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底，柏林牆被推倒，東歐一些原來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統統轉向，冷戰結束了，接着，由美國領導的多國部隊在海灣戰爭中大獲全勝，蘇聯解體，這一連串的事件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在美國很是引起了一陣樂觀的思潮。在民間，日裔美籍學者弗蘭西斯·福山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論文《歷史的終結》；在官方，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並且在一九九二年的美國大選中，向選民許諾要引導他們走向“第二個美國世紀”。

　　布什的豪言壯語，和福山的哲學結論不久就都成了肥皂泡。現在出現在美國上空的是一團悲觀的烏雲。代表美國知識界思想風向的《大西洋》月刊連續發表了羅勃特·卡普生的《正在到來的無政府狀態》，馬修·康納利和保羅·肯尼迪的《想必是所有的非西方國家一起反對西方》和約翰·米爾夏默的《為什麼我們不久就會懷念起冷戰來》。另一家有國際影響的《外交》季刊則發表了薩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主旨都是在告訴人們：混亂正在迫近，暴力觸處皆是。無論是在世界範圍內，還是在美國國內，分裂的因素都在增長。這一些現象被一九九五年的《外交政策》季刊稱做“新悲觀主義”。

　　這些著作中，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紀前夕的全球性混亂》似乎更值得注意。稍稍出人意表的是，布熱津斯基是以思想的、文化的，尤其是宗教的和哲學的視角來回顧與前瞻未來世界的形勢的。他在序言中就表明“本書是以下述中心假設為依據的。說到底，動員人們採取政治行動並從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政治思想大概會越來越重要，它要麼成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麼就是混亂之源，要麼成為達成政治共識的基礎，要麼就是衝突的禍根”。

　　他把行將過去的二十世紀稱做“大死亡”的世紀。據他的推算，由於戰爭和各種鬥爭而死亡的不少於一億六千七百萬人，很可能高達一億七千五百萬人，其規模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在他看來，造成這種殺戮的原因是起源於十九世紀的三個相互關聯的巨大力量：(一)識字的普及，(二)工業革命和(三)城市化。這些一般公認為進步的標誌使民族主義、理想主義、理性主義和現世主義沆瀣一氣並經過法國革命的催化產生了日益增強的沙文主義、帝國主義、烏托邦主義、教條主義和極權主義。而這些就是造成二十世紀的“大死亡”的動因。這些現象都是最先在十八世紀發生在歐洲，經過十九世紀的醞釀，終於使公然宣告“上帝死了”的歐洲成為二十世紀的罪惡的策源地。

　　布熱津斯基認為，“總的說來，在大部份已知的歷史中，人類一直是相對地順從其周圍的世界，承認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份。生存的嚴峻要求都被認為是‘自然的’而恭順地承受下來。”而“工業革命促使人類向自然界統治生命的挑戰能力有了量的飛躍。現世主義越來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塵世生存的中心地位，提高人類的凡胎肉身而貶低人類的精神領域。最終甚至認為，只要忠實地遵從所揭示的新的真理，人間天堂也是可以達成的目標。”這樣，“人類把歷來託付給上帝的角色分配給了自己”，相信“理性”可以指導政治行為，從而“形成了一種為理想主義的目標而從事社會工程的傾向”。結果，“二十世紀成了空前地致力於建立全面的社會控制的第一個世紀”，出現了空前的大悲劇。

　　現在，既然兩次大戰都已過去，冷戰也已結束，理想主義的社會工程以失敗告終，人類難道不是可以樂觀地進入二十一世紀了嗎？但是，布熱津斯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他看來，在嚴酷的人為控制消失以後，又徹底轉向相對主義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出現了全然失去控制的局面。

　　他認為，“幾乎所有的既定價值標準，特別是在世界先進地區大規模地瓦解了”。世界因此已陷入了“全面的精神危機”。這個精神危機首先是西方，尤其是“先於世界大部分地區進入新時期的”美國，帶頭造成的。

　　美國現在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的權力舉世無雙，然而“美國的權力不等於美國的權威”。權威只能建立在共同的價值觀的基礎上，而美國的價值觀倒是有全球性的影響力，可惜這是一種無休止地追求物慾的消費主義的價值觀；美國文化的影響力也確實風靡全球，可惜它只是那“庸俗粗野的大眾文化”。

　　布熱津斯基認為今天的世界需要美國的領導，但是不但“美國的權力已不足以支持美國的立場”，而且“如何把它的權力轉成為擁有道德合法性的領導”也已大成問題。

　　他開出了一個清單，列舉美國面臨的二十個問題：1.債務，2.貿易赤字，3.低儲蓄率和投資率，4.缺乏工業競爭力，5.生產率增長速度低，6.不合格的醫療保健制度，7.低質量的中等教育，8.日益惡化的基礎設施和普遍的城市衰敗現象。9.貪婪的富有階級，10.愛打官司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11.日益加深的種族和貧困問題，12.廣泛的犯罪和暴力行為，13.大規模毒品文化的流行，14.社會上絕望情緒的滋生，15.過度的性自由，16.通過視覺媒體大規模地傳播道德敗壞的世風，17.公民意識下降，18.潛在的製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義抬頭，19.政治制度已不能溝通上下，20.精神空虛感日益瀰漫。這個清單包含着經濟的、社會的和哲學上的三大類互相重合的問題，“說到底，不大可能得到決定性糾正的是第二、第三類的問題”。“美國顯然需要花一段時間，在哲學上進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必須認真地認識到，以享樂至上作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構不成任何堅實的社會支柱的；一個社會沒有共同遵守的絕對確定的原則，相反卻助長個人的自我滿足，那麼這個社會就有解體的危險。”

　　布熱津斯基一再指出美國社會有“解體的危險”甚至推測美國可能出現此伏彼起的“城市游擊戰”。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恐懼，而已經是許許多多人表示的共識。除了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面臨的價值觀念的混亂的問題而外，它自己還多了一個種族構成變化的問題。到二○五○年，美國人口中，歐洲裔的比重將從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四十。“這時的美國將與不久前的基本上是歐洲血統的美國迥然不同，它更可能反映出業已使世界分裂的文化的和哲學的分歧。”“因此，美國內部的社會和文化難題所構成的對美國全球地位的危險有兩方面：一方面，一個基本上由缺少深刻的人的價值和追求物質享受的思想所支配的社會形象會削弱美國社會模式的全球吸引力；另一方面，這一形象會在全世界多數貧困的廣大群眾中引起過於誇大的物質期望，這類期望的落空就必然會加劇他們對全球不平等的憤慨之情。”在分析了美國享樂主義的價值觀不斷削弱美國的道義權威與領導能力，而日本和歐洲又無論如何代替不了美國以後，布熱津斯基明確提出“全球不平等現象勢必成為二十一世紀政治中的重大問題”。

　　“縱觀世界歷史，在以往的大部分時間裡，不平等現象都還能為人們容忍，因為各大陸之間遠隔重洋，文化相去甚遠，而今世界各地之間距離縮短，交往密切，人們在政治上普遍覺醒，不平等現象就變得難以容忍。”這種不平等不但存在於國際範圍內，而且存在於各國內部。“人們強烈地抵制這種不平等現象。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這種抵制可能僅處於開始階段，更多地表現為憤恨而不是有組織的行動，但是幾乎可以肯定它將日益滲透到占人類絕大多數的人們的觀念之中。他們了解並且嫉恨一小部分人的享樂和滿足。”因此，布熱津斯基一再強調“平等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注意的焦點”。

　　令人更加憂慮的是，“隨着世界人口的增長，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現象更為顯著。”“據大多數專家認為，到二○○○年世界人口將接近七十億，而一九○○年還只有十五億。到二○二五年將達八十五億。更加糟糕的是，這些人口大約有三分之二集中在欠發達國家的貧民窟中，使他們極容易接受激進的政治鼓動。”

　　與此同時，“最終將威脅到整個人類生存”的生態問題日益嚴重。一方面，正是發達國家對生態造成了最嚴重的破壞，因而對生態平衡日益關注；另一方面，窮國正在步富國的後塵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常常不顧一切，因為這是它們擺脫落後和貧困的唯一途徑。因此“對生態的強調將成為加劇富人和窮人衝突的又一個因素”。至少，信徒已近十億之眾的伊斯蘭教已明確表示要反對這種“邪惡的現代化”，因為“它的驅動力是在文化上向最基本的感官衝動投降。”歷來把公平作為教義的主要內容的各大宗教越來越關心社會主義，也有助於“把不平等問題變成當代的中心問題”，這樣，布熱津斯基心目中的未來世界的圖景已經現出相當清晰的輪廓了：越來越多的人口擠在一個越來越小的地球上，紛爭隨時可以出現。唯一有資格領導世界的超級大國——美國實際上已喪失領導能力，不但因為它物質力量不足，也因為它在精神上失去了像十八世紀法國能以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對世界所起的“催化作用”。美國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文化一方面引起其他國家的羨慕與追求，使它們腐化墮落，一方面又引起後者的嫉妒與憎恨。“對於人類來說，提高了的期望和實際能力之間的差距再沒有像目前這樣大。”當大多數人力求要過平等生活的願望得不到滿足時，“新的政治上的荒謬事件又可能一陣陣爆發”，可能會出現新的“准法西斯主義”。布熱津斯基引用施萊辛格一九九二年的論調說：“未來的世界秩序的特點將是強權政治、民族對抗和種族關繫緊張。”他還補充說，“即在某個時候，在世界地緣政治的激烈動盪的漩渦中，可能會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這是一幅陰暗的圖景！

　　有沒有可能扭轉這種局面呢？布熱津斯基的答案是：“如果人類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就必須克服全球精神危機”。“就要掀起一次新的歷史浪潮，使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根本改變，才會革除積弊。實際上它產生於一種漫長的文化自我重新審視和哲學的重新估價過程，這一過程將隨着時間的推移影響着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政治觀。”但是，在混亂的現象確乎日益明顯的現在，人們又看到了多少這種重新審視和重新估價的跡象呢？

　　《失控》全書最樂觀的一段話是這樣說的：“雖然分歧在全球普遍存在，但是隨着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生態系統的脆弱性，一種共同命運感在全球萌生，並且漸漸成熟。這種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抵銷了全球範圍內人們觀點的極化傾向，至少為採取某些有限的聯合行為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在生態問題上。”

　　看看一九九二年里約熱內盧首腦會議以來的事實，這種聯合行為確實是“有限”得很！看來布熱津斯基的邏輯大概相當於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不碰南牆不回頭”，然而那首先是要以頭破血流為代價的。像西方許多有識之士一樣，布熱津斯基對電視所起的破壞作用深惡痛絕。他認為“大眾媒介所傳播的價值觀念完全可以稱之為道德敗壞和文化墮落”而“電視尤其是罪魁禍首”。電視在內容上遵守“惡幣驅逐 良幣”的來欣定律，為了吸引觀眾而日趨下流，在效果上則遵守“供給決定消費”的薩伊定律，引導社會腐敗頹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好萊塢影片和電視製作廠家已成了文化的顛復者，正是它們——毫無顧忌地利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保護——一直不斷地傳播自我毀滅的社會倫理。”在國際上，電視中所傳播的美國生活方式不但不能給美國贏得尊敬，而且只能增強外國人的不平等感，而擴大國際動盪。

　　布熱津斯基寫這本書的時候，還沒有來得及把目前日趨走紅的多媒體和信息高速公路包括進來評論。可以肯定的是，它們必然會大大地加強他所痛心的負面現象。如《失控》所說，“人類不能控制，甚至不能決定日益發展的物質力量的基本方向。”事實上西方有識之士發出類似的呼籲與斥責已經有許多年了，但是趨勢不但看不到有任何的扭轉，反而以越來越大的速度前進。這確實是一個“失控”的世界。

　　布熱津斯基提到科學技術發展另一個不可測度的方面——遺傳工程或者基因工程，他說遺傳工程已開始使人們步入窘境。它“可能分裂人類”，矛盾的尖銳甚至超過以前將人分為特權者和貧困者”。對人的十萬個基因的解密工作已取得進展。有人預測，在今後大約十五年內，改變人的遺傳基因將成為可能，防止疾病的工作還必然要應用到人類本身。“結果對人的生命來說可能是具有革命性的，其影響之大在人類史上是空前的。在沒有任何道德制約準則的情況下就有聽任遺傳工程的動力自行其是的危險。”“從遺傳上改進智能和體能屬性首先將用於世界上那些有特權的人，從而在遺傳上改進的人和其他人之間就可能形成新的分裂，這會令人不寒而慄地想起希特勒種族淨化的狂想。”

　　除了這些話，人們不能要求作者作出更多的評論了，他所能作的只是提出問題，沒有人知道，這些問題如何解決，甚至能不能解決。至少這個處於失控狀態的世界是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的。人類在二十世紀剛從G·奧威爾的《一九八四》這樣的人間地獄中走出來，難道二十一世紀就又要進入A·赫胥黎在《奇妙的新世界》中所設計的“人間天堂”里去嗎？

　　器官移植手術的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到基因工程的發展使布熱津斯基提出“人究竟是什麼？人的真正的不可削弱和必不可缺的品質是什麼？一個人的本體到底在那裡？”

　　誰能回答這個問題呢？

　　作為一個著名的國際戰略家與外交家，布熱津斯基用三分之一篇幅討論了美國、日本、歐洲、俄國和中國可能的發展前途和地區集團化的趨勢。他的分析也許可以說得上是一個行家，但是其實也並沒有太多超出一般的老生常談，尤其是他幾乎沒有怎麼聯繫到他在進行全球分析時所考慮到的長期性變數。預測歷史的發展是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的。布熱津斯基曾因為一九八九年在蘇聯崩潰前夕出版《大失敗》一書而給人以臆測必中的印象，其實比較準確的預言只有到接近瓜熟蒂落的一刻一切跡象都已顯示出來時才能作出。他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就把本書稱作“不是預言而是緊急的警報”。作者着急的心情灼然可見。但是言之者諄諄，聽之者又如何呢？他一再要求西方首先是美國進行哲學的反思，重建道德的制約，然而我們迄今仍然看不到明顯的反應。流行的仍然是他認為不講是非善惡的“後現代”思潮。

　　儘管二十世紀留下了“蓄意謀殺”了一億七千萬人的記錄，但是它所增加的人口卻比人類繁衍幾百萬年到十九世紀末的積存數還大兩倍以上。後一個數字留下的問題比前一個數字留下的問題更難對付。地球的大小不變，而人口卻越來越快地翻番。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生活空間的壓縮。一方面是知識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是物質欲望的膨脹。一方面，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現縮短了人與人之間距離。一方面對貧富懸殊的認知擴大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在同自然的鬥爭中，人已經把環境破壞得越來越不適於人生存了，現在人又即將取得改變自己的能力，結果又將如何呢？……這些情況使得布熱津斯基說，人類現在正“處於神秘莫測的新世紀的邊緣”。他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人類的歷史在哲學上的含義是什麼？”最終還問：“人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問題卻無論如何是人類所逃避不了的。不但美國人、歐洲人、非洲人、日本人……要回答這個問題，中國人也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能不能在這方面做得快一點，好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