據說，所有的國際長途電話都是監聽並錄音的，只是在錄音設備上預先輸入一些特別的詞彙，例如一些中國領導人的名字、一些敏感的事件名稱、以及一些隱諱的詞語，當錄音機感應到這些詞彙時，就會自動跳起來，這時監聽人員就會立即對這個電話進行跟蹤監聽檢查。有關六四、法輪功等名稱是肯定會讓錄音機的鍵子自動跳起來的。而且這個部門也同時截收海外的傳真。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各國大使館的武官都是由總參二部派，不是由外交部或國防部派。武官是軍職的，級別最高的是駐美國的武官，正軍級，軍銜是少將。住其他國家的武官有些是正軍，有些是副軍，但是駐多數國家的武官，都是正師級，也就是大校。

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的熊光楷，原來曾任總參二部的副部長、部長。姬勝德於一九九五年接任部長職位。在九九年，由於被指牽扯遠華特大走私案而被調離部長一職，被調到軍事學院下面的一個部制定軍事條例，當副部長，實際上是降了半級，隨後不久就被正式逮捕。

總參二部有五個局：廣州局、北京局、天津局、上海局、瀋陽局。而這些局都是以駐這個城市的某某辦公室的名義出現。比如說廣州局，就是廣州市人民政府第幾辦公室。北京局就叫北京市人民政府第幾辦公室。就在二OOO年十一月，北京這個辦公室的正、副局長，正、副政委全給撤了，因為這些人是姬勝德的部下現在二部北京局的局長姓郭，原來是駐俄羅斯的武官。

總參二部的職責是對外搜集情報，從地域上看，全世界除了中國以外都歸總參二部管，可是地方上的事情總參二部有時也會介入。

在此之外，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大軍區（廣州、蘭州、南京、成都、濟南、北京、瀋陽）又各自有七個情報部，但級別不高，屬正師級。而總參二部是正軍級。所以姬勝德是少將，是正軍級。熊光楷當上副總長之後提為上將。軍隊情報系統的業務有些交叉。例如，在對外派人方面，特別是在派駐香港方面。但一般來說，港澳以外的地區，例如派到加拿大、美國的軍情人員，肯定是總參二部派的，而不是軍區情報部派的。

另外，總參二部研究機構的對外公開名稱是「國際戰略研究學會」。所以凡是戰略研究協會的專家學者，都是總參二部的軍官。比如說在陳水扁上台以後，台海局勢緊張期間，經常發錶針對台灣講話的一位年輕的學者辛旗，這就是總參二部的一個秀才。總參二部的情報水平比國家安全至高很多，因為它從紅軍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因而，有中國的CIA（美國中央情報局）之稱。

三種情報人員：密工、商干、掛靠

自從中國軍隊開始搞第三產業以來，軍隊的走私就越走越大。吸引了社會上的許多人以有軍方背景為榮，更希望以有軍情背景為靠山。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可以自稱是總參二部的人呢？因為總參二部的情報人員基本上有三種人：密工、商干、掛靠。第一種人是總參二部的專職間諜，是在編制內的，這種人在圈子裡被叫做「密工」，這一類人基本上是受過專業培訓的職業間諜。而國安部和公安部的這類人則都叫「密干」，也是在公安或者國安內部編制里的。

第二種人是半在編的，在圈子裡被稱為「商干」，說他們是「半在編」，就是因為這些人的名字上了情報部的電腦，但是人員並沒有進入軍情系統的行政編制。

中共情治系統在社會上的關係，我們只用軍情系統來舉幾個例子：

比如一個叫張鵬的，在廣東出事了。不管是打人了，搶劫了，還是開地下妓院了，只要沒有死人，公安來抓張鵬的時候，張鵬就可以說：你不能動我，我是搞情報的，某某的人。另外，如果張鵬出境時，超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局關於中國公民到香港時只能帶六千港幣的規定，隨身帶了六十萬港幣而被海關抓住的話，張鵬又會告訴海關的人，你不能動我，我是情報口的，是某某的人。這時海關就可能會打個電話到有關部門去問。而因為張鵬的名字是上了情報口電腦的，那邊一查就說：張鵬是我們的人。這樣確認了之後，海關這時就只能放人、放錢。

其實在第二種人裡邊，又可以分兩類：一類是比較接近於「密工」的，是既上了軍情電腦名單，也正式發了軍裝的。並且，在名義上還有一份工資，軍委是認賬的。如果這個人確實是因為搞情報工作犧牲了，那麼這筆錢會交給這個人的家屬。可能平時這份工資並沒領，但是國家會替這個人存着。

另一類人其實並不做情報，也可以說這類人進軍情部門純粹是為了平時能夠靠二部的關係作買賣賺很多錢。因為，誰都知道，中國軍情部門有所謂的免檢章，有貨物進口免檢的絕對特權。這種人如果和軍情的關係過硬，可以賺很多錢。這時，這個人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所得，捐給國家，支援中國的軍事情報工作，也算是互惠。

第三種人被稱為「掛靠」，社會上這種人最多。而這些人當中的絕大部分人是掛靠於軍情在地方上對外的一些辦公室下邊的。比如說：廣州軍區情報部在地方上的身份是「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五辦公室」，負責人分主任和政委。原來五辦的政委叫傅軍，級別相當於廣州軍區情報部的副部長，他原來是廣州軍區人事處的處長。

而這些辦公室的下邊又設有很多處，比如：廣州軍區情報部在廣東省的辦公室「五辦」，它下面又有五、六個處，每個處都有處長、副處長。

而當年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對情報口的十六字方針的最後四個字就是：商情兩旺，這也叫以商養情。

由於掛靠上軍情部門，等於是在政治上加了保險，並己有經濟上的巨大利潤。這樣社會上些做生意的人就會利用情報人員的特殊背景在社會上活動。所以一時間這類的辦公室在地方上越來越多。據說當初李長春接管廣東的時候，給江澤民打過一個報告說：廣東省有二十二個「辦公室」，全是軍、警、憲、特。比如說，「一辦」和「三辦」是省公安廳的，三辦是「港澳工委」的，「四辦」是總參二部的，「五辦」是廣州軍區情報部的，而「保利集團」是「十六辦」，劉華清的女兒劉超英是「十七辦」，劉華清的兒媳婦鄭莉是「二十二辦」。

在香港回歸前後，港澳工委下面掛靠了很多人，因為港澳工委分管香港的情報。尤其是當時為了保證香港的順利回歸，保證香港的穩定，中國政府曾派了大批的特工人員潛伏在香港。舉個例子：在香港的親共黨派某組織當中，除了主席之外，其他的所有頭頭都是共產黨員。香港的一家主要電視傳媒的老闆就是由總參二部派出的特務；另一家知名的電視傳媒的第一大股東已經是中國國家安全部，不過是以[X公司]的名義出現的。這裡補充說明一點，後來，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澤民下令軍隊和商業脫鈎，但是不包括軍情部門在海外的公司。

筆者遇到了一個曾經在部隊文工團工作，後來又在香港生活過幾年的朋友。他告訴筆者，他移居香港後，見到了自己以前在部隊認識的一個戰友，這位戰友也已經拿到香港的居留權了。他是早些時候帶着任務被派到香港的，這個戰友在香港的任務就是，到各大商場、酒樓、酒店、電影院等地聽人「聊天兒」，搜集香港社會上的反共情報，和香港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的材料。

所以，中國情報圈內有句話：如果中央把安排往香港的地下共產黨員的名單公布出來，起碼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海外。

屬於「掛靠」的第三種人往往就是在社會上的一些生意人，而這種人在廣東、福建等地區就更多。比如說某個個體戶，他跟「五辦」的某個處長熟，就跟這個處長說願意給這個處長做事，這個處長如果看上了這個人，就說，好吧，你是我們的人啦。然後會發給這個人「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五辦公室」的工作證。不明就裡的人，就以為這個人是廣東省政府的工作人員。而他實際上是在社會上搞情報的人。這種人在整個情報系統裡是地位最低的，但也是在社會上最能唬人的。因為如果是真的「密工」，或者是「商干」的話，本人並不願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往往就是這種為情報口做事的第三種人喜歡到處去說自己是總參二部的。但實際上，這種人的名字並不在電腦上。這個人維繫和情報的關係就是靠搞定某個辦公室的處長或其他頭目。然後，就可以打着情報人員的招牌去做買賣，做成買賣後，這個人通常會給這個處長一些回扣。如果這個處長把這部分錢上交了，那麼總參二部就替這個人出個公文，證明一下。

再舉個例子，比如說，有一個叫王鵬的，要帶六十萬美元出關，如果這個王鵬是「密工」或「商干」，那麼王鵬就會順利出關，不會有什麼麻煩。但如果王鵬只是屬於「掛靠」，在情報部門的電腦上沒有王鵬的名字，那麼這時候，所謂「幾辦」、「幾辦」的身份就不夠用了。這時候，就需要由廣州軍區出一個公函，說王鵬帶的這六十萬美金是替他們帶的，是到境外搞情報工作的需要。那麼這六十萬美金就可以順利過關了。但是這樣做，要事先和情報口打好招呼，說好分給對方多少。還有一種情況，如果王鵬想在深圳開一家桑拿浴室，營業中有賣淫的成分，公安發現了要來抓王鵬。遇到這種種情況，王鵬就要先和「五辦」說好，答應把賺到的錢分出百分之三十的紅利給廣東「五辦」。這樣，「五辦」就會在公安來抓王鵬的時候，以情報部的名義出一份文件，說這個桑拿浴室是他們工作的一個點，是情報部門設的。然而，這樣的人的命運往往都掌握在那個處長的手裡。對於這種掛靠關係的人，處長不用向主任報，自己進行管理。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福建、廣東、廣西出來混的個體戶，都拿着個「幾辦」的工作證。

而且，一個「五辦」的處長，就有批一張到香港的單程證的權利。但這裡有一點要說明，香港的單程證不是由情報部發，而是由公安系統發，這是國家的法律。但情報部門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給公安出個公文，說這裡有幾個人，我們要派他們去香港工作等等。公安就一定會發給這些人單程證。

第三種人往往在社會上吹噓自己是總參二部搞情報的，或者是國安的，但實際上，這種人是沒有什麼保障的，如果負責他的那個處長換了的話，新的處長可以不承認這種關係，除非前任處長向後任處長介紹這個關係比較有用，說這個人每年替我們賺多少錢，弄了多少情報，對我們很有用，你要繼續支持他等等，這個人才會被留下來繼續使用。

中國國家安全部情報系統

中國國家安全部實際上是於一九八三年才設立的。

早在延安時期，中共的情治單位叫做中共中央社會部。當時的社會部就負責向中共高層提供情報和資訊，並有人根據當時的國際局勢定期撰寫研究分析文章。中共建政後，它改為中共中央調查部，中調部負責向駐外使領館派出特工人員，專門負責所在國的情報搜集工作。當時的中調部八局，負責情報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對外稱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它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國家安全部八局的前身。後來由於中調部在「文革」中捲入派系鬥爭，打亂了陣營，嚴重影響了工作，使得中調部一度被取消，改由總參二部接管。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中調部才又逐漸恢復了原有的建制。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復出，開始進行中共情治機構的改革，派往海外的特工人員，也由以前從中調部派往各駐外使領館，改為以記者、商人、學者等身份作掩護到海外工作。

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長、公安部長劉復之向政治局請示，要求改組中調部，計劃是由中調部的全部和公安部的反間諜機構合併成為「國家安全部」。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這一設想，於是，國家安全部正式設立，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凌雲出任第一任國家安全部部長。

後來由於在一九八五年發生了國安部的一位局長俞強生叛逃美國的事件，凌雲由此被撤職，由賈春旺出任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一職。賈春旺在這個職位上呆到九八年，三月轉任公安部長。

　　國安部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的國務院職能部門。可以行使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安機關的偵查拘留、預審和執行逮捕的職權，除辦公廳外下設：　　第一局(機要局)主管密碼通訊及相關管理　　第二局(國際情報局)主管國際戰略情報搜集　　第三局(政經情報局)主管各國政經科技情報搜集　　第四局(台港澳局)主管該地區情報工作　　第五局(情報分析通報局)主管情報分析通報、搜集情報指導　　第六局(業務指導局)主管對所轄各省級廳局的業務指導　　第七局(反間諜情報局)主管反間諜情報搜集　　第八局(反間諜偵察局)主管外國間諜的跟監、偵查、逮捕等　　第九局(對內保防偵察局)主管涉外單位防諜，監控境內反動組織及外國機構　　第十局(對外保防偵察局)主管駐外機構人員及留學生監控，偵查境外反動組織活動　　第十一局(情報資料中心局)主管文書情報資料的搜集和管理　　第十二局(社會調查局)主管民意調查及一般性社會調查　　第十三局(技偵科技局)主管偵技科技器材的管理、研發　　第十四局(技術偵察局)主管郵件檢查與電信偵控　　第十五局(綜合情報分析局)主管綜合情報的分析、研判　　第十六局(影像情報局)主管各國政、經、軍等影像情報，包括衛星情報判讀第十七局(企業局)主管該部所屬企業、公司等事業單位現任部長許永躍：中共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1942年7月生，河南鎮平人。父親許鳴真1947年肄業於香港達德學院經濟系，後參加解放軍，1987年任國防科工委紀委書記。許永躍1960年畢業於北京市公安學校。1972年加入中共。歷任中國科學院負責人和教育部長周榮鑫秘書，中共宣傳部副部長和文化部長朱穆之秘書。1983年任中紀委第一書記陳雲秘書。1988年任中顧委副秘書長兼中顧委主任陳雲辦公室主任(副部級)。199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員會書記。1994年6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1998年3月任國家安全部部長。

中國公安部情報系統同中國國家安全部的情報系統相比，中國公安部的情報系統資格要老得多。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接收各地政權時，所設立的軍管會，就是各地公安機關的前身，軍管會在當時的一項最主要任務，就是肅清潛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以及各種反抗中共政權的勢力。隨着共產黨政權的初步建立，軍管會中的治安機構也改名為各地的公安廳（局）。在中央政府里，則設立了公安部，統管各省（市）的公安廳（局)。各省（市）的公安廳（局）再分管所屬地區及市的公安局。第一任公安部長是羅瑞卿。原軍管會中肅清敵特分子，及內部保衛的任務，成為公安部設立以後的主要任務，因此各省（市）的公安廳（局）都把分管這部分工作的部門列為第一處。當時稱為敵偵處。在公安部里則是第一局，也就是敵偵局。這就是公安部情報系統的最初機構。

敵偵處的七要職責並不負責對外搜集情報，只是負責肅清內部的敵人，偵聽、監測、追 蹤、搜捕任何被派到中國大陸的間諜特務。同時，也負責調查、偵破任何反抗當局的地下勢 力。例如，在朝鮮戰爭時期，中共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的肅清反革命份子的運動，就主要是由 這個部門執行的。

敵偵處後來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在多數省市，敵偵處又按照分工不同，分成兩個處，甚至三個 處。一九八三年，中國決定設立國家安全部，敵偵處的─大部份和中調部合併，組成 了國家安全部。但是，各地的公安廳（局）仍然保留着原敵偵處的建制，並又逐步地恢復發展， 到九十年代，已經形成與國家安全部並列的又一大情報系統。這個系統在職責上，和國家安 全部實際上是重疊的。也向海外派出專職或兼職的的情報人員，但搜集情報的重點仍然在於 海外敵對勢力向中國滲透方面。　解放軍總政治部：

　　總政一大職責是進行反情報調查，主要由總政下屬的保衛部責。威脅或對共產黨領導軍隊表示質疑的任何行為都被定義為廣義的政治案件。1986年-1990年，軍事法庭和檢察院受理了六百多起與低層官員有關的政治案件，其中涉及400多人的35個案件被定為是「陰謀組織反革命小集團」。

　　總政下屬的聯絡部也從事秘密情報活動，將官員以商人身份安置在海外搜集有關台灣的信息。該部的主要對象可能就是台灣軍事人員。據報道，聯絡部官員都是有教養、有經驗的中級官員。

　　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後改為總裝備部)：

　　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有從事公開和秘密情報搜集活動的能力和職責。它在各省和生產軍用物資的十四個部門內都設有辦公室。該委員會負責軍事技術和武器方案的研究和策劃。該委員會主要依靠總參二部，但同時也依靠國安部來得到所需的外國技術。由於有必要得到高技術知識，所以該委員會工作人員也試圖竊取有軍事應用價值的外國技術，將科學家以學術交流的身份派到海外搜集信息。該委員會人員經常以新世紀公司人員的身份去美國和西歐購買和獲得那些標明不能出口的技術。成立於1986年的新世紀公司和保利技術公司實際上是武器進出口的軍事機構，具有同樣業務的另一表面獨立的公司，是下屬於解放軍總後勤部的新興公司。

　　保利技術公司屬於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但它實際上隸屬總參謀部。現任總裁賀平娶了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新世紀和保利和以下公司有聯繫：中國北方工業公司、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公司、中國國家造船公司、長城公司、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以及中國核能工業公司。八十年代中期，新世紀公司到波士頓非法購買和運輸了標明不能出口的船上航海設備。用來獲取技術信息的另一方法是邀請外國專家訪問中國。該委員會通常負責訪問科學家及家屬的所有費用。參加外國來訪者特別會議的某些人可能就來自該委員會的情報研究所，該所負責研究和分析軍工發展中科技應用和管理的問題。

　　新華社：

　　在海外安置了數百名記者搜集外國新聞，大量編發《內部參考》等各種只向副部級或副部級以上官員發行的信息匯編。

　　中國共產黨統戰工作部：

該部有著從事秘密活動和搜集活動的職責。其公認的義務就是和非政府(非共產主義)機構一起共同推行貫徹中國的外交政策，為了達到中國對外政治目的而進行秘密活動以試圖影響其他國家的組織機構，例如，操縱海外的華人組織在某一特定問題上遊說他們所在地的政府，勸海外中國科學家歸國就屬於統戰工作部的任務。該部還從事秘密情報工作。其官員在外交部第二外事局的掩護下工作，他們的招收對象限於與台灣有聯繫的中國人。

中央聯絡部:該部與統戰部工作類似,但對象是各國共產黨及同情共產黨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