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飛熊
　
（本文有刪節，僅供學術交流）

一

由於中國政治生活的非規範性和信息所受到的人為封閉，對於中國已經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的歷史事件的含義，要作出真切的判斷是不容易的。
數月來，圍繞着中國經濟增長率和統計數字的水分的爭議，使得關於中國經濟或金融即將發生總危機的說法，在國際上的某些層面再次地流行起來。
然而，身臨其境的人們的感覺與外界人士的感覺是不同的：在中國，沒有整體性崩潰這回事。如若不信，在大街上隨便找幾個普通民眾一問便知。
許多人可能沒有認識到：由於中國共產黨在1992年以來的作為，中國歷史的走向業已發生了重大轉折，步入了另一種並非由兩極對抗決定一切的新軌道。那些患着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後遺症、照搬馬家總危機總爆發一套革命模式來預測中國的自由民主革命形勢的做法，早已過時了。
1992年鄧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堅持一黨執政的前提下，在經濟領域實施了革命性的改革——結束了計劃經濟時代，開始建設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只有汪暉式的書生，才會上政治家的當，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什麼“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由於1993年起整頓金融、打壓泡沫經濟上的作為，中國經濟得以在1996-1998罕見地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在創造了“翻兩番”的經濟奇蹟之後，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經濟改革，業已取得基本成功，這是既成事實。問題是如何沿着這一既成事實，走向完全的市場經濟和真正的民主政治。

二

從書本上是看不透中國的真相的。近日，我曾出差經過中國南部和中部的十幾個省份，到處見到交叉的公路網絡和繁忙的工地，昔日花數百元十幾天才能運輸一件百來斤貨物，現在只需幾天功夫十幾二十多元。儘管中部十幾個省的部分地區正在發生停滯甚至衰退，但中國經濟的重心和大頭早已轉移到沿海地帶和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乃是不爭的事實。比如南方那個靜悄悄不作叫喊的廣州，就正在以7-8年再造一個湖北省的速度靜悄悄地發展着。從多方面來看，全局的經濟高速增長是毫無疑問的。這與整個中國的統計數據的精確性無關，甚至與中央政府的可信度無關。
與俄羅斯等同類的轉型國家相比，中國的秘密在於它異乎尋常似乎是綿綿不絕的活力。這活力從何而來？答案可能種種，我以為，主要來自於經濟主體的多元化。在中國經濟舞台上，活躍着這樣幾批經濟主體：數億半自由的農民——事實上的小老闆，隨時可以自由遷移的僱傭大軍。近億人口的城市個體戶和小公司經濟冒險者。數百萬個自負盈虧的鄉鎮企業。有五千萬華人華僑作背景的港台資本和東南亞資本。以亞歐美跨國公司為主的外資。當然還有數十萬個由地方政府領導的國有中小企業和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早在1988-1991年經濟衰退結束前後，國有經濟就已經退出了中國經濟大局主導者的地位，淪為多元半自由競爭格局中的競爭者之一。中國經濟的活力，就來自於這一真正異質的多元經濟主體謀求自身利益的市場行為的驅動，它營造出了市場經濟所必需的良性的不斷擴展的自由競爭機制。中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秘密就在於此。
中國金融領域的確存在着嚴重問題，但是切不可低估中央政府控制金融的財力。自1993年夏天以來，中國的銀行系統受到了強有力的管制，同在多個問題上一樣，銀行改革幾近爬行，但至少亂放貸款的行為早已得到制止，甚至出現了南方某專業銀行在某地級行政區某年度貸款總額僅僅400餘萬這樣的極端事例。1993年中國沒有陷入泡沫經濟，1997年中國在產權和股份制改革上的不作為，是政府通過金融控製取得的兩個重大的經濟成就之一。與此相反的是日本，據說日本皇宮附近的房地產名義價格總值，可以買下美國整個加利福尼亞州的全部地皮。無怪乎日本經濟十數年陷入困境不能自拔。人們可以直接感受一下中國主要省城的樓市熱銷現場，考察一下樓市的價位，就可以從側面驗證，中國沒有陷入泡沫。那末金融總危機又從何而來？
統觀中國經濟各個領域，可以說，除了農業，不存在根本的致命性的問題。的確，中國這艘老大的航船存在的問題多多，前途面臨着無數的險灘和風浪，但是大塊頭有着大塊頭的擔當，債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癢。中國政府的承受能力不可低估。而有着對穩定生活的理性追求和對經濟利益的增長需要的中國普通民眾，與謀求自保的中國政府形成了共同抵禦風險的無形聯盟。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思治”。在這樣的社會共識和集體無意識作用下，對於險惡的甚至是不可逆料的危險，中國社會有着縱深的防禦。中國人沒有外界想象的那麼淺薄，他深沉着呢。

三

中國經濟真正的問題，在於農村危機，以及它的背後蘊藏着的殘酷的資本主義、殘酷的國家至上主義及其滋生的權貴資本主義。
多虧了李昌平先生的壯舉，中國的上上下下知道了“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危情。現在我們知道了，制定了九年制義務教育法的中央政府，一直拒絕承擔義務教育的開支，反而把這筆巨額財政負擔壓給地方和鄉村。許多所謂的與國際接軌的改革，比如統計失業率，只統計城鎮，而把廣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令人吃驚地排斥在外。至於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等現代文明社會普及的基本福利，更是與數億中國農民絕緣。而外出打工的農民，卻要受到城市和發達地區的盤剝，每年要被抽走數百億的血汗錢。1985年前後是鄧小平改革下中國農民的黃金時代，從此以後，他們的際遇每況愈下。1989-1991和1997-2001，城市國有工業危機兩次被轉嫁給農村，於是，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中國農村經濟居然離譜地發生了明顯的停滯和倒退。為了維持工商、稅收、徵兵、治安、工青婦等職能，中央政權打破了自古以來“皇權不下鄉”的傳統，在農村社會建立起龐大的中央集權的金字塔政權的基層組織，由於政府一直拒絕進行實質意義的政治改革，導致農村鄉鎮政權的規模可怕地膨脹，一個鄉鎮的工作人員由毛時代的二十幾人發展到今日的二百多人。所有的這一切（包括所謂的義務教育）所需的沉重的財政開支，都完全壓在從事着原始農業耕作的農民身上，取之於農民，用之於國家。以至於早在1997年，我的一個來自農村的朋友，一家五口，一年居然要納稅2700多元，而他的家庭一年在承包地上的全部淨收入，還不到3000元。多年來，中國中部十幾個省的農村地區受到了超額的經濟盤剝，其納稅份額，超出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包括暴政年代。而農村社會居然沒有出現大規模騷亂的原因，不僅在於中央政權強有力的全面控制，而且主要在於——中國農民長期以來以工補農，把農業收入的大多數交給政府，而把打工和副業收入用來補貼家用，使得苛捐雜稅的壓力得以緩解。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資本主義間接保持着中國農村的基本穩定。
現在我們知道了，不是下層農村官吏的貪污腐化、胡作非為，而是中央集權的制度運作，才是中國農村危機的主導原因。

四

幾十年來在中國大陸實行的社會主義，在實質上，是一種不僅比資本主義的歐洲福利國家，而且比資本主義的美國的社會主義成分還要少的社會主義，它的真實面目是國家主義。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沒有享有任何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福利。而1955-1975年代，還有1990年代，中國工業的高速增長就建立在中國農村社會的巨大犧牲上面。
1950年代經由烏托邦實驗建立起來的新型中央集權，乃是一個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一切權力集中在一體的超級國家巨無霸。
在個人（這個馬克思心中的萬惡之源）的對立物--國家和社會這兩者中，經典作家們顯然弄混了頭，在學術上他們完全沒有洞見，國家與社會乃是有着根本的質的區別的兩股力量。自從國家誕生之日始，社會就作為國家的反制者存在，用其自發的、相對鬆散的、建立在公意基礎上的類群集合力量，抗衡着國家的政治集約組織的侵占和強制。新型中央集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實質上乃是把自古以來長存的民間社會幾乎完全地淹沒的國家主義。國有制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質上是由中央集權的官僚們代管的國家資本主義。中央集權的各級政府，不僅干預和命令經濟行為，而且本身即是直接的經濟人，它以國家為本位，扮演着一個無比苛刻的資本家的角色，只顧謀求國家威望和霸權，以及作為這一切的經濟基礎的國有企業和中央財政的汲取，對於它的雇員——工人尤其是農民——的基本經濟利益則不屑一顧。
1978年開始的改革，首先把農民從國家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由了無權利的農業“包身工”轉變為半自由的獨立經濟人，這為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改革在經濟上以向地方和企業放權、向農民和城鎮居民讓利為主調，在壓縮和消解極權主義方面，做了不少實在的事情。
但是，在1993年以金融整頓為核心的宏觀調控中，採取了一種不斷增強中央財政汲取能力的國家政策，這種“國家主義的市場經濟”路徑，嚴重惡化了中國中部十數省的財政狀況，它經由在中小城市的企業全面崩潰後縣級財政負擔主要轉嫁到農村這一中介，充當了製造中國農村今日危機的第一推動力。這是一種戰略性的失誤。
今日中國政府的本質，既是市場經濟的裁判，又是市場經濟的競爭參與者之一。“優質資產”說是真切可信的，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沒有背上什麼社會主義的福利開支包袱，反而作為資本家，在中國經濟中享有一系列優先權，把電信和高速公路這樣所投必賺的肥缺搶在手裡，在航空、鐵路、礦山、油氣資源方面永久性地享受着超額壟斷利潤，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表現得異乎尋常的精明。
在國家資本主義參與的市場經濟競爭機制中，國家資本主義處處享有特權和優先權，而普通民眾的經濟自由卻受到層層有形無形的制約。最滑稽的事情之一，乃是在中央政府鼓吹信息經濟最力的時代，卻對信息的精華集散地和原創地——新聞出版網絡影視產業——實施着最嚴酷的管制，這種行徑與信息時代的大潮豈非南轅北轍。1990年代推行的下崗失業政策是絕對正確的，但是在下崗安置金發放上卻有明顯地虧欠，大有置失業者於水深火熱而不顧的嫌疑。迄今為止，政府對困難農民和下崗工人依然拒不實行免稅政策。而在三資企業勞工的勞動安全保護和人權保護方面，地方政府則幾乎一邊倒地站在資本家一邊——這一切，不僅是政府的失職，而且是一種原始積累時期的殘酷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哲學的反映。

五

1992年的市場經濟理念的確立，實際上標誌着摸着石子過河時代的結束。1992年確立的中國經濟改革中期目標是——在15年內建成完全的市場經濟。現在10年過去了，以今日中國亂糟糟的局面，在剩下的5年中，中國政府能夠完成這一中期指標麼？
在1990年代中，中國社會出現了權貴資本主義泛濫成災的苗頭，對此人們保持了必要的警惕。然而，許多人不知道，在權貴資本主義背後，還站立着更為可怕的國家至上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它打着探索市場經濟新路徑的招牌，迷惑了中國一大批實幹派政治家，在1993年前後推動了“加強中央汲取財政能力”的經濟政策，加劇了中國中部各省的財政危機和中國農村社會的全面困境。在1999年代末，它又一次地推動了加強建設大型工程的經濟政策，正在或者正開始浪費有限的本應該投向義務教育和社會基本福利的國家財政收入。
1998年以來中央實行的擴大內需，刺激的乃是國家需求，以及與此相關的部分社會需求，而不是城鄉廣大居民的個人有效需求。這就是擴大內需政策的致命缺陷所在。當城市欺壓農村太甚之時，大自然將對城市社會和中央集權施以有力的報復——農村和城市下層社會的持續貧困，將導致社會有效需求的長期低迷，最終將帶來中國龐大的初中級消費品生產行業的大幅收縮，它將發生在國家主義的擴大內需政策無法延續之時。
在今天，中國建立完全的市場經濟的最大阻力，是站在殘酷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背後的極權主義和國家主義。如果中國政府不能運用遠見，逐次漸進消解極權主義，建立起與國家至上主義完全對立的公民至上的福利社會，那麼，中國經濟增長遲早會陷入停滯。以中國如此巨額的人口，只能走先富後強的道路，不可能走先強後富的道路。不然，大自然“看不見的手”遲早會對強梁者施以辣手的。

六

由於一種對政治改革的可笑的恐懼，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基本格局的最高點實現的先後順序，被當政者理解為絕對隔離的兩大歷史階段性任務。於是，在沒有必要的政治改革支持的情況下，經濟改革陷入了停滯。一些真心誠意的實幹家似乎不曾退一步認真反省一下：憑着那個千瘡百孔的中央集權，能夠建設完全的市場社會和真正的法治社會麼？事實上，正是這個政府本身，在大多數情況下，成了市場規則和法治秩序的破壞者。機構改革，在黨委雷打不動並且時不時地拖後腿的情況下，又會有什麼實際成效？加薪，目標是美好的——高薪養廉，但是，在9/10的官員本應被裁掉的情況下，還養他們幹什麼？由於沒有抓住大本大源，中國的改革越來越表現為斷箭療傷，修修補補，南轅北轍，漸進改革事實上早已經走不下去了。
中國民眾當下最需要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完全的人身權利和完全的經濟自由。衣食足而知禮節，長期享用完全的經濟自由的人民，一定能夠推動並主導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建立。人們常說的“經濟自由必然導致民主政治”，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一定要是完全的經濟自由，而不是今日中國這樣套着枷鎖的畸形的半拉子的經濟自由，不是今日中國這種權貴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以及極權主義的管制占據主流的不完全的市場經濟。
非三代修不出一個富強國家。中國社會久經戰亂之苦，需要長期持續性的和平建設時間。如果能夠坦蕩豪邁地迎接歷史的挑戰而不是採取駝鳥政策，在實幹改革家、民間力量和人民大眾的合力推動下，不通過總崩潰的宿命，而是和平地長入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完全可能的。

(轉自北大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