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語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

　　編者按：自從舒蕪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發表以後，人們被胡風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所激怒了。本報已經收到全國各地各界讀者寫的大批文章和信件，他們一致要求徹底揭露胡風及其集團的罪惡，這種憤怒的情緒是不可抑止的。但是，有些同情胡風、或口頭上反對胡風但內心是同情胡風的人們在說，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據此定罪。那末，好罷，現在請看第二批材料。

　　現在發表的材料，是從胡風寫給他的反動集團的人們的六十八封密信中摘錄下來的。這些密信都是胡風在全國解放以後寫的。在這些信里，胡風惡毒地污衊中國共產黨、污衊黨的文藝方針、污衊黨的負責同志、咒罵文藝界的黨員作家和黨外作家；在這些信里，胡風指揮他的反動團體的人們進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秘密地有計劃地組織他們向着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線猖狂進攻；在這些信里，胡風唆使他的黨羽們打進共產黨內，打進革命團體內建立據點，擴充“實力”，探聽情況和盜竊黨內文件。在這些信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解放以後，胡風更加施展了他的兩面派手法：公開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還要順着”黨和人民；而暗中卻更加緊地“磨我的劍，窺測方向”“用孫行者鑽進肚皮去的戰術”，來進行反革命的活動。當他向黨舉行猖狂的進攻失敗以後，他就趕緊指揮他的黨羽布置退卻，“在忍受中求得重生”，準備好每人一套假檢討，以便潛伏下來，伺機再起。這就證明了胡風及其集團的反革命陰謀的極端嚴重性。我們必須加倍提高警惕，決不可中了他們假投降的詭計。

　　胡風和胡風集團分子的通信，大部分採取了鬼鬼祟祟的、隱蔽的方法。胡風和他們相約，在信中使用了各種代號和隱語，信上提到中國共產黨的負責同志、文藝界負責同志和黨員作家，都用了代號。收信人的名字和胡風自己的署名也很不一致，信封上的名字往往是收信人的妻子或其他人；信末的署名也經常變化或不署名。胡風的許多信用的是《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的信封信紙，許多信封上寫的是“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羅寄”“上海青年報羅寄”“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張寄”或其他機關名稱。

　　下面就是從這些密信中摘錄出來的材料，按內容分為三類，每類大致按寫信的時間先後排列，並加必要的注釋。信中旁點都是原有的。

　　按：胡風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表反革命意見。這是確實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一個社會，無論何時，總有先進和落後兩種人們、兩種意見矛盾地存在着和鬥爭着，總是先進的意見克服落後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後的東西，才能使社會前進。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於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這就使胡風等類反革命分子感到“輿論一律”對於他們的不方便。他們感到不方便，正是我們的目的，正是我們的方便。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競賽，以期由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後的人們，克服落後的思想和制度。一種矛盾克服了，又會產生新矛盾，又是這樣去競賽。這樣，社會就會不斷地前進。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暫時歸於一律了；但不久又會產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須要克服。在人民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對於反革命的專政。在這裡，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裡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這個問題上，胡風等類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詞；有些糊塗的人們在聽了這些反革命論調之後，也好像覺得自己有些理虧了。你看，“輿論一律”，或者說，“沒有輿論”，或者說，“壓制自由”，豈不是很難聽的麼？他們分不清人民的內部和外部兩個不同的範疇。在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而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則是合法的行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亂說亂動是犯罪的行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資本主義國家正相反，那裡是資產階級專政，不許革命人民亂說亂動，只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無論何時何地總是少數，被剝削者和革命者總是多數，因此，後者的專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總是理虧的。胡風又說：“絕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那裡空氣是強迫人的。”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對強迫命令方法，堅持民主說服方法，那裡的空氣應當是自由的，“強迫人”是錯誤的。“絕大多數讀者就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這是極大的好事。這種好事，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人民作了長期的艱苦的鬥爭之後，人民方才取得了將自己由利於反動剝削壓迫的散沙狀態改變為團結狀態的這種可能性，並且於革命勝利後幾年之內實現了這種人民的大團結，胡風所說的“強迫人”，是指強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們確是膽戰心驚，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的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我們認為這也是極大的好事。這種好事，也是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人民作了長期艱苦鬥爭之後，才使得這些壞蛋感覺這麼難受。一句話，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我們每年的國慶節，首先就是慶祝這件事。胡風又說：“文藝問題也實在以機械論最省力。”這裡的“機械論”是辯證唯物論的反話，“最省力”是他的瞎說。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氣，不要根據客觀實際，也不受客觀實際檢查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則要用氣力，它要根據客觀實際，並受客觀實際檢查，不用氣力就會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方面去。胡風在這封信里提出了三個原則性的問題，我們認為有加以詳細駁斥的必要。胡風在這封信里還說到：“目前到處有反抗的情緒，到處有進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零年說的。那時，在大陸上剛剛消滅了蔣介石的主要軍事力量，還有許多化為土匪的反革命武裝正待肅清，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還沒有開始，文化教育界也還沒有進行整頓工作，胡風的話確實反映了那時的情況，不過他沒有說完全。說完全應當是這樣：目前到處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緒，到處有反革命對於革命的各種搗亂性的進一步的要求。

　　按：宗派，我們的祖宗叫作“朋黨，”現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攤子”，我們聽得很熟的。幹這種事情的人們，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往往說別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則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沒有宗派的。胡風所領導的一批人，據說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個具有“資產階級理論”“造成獨立王國”的共產黨宗派所“仇視”和“迫害”，因此他們要報仇。《文藝報》問題，“不過是抓到的一個缺口”，這個“問題不是孤立的”，很希望由此“拖到全面”，“透出這是一個宗派主義統治的問題”，而且是“宗派和軍閥統治”。問題這樣嚴重，為了掃蕩起見，他們就“拋出”了不少的東西。這樣一來，胡風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許多人認真一查，查出了他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過去說他們好像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他們隨時隨地尋找我們的缺點，作為他們進行破壞活動的藉口。那個地方有他們的人，那個地方就會生出一些古怪問題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解放以後是發展了，如果不加制止，還會發展下去。現在查出了胡風們的底子，許多現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他們的活動就可以制止了。

　　從以上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一）解放以來，胡風集團的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更加有組織、更加擴大了，他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線的進攻更加猖狂了；（二）如一切反革命集團一樣，他們的破壞活動總是採取隱蔽的或者兩面派的方式進行；（三）由於他們的陰謀被揭露，胡風集團不能不被迫從進攻轉入退卻，但這個仇恨共產黨、仇恨人民、仇恨革命達到了瘋狂程度的反動集團，絕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圖繼續用兩面派的方式保存他們的“實力”，等待時機，卷士重來。胡風用“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為了事業，為了更遠大的未來”這類的話來鼓勵他的集團分子，就是證明。反革命的胡風分子同其他公開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樣，他們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權的復辟和人民革命政權的倒台的。他們認為，這就是他們要等待的時機。

　　我們從胡風集團的陰謀活動這一事實必須取得充分的經驗教訓，必須在各個工作部門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於辨別那些偽裝擁護革命而實際反對革命的分子，把他們從我們的各個戰線上清洗出去，這樣來保衛我們已經取得和將要取得的偉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