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日，中印邊境上，中國和印度軍隊的軍人在交換禮物。在新年能夠看到這種友好姿態，起碼是一個積極的信號。（資料圖/圖）

2022年第一天，在中印邊界實際控制線上的10個地點，中國和印度軍隊互致新年問候並交換糖果。

“在新年能夠看到這種友好姿態，起碼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祥裕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以前，中印在邊界上逢年過節也會進行一些聯誼活動，但由於這兩年邊界上的摩擦，這種活動大大減少。

印度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The Hindu》稱，此舉是在中印第14輪軍長級會談前進行的，是雙方欲緩解長達近20個月邊境對峙的積極表現。

在印度軍事改革處於十字路口的背景下，這一變化引人注目。

2021年12月15日，印度陸軍參謀長馬諾傑·穆坤德·納拉萬（Manoj Mukund Naravane）升任三軍參謀長委員會主席（CSC），離印度軍職之巔——國防參謀長（CDS）僅剩一步之遙。

他的前任，比平·拉瓦特正是踩着這一節奏成為首任國防參謀長，因一場空難，拉瓦特提前終結其職業生涯，空出來的位置，引發了下一輪“權力遊戲”。

處於十字路口的印度軍事改革，以及印度與周邊國家的安全態勢，是否會隨着軍隊高層人士的升遷而變化，正在受到各界的關注。

海空軍反對“拉瓦特-納拉萬”版軍改

拉瓦特離世僅兩天，印度內閣安全委員會（CCS）便開始考慮新的國防參謀長人選，方案從穩健式（現任三軍參謀長中拔擢）到激進式（以總理信任的高級將領“空降”或乾脆空缺）不一而足。

從結果看，“論資排輩”因素占了上風。

出任陸軍參謀長快兩年的納拉萬，任職時長優於2021年9月才履新的海空軍參謀長，且他一直輔佐拉瓦特推進軍改，更被政界熟悉。

不過，總理莫迪仍循例讓納拉萬先從參委主席任上過渡。

61歲意外離世的拉瓦特，是在2019年9月30日出任參委主席。本該四個月後便抵達滿62歲的界齡，可莫迪政府新設的國防參謀長，任職年限放寬至65歲（也有說法為64歲）。面對這種情況，印軍各“山頭”也就無話可說。

如今，納拉萬剛過61歲，無論年齡還是從軍資歷，都超過海空軍競爭對手。

論權力，參委主席和國防參謀長有天壤之別。

前者由陸海空軍參謀長中任職最久者擔當，向文官出身的國防部長建言，主席和委員會其他成員平權，只能“協調”而非“決斷”處理三軍事務，地位形同“召集人”。後者雖受文官節制，但能進入國家安全顧問領導的國防計劃委員會，並作為國防部長領導的國防採購委員會成員，參與重大軍事行動和國防採購決策。

更重要的是，國防參謀長起草的文件，無需由國防國務秘書（文官出任的國防部行政首長）經手，就能直送國防部長和總理。

“‘國防參謀長’稱謂中的‘國防’，意味着該職務與國家最高權力關聯，代表着一種‘尊貴’。”2021年12月20日，熟諳印軍運轉機理的《印度斯坦時報》記者希希爾·古普塔說。

古普塔指出，納拉萬出身婆羅門種姓的馬拉塔族家庭，門第高貴，部隊和院校履歷“像大理石般完美”。唯獨有一條較為遺憾，即他迄今所獲十多枚勛獎章里，沒有戰時英勇獎章，證明他很少參戰。

納拉萬在1987年參加過印度鎮壓斯里蘭卡猛虎組織的“警察行動”，但檔案顯示，他只在本土從事計劃擬定和後勤保障，被同僚笑話為“雙腳都沒踏進保克海峽（印斯交界水域）”。

與國內外都打過仗的拉瓦特相比，“和平官”納拉萬着實遜色三分。更微妙的是，納拉萬要想避免印度軍改因人亡政息而“休克”，非得有足夠的政治資本和軍內人氣支撐。

2020年10月，經內閣安全委員會批准，拉瓦特以國防參謀長身份領導國防部新成立的軍事事務部，構建跨軍種作戰體系，第一階段是2022年組建五大戰區，第二階段是在2025-2026年間把所有單一軍種司令部（足足17個）變為聯合司令部。

“這是對‘1948體制’（指印度獨立後的軍事指揮制度）徹底顛覆，”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分析員、前海軍軍官阿比吉特·辛格說，“其難度與戰爭無異。”

這場“戰爭”的旗手是拉瓦特，“策劃師”正是納拉萬，二人早在印度國防大學第56期就讀時，便交情莫逆。

“不熟悉軍事專業的總理莫迪和國防部長拉傑納特完全被陸軍將領包圍，加之2016年以來的印度對外衝突全發生在陸地，導致整個軍改方向和預算資源都為陸軍主導。”阿比吉特說。

現實中，印度海空軍都強烈反對“拉瓦特-納拉萬”版軍改。

阿比吉特擔心，這可能把國家帶入“歷史陷阱”。陸軍一向堅持印度歷史上遭受的入侵都來自北方，入侵者越過阿富汗興都庫什山（波斯語意為“殺死印度”），席捲印度河-恆河平原，然後以征服者身份定居。

但海軍看法截然相反，因為真正征服印度的只有海上來的英國人，他們用戰艦維持兩百多年的殖民統治。這種認知分歧，不停消磨着軍改的資源與稜角，變成“‘折中主義’的四不像”。

2021年莫迪政府動用軍隊抗疫，就可以看出印度陸軍缺乏聯合作戰意識。

“加爾各答的陸軍東部軍區總部和幾百公里外的西隆空軍東部司令部老死不相往來，他們都不互派軍官開會，卻要求空軍協助向西孟加拉邦輸送醫用氧氣，但陸軍不知道如何引導飛機着陸中轉。”阿比吉特調侃道。

“印度對軍隊的設計繼承了殖民主義時代的英軍，這意味着讓印度三軍相互制衡。”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張家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印度傳統上是以陸軍為主，空軍是作為對陸軍的補充。空軍的規模小，在國內的地位也比較低，這是由歷史導致的。

“強烈的自命不凡”

某種意義上，印度陸軍“主敵”不是鄰國軍隊，而是自己的海空友軍。

上世紀50年代，印度石化工業才起步，從原油提煉的輕質汽柴油供陸軍汽車坦克用，重質黏稠的重油供海軍艦艇用。可隨着1961年從英國買來首艘航母“維克蘭特”號服役，印度海軍需要高標號航空煤油來起降飛機，素有矛盾的陸軍卻百般阻撓。

1978-1979年度，印度國防預算首次超過30億美元，占財政支出的16%。海空軍“協商後”提出申請，其中包括從英國進口海鷂艦載機和美洲虎攻擊機的一攬子計劃，理由是降低採購費和增強海空縱深打擊能力。

這一申請最終還是獲得成功，直接導致陸軍空地合成打擊師（ASSD）建設計劃擱淺。

印度“共和網”記者阿米特·伯爾曼（Amrit Burman）注意到，印度陸軍有種“強烈的自命不凡”，視自己為應對所有外部威脅的中堅。“從查謨-克什米爾反游擊戰到鎮壓印度東北部武裝山民，印度陸軍領導層幾十年來習慣了大陸式作戰方式，並致力于堅決抵制威脅。”

2021年12月20日，剛接任參委主席的納拉萬就飛赴達卡，與孟加拉國空軍司令謝赫·阿卜杜勒·漢南（Shaikh Abdul Hannan）會晤，慶祝孟加拉國獨立五十周年。

但按照最初兩國安排，出訪的應是印度空軍參謀長喬杜里，可納拉萬主動代勞，稱讚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中配合印軍作戰的孟加拉國軍人時，他不吝詞藻，“我向邊界兩邊那些勇敢的心致敬，他們為更光明、更安全的明天付出了一切”。

讓孟方意外的是，納拉萬很突兀地強調印度陸軍在“解放孟加拉”的主體作用，聲稱該軍種是南亞戰略平衡與安全的基石，絕口不談印度海空軍的作用，這在以往的印孟軍事外交中頗為少見。

不僅如此，納拉萬還在國內一場題為《陸戰變化特徵及其對軍隊的影響》的演講中，引用《孫子兵法》裡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理論，指出龐大的現代化陸軍“可能不發一槍一彈就能贏得戰爭勝利”。

需要警惕的是，爭奪軍種資源時，印度陸軍往往偏好炒作“鄰國問題”，而納拉萬在這一方面堪稱“輕車熟路”。

“納拉萬的整體風格不像拉瓦特那麼招搖，顯得更低調更專業。”曾祥裕表示，在邊界防務問題上，納拉萬對華依然採取比較堅決的態度，這也是印軍將領的生存策略。“但如果用強硬和溫和來評價納拉萬的話，他還談不上溫和。”

進入2022年，納拉萬會把“既秀拳頭，又免觸線”的策略玩到新的境界。

曾祥裕認為，以前的印度軍改方案是由陸軍將軍拉瓦特執行，如果現在換成海軍或空軍，很有可能方案要全盤推翻。“大概率會由陸軍繼續負責，把方案做一定的微調，這樣能夠保證改革的延續。”

雖然印度握有百萬大軍，但如果真的到戰場上，這支印度軍隊真實戰鬥力還有待商榷。畢竟在印巴戰爭的第一場戰役，巴基斯坦士兵就攆着印軍跑了30公里，且誕生了一句名言“敵人非但不投降，還膽敢向我方還擊”，這就足以看出印度軍隊戰鬥力。

對2022年納拉萬屬下的印度陸軍來說，最理想的狀態也許是“對峙中主導軍改”，“對峙”能產生外部威脅氣氛，突出“陸軍優先”的合理性，而“軍改”能從制度上固化陸軍的地位。

“無賴思維”

2021年11月23日，印度聯邦石油天然氣部長哈迪普·普里宣布從應急儲備中釋放約500萬桶石油，名為平抑高油價，其實很大一塊是補貼給忙於“應對敵對行動和重大危機”的陸軍。

印度Zee新聞網2021年12月6日報道，入冬後，印度陸軍大張旗鼓開展冬季邊境戰備，包括為每個駐拉達克前沿的官兵補充個人物資，人均花費不少於1.5萬美元，涉及八十多種物資（如口糧、醫療用品、防寒軍服、煤柴油、發電機等）。整個冬季，光駐拉達克的約五萬印軍就需要50萬噸物資。

客觀上，印度陸軍沿實控線當面部署超過20萬大軍，可囿於地形和後勤劣勢，始終擺脫不了“消極防禦”狀態。

前印度陸軍第14軍軍長哈林德·辛格委婉地承認，駐拉達克的軍隊只能依託有限山口、通道展開，裝甲機械化部隊必須沿公路、山口、通道機動和投入作戰，而一線駐防部隊機械化程度低，若依賴二線裝甲集群支援，就必須預先經縱深路網長途行軍趕到邊境地帶，這在對方已建立戰略偵察預警體系的情況下，完全喪失隱蔽作戰意圖的可能。

可見，即便未來印軍想在實控線滋事，大概是動用輕裝的山地步兵，進行距離不超過10公里的淺縱深戰術要點奪控。如有必要，也會動用有夜視器材的美制CH-47S重型直升機實施立體機降，快速達成目的。

這種情況在1962年後出現多次，且多數時段集中於大雪封山前，即當年5到11月間。印軍如果撈到“便宜”，往往“見好就收”，在國內進行民粹宣傳；如果撈不到，也隨着天氣惡化而“現地管控”，及時“止損”。可謂是典型的“無賴思維”。

某種程度上，陸軍正是印度國內最親美的利益集團之一。自1947年獨立以來，他們受文官擺布，軍政之間的“防火牆”導致安全政策複雜化。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略帶誇張地說，“我麾下的任何軍種首長几乎能做任何事情，只要不發動戰爭，而同等地位的印度四星上將若無官僚部門批准，甚至不能決定何時前往何地。”

印度陸軍軍官都想擴大與美軍交往，希望開展更多的聯合訓練和演習，或者到美國去接受培訓。但他們沒有批准對外交往事項的權限，很多事項被文官機構否決，還有很多事項由於延誤太久沒有可行性。

“即便印度軍官有資格利用美國軍援預算受訓，印度文官也會拒絕，甚至美軍院校給印度預留培訓名額，印軍都沒有充分利用。”戴維森說，原因很簡單，文官害怕美印軍官架空自己。

印度國防大學出版的《不結盟2.0版：21世紀印度外交與戰略政策》露骨地指出，在動盪而非穩定的環境中，印度陸軍需運用非凡的勇氣和智慧從美國獲得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