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許多問題就被弄成了一堆理不清亂麻，一筆算不明白的糊塗帳。

比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就被稱為“我國歷史上偉大的民族英雄”；以“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的于謙被稱為“明代著名民族英雄”；“裹屍馬革英雄事，縱死終令汗竹香”的張家玉被稱為“明末抗清的民族英雄”……[1]那麼他們是哪個民族的英雄？是漢族的民族英雄？如果是這樣的話，難道南宋只是漢族的南宋？同樣明帝國也不只是漢民族的明帝國，為什麼今天我們還要站在陳腐的“華夷之辨”角度去看歷史呢？難道今天的漢族和宋朝的漢族是一回事嗎？“民族英雄”應該在中國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即使我們今天把文天祥們稱為愛國者都不妥當。人們習慣上都說忽必烈統一了中國，那麼文天祥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就一定是以武力反對祖國統一的啊！反對祖國統一的人能夠稱為愛國者麼？我們不能把宋朝和“中國”劃等號，也不能把明朝和中國劃等號。岳飛、文天祥頂多算是南宋的愛國者，卻不能說是中國的愛國者。

同樣地，如果我們將鄭成功稱為愛國者的話，他要“試看天塹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宋”；將史可法看成是愛國者的話，他在揚州抗清並且“一死以報國家”，那可都是頑固地反對清朝統一中國啊。史可法抗清是愛國，那麼多爾袞們要徹底滅明完成統一大業是不是愛國呢？

更有甚者，史可法在《復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書》裡，開口一個“貴國”，閉嘴一個“貴國”，明與清儼然中與日一樣，並且請求一起合師進討李自成，“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2]如果說史可法的願望實現了，那就意味着今天中國的東北屬於清國，江浙屬於明國。

再仔細一分析，既然史可法揚州抗清，後世稱他為愛國英雄甚至民族英雄，那麼反其道而行之的吳三桂、洪承疇降清，就自然而然應該稱為引狼入室的漢奸賣國賊了。如果我們抱着這樣一種觀念，一部清史勢必就要寫成賣國賊史。因為，如果我們要承認他們為史可法、顧炎武、王夫之們是愛國英雄的話，就面臨一個很尷尬的問題：既然反對清軍入關是愛國，是正確的話，那麼真正愛國的人是什麼時候都應該反抗清朝才是。可是，今天我們把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直至康有為梁啓超都稱為愛國主義者。難道只要誰有能力把生米作成熟飯，人民就要承認既成事實，熱愛新的國家？如果要保持邏輯一致的話，實際上他們都是忘了國恥的傢伙。林則徐生前道光表揚他“忠君愛國”，死後還被諡為“文忠”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尷尬的現象呢？那是因為我們的歷史觀和專制王朝的邏輯如出一轍。清高宗乾隆就讓人編了十二卷的貳臣傳，都是降清的明朝官吏，共一百二十五人，洪承疇、錢謙益皆在其列。而林則徐在道光眼裡就是愛國忠臣了。在這裡，國家成了目的，人不過是國家的工具。我們必須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歷史。如果一個國家征服了另一個國家，就會出現人民的新融合，南非不就是這樣？難道我們認為南非應該將白人全部驅逐出境？白人也是南非人。我們只需客觀地描述歷史，不必製造出誰是“中國”的“民族英雄”之類的東西。如果今天你非得誰史可法是“中國”的民族英雄，你又將滿族置於何地呢？難道滿族人不是中國人嗎？我們今天要去替古人算家仇國恨，能算得清嗎？

其實，中國的民族大融合，不就是很多的匈奴奸、遼奸、漢奸、鮮卑奸們，才促進了文化的交流，疆域的拓展？孔子是魯國人，在齊國養尊處優地呆了幾年，見沒有得到齊景公的任用，又回到了自己的祖國魯國，當過魯司寇，見沒有什麼前途，就又離開魯國，去了衛國，一輩子就在四處奔波。孟子則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主張，似乎相信真理沒有國界，無論哪個國家實行都可以。以《孫子兵法》聞名於後世的孫子，本來是齊國人，卻到吳王闔廬下面做了大將，並且“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3]商鞅是衛國人，先做過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後來又去侍奉秦孝公，才有了著名的商鞅變法，為秦國的強盛奠基。韓非是韓國人，想效命嬴政，卻落了個客死他鄉。荀子是趙國人，曾經遊學齊國稷下，見在齊國難有作為，在齊湣王時去楚國當了蘭陵令，後來又回到趙國當過上卿。更有千古名篇《諫逐客書》，不就是楚國人李斯，不但自己想留在秦國建功立業，做了丞相，而且還要秦國不要驅逐外國人，讓他們輔佐秦王嗎？他可是為秦始皇內滅六國外攘四夷出了大力的人物。蒙恬本是齊國人的後代，可他卻因當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4]漢武帝所設的武威、酒泉兩郡，不就是匈奴的昆邪王投降漢朝時獻上的？關漢卿馬致遠也沒有聽說有什麼抗元事跡，蒲松齡還想考大清的功名而康有為念念不忘救清復清……如果沒有這些歷史情形，中國又會是怎樣呢？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新思維、新觀念。

注釋：

[1] 李一寧 主編《愛國主義教育手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2] [加拿大]史元慶《史可法年譜》（修訂本）第215-217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年7月第1版

[3]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4]《史記·蒙恬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