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
中國兩次革命，在民主革命時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思想只是在黨內作鬥爭。當時有兩條道路，解放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社會主義革命是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是無產階級革命。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主要矛盾，我認為在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
一九五三年在財經會議上提總路線，開始還不敢在全黨宣傳，先講到縣一級，五三年底在政協上講開了。跟着宣傳部起草了一個總路線宣傳提綱。三年半以來，給資產階級以嚴重打擊，對個體經濟也給了打擊。因此反映到八大決議上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基本上解決了。這句話也沒有說錯。基本解決不等於完全解決。政權問題解決了，所有制問題基本上解決了，但經濟上和政治上沒有完全解決。
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中的右派，一部分富裕中農，站在人民中反映人民。那時不是完全看得那麼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看到（那時還是提了改造）。當時他們服服帖帖，所以說基本解決了。今天強調這個矛盾是因為他們要造反。到今年青島會議時就看清楚了，提出了城市和農村還有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沒有熄滅，這次右派分子瘋狂進攻，就應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的。但策略上還是按青島文件上那樣講的好，到會的人曉得主要次要就行了。很長時間不講了，如果現在加上去，鬧得天翻地覆這不好。現在應再按青島的講法說他三個月。
工人中也有資產階級思想。黨內的三大主義也掛在資產階級賬上。兩條道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暫時不在報上講。講了有無可能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沖淡了；另外是內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任白戈講的，可以從理論上寫這個問題。
勞動人民內部的關係——是黨群關係、幹群關係、個人與集體、青年與老年、工人內部等矛盾，是大量的東西，突然提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矛盾是主要的，是否會影響鳴放？也不一定。但是要影響勞動人民內部吵架。
人民有兩部分，一部分剝削過人，一部分沒有剝削過人。受資產階級影響，一部分人少，一部分人多。過幾百年後就不能再掛在資產階級賬上，那就是先進與落後的鬥爭。大規模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矛盾基本解決，說的政治制度和所有制問題。但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政治勢力的問題大量的還沒有解決。個人主義、官僚主義、唯心主義也是上層建築，也得解決。
去年資本家敲鑼打鼓之後，馬上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說不出口，不得人心，於我不利。以後鳴起來了，就好辦了，取得經驗就好辦了。我們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們就放出來了。過去資產階級是服服貼貼，現在是大吵大鬧，我們提鳴放，右派提大鳴大放。我們說在文學藝術和學術上鳴放，他們要發展到政治上。今年共產黨與右派合作找出一個好辦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找到一個比較適合的形式。在延安我們沒有這樣大的膽子，沒有經驗，沒有禁止，也沒有放。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沒有幹過，沒有經驗，這次大鳴大放增加了我們的經驗。將來還是鳴放的。百花齊放不包括反革命在內。一年一放還會放出來。把人民當敵人壓是很危險的。論人民矛盾正是防止採取壓服的辦法。
第一條：在過渡時期肯定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矛盾。
第二條：在一定時期在報紙上不講，繼續宣傳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加這兩字，免得引起許多麻煩。
勞動人民內部矛盾，目前正在大鳴大放，大辯論中解決，一提出階級矛盾是主要的，將影響整改。
人民內部包括三個階級：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階級矛盾存在這三部分人中，這個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也是階級矛盾。階級矛盾和敵我矛盾有區別。人民內部矛盾一般說是非對抗性的，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對抗性的一面。中心問題是三部分人之間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是暗藏對抗的，如和章伯鈞等的矛盾就是對抗性的矛盾。對待這種對抗性的矛盾是採取剝筍政策，每年剝一點，今年剝了一些筍皮，但是剝不完。有兩年不宣傳社會主義就出來了。以後還要剝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那篇文章沒有錯誤，但是沒有青島的一篇就不夠。現在主要問題不是封建殘餘、帝國主義殘餘（矛盾還是存在的），湖南捉了七千地富誰也不說話，但捉一個章伯鈞就有問題。社會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問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連家屬三千萬，是大問題，工人階級三口人家，最多四千萬人。社會主義革命對象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層小資產階級（農村富裕中農）。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有左派，大量是中間派，右翼只有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教育問題，批評問題。我們所提人民內部矛盾包括階級矛盾。資本家還有公民權。社會主義不能說是反帝反封建了，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殘餘是資產階級右派的同盟軍。所以地主愛文匯報，是反社會主義的。
右派分子現在六萬（一作五寫——編者），將來頂多十五萬到二十萬，其中可以分化，應該去分化。如對一些工程技術人員、自然科學家、學者，能分化出來更好，要對他們進行工作。對一部分人批評從嚴，處理從寬，如榮毅仁等。
現在明確：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主要（或基本）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這是社會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基本上解決了，但沒有完全解決。地富反壞贊成資本主義，剝削人的人贊成資本主義，也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兩條道路鬥爭是經過長期鬥爭來解決的。“主要”和“基本”是一個意思。
八大決議說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講道理不能這樣講。現在矛盾，將來也還是要矛盾的，到合作社都改為國營農場發薪水的時候，也還是有矛盾的。社會主義由兩部分組成、公有制、集體制，將來二者也要發生矛盾。社會主義制度與生產力基本適合，也有不完全適合的地方，還有缺點，講完全適合不對，斯大林提完全適合，就出了問題（報告第十四頁）。宗教這種意識形態就不適合社會主義，但是還要修廟，修廟是為了達到毀廟的目的。為什麼說大體適合呢？因為可以發展生產力。印度搞五年，增加了三十萬噸鋼，我們增加四百萬噸。我們的制度不妨礙生產力發展。幾十年後，集體與國營矛盾解決了，還會有新的矛盾。到共產主義價值法則不要了，軍隊不要了，當然也要國際環境許可。八大決議這句話，馬、恩、列沒講過，但也沒有害處。意思是要趕快發展生產，充實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只是沒有講清楚，帶語病的性質，沒有認真的講清矛盾，是比外國、此將來，這句話現在也不必改，現在可不談這個問題。列寧講過蘇聯政權與落後的技術有矛盾。現在不講，以後解釋清楚就行了。嚴格地講，說社會主義制度與生產力不適合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恰好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生產力。許多經濟學家說我們的制度與生產力有矛盾，說社會主義制度落後於生產力，這種說法不好。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領導方法，基本上有兩種，按照一種方法領導，我們的事業可以進行得多快好省，按照另外一種方法領導，我們就會進行得少慢差費。
不僅革命工作有兩種方法，建設工作也有兩種方法。我國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是個正確的計劃，它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可是，這個計劃能否再進一步作得更好一些？看來是可能的。例如，我們如果一方面充分發展大型企業，另一方面積極發展中型小型企業，一方面抓中央管理的企業，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地方企業的積極性，速度就可能更快一些。現在看來，我們能否以十八年的時間，即三年恢復時期加上三個五年計劃時期，達到年產鋼一千八百萬噸，甚至兩千萬噸呢？如果我們的方法正確，經過努力，有此可能。
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費，是互相矛盾、互相對立的兩種方法。不進行鬥爭，不反對少慢差費的方法，多快好省的方法就不能實現。我們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除了提出“多快好省”的口號，還提出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四十條，這個綱要，是一個多快好省發展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綱領。我們還提出了一個“促進派”的概念，就是說，大家都應當作促進派，不作促退派。由於有了這幾個東西，一九五六年我國整個經濟文化事業有了一個很大的躍進。當然，也出現了一些缺點，多用了點錢，多招收了一些工人，市場供應有某些緊張。這個缺點並不大，很容易克服。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績，誇大了缺點，說一九五六年“冒進”，了。吹起一股風，把“多快好省”的口號、“四十條”、“促進會”這幾個東西都吹掉了。結果就影響今年經濟建設的進展，特別是農業的進展。這個經驗教訓很大，不能不接受。總之，給群眾潑了涼水，損害了他們的職極性，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論作什麼事總要發揚群眾的積極性，保護群眾的積極性。對於工作中的缺點也要批評糾正，但是要在保護幹部和群眾積極性的條件下批評糾正，既批評他們的缺點也批評我們的缺點，這樣他們就有一股勁了，我們的工作就可以作得更好了。我看，一個“多快好省”，一個“四十條”，還有一個“促進派”，都是好東西，不能吹掉，必須恢復。
我高興的是這個會上有同志講到“多快好省”的口號。
多和快有了好和省的限制，就沒有弊病了。多和快，就是要求多辦事。好，就是要求質量好。省，就是要求少用錢，既要質量好，又要少用錢，那麼，多和快就沒有毛病了。當然，“多快好省”應該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不應該是主觀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不是在主觀主義的條件下，總應該儘可能爭取多一點、快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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