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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之後，委員長宋哲元就站在了最前台，日軍在平津步步進逼，宋哲元感覺無法應付，在1937年2月以為父修墓的名義請假避居老家山東樂陵，將前台一切事務交給秦德純——“日方復無理取鬧，滋擾不休，確實使我痛苦萬分。日方系以我為交涉對象，如我暫離平津，由你負責與之周旋，尚有伸縮餘地，我且相信你有適當應付辦法。”

秦德純表示反對，但是宋哲元確實沒有了再應付日方的能力，臨行給了秦德純兩個原則，“一、對日交涉，凡有妨害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二、為避免雙方衝突，但亦不要謝絕。”

這是完全相反的兩個要求，日方要的就是你的主權，你不接受日方的要求就會起衝突，如要避免衝突只能出讓主權，這就是一個死結，宋哲元無法應付、秦德純也同樣無法應付，只不過在具體操作上轉圜多一些而已，宋哲元自己躲在幕後遙控指揮，這也應該是宋哲元想要的效果。

其實人在不在指揮位置大不一樣，特別是第29軍內部關係錯綜複雜，宋哲元在北平還好一些。秦德純手中並無一兵一卒，僅僅能協調各方，即便是協調好了，各方也未必滿意，說不定各方心裡都有吃虧的感覺，這樣一次兩次積累下來，非出事情不可。

馮治安和張自忠在日本人眼裡很不一樣，馮治安屬於“抗日派”，甚至是“抗日頑固分子”，而張自忠則屬於“知日派”。 在國民政府參謀本部7月26日盧溝橋事件第16次匯報會上，剛剛從華北前線返回的參謀本部次長熊斌報告，“宋哲元態度無可疑慮，不過希望俟有準備後再抗戰……秦德純、馮治安則始終強硬主戰，甚服從中央。張自忠自赴日本以還，似害有二種病，即：一、因日人給以許多新式武器之參觀，以致畏日；二、因日人對其優待而親日。”

雖然第37師掌控北平，但是6月26日北平突然戒嚴，應該是第29軍層面的事兒，因為秦德純是代軍長也是北平市長，這個決定必須要他的同意，其實也就是宋哲元的同意，若非如此那就是馮治安要搞兵變了是不是？

北平突然戒嚴，這讓日方非常不安，為此日本駐北平公使館武官輔助官今井武夫在7月1日特意將北平公安局長陳繼庵的秘書找來問詢此事，但鄭秘書矢口否認，“沒有感覺日軍演習存在什麼危險性，同時北平也沒有實行特別戒嚴。”

日軍近期演習頻次增加，其中一個原因是條例規定5、6月為中隊及大隊教練演習時段，藉此機會，日軍各級機關都到下級部隊檢查甚至是校閱部隊。頻繁的演習肯定刺激了中國軍隊的神經，也是造成摩擦的基礎，但是這恰恰不是事變的陰謀——要搞就突然搞、不會提前預告、讓你準備了再搞是不是？

7月3日“凌晨”，今井武夫突然在睡夢中被馮治安的電話叫醒，河北省政府在保定新建了一座外賓招待所，邀請他去當第一位嘉賓。“我到北平就任已滿一年半，和馮治安交往多次，已結為好友。”於是上午9點，二人在前門車站登上專列。

一路上二人相談甚歡，“在親切融洽的氣氛中，彼此都講述着各自的身世和經歷。”今井武夫突然發問北平戒嚴的緣由，於是滔滔不絕的談話立刻變成了靜默，“性情直爽的馮卻一反常態，緘默不作答覆。這時他既不掩飾他那不高興的心情，但又顯得很窘……”

今井武夫前天問那個秘書結果搞了一肚子摸不着頭腦的氣，現在有機會當面問一問戒嚴司令、為什麼不問？提出這個問題自然是有備而來，今井武夫當然很注意觀察馮治安的反應——馮治安立刻“不高興”了，但是並“不掩飾”，另外沒有掩飾的是“很窘”。

馮治安是帶兵的武夫，不高興就不高興，不掩飾也沒啥大不了的，有意思的是“很窘”。按道理馮治安對今井武夫提出這個問題應該是有所預料的，但還是“很窘”。其實北平戒嚴就是針對日軍，馮治安大可以說是因為最近日軍演習頻繁、為防止其他政治團體藉機鬧事兒而不得不採取的臨時措施。

這個“說辭”完全成立而且實際情況也不是捕風捉影，為什麼馮治安放着現成的“說辭”不說呢？因為馮治安想把戒嚴的起因推向日方——

“（馮治安）索性改變語調責難道，‘日軍在6月29日以夜間演習的為名，將實彈射進盧溝橋街內，希望今後要慎重些，不要再發生這類非法行為。’”

“根據我個人經驗，確信日軍軍紀是嚴明的。故對此話感到很突然，覺得是愚蠢無稽之談。於是我強烈反駁道，‘日軍會幹出那種沒常識的事情來，我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實彈演習的規定是極其嚴格，只有對於某個固定目標或軍事設施進行演習時，才會使用實彈，而真人之間完全禁止使用實彈。使用實彈前要反覆組織協同，演習中有嚴格的紀律，說打就打，讓停就停甚至是幾時幾分幾秒開始射擊，至幾時幾分幾秒停止，打什麼目標、打多少子彈都是有嚴格規定的。

日軍自然是很清楚演習場地周圍的情況，如果演習使用實彈絕對不會選擇宛平城方向，因為這絕對會出問題，那還不如真打算了。如果說誤射也不說不過去，演習必須保證實彈的落點，不可能出現大的偏差，所以說日軍真的是向宛平城射擊，那就是有準備的，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以至於今井武夫認為這是“愚蠢無稽之談”。

馮治安對反駁自然有準備，“頓時，馮以認真的神色說：‘你如果認為這是謊言的話，日後咱倆可以到現場看看，盧溝橋城牆上至今仍清楚地留有槍彈的痕跡哩。’”馮治安把話說到這個地步，今井武夫也就無法再說，此時專列也就到了保定。

午宴、遊玩、晚宴之後，“馮師長送我回招待所並作為回訪。因天熱不能入睡，索性把椅子搬到院子裡，倆人談笑至翌晨一點多。”

第二天雖然馮治安一再挽留，但是今井武夫已經坐不住了，急忙要趕回北平，“馮談的盧溝橋夜間射擊的事情總在腦海里盤旋，急於趕回北平查明真相。因此懷着急躁的心情踏上了歸途。”

今井武夫回到北平之後立刻找到旅團司令部的小野口副官，請他進行“秘密調查”，當夜小野口答覆，“經極秘密的內部調查，絕對不存在那樣的事情。”

按常理，如果宛平城遭到日軍射擊，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中國軍隊如果願意的話，完全可以提出正式的抗議，接下來雙方派員現場勘驗、作出結論、制定善後措施等等，可是第29軍完全沒有這樣做。

此次保定之行也非常突然，是在凌晨時分馮治安親自給今井武夫打電話，此時時間太早以至於今井武夫尚未睡醒，馮治安的目的就是要讓今井武夫和自己一起坐上9點的專列。除了列車上倆人有時間談話之外，馮治安還與今井武夫從晚宴結束一直談話到1點多，如果說第37師師長如此下功夫熱心巴結一個日本駐北平公使館的武官輔助官，實在是太說不過去了，馮治安真實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恐怕就是要向今井武夫提起所謂的槍擊宛平，也就是給今井武夫打預防針，為後來發生的事情做鋪墊，把責任推向日軍。

《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一篇是由何基灃、鄧哲熙、戈定遠、王式九、吳錫祺聯名所寫的《“七七”事變紀實》，全文19628字，寫於1960年。文章比較詳細介紹了第29軍占據平津河北的背景和與日的複雜關係，也介紹了一些軍事行動，其中何基灃回憶，“7月6日，日寇駐豐臺部隊要求通過宛平縣城（縣城在盧溝橋北端）到長辛店地區演習，我駐軍不允許，相持達十餘小時，至晚始退去。7日我軍接到報告說：日軍今日演習，槍炮都配備了彈藥，與往日情況不同。旅長何基灃當據以報告了正在保定的第37師師長馮治安，並促其速返。馮立刻趕回北平，聽取了何基灃的情況報告，並與何布置了應戰準備。”

7月3日馮治安與金井武夫到保定，今井武夫第二日也就是4日回到北平，而馮治安繼續留在保定，按照何基灃的回憶，馮治安於7日回到北平，不過是在接到何基灃關於日軍實彈演習的報告後趕回北平處理突發情況的，可是何基灃的這段回憶里有疑問。

日軍豐臺兵營在永定河東面，宛平城在永定河東岸，長辛店在永定河西岸。日軍要過河只有通過盧溝石橋或者鐵路橋，兩橋一南一北相距400米。文中所稱“日寇駐豐臺部隊要求通過宛平縣城”，也就是說日軍要過石橋，因為縣城只有東西兩門，而西門外是盧溝石橋。現在宛平城駐有中國軍隊，而且長辛店是中國軍隊防區，也就是說，日軍要通過宛平中國軍隊的陣地到中國軍隊的防地去搞演習，這個情況實在是不能理解，誰會同意呢？退一萬步如果真有此事，日軍只會要求走鐵路橋跨過永定河抵達長辛店，而不會要求穿過宛平縣城再過石橋抵達長辛店，是不是？何基灃的回憶完全違反軍事常識，這是為什麼呢？

再有，“縣城在盧溝橋北端”，而宛平縣城在盧溝橋的東端，因為只有宛平城只有東西兩門，盧溝橋也是東西走向，何來“北端”？

不管這些了，反正日軍要通過東西走向的盧溝石橋北端去長辛店，你就說讓不讓過吧？不讓？俺就知道你們不讓過，那麼只好“相持達十餘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