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在民族發展的高度上迅速調整中國的經濟戰略特別是外經貿政策

經過最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一些原來的設想和預計政策效果並沒有出現，相反一些原來預計不會發生或者認為能夠避免的後果卻出現了，這種情況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深思。

　　　　 筆者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從自己熟悉的角度和所掌握的材料來分析這些問題，並提出相應的建議供代表們參考。希望在集思廣益的情況下，能夠找到實現中華民族快速發展和最大利益的途徑，並能夠為世界和平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作出中華民族的獨特貢獻，因此不揣鄙陋就本人的認識水平所及，擇其大者分述如次。

　　　　 經過最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現實，我們不能不遺憾地看到在一些非常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我國政策沒有反映出經濟現實中最重要的變數，對“競爭萬能”的信心掩蓋了更為重要的事實：我國企業建立明顯帶有“備戰備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於“有比沒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強”的戰備觀念下的產物。中國企業規模小競爭力低下，並不是什麼極端精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種中國人什麼都不行，企業技術落後和管理觀念陳舊，而是企業當時所服務的目標與今天的和平時期有根本不同。把這樣的企業盲目按照國際標準推入市場，再加上舊負擔與稅負不均，結果在短短的10年之內，國內市場上就發生明顯的政策選擇效應，國企市場份額急劇下降，喪失生存能力。而在國際市場的表現上，問題就表現得更為突出。　　

　　 結合最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情況，從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看，我國的經濟戰略應該重新加以審視，對外經貿政策更是迫切需要根本調整。　　

　　 一、 外企製造壟斷損害市場競爭　　

　　 聯合利華公司旗下的和路雪，進入上海冰淇淋市場後，因為做不過本地工廠，所以索性出高價收購了那家工廠，以消滅競爭者，在獲得壟斷地位後，以壟斷高價在消費者身上把收購成本撈回來。美國百威和法國達能在收購武漢的中德和東啤後，武漢市場啤酒的加權批發價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競爭維持或明或暗的壟斷價格同盟（即卡特爾），其結果是消費者利益受到巨大損害，中國就是這樣成為跨國公司“發洋財”的樂土。　　

　　 在1995年，廣州寶潔公司的利潤率高達50%，而且是在巨額廣告投放，在管理、市場營銷、人員高薪等這一切大手大腳政策下的成果。這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競爭力和成本優勢所能夠解釋的，這是地地道道的壟斷地位帶來的壟斷利潤，是以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實現的，是違反公平交易原則的，是應該受到所有西方國家法律嚴厲管制的價格不法行為。　　

　　 二、 中國受到海外企業壟斷價格的盤剝尤其嚴重　　

　　 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由美國康寧公司發起的光纖價格壟斷同盟，參加的有歐美日幾乎所有的主要光纖供應商，總產量占世界光纖生產總量的87%。結果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內，光纖供應價格就上漲200%以上，而且在極其嚴厲的限產提價政策之下，幾乎所有的國內光纜通信建設工程進度，都受到嚴重的影響，聯通、移動和電信都不能倖免。由於缺乏全面控制生產技術的能力，並害怕受到西方同業的制裁，實際上武漢的長飛公司也間接地參加了這一壟斷同盟，長飛公司的光纖不是主要供應國內市場，而是根據“合同”提供給康寧公司。　　

　　 考慮到中國是西方發達國家以外最主要的光纖消費國，這個壟斷同盟實際上是主要針對中國的。據保守估計，每年我國需要因此多支付外匯10億美圓以上，相應地西方跨國公司就每年增加壟斷利潤10多億美圓。　　

　　 美國的壟斷企業在國內，都要接受各種形式的反壟斷法律管制，但是對於出口卡特爾美國政府卻法外留情，予以豁免，實際上就是放任跨國公司和大企業，對法律制度不嚴密而且管理也有疏漏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刻剝。中國是第三世界國家中採購西方產品最多的國家，所受到的壟斷價格盤剝也最為嚴重。中國市場上經常有西方和日本的質次價高的洋貨橫行，就是由於西方國家的放任和我國國家管理制度中的疏漏，所共同提供給跨國公司的“發洋財”機會。　　

　　 中國在立法上，應該堅決明確地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公平交易條款，其效力應該首先及於進口的外國產品，而且應該專門成立公平交易機構，管制洋貨價格違法行為，保護我國消費者利益和國家民族利益。考慮到中國在國際貿易中所受到的壟斷價格和壟斷地位的損害之巨大，對於質次價高的洋貨管制力度，應該大於對“假冒偽劣”產品的管理力度。逐步地根絕洋貨在中國市場發洋財的機會，跨國公司必須學會在中國市場按照遊戲規則行事。　　

　　 三、 外向型企業普遍經營困難失去經營獨立性　　

　　 中國企業規模小，多數沒有國際市場經營能力，只好成為跨國公司的轉包工廠。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燈具生產商荷蘭菲利浦公司，採用包銷等手段，極力壓低中國國內工廠的產品出廠價格，利用中國工廠的成本優勢打敗歐洲的同行，然後再提起針對以前的中國供貨方的反傾銷訴訟，試圖以此把中國競爭者趕出歐洲，製造自己的優勢地位，追求壟斷利潤。　　

　　 正是由於中國企業規模小沒有獨立的國際營銷能力，實際上無法實現我們的工業發展目標。盲目發展所謂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最後是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為作為跨國公司的轉包工廠，為跨國公司建立壟斷地位撮取高額壟斷利潤服務。實際上由於談判地位的不對等，產品出廠定價完全由外方控制，經營結果不僅沒有正常的利潤，而且對工人也無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條件，在免稅政策的關照下對國家也沒有履行相應的納稅義務，投資者也無法實現正常的資本積累和增殖。中國社會大量資源動員的結果，其成效卻完全體現在跨國公司的壟斷利益上。　　

　　 中國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後獲得收益的卻是西方的跨國公司，完全無法體現我們的民族發展目標，最後由於跨國公司的叛賣行為，國家和社會還要承受工廠關門工人失業的後果，再接再厲發揚雷鋒精神，為跨國公司擦屁股。這樣的後果卻被當做成就來吹噓，天底下有比這更荒唐的笑話奇談嗎？這就是為什麼出口比例越高，發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們對未來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四、 外貿依存度過高損害經濟自主權和中國的國際地位　　

　　 目前按照出口產品離岸價格統計，我國出口產品總值已經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4，這個數據的後面是非常驚人的戰略失誤。　　

　　 外貿出口加工行業的就業人員不僅在生存水平線上掙扎（看一看沿海的打工崽），而且由於國家經濟資源大量地分布在這樣的行業上，使得國家發展資源配置偏離正常軌道，沒有能夠更好地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綜合國力增長服務。　　

　　 中國所謂的外向型經濟的惡性膨脹，由於出口產品結構與第三世界國家相同，惡化了國際市場的初級工業品的競爭態勢，對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環境，是一個極大的破壞，極大損害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條件（當然包括中國自己），使得中國曾經擁有的號召力消失。相反在這個過程中得益最多的，卻是反華最積極的西方霸權國家。　　

　　 盲目地把增加出口當做國家目標，是極端錯誤的，特別是外貿平衡狀況不錯，國家具有巨額外匯儲備的情況下。中國民眾水平改善和國家實力的真正進步，才是應該更加優先的目標。　　

　　 五、 自主技術能力對於中華民族發展的意義　　

　　 目前中國新產品普遍從國外進口，自主的技術能力受到限制，如果中國在做戰略選擇時受到極大的制約。實際上由於貪大求洋的引進熱，中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技術自主，在近二十年已經形成了對西方空前的“技術依賴”。　　

　　 由於“技術依賴”所造成的新技術落差不僅不會縮小，反而會越來越大。例如，在三峽外送工程中，總投資為592億元，其中設備部分的採購量近300億元，工業利潤不低於100億元，外商將得以利用三峽工程採購帶來的利益輸送，完成新技術研發和工業化生產；而中國廠商由於“落後”得不到這樣的採購合同，就永遠沒有縮小技術差距的機會，最後的結果是中國會越來越依賴國外的“先進技術”。甚至如果中國為捍衛國家主權，有一天不得不選擇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話，那麼三峽工程可能要停工。這樣程度的“技術依賴”問題，已經不是什麼市場效率和比較優勢問題，而是關繫到國家民族的尊嚴和根本利益。　　

　　 實際上在國內大力鼓吹“比較優勢理論”的某北大名教授，其人的治學態度有非常大的問題。從他的一些表現看，不是依託“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治學精神，而是經常履行跨國公司公關部工作人員的職責，從事研究什麼“可口可樂公司給中國帶來了什麼”一類的賣文生涯，熱中於與街頭的廣告公司搶生意。　　

　　 實際上在輸變電這樣的技術上，沒有多少技術秘密可言，所涉及到的監控技術、數據處理技術與現代的計算機發展前沿相比，都是“落後的”成熟技術在新領域的應用問題。中國政府如果投入10億元，完全有可能實現技術綜合和應用突破。這樣在降低工程造價和實現工業技術突破和儲備方面，具有無法估量的長遠利益。即使需要進口，也一定能夠輕易打破西方的技術壟斷地位，爭取到以競爭性價格成交的機會。　　

　　 六、 對與西方的長期分歧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中華民族過去的道路與西方不同，未來也將與西方相區別，這樣的?br> 制綺皇僑宋�的作为和不作为，所可覑傊合的。而且种x�文化掉[饕�赫b腦戳魈逑秩嗣塹鬧鞫�利益协钓崿代表人们对长元汒益厚匊体利覌辶b坦刈ⅲ揮胛鞣揭源粵址ㄔ蛭�基础的文化，翌婗人主义和精英主义壹s凹�对A質樂饕邐�腺|德嘸�的分旗狓有根本性�?br> 　　　　 存“天理”需要主動克制“人慾”，體現共同利益需要對個人利益作出主動限制，這與西方無限制地追求個人利益，在國際關係上所表現的霸權主義的分歧，也是深刻而持久的，實際上已經是全人類的生存利益與西方的獨富利益的分歧。這其實就是我們外交上經常強調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優先、國家民族無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中華文化是與西方具有敵對性的東西，西方的血腥興起歷程和兩次世界大戰，深刻地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底蘊---只見人慾沒有天理，所以西方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仇視，帶有根本性和長期性，不是一個“不出頭”就能解決的，而且經事實證明“消氣外交”也是沒有效果的。　　

　　 不管是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還是從道義上講，在西方仍然極力推行叢林法則的今天，我們都必須挺直腰杆，已經沒有任何迴旋餘地和逃避的可能。只要提一提大使館事件，我們就仍然能夠參照領會毛澤東主席的“為什麼先生總是打學生”的深刻命題。對此我們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必須有長期的打算，經濟發展戰略和外貿政策都必須與此相適應，降低外貿依存度（比如考慮在10%左右），降低外資企業和洋貨在中國市場的份額，重建中國的自主工業技術能力，已經成了自主更好發展中國經濟、實現民族根本利益的當務之急，而出口產業的建立和規模應該有一個總體的控制，尤其不能把滿足外國消費者的需要置於比滿足國內民眾需要更優先的位置上，政府對此不能有任何幻想和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