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國軍事上的糟亂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戰開始時，全國軍隊不下數百萬人，但是五花八門，雜亂不堪。就歷史系統來說，有所謂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山西軍、粵軍、桂軍、川軍、滇軍及其他各省地方軍。就訓練方面來說，各軍訓練方法極不一致。就裝備來說，中國軍隊可說是全世界各種武器的陳列所，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一應俱全，國內的漢陽、金陵、鞏縣、瀋陽、太原等兵工廠出品也各不同，故軍隊的配備，因軍而異。就地域來說，有北方軍人，有南方軍人，其生活習慣和作戰的適應性也各各不同。就徵募方式來說，廣西是徵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徵募並行的。就思想來說，三民主義之外，還有一支信仰馬列主義的第八路軍。這些軍隊的性能可說完全不同，戰鬥力的強弱也極懸殊。

　　不過在抗戰初期，由於民族意識濃厚，和對敵人的極端憎恨，所以數百萬人敵愾同讎之心卻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從中央，全力抗戰。中央當局此時如能去其一貫的褊狹心理，大公無私，一視同仁，視各部隊的作戰能力善予運用，則經過八年的抗戰，這數百萬人確可熔於一爐，變成一德一心的國家軍隊，無奈中央當局始終不能開誠相見，無法達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國軍隊分成“中央系”和所謂“雜牌”。在武器、彈藥、被服、糧餉各方面，中央軍得到無限制的補充，雜牌軍則被剋扣。前章已說過，如中央的對付龐炳勛，當各軍都在擴充之時，龐軍獨奉命裁去一團。又如川軍開到徐州，我竭力請求補充，中央破例補充了每軍步槍二百五十支。這真是“杯水車薪”，何濟於事？因而在大敵當前之時，並肩作戰的友軍，有的食豐履厚，武器糧良，氣焰凌人，有的卻面有飢色，器械窳劣。要他們同樣出死力而無怨尤，又豈可得呢？

　　由這種歧視所產生的惡果，則更是歷數不荊就以“中央軍”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領的“天子門生”。大家唯領袖之命是從，將帥不和，上下傾軋，作戰能力自然無法提高。但是犯起法來，大家都是黃埔同學，又官官相衛，蒙蔽最高當局。茲舉一實例：民國三十年，五戰區第十補充兵訓練處第二團團長何中明（黃埔四期畢業），其團部駐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將病兵三十餘人衣服剝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見此事太殘酷，乃據情報告長官部。我便派軍法官及有關人員前往查辦，並掘墳檢視，情形確實，慘不忍睹。因將何中明扣留，交軍法處審訊屬實，判處死刑。本擬就地槍決，以申國法。不意中央當局聞訊，電令押解重慶軍法總監部，旋即釋放。因軍法總監部內高級人員多系黃埔畢業生，狼狽為奸，儘管何中明罪無可逭，也可逍遙法外。

　　可是蔣先生卻最喜歡人家恭維黃埔畢業生是如何如何地好，雜牌部隊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於阿諛的人，於是蔣先生朝夕所聽到的批評，和看到的特務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見愈深，欲消滅雜牌部隊之心也愈切。

　　此種情形發展到抗戰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雜牌”部隊因久無補充，部隊長官不得已向蔣委員長面訴衷曲，委員長表面上故作矜恤，溫語有加，親下手令，囑兵站補充；然後視部隊的系統，親自電話或令侍從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數目撥給，或者打個折扣。若無電話預先交代，軍政部的兵站就以庫存已盡來搪塞。於是，有些部隊長官探知個中內幕情形，為保存部隊實力，免被淘汰失業計，乃勾結侍從室和兵站官員，實行賄賂，則武器彈藥又可源源而來。軍隊為國捐軀，武器損失，彈藥消耗自所難免，尚須向上級機關官員行賄才可得到補充，實為千古未有的怪現象。

　　當我在老河口的最後兩年，有一新編師奉調受五戰區節制。師長王認曲為黃埔第一期畢業生，深通此道。那時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得了委員長親批手令，仍得不到補充，而王師長後來才得到手令，卻領到了。王鴻韶參謀長便問王師長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鴻韶說：“其中有竅門！”王鴻韶追問其“竅門”何在。王說，他奉批得新槍一千支，他決定賣掉二百支，就以這筆款項向經管倉庫人員行賄，如此他尚可實得八百支，比王纘緒一支也得不到強多了。

　　後來，傅作義也告訴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員長親批彈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辦事處主任卻無法領到。西安倉庫主任老實不客氣地告訴傅的辦事處主任說，要領武器，一定要出錢。該辦事處主任便發電向傅請示。傅說，錢當然付，不過可否請該倉庫主任給一收據。那倉庫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給傅的辦事處寫了一張收據。傅有證據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員長那裡。果然，委員長一怒之下，把這位倉庫主任撤職了。可是不久之後，他卻又當了另一倉庫的主任。這種賄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們抗戰末期軍事行政的特色！

　　至於雜牌軍部隊本身呢，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們都知道中央當局欲利用對日抗戰來消滅他們，平時剋扣糧餉，戰時不予補充，等他們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將他們遣散或改編歸併其他部隊，空出的番號，便可以“嫡系”補充了。

　　所謂雜牌部隊，其中是分等級的。例如我們廣西部隊，雖然自北伐以來，我們實在是國民革命軍的正統，但是在蔣先生的心目中，我們也是“雜牌”。不過由於抗戰初期五戰區的輝煌戰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國諺語說“朝中有人好做官”，我們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總參謀長，嗣兼軍訓部部長，在外有我本人任戰區司令長官。所以廣西部隊總算是承蒙中央優禮有加了。

　　至於其他部隊，如福建綏靖主任陳儀的部隊，雖然也是“雜牌”，但是陳儀畢竟是浙江人，蔣先生的同鄉，所以也多少受到些優待。最慘的，要算是那毫無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龐炳勛、高樹勛、孫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則為馮玉祥統馭過的西北軍、張學良統馭過的東北軍、陳濟棠統馭過的粵軍、唐生智統馭過的湘軍，以及川、滇、黔、陝、甘等省的軍隊。

　　中央是蓄意要消滅他們的。糧餉既缺，中央還派了大批黃埔生去作他們的高級參謀和副軍長。這些人事實上都是蔣先生的耳目，對部隊的一言一行，有時甚至無中生有，都報告到蔣先生那裡去。平時在部隊中作威作福，目無餘子。

　　須知我國將領都是除掉帶兵打仗之外，一無所長的職業軍人，軍隊便是他們的家。我國既沒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們一旦脫離部隊便無法生存。中央既用種種方法去消滅他們，他們也就用種種方法自救圖存。平時在前線，一怕敵人攻擊，二怕被共產黨吃掉，最怕的還是被友軍的中央軍繳械。在這種情況之下，圖存之不暇，哪裡有心思去抗戰呢？狡猾一點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關係。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從室。侍從室路線打通了，以後凡有不利於徐源泉的報告都一概被扣壓下來，留中不報。徐軍因此便可得到補充，然後利用此補充款項的一部去作活動經費，因而形成了一個貪污和行賄的大循環。

　　關於我國政治、軍事上的各項缺點，我在南京、武漢、重慶曾不斷地向蔣先生坦白進言，請求改正。我說：“這些事，別人不敢對你說，只有我敢向你說，希望你採納。”無奈我言之諄諄，他聽之藐藐，哼了幾聲便算了。這也可說我們的國運是活該走下坡路吧！

（四）

　　我國抗戰的戰略錯誤亦多。從基本原則上說，我們對一個優勢敵國侵略的戰爭，應該是長期的消耗戰，直到把敵人拖垮為止，決不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自喪元氣，消耗主力。所以抗戰一開始，我們斷不可把全國軍隊的精華集中在京、滬、杭三角地帶，任敵方海、陸、空軍儘量發揮其優越性能。蔣先生當時作這決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於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氣用事。因蔣的本性是絕對親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滿足，使他面子上無以自處，實在氣憤不過，所以不顧一切，和它一拼再說。這是個絕大的錯誤。因為做統帥的人，甚至獨當一面的指揮官，一定要冷靜，千萬不可使氣。一時衝動，往往正墮敵人奸計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蔣先生本不願全面抗戰，他認為能把上海牢守幾個月，西方列強可能出來斡旋，戰事亦可乘此收場，如“一·二八”淞滬之戰一般。這一想法顯然也是錯誤。

　　敵人來勢洶洶，不打到武漢不會輕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們除亡國之外別無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強此時已弱點畢露，歐洲局勢岌岌可危，英、法自顧不暇，哪有餘力東顧？當“九·一八”之時，希特勒還未上台，國聯尚且無力制裁日本，何況此時呢？

　　死守南京，又鑄下第二大錯。滬上兵敗之後，我後方尚有數師精銳部隊未參預戰鬥。此時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將南京正面讓開，敵人深入之後，再相機自南北兩方夾擊，京、滬敵人亦難安枕。我元氣未喪盡，則敵人此後北上徐州，西窺武漢，顧慮皆多。當時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國顧問都反對守南京。無奈委員長認為南京系國府及國父陵寢所在，不守在面子上過不去，更兼唐生智別有用心，隨聲附和，乃決定死守南京這戰略上的死地。孰知我軍新敗之餘，士氣已沮。敵軍迫近我首都，爭奪首功，士氣正盛，相形之下，優劣懸殊。不數日，南京便為敵軍所奪。我大軍十餘萬簡直被無故糟蹋掉了，豈不可惜。

　　南京失守後，敵人次一目標必然是津浦線。但是此時津浦線簡直無兵可調，優勢敵人本可一舉打通津浦線。若非敵軍太驕妄粗心，和我五戰區將士沉着應戰，則戰事早已不堪設想。所幸我們能運用內線作戰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敵人糾纏了半年，使它無法西窺武漢，抗戰局勢才轉危為安。

　　二十七年武漢保衛戰時，我方戰略再度發生錯誤。當我從徐州退到豫南、鄂東時，敵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時在戰略會議上，便主張以一部分兵力在鄂東阻止敵人西進，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懷寧一線，配合大別山內的廖磊集團軍，主動出擊，以攻為守，夾擊侵入鄂東的敵人。我的建議未被蔣先生接受，他主張陳重兵於鄂東，於豫南一帶作縱深配備，構築工事，以逸待勞。這“挨打戰略”實是一項錯誤。因為鄂東地形複雜，敵我大兵團均不易展開作戰，陳重兵於此，實無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達信陽，一坦平原，無險可守，此路有失，則鄂東之兵將不戰自退。其後敵人果由六安西進，各個擊破我重疊配備防線，侵占信陽。至此，鄂東和武漢守軍不能不倉卒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所親自參預，雖然一再進言而不為蔣先生所採納的三項戰略錯誤。至於其他的錯誤，這裡也就不必多贅了。

　　到抗戰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國在印度的基地為名，抽調四、五十個師集中滇、緬邊境，聲言打通滇緬路，奪取仰光海口，以便接運美國作戰物資。這也是一項極大的錯誤。當時我曾建議，捨近求遠，天時地利人和於我都極不利，故與其勞師出國遠征，不如集重兵於南寧、貴縣一帶（廣西當時已無敵軍）向廣州灣進攻，開闢一個出海口，與太平洋上的盟軍相呼應。我的理由很簡單，敵人的兵力自三島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緬甸，正如一條長蛇，蜿蜒在亞洲大陸邊緣。我們打蛇應該採取腰斬的方式，不應專門打頭或打尾。吾人如在緬甸與敵人火拼，敵勢不支則慢慢向東收縮，愈縮則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強，而我方困難也愈多。當時如果我們以入緬的兵力向廣州灣出擊，必可打通廣州灣出海口，如此則可與循菲律賓一線北上的美國海、空軍相呼應。日本在半島以及南洋一帶和其本土的交通頓受威脅，則緬甸日軍將不戰自潰。我提出此一戰略主張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日本投降時，我國如有個出海口，則四、五十萬大軍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開往東北與華北，則戰後問題便簡單多了。

　　但是我的戰略主張也未被重視。我們足足有四、五十萬最精銳的部隊被困於滇西、緬北的崇山峻岭地帶。日本突然投降後，這些部隊才慢慢開回昆明，等到開到北方，已是三、四個月之後，華北、東北已局勢全非。我們不特未能搶先一步，等到共產黨已打下基礎，我們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線，則為時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圍攻昆明五華山、龍雲被迫應戰，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蔣先生之所謂打通滇緬路，其用意實在此不在彼。

　　整個戰略之外，抗戰時我方指揮系統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個缺點，便是蔣先生越級親自指揮。前已一再提及，蔣先生既不長於將兵，亦不長於將將。但是他卻喜歡坐在統帥部里，直接以電話指揮前方作戰。抗戰時，他常常直接指揮最前線的師長，抗戰後對共軍作戰，他竟然連團長也指揮起來。他指揮的方法是直接掛電話，或直接打電報，故戰區司令長官甚至集團軍總司令和軍長都不知其事。有時一軍一師忽然離開防地，而前線最高指揮官還不知其事。但是蔣先生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往往軍隊調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益發使前線紊亂。蔣先生之所以要這樣做，實在是因為他未作過中、下級軍官，無戰場上的實際經驗，只是坐在高級指揮部里，全憑一時心血來潮，揣測行事，指揮系統就亂了。

　　凡是中央系的將領都知道蔣先生這項毛玻他們知道奉行蔣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敗仗，但是如不聽他的命令，出了亂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讓委員長直接指揮，吃了敗仗由最高統帥自己負責，大家落得沒有責任。將領如果是這樣的庸才，當然不能打勝仗，而蔣先生卻偏偏喜歡這樣的人。

　　抗戰初期，戰場上表現最壞的要算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劉氏在河北潰敗時，曾受到撤職查辦的處分。但是不久，蔣先生又重用劉峙。據說，某次蔣夫人曾向委員長進言說：“外邊閒話很多，劉峙恐怕不能再指揮作戰罷？”

　　蔣先生說：“劉峙指揮作戰是不行，但是哪個人有劉峙那樣絕對服從？！”結果還是用了。蔣先生所喜歡的便是象劉峙那樣“絕對服從”，自己毫無主張的庸才，因此，國軍戰績也就不易表現了。

　　長沙三次會戰時，薛岳本打得很好，不圖在作戰正緊張時，蔣先生一個電話把軍隊調亂，薛岳一時無法補救，被打得踉踉大敗，失了長沙。薛伯陵一氣，不聽統帥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隊撤到江西去了。後來薛岳幾乎為此受處罰呢！有人問薛岳，為何要到江西去。薛說：“跑遠一點，他（指委員長）電話便打不通了！”這是抗戰期間，高級將領盡人皆知的趣事。

　　不過話又說回來，終我六年之任，委員長從未直接指揮過我五戰區的部隊。我原知道蔣先生有這項脾氣，所以當二十六年十月蔣先生任我為五戰區司令長官時，我便笑着向他說：“委員長，我很感激你這樣看重我，使我負這樣重要的職務。不過古代戰略家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電話直接指揮五戰區的部隊啊！”

　　蔣先生也笑笑說：“五戰區我不打電話，對你我放心得過，放心得過。”他果然能守此諾言，始終未打過電話。我在徐州時，蔣先生曾為別的事，和我通過兩次電話。他那口寧波腔，當面談話還可勉強懂得，在長途電話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聽得很吃力，蔣先生也覺得很苦，以後他連這類電話也少打了。老實說，我在五戰區能打幾次小勝仗，未受委員長直接指揮亦不無關係。

　　（選自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Ｐ８１８—８４１，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