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說幾句題外話：

　　我在日報社上班，說起來還是一位所謂的領導。報社工作人員尤其是黨報的編輯記者，在有些人的眼裡好象頗受敬畏，置身其中方知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個人甚至認為，張揚正義，疾惡如仇，個人意志強烈的人，似乎不適應做這份工作。
　　我剛來報社時，分管通聯部的工作，經常收到一些讀者來信，其中反映不少令人義憤填膺的事情，於是強烈建議趕快派人去採訪落實，然後向上級有關部門匯報或向社會呼籲。但別的領導好象並不着急，甚至有人私下對我說：老潘，你是才來，慢慢你就習慣了，這些事情啊，其實有關領導都知道，我們管不了的。
　　被他不幸而言中！現在的我似乎很少熱血沸騰，也見怪不怪了，甚至還覺得自己那時是何等可笑。為什麼同情心和正義感離我漸行漸遠？是我的靈魂被閹割了嗎？或我的靈魂只是麻木但依然存在？我無法回答自己，空有難言苦衷。
　　有人不無嘲諷地說：報社呵，尤其是黨報，除了日期和地址是真的，其他的全靠不住（意為都可能是假的）。但要我說，此言還差矣，因為有時候連日期都是假的！順舉一例：去年上半年，我們這個城市到深圳開招商洽談會，所謂的宣介資料之一，就是提前二十天印好的開幕那天的本地日報。標註是“特刊”，通篇除了主要領導致詞，就是本市經濟形勢投資環境，以及風土民情等各方面情況介紹，唯獨沒有當日社會新聞。
　　倒是有一形容黨報的順口溜，雖“反動”卻頗形象：“我是黨的一條狗，蹲在政府大門口，黨說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真是道盡了目前以黨報為代表的中國主流新聞媒體的無奈。至於談到“記”妓同行，更是何其哀也。
　　
　　我們報社一位記者隨領導下鄉看望貧困戶歸來，在採訪手記里這樣寫道：

　　“被走訪的貧困戶/照例一貧如洗/街門破舊/房門矮小/我們只得彎下腰魚貫而入/
　　不是疑難重症/就是鰥寡孤獨/生活好象“公房”/在他們走來的時候/關上所有的門窗/
　　他們的目光越來越暗/腰越來越彎/使霓虹燈下的城市不能不尷尬/不能不如夢初醒/繁華矗立的背後/原來如此艱辛/
　　炕前沒有桌椅/走訪的領導坐在炕沿/院子裡沒有家禽/卻總有雞糞之類粘在鞋底/多日揮之不去/
　　他們照例木訥/囁嚅着不說什麼/到了我的新聞稿里/是我的筆讓他們說/感謝黨感謝政府/”

下面言歸正傳：

　　去年八一節前夕，我代表單位和市直有關部門的領導到下面鄉鎮去慰問幾位老傷殘榮譽軍人。在一位叫王家浩的老人（三等乙級傷殘軍人）家中，牆上掛着的鏡框裡，有不少他多年前的舊照片。我和隨行的記者出於職業關係，頗有興致地靠前想仔細看看。無意之中，我非常吃驚地看到，其中一幅幾個軍人在瀋陽的合影，其中竟然有我父親！（我父親也保留有一張和這一模一樣的照片。）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我父親曾多次指着像片向我們講過這些人的故事。

　　我激動萬分，立即取下鏡框，指着像片上的我父親對王家浩老人說：“大伯，這個人您還記得嗎？”老人認真看了看，又想了想，有點茫然地對我說：“姓什麼記不清了，是個南方蠻子，我們部隊入朝前補充來的，後來好象是調鐵八師去了。”又問我：“這位領導，怎麼？他？這個人，你認識？”我說：“王大伯，他是我父親！”“真的？你姓啥？”“我姓潘，我父親叫潘XX啊！”“哦，是的是的，想起來了，他是姓潘？你父親現在在哪？”“退休了，在湖南”。大家見狀都圍過來，紛紛對我說：潘總編，真巧啊，遇到父親的老戰友了，那你在這多待會兒吧，我們先到那幾家看看，車回頭再來接你好不好？

　　王家浩和他老伴也激動不已，非常熱情，忙着張羅要我留下來好好聊聊。我拿出手機很快接通了父親的電話，告訴他我今天的奇遇。父親說要和王老通話，我把電話給王老遞了過去。我看見他們兩個在電話里說得好象小孩子一樣，又是哭又是笑的，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他們說了一個多小時，直到我的手機沒電。中午，我和記者就在王大伯家吃飯，飯菜簡單但吃得很香。

　　在我和記者隨後進行的採訪中，王家浩老人精神爽朗，非常配合，他老伴說他從沒說過那麼多的話，我們挖掘出他許多鮮為人知的驚險故事。打開陳舊卻保存完好的功勞簿，裡面記載着他曾經的戰績：那一枚枚軍功章雖已暗然褪色，但仍閃耀着昔日的輝煌，閃耀着這位山東漢子當年英勇征戰，保家衛國的英雄氣概。
　　他今年82歲，1946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經歷了解放戰爭，在濰縣戰役中兩次立功；1950年5月入朝作戰，參加了二次、五次戰役，一直打到三八線。52年在朝鮮因頭部負傷昏迷好幾天，後送往朝鮮軍醫院二隊治療養傷，至1953年回國，55年復員回鄉務農至今。他曾榮立大功一次，特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9次。
　　王家浩老人對我們講起往事，話語中透出他對當年戎馬生涯的深深眷戀。80多歲高齡的他雖然白髮蒼蒼，耳朵不大好使，言語也有些困難，但當拿出他的軍功章時，他的眼裡頓時閃出光亮。說起他的征戰歲月，神情里全是對戰友的懷念與思念之情。
　　復員後，他被定為三等乙級傷殘軍人，現在享受一年2000元的優撫待遇。每逢重大節日，上面領導都會來看望他。雖然硝煙戰火已經遠去半個多世紀了，但累累的傷痕仍然留在他的身上，他的胳膊上，胸前背後全是傷。脫下襪子，露出的是在朝鮮戰場上凍壞的腳，十個趾頭全部被凍掉了。儘管戰時之傷時時作痛，有幾處已成重疾，以致生活不便，而且他老兩口身體都有病，家裡開銷很大，日子過得很艱難。但是老人很想得開，他說，想起那些犧牲的戰友，自己活到了80多歲，雖然生活清淡，但應該知足。他還說，我是沒當官，可文革中也沒挨斗啊。

　　我指着那照片中一位濃眉大眼寬臉龐的漢子問王家浩老人：“這位姓叢的伯伯您可還記得？我父親不知多少遍講過他的故事，說他是真正的英雄，也是咱山東人不是？”“‘叢大標’啊，黃縣的，可惜！早死了！是個實在人，不會說個話。不說他，不說他，傷心！”

　　關於這個“叢大標”，我父親曾對我講過：若論功，他可以與任何一個“志願軍戰鬥英雄”齊名；上甘嶺戰役中，他作為機槍排長，在幾乎全連覆沒的情況下，抱着一挺機關槍，守着一個“一夫把關，萬夫莫開”的山口，一個人頂了兩天兩夜，擊退敵人幾十次進攻，斃敵無數，直至增援部隊到達，為取得那次戰鬥的勝利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本來是推舉他作為一級戰鬥英雄回國到懷仁堂接受毛主席接見的，但他在接受志司總部的記者採訪時，話說得太“孬”，上級認為他覺悟低不能當此重任，於是臨時換了一個也是他們連的另一個倖存者（個頭很矮小，因戰壕深傷不着，未放一槍，未投一彈，只是運送彈藥的）作為代表回國受接見，那人後來官至鐵道部副部長。

　　“叢大標”說錯了什麼話至使命運突變呢？據說是當記者（主要是當着軍師首長們的面）問他：“作為一名‘孤膽英雄’，你英勇的力量從哪來的？是什麼精神使你一個人堅守了兩天兩夜？（大意）”
　　他當時竟然這樣回答：“什麼精神不精神！誰????顧得了那些？老子打紅眼了！48年在四平，那時我還是國軍，不也是一挺機槍頂了兩天多？如果不是城南失守，我還當不了俘虜呢！”（他是從原國民黨軍隊解放過來的老兵，戰鬥經驗豐富，又不怕死，所以作戰非常勇敢靈活）。結果“叢大標”後來只立了個二等功，獲得一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金星勳章”，回國後也轉業回鄉了，據說是病死於“三年困難時期”。

　　臨走的時候，我給王家浩老人拍了幾張照片，準備捎給我的父親。我們稱他也是一位當之無愧的老英雄，老人謙虛地笑着說我不是我不是。他站在院子裡，用一根拐杖和自己的骨頭支撐着身體，揮手歡送着我們，門口的一株梧桐樹正花香四溢，顯露着頑強的生機。

　　膠東半島，崑嵛山下，是英雄輩出的地方。斜陽草樹，尋常巷陌，四間舊屋，乃是英雄暮年居處！

　　我們的車行在返城的路上。車窗外，殘陽似血，青山依舊。我心如潮湧：回想壯士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如今雖繁花似錦，他們卻晚景蒼涼。

　　有一句話我如鯁在喉：國旗上有他們的鮮血，共和國愧對他們！

　　　　　　　　　　　　　　　　　　　　　（二）

　　既然文章的題目是《父親和他的老戰友》，按理說應該先寫父親，然後再寫他的那些老戰友，可我難也就難在這裡。那就是，到底寫不寫父親呢？說實話，我本來是只想寫父親的那些老戰友而不準備寫父親的。原因有三：一、父親在這些“從朝鮮回來的人”當中，晚年境況屬比較好的，與本文想要表述的主旨不符；二、同這些戰友相比，父親算是一個“另類”，在某種意義上他是一個不太受戰友歡迎的人；三、父親如果知道這篇文章，肯定堅決反對寫他，我不想違背老人家的意願。可猶豫再三，我還是不能不寫父親。父親也是一位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軍人，沒有他的見證，我不可能知道這些志願軍老戰士們悲壯感人而又飽含血淚的命運。更何況父親----他不僅僅是他自己----我認為。

　　我父親，湖南湘西人，今年整73歲，出身貧苦。他1949年10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51年4月隨部隊赴朝作戰，53年底回國，1978年轉業到南方某鐵路公安處工作，1985年因病退出工作崗位。父親本來沒有文化，參軍時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他刻苦好學，在部隊開展的“掃盲運動”中還立過一次三等功，所以能簡單地寫點東西。他因為出身好根子正，對上級絕對服從，故一直很受組織上信任（這也正是他此生悲劇的根源）。父親平時寡言少語，極講“原則”，從我記事起，幾乎很少見他說什麼話，但脾氣很壞，我小時候沒少挨過他的揍。後來才知道，這與他的“工作性質”（職業）有很大的關係，他實際上是幹了一輩子中共的“契卡”（肅反工作者），人稱之“老專案”。按現在通行的說法，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整自己人”。

　　父親在朝鮮戰場上沒負過傷（他的崗位是在離前線較遠的師部），但身體一直不好，有很嚴重的胃病和心臟病。父親從給南下進軍湖南的解放軍帶路（他那時正在湘北嶽陽一家造紙作坊做學徒）參加革命開始，以管理教育志願軍歸國戰俘為起點，參加了中共建國後歷次殘酷的政治運動。“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打‘老虎’”、“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三支兩軍”、“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他一次不拉，“處處在場”。父親經手的所謂專案中的人和事，有許多自己根本無法記清楚了。儘管文革結束後，平反冤假錯案審查時，證明父親本人沒有什麼問題。但他“以革命的名義”，為了“純潔黨的組織”，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包括許多老戰友、老同事。

　　正因為如此，父親在退休前後的一段日子裡，常常沉默在孤獨之中，心情和身體狀況都非常差，他對過去的事從不與人言，包括我們這些家庭成員。他也很少和老戰友聯繫，只是如果有被處理的人來找他要求證明當年情況時，他都是一五一十實事求是地提供證明材料，從沒有讓他們跑過第二次的。近兩年來，我和父親有時在一起時，父親才漸漸開始對我講一些他過去不願講的事情，按他的話說是：“來日無多了，應該讓你們知道，其實共產黨也幹了不少錯事，別的不說，至少現在看來那些人都是整錯了的，幾乎全部平反了，死了的就更別提了！搞得我們有生之年良心不安”。我呵呵笑着說：“這些黨中央早就承認了的，您現在才認識到啊？再說，您只不過是一個執行者，那些做決定的人比您應該更加不安！”那一刻，我看到父親的人性與良知，正從他以前所謂“神聖的革命事業”中，慢慢往他原本正直純樸的身上回歸。

　　父親的內心深處淤積着中共基層許多歷史的血腥和污垢，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父親對毛主席的感情依然很深，他對現在的東西幾乎沒有看得慣的，對貪污腐敗現象尤其痛恨，只是口裡不說，卻經常唉聲嘆氣，有時也罵上一兩句。父親說起話來，語輕話重。記得我剛轉業那年，他看我派車到火車站拉搬家的行李物品時，就在一旁自言自語地說：“唉！我們轉業那時就兩個木箱，幾件東西，一輛板車（架子車）就足夠了。看你們現在，兩大卡車還拉不完，不就一個營級幹部嘛，官當大點的還不得用一個火車皮啊！”我當時本想頂他一句：“現在是什麼時候了？能和你們那年代比嗎？”但我終於沒敢說。

　　父親有一件深以為憾的事情，那就是他不能算離休而只是按退休辦理的離職手續，要說起來也只能怪他自己太“原則”太死板。父親是1949年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那天正式參加革命隊伍，可能個人擋案上也是這樣記載的，但1949年農曆有個潤七月，如此一推算到公曆就是十月四號了，因四天之差不能算是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故只能按退休辦理，當時他也沒說什麼。眾所周知，離休與退休，這其中的待遇差老大了。但他後來得知有幾個比他還晚好些天參加革命工作的人，說是記載有誤，通過找證明人改原始材料辦了離休手續（而他是不願也不敢去找人這麼做的），整整悶了一兩個月不說話。

　　父親的晚年生活，同他許多活得淒涼悲慘的老戰友比起來（死了的就更不用說了），不說幸福也還是算不錯的。我知道在父親的內心深處，困惑、愧疚和懺痛不時蹂躪着他蒼老的心靈，儘管有些問題他也許永遠都想不明白，他也很難接受黨和國家某些“傷天害理”的歷史事實。但我所敬重的父親是一個本質很好的人，即使有什麼錯誤，也是屬於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和那段歷史，他個人無法選擇。他只是將黨的鎮壓規範和上級指示奉為金科玉律，積極地充當了黨的工具。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眼光來苛求他，鄙視他就是鄙視我們自己。因為我目前所做的一切又何償不是如此？

　　感謝父親。他給我講了很多有關他那些志願軍老戰友，尤其是戰俘們回國後受到種種不公正待遇甚至慘遭迫害，聞之連石頭人也會流淚的故事，有些做法簡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更無法理解和接受。也許，個人或群體的命運中難免有一些隱秘，有時連他們本人都未必察覺，而我卻想去尋找。可我能做什麼？我有什麼資格？自己那一滴鮮血的熾熱以及那一滴眼淚的痛苦，又有誰能夠理解？何況我深知，有些敏感不能觸動，有些穩秘不能探究，有些沉睡不能驚醒。敘述時我更不能使用攻擊性、控訴式的語言。

　　還是接着從父親說起吧----

　　我曾問過父親：您只說您抗美援朝時崗位在師部，那您的具體工作是做什麼呢？他沉默了一陣，才說：“特別尖刀排”。我問道：“尖刀排”不是應該沖在最前面的嗎？怎麼會待在師部？父親說：你不懂！我們那個“尖刀排”是督陣的，不到萬不得已不上前線！我頓時明白了，父親所屬的“特別尖刀排”，其實是督戰隊，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違抗軍令和臨陣脫逃者執行戰場紀律的。

　　為什麼選中了父親做這項工作呢？父親說可能是上級看他參軍後表現突出，尤其是在清匪反霸鬥爭中立場堅定多次立功的緣故吧，而且這是一種特別的信任，因為抽到“特別尖刀排”的人都是排以上的幹部，父親是其中資歷最淺的一個。我問父親：那你處決過人嗎？他不耐煩地說：廢話！干的就是這個，怎能不槍斃人呢！我於是不便再問下去。

　　父親還告訴我說，他所在的47軍是參加了湘西剿匪之後才開赴朝鮮作戰的，入朝前從湘西征走了一萬多名罪行較輕的原湘西土匪入伍，這些人槍法很準又驍勇善戰，而當時志願軍正兵源緊缺，從湘、貴、川大量徵募新兵。但這些湘西籍的新士兵大都只會說當地的“土話”，與四野南下的北方幹部無法溝通，管理上有些困難，而我父親那時已經參軍一年多了，出身好，有覺悟，又在外面學過徒，會說幾句“官話”，故被上級安排他當了首長的“方言翻譯”，到朝鮮後就分到了“特別尖刀排”。　　

　　可能有人不知道，在我的老家湘西，解放前不少青年農民都當過土匪，一來是被脅迫，二來也為了自保。他們農忙時耕田種地，農閒就上山為匪，呼嘯山林，打家劫舍。大陸解放前夕，不甘失敗的國民黨軍隊為了“退守大西南”作垂死掙扎，收編了很大一部分湘西的土匪殘餘，利用和組織他們來對抗共產黨，因為湘西土匪對新生的中共政權構成了嚴重威脅，所以解放軍才把清剿湘西的土匪作為當務之急。

　　在父親的回憶和敘述中，偶爾也說到，可能有些本不該處死的人，當時也被槍斃掉了，若究其原因，除了那時的非常形勢和嚴酷環境外，人為因素錯殺的也不是沒有。他舉了幾個例子：

　　一次是父親入朝前在老家湘西剿匪的時候，他們從鄉下押解幾名被群眾檢舉的土匪到區里去審問，有一青年土匪的母親追上來拉着兒子不讓帶走，被區干隊的同志在推攘中打了她兩下，那青年土匪是個孝子，於是對着解放軍破口大罵起來，帶隊的排長火了，說：“媽的！他再罵就斃了他！”因為那人老是罵聲不絕，父親他們就真的一槍將他當場給擊斃了。後來到區里匯報時，上級領導批評說：以後這種情況不能隨便斃人。下次注意！這次就算了。

　　有一個姓曾的（名字父親已經記不清了）老鄉，本來就是從湘西土匪裡面應徵入伍的，快三十歲了，是個有時好賣弄兩下的“油嘴”，入朝後第一仗剛進入陣地，他就在夜間開了小差，而且是跑往敵人的方向，被我軍偵察兵抓獲回來後定性為帶槍叛變投敵。加之有人檢舉他入朝前，一個湘西新兵問他參加“青年團”（共青團當時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好不好時，他不懂裝懂地說：“千萬別加入‘青年團’，那是把年輕力壯的編成一個團，肯定是去打頭陣送死的，還是我們老鄉在一起好互相有個照應”。執法處於是斷定他匪性不改仇恨革命居心險惡，故判處他死刑。臨刑前他大呼冤枉，說自己只是想開小差跑錯了方向而不是要去投敵，當然最後還是被執行了“戰場紀律”。儘管我父親他們分析說，他開小差是真，投敵不一定，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敵人到底在哪個方向（開小差罪不至死；至於敵人所在方向確實連他們排長都不知道）。

　　還有就是在後來“鎮反”的時候，一個地主家庭出身的軍醫（他的醫術比較好），幾次點名道姓地說要殺師里的一位部門首長，並確實暗藏兇器有所預謀，於是逮捕了他；審訊時他又態度頑抗，拒不認罪，不交待“同夥”；於是按照上級首長指示，對這種“揚言要殺害我軍革命幹部”的漏網歷史反革命分子，雖然未遂但罪行性質惡劣嚴重，必須“老賬新賬一起算！”結果他被從重判處死刑處決了。其實不少人都知道，是那位部門首長利用職權，“搞”了那個軍醫頗有姿色的妻子，而那位首長在對軍醫的“定罪處理”時又多少有點公報私仇。

　　我問父親，對這種事情既然你們當時都知道，怎麼就沒人提出異議？他說那時候誰敢？這是立場問題！我只能理解父親：他們的人性和良知在向“革命意志”靠攏的過程中被排斥掉了，即使有也只能退守到自己的內心深處。

　　父親告訴我說，他那些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戰友們，除了極少數留在部隊裡繼續干的以外，大多數的結局都不堪回首：當了烈士的，其家中親人的生活政府基本上沒怎麼管；輕傷殘、活下來的，後來大多回到了農村，日子都過得窮困潦倒，有些人晚景孤苦淒涼；最慘的還是那些當過俘虜後歸國的，二三十年做不起人，象犯罪分子一樣；還有一些是死是活究竟死在哪裡都搞不清了。

　　我問，怎麼會有這種情況？犧牲了的人數字還是清楚的吧？烈士不都有名單記載嗎？父親說，你知道啥！那些數字不是很準確的。遠的不講，湖南省志上記載說湘籍志願軍烈士為10600多人，其實死的哪只那些！那些主要是1950年後新征入朝犧牲時登記在冊的人，有些解放前被國民黨抓壯丁出去的，後來在三大戰役中被解放過來，又加入志願軍戰死在朝鮮的不少；而且那時候的有關數據統計方法簡單得很，有時一個連的名單就裝在指導員背着的那個皮包裡面，他要是在戰場上被一顆炮彈炸飛了，很多東西就都沒了原始依據，靠其他人東拼西湊勉強上報數據，這數能准嗎？

　　父親說的這個我相信。因為前不久老家的報紙上還登了一則新聞，說是一個都以為犧牲了幾十年的“志願軍烈士”，去年從台灣回到大陸來探親，搞得當地政府部門在接待時頗為尷尬；另外被魏巍寫入著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李玉安，不也是在朝鮮松骨峰戰鬥中誤載為當場“光榮”了。其實他沒有死，後來不居功默默無聞地又活了好些年，直到前兩年才去世。

　　至於那些志願軍歸國戰俘，父親說開始是作內部矛盾辦理的，都快作結論了，後來上面出了“高饒事件”，形勢就急劇發生了變化，上級要求對戰俘們定性時普遍“升級”從嚴，個別必要的可以按照敵我矛盾處理……我真不知道是否應該繼續寫下去，因為這些故事是由一滴滴的血和一串串的淚淤積起來的，本來已經結成了厚厚的痂，去揭開它將會血流如注----
　　　　　

　　　　　　　　　　　　　　 （三）

　　為年輕的共和國英勇捐軀的那些志願軍先烈們，在犧牲的一剎那留下了不朽的勇敢與堅強，他們的獻身精神為世人敬仰，他們的英雄事跡被後人吟誦。所以時至今日，在我們的內心裡供奉着的，都是那些勇於拼殺、敢於赴死的英雄。而很少有人知道，那些同樣在朝鮮戰場上浴血苦戰卻不幸被俘的中國軍人，在經歷了千辛萬苦，九死一生回到祖國之後，等待着他們的，竟是種種不公正的對待和長期悲慘屈辱的命運。

　　其實，戰俘現象如同流血、傷亡和戰敗、勝利一樣，是作為戰爭必然產物的一種客觀存在。只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和“現實政治”中，往往對一些事情採取自欺欺人的認識態度和處理方式，在對待自己戰俘的問題上也是如此。美、英、法等國的軍隊歷來規定：部隊戰敗時允許士兵投降，俘虜不僅不被歧視，反會因大難不死而受人尊重，他們的軍餉照常按月發放到家人手中，甚至連軍銜的晉升也不受影響，照舊按時升遷。而我們則截然相反：“戰俘恥辱論”的觀念根深蒂固，“被俘就是失節”；寧死不當俘虜才是英雄，否則就是貪生怕死。

　　於是從朝鮮戰爭中回國的志願軍戰俘們，離開“歸管處”（歸來人員管理處）的時候，絕大多數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有的還被開除了黨籍軍籍，並在檔案中建議將他們作為“壞分子”（內控）監管起來，以致他們長期受到整個社會(包括他們親人)的歧視。即使在戰俘營里不屈不撓，冒着生命危險，堅決與敵人進行鬥爭的人，有關方面也不但沒給予任何表彰，反而對他們威逼懷疑，進行嚴厲的審查，最後處理他們復員轉業、發配異域、降職使用。沉重的負罪感和恥辱感壓得他們一直抬不起頭來。

　　也許他們的悲劇，就在於他們沒有壯烈地死去，他們生命的存留最終成為莫大的罪過。他們成了被自己的軍隊拋棄的人，成了自己的國家不需要的人！沒有誰去管他們“從戰場流血回來又流淚”。我們的政治歷來要求的，都只是上面所需要的最後的結果和“最後的光榮”，至於軍人們的個人價值、生命尊嚴和具體情況，往往是不去考慮的。今天完全可以說，當時如此對待“為黨國賣命”的自己人，不能只簡單歸咎是一種所謂的“過錯”，那是一種天理難容的，人為的“罪惡”！但願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永遠別再重演。

　　有一次我問父親：您不是也參加過管理教育那些回國的志願軍戰俘嗎？父親默然了很久才說，我到“歸管處”的時間很短，都快要處理完畢的時候才去的，主要任務是去接那些處理後要我們安置的人。前面說過，父親是一個不輕易顯露感情的人，我長這麼大幾乎未見他掉過眼淚，但在說起那些志願軍戰俘（也是他的戰友）的悲慘遭遇時，父親的眼裡居然閃動着點點淚光。那一刻我的心不禁為之一陣顫抖，如同眼看着自己的親人不幸墜入無底的深谷。
　　
　　父親在不同的時間和場合，對我講了不少他所知道的有關志願軍戰俘悲慘結局的故事，其中印象深刻的我記得有這麼幾個：

　　父親參軍前為之帶過路的那位南下部隊的解放軍連長，姓孫，東北人（他實際上是我父親參加革命隊伍的引路人），結果52年在朝鮮的一次戰役中不幸被敵人俘虜了，歸國後他被“雙開除”處理回鄉，以後就失去了聯繫。父親到1970年“三支兩軍”時，在“三線”鐵路工地上才又見到他。那時的“孫連長”已是頭髮鬍子花白，臉上黑瘦蒼老，身形佝僂瑟縮，與以前那個魁偉挺拔的東北漢子判若兩人。父親認不出他了，他卻還認識父親。昔日的老連長如今成了一個修鐵路的老民工，當他怯怯地和父親打招呼時，父親卻不能多和他說什麼，只是暗暗叫人將“孫連長”照顧一下，後來安排他去炊事班做飯，為此他竟然感激不已。直至後來，當1984年終於給“孫連長”落實政策後，父親去東北看望他，可那時他因嚴重的矽肺病已不能下床，病入膏肓的老連長拼盡氣力拿出那份遲來的“平反通知”給父親看，激動得眼裡老淚縱橫……父親說“孫連長”病死於1985年的清明節----他捱過了那年的穀雨，卻沒能捱過清明。

　　父親認識的志願軍戰俘裡面，有一位河南籍的副營長，是抗日戰爭時期入伍的，在戰場上多次立過功，當時就對“歸管處”要開除他的黨籍進行申辯說：“我按照上級的命令指揮作戰，為了吸引敵人火力掩護師首長突圍，往大部隊相反的方向率部突了一夜，天明了一看，突到敵人坦克群里，死傷數百，剩餘不多，在敵人槍口威逼下被俘了，那時反抗也不起什麼作用，我有什麼辦法？現在要開除我的黨籍，我不服！”領導當時開導他說：“你是老同志了，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更要正確對待組織上對你的各種考驗，首先服從吧！黨籍問題今後還可以爭取的嘛”。結果一慣服從上級的他相信了領導的話，服從安排去了鐵路施工隊，他象戰士一樣和民工們一起苦髒累活搶着干，哪裡危險就往哪裡沖，拼命地忘我工作，唯一目的就是想爭取重新入黨。他哪裡知道，象他這種情況在那樣的年代裡，恢復黨籍對他而言那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夢。嚴酷的事實是：直到他十年後在一次土石爆破排除啞炮的事故中喪生，他的黨籍問題仍未得以解決。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有“歷史問題”的人，以至連追悼會都沒給他開一個。

　　還有一個據說是120師的團文化幹事，廣西人，入伍前念過兩年私塾，隨團部機關行動時十幾個人一起被俘。但他本人立場非常堅定，在戰俘營里同敵人進行過勇敢的鬥爭，遣返時他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高喊：“我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我堅決要回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他怎麼也沒想到，回國後組織上明明清楚這些情況，但給他作的結論是：“在戰場產生右傾保命而被俘，予以開除黨籍，承認被俘前軍籍，作復員回鄉處理。”他對這個結論當然不服並申訴，但遭上級批評駁回。他問領導：我在戰俘營里對敵鬥爭差點被活活打死，難道這也是右傾？領導這樣回答他：現在是交代問題的時候，不是叫你表功的時候，……領導還對他說：你是共產黨員嗎？既然你是共產黨員，就應該當場戰死，為何回來了？你當時又沒負傷，怎麼被俘的？你自己不想想？他悲憤得無話可說，於是在要離開“歸管處”的那天夜晚,趁人不備時用一根背包帶自盡了。他在遺書裡這樣寫道：“我的錯誤就是不該活着回到祖國！原來我想為了黨和人民，為了父母親人，怎麼也要活着回來，萬萬沒有想到，我活着回來成了罪人！而不是共產黨的人了，黨不要我了，我只有一死才可以表明對黨的忠心！”這位視黨如命的廣西漢子，沒有死在戰場上和敵人的戰俘營里，卻死在了我們自己的“歸管處”！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在他死之後結論又加上了一條：畏罪自殺，叛徒行為，定性為敵我矛盾。

　　父親曾痛心疾首地對我說，現在看來，那些戰俘們，遣返時要求回到祖國大陸的，比較起來反而下場最慘，還不如那些到台灣去了的，這讓我們國家怎麼說得起話？父親都說出這樣的話來，我聽了簡直不敢相信！是啊，人們往往就是以最直觀的事實形象，來認識那些長篇大論也難以講清的道理的，父親也不例外。父親的話對我來說，仿佛暗示着一種陰影，甚至預兆着一種凝固，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我們耳熟能詳的“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其中要求人道地對待被俘的敵軍官兵，我軍對自己抓獲的敵方俘虜尚可以寬宏大量，而對成為敵方戰俘的自己人，回來後卻如此苛刻而殘忍，這叫什麼主義？哪有人道可言？充其量是一種自私的“人道”！對敵方戰俘優待有加而對自己的戰俘卻百般鄙薄，這種所謂的“革命人道主義”，不過是一種虛偽的人道主義！的確，當人性被政治扭曲的時候，人權就淪為政治的乞丐，人道則淪為政治的妓女。而在這種“政治”指導下的人們，其所作所為極可能釀成深重的罪惡。是罪惡委身於這種“政治”，還是“政治”利用了這種罪惡？我不敢深思細想。如果我們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地面對這些“淋漓的‘政治血污’”，人類如何不感到悲哀？

　　父親和他的戰友們正在漸漸地老去，而且有許多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們的故事也慢慢地被人們遺忘。他們用青春和熱血，在50多年前朝鮮的冰天雪地里點燃的那堆堆篝火，曾經映紅過共和國初生的那段歲月，並照耀着共和國所有的滄桑和夢想。他們人雖已是風燭殘年，但那堆火卻不會灰飛煙滅！那堆火將在中華民族歷史的記憶里永遠懾人心魄地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