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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事件的走向超出了事先的估計，結果搞成了撤出宛平城的被動情況，而現在就連永定河左岸都不讓駐兵了，馮治安完全不能接受。9日馮治安命令駐保定第109旅派一團前進至長辛店。

馮治安不僅不能接受撤兵，而且想重新占領鐵橋東首。馮治安的這個態度讓秦德純立刻緊張起來，這已經不是事前商議搞搞事情的範疇了，完全就是要“挑起”戰事了。不過雖然秦德純代行軍長職務，但是根本指揮不了馮治安、張自忠這兩個師長。張自忠倒是喝秦德純的態度是一致的，還是要遵守協議，聽聞馮治安往前線增兵，於9日晚給何基灃打電話，“你們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來，有兩方面高興，一方面是共產黨，符合了他們的抗日主張；另一方面是國民黨，可以借抗戰消滅我們。帶兵不怕沒有仗打，但是不要為個人去打。”

何基灃回憶的這段文字是寫於1960年，而張自忠在1982年才被追認為革命烈士，此時的1960年何基灃自然沒有這個避諱，應該是說出了實話，況且彼時張自忠是所謂的“知日派”，其很多行為在“抗日派”馮治安系眼中與漢奸無異，此時的何基灃未必沒有抱怨的意思。

不過有意思的是張自忠並沒有給馮治安打電話，雖然二人是結拜兄弟，不過此時關係已經很差，而且張自忠也明白自己給馮治安打電話未必能起正面作用，無奈之下只好給馮治安的部下打電話，這是完全違反常理的，也是徒勞的，說明張自忠也是實在沒有辦法啦。再看看張自忠的話，“你們要大打，是愚蠢的。”關鍵是不是在一個“大”字？——大打是愚蠢的，小打則是對的，搞搞摩擦才是現在第29軍唯一需要的。何基灃所敘述張自忠的最後一句話“但是不要為個人去打。”應該是自己添加上去的，原文肯定不是這樣的，哪裡有人抗戰是為了“為個人去打”的？這個理由牽強的遠離所有邏輯了，至於張自忠的原話是什麼，何旅長不願意告訴咱們。

秦德純、張自忠的各種勸說無效之後，秦德純立刻給山東樂陵的宋哲元打電報，讓他下命令阻止馮治安。

10日，馮治安將第110旅從西苑調到八寶山，並且占據衙門口，意圖龍王廟。

秦德純得知第37師這一部署之後感覺就要完蛋了，即便是宋哲元的電報也未必能阻止馮治安了，於是一面打電報報告宋哲元第37師的行動，一面派飛機到保定再乘車轉向樂陵去接宋哲元，也是擔心宋哲元一個大意行動慢了、馮治安就打起來了。秦德純立刻派遣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長鄧哲熙、第132師師長趙登禹、第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乘飛機趕到保定，再轉往山東樂陵去接宋哲元返回北平。可是等到三人趕到樂陵時，宋哲元也知道了事情的嚴重性，等不及飛機了，已經坐火車趕赴天津，鄧哲熙、趙登禹、張克俠三人返身再回到天津才算追上。

有意思的是張克俠回憶此事，“因此，在北京的各負責人推舉鄧哲熙、趙登禹和我乘飛機到保定轉往樂陵接宋回來主持大計。”

這個時候還需要“在北京的各負責人”開會“推舉”嗎？宋哲元回不回北平不在於有沒有人歡迎，而是局勢決定的——馮治安已經失控了！張克俠很清楚這次飛行的使命，那就是趕緊讓宋哲元回來阻止馮治安的軍事行動，此時哪裡還有什麼抗日“大計”？只有投降“大計”了——要打你在老家先下命令就行了，找日軍“和談”投降才需要你宋哲元從老窩裡爬出來是不是？那為什麼張克俠不說實情而說“回來主持大計”呢？

因為此事牽扯另一個共產黨人何基灃，複雜不複雜？

1948年12月8日，張克俠與何基灃率部起義，二人早已是地下黨員，此次淮海舉事實在是關鍵時刻起到了關鍵作用。當時張克俠、何基灃同為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起義部隊第59軍全部、第77軍大部共兩萬多人，其中第77軍是何基灃的基幹部隊，所以講，何基灃在此次起義中的作用並不比張克俠要小多少。

“盧溝橋事變”時，宛平守軍第219團序屬馮治安第37師第110旅，旅長就是何基灃，何基灃也是抗戰“死硬分子”，而且在第29軍以“粗暴”聞名。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第22旅旅長鹿鍾麟奉命驅逐溥儀出宮，鹿鍾麟就帶着營長何基灃進宮。

溥儀當然不願意搬出故宮，何基灃握住腰間手握短槍、往前邁步，厲聲呵斥皇上，說自己槍響外邊就開炮，嚇得皇上哆哩哆嗦只好搬出故宮。

7月10日，馮治安將何基灃第110旅主力從西苑調到八寶山，並且占據衙門口，此地距離盧溝鐵橋僅有4里地，而且反擊鐵橋、龍王廟的部隊第219團第3營也是第110旅的部隊。如果張克俠說此次去樂陵接宋哲元是為了阻止馮治安第37師的對日攻擊，也就是說為了阻止何基灃對日攻擊是不是？這如何下得去嘴是不是？如此還是《匝瑜回憶錄三十六計》瞞天過海吧。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金振中的《七七事變點滴的回憶》裡。張克俠回憶，“守宛平部隊的團長吉星文也在廬山受訓”，而宛平縣長王冷齋回憶,“迄午後四時，牟田口派人攜函由城外鄉民繞道從西門轉遞進城，請予與吉團長星文或金營長振中出城親商，予與吉同以未便擅離職守。”其他史料也記述吉星文當時就在宛平城內，再有，如果吉星文真的在廬山受訓而不在戰場，國府也不能把“打響抗戰第一槍”的名號給了吉星文是不是？難道是張克俠記錯了嗎？還真是事出有因，吉星文確實是按照計劃在廬山受訓，在此前些日子突然中斷受訓趕回宛平指揮位置。張克俠為軍副參謀長，吉星文去廬山受訓是計劃中的，張克俠大概負責這方面的計劃和安排，不過吉星文中斷受訓趕回宛平卻是突然發生的，並沒有像平時走時請示、回時報到，這樣張克俠就沒有掌握這個情況，不過也說明吉星文在“七七事件”雖然事前負有重任、可在當中卻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以至於沒有什麼存在感。作為吉星文的直接下級，金振中在《七七事變點滴的回憶》中一個字也沒有提團長吉星文，都是上級直接跟他自己這個營長聯繫、自己跟日軍直接談判、自己直接指揮戰鬥啥的，原因大概是吉星文去了台灣，金振中寫作此文時是在1981年，除了存在感的問題之外，政治因素實在是也不能不考慮。

馮治安決意恢復宛平城、鐵路橋、龍王廟等地，也就是恢復到7月7日未發生衝突時的狀態。這下子宋哲元、秦德純慌了起來，又是飛機、又是火車的，又是人接、又是自己跑的，但還是沒有來得及阻止馮治安。

7月10日晚7點半，第219團第3營向日軍開炮，並且派兵通過鐵橋占領東橋頭堡，並且恢復龍王廟陣地。

這次“反擊戰”在後世演繹成了“神話”，“其中一位年僅19歲的突擊隊員，連續砍殺了13名日本兵，生擒了1人。最終一個中隊的日軍幾乎都被砍倒在鐵路橋上。”其實此時7月10日晚盧溝鐵橋東首和龍王廟並沒有日軍，因為在昨日中午已經按照昨日簽訂的《秦德純、松井停戰協議》撤走了啦，這個“反擊戰”到此時其實是一槍未放。該神話的出處是秦德純的回憶、也是其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的證詞，“在八日對戰時，盧溝橋鐵橋上原駐我步兵一連防守，雙方爭奪鐵橋，備極慘烈。曾被日軍將鐵橋南端占領，我軍仍固守鐵橋北端。彼此對峙至九日拂曉前，我方由長辛店調遣部隊，協同我橋北端部隊向鐵橋南端日軍予以夾擊。是夜，細雨紛霏，敵人正疏戒備，我官兵精神抖擻，輕裝持步槍、手榴彈、大刀，出敵不意，秘密接近橋南端，將該敵悉數殲滅。”河流流向、橋梁走向全部搞錯，也是東京國際軍事法庭證詞的一大特色，不過無所謂，反正是戰勝國開的法庭——戰勝國、戰敗國的劃分是講理講出來的嗎？

秦代軍長不太了解軍事行動，首先是把永定河的流向搞錯了，鐵橋東西橫跨南北走向的永定河，沒有“南端”、“北端”；第二把鐵橋攻防的重點搞錯了，只要占領了宛平城城防工事，鐵橋上就無法待得住人，最遠距離不超過1000米、最近只有不到200米的射距，城牆上架上幾挺機槍就足夠了，要什麼“手榴彈、大刀”是不是？此時宛平城由冀東保安隊守衛，事先跟他們商量商量是可行的吧？

晚9點15分，日軍發起反擊，經過戰鬥擊退中國軍隊重新占領龍王廟及東辛莊，戰史言到金振中在此戰負傷，日軍沒有再向鐵橋東橋頭堡發起攻擊。日軍的這次行動完全不是鬧事的架勢，因為事件一開始的時候就衝過了鐵橋，而現在卻對鐵橋沒有動作，應該是想繼續遵守前天剛剛簽訂的協議，不過也不能眼睜睜看着第29軍撕毀協議胡鬧，於是就發動了有限反擊，取得了成功之後還是保持了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