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進入“大爭之世”，中美將產生結構性衝突

內容提要

本文用“大爭之世”這一概念來具體理解和深入分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爭之世”意味着全球秩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過去 500 年的西方主導轉變為當今的“東升西降”。“大爭之世”的具體表現為新的國際格局，新的現代化模式，新的工業革命和新的全球治理的出現，而“工業化廣土巨族”的中國將會是四個新變化的關鍵性變量，是“東升”的決定性核心，因此與美國之間將會產生結構性衝突。

引言

近年來，在當前國際體系經歷前所未有的深刻轉型期間，全球秩序正面臨日益加劇的不確定性。自 2017 年以來，隨着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上任，西方世界，包括政治和學術界，普遍接受了一個觀點，即“唯一確定的事是未來將充滿不確定（The only thing certain is uncertainty）”。這一觀念反映了一個全球性的趨勢，即世界正在快速進入一個不確定性更加顯著的新階段。特別是西方領導國家，如美國、西歐各國及日本，均出現了政治穩定性下降，向着更加無序和混亂狀態演變的明顯跡象。這種西方國家內部矛盾的激化，便是當今世界廣泛存在不確定性的一個突出體現。同時，世界經濟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挑戰。連續數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不得不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國際貿易的多項關鍵指標呈現出不樂觀的趨勢。此外，氣候變化的加速以及自然災害頻率的增加，尤其是近年來全球性的旱災和水災頻發，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

2022 年 2 月爆發的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無疑是加劇了全球局勢不穩定性的關鍵事件。筆者認為，俄烏衝突不僅是冷戰結束後 30 年來全球最重大的國際衝突，而且在當前混亂的國際秩序中，它構成了最為危險的焦點。一方面，它對國際局勢的影響遠超出了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已有學者和政客將這場戰爭定義為代理人戰爭（Proxy War），美國是烏克蘭方背後的主要支持者。在當前國際體系中，僅有的幾個具備全面戰略自主性的國家——美國、俄羅斯和中國，俄烏戰爭的爆發意味着其中兩個大國正處於直接的軍事對抗之中，儘管至今美國在俄烏衝突中沒有直接出兵，但是烏克蘭方的支援武器、戰場軍事情報和後續軍事訓練幾乎全由美國及其盟友提供，所謂“西方國家”里主要的 36 國中有 34 國參與其中，因此俄烏衝突的實質是俄美衝突，表現為直接的軍事對抗；另一方面，它的持續時間很長，目前雙方的軍事作戰已經進行了近兩年仍未能分出勝負。

此外，自 2023 年起，全球戰爭爆發頻率有所上升，特別是中東地區的衝突頻發，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的戰事再次激化。這些局部的戰爭加劇了國際秩序的混亂狀態。總的來說，認知中熟悉的和平和穩定的世界正在加速變化到一種不穩定的狀態當中。

面對這一系列不確定性的加劇和國際衝突的激化，有必要從一個更宏觀和深遠的視角來審視全球變局。筆者認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自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國官方對於當今世界大態勢的權威戰略判斷，是對如今國際秩序的不穩定和失序的狀態最好概括。“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早在 2017 年 12 月28 日，是習近平主席在 2017 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時講話中談及，隨後他在 2018 年 6 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點明了“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觀點。再後於 2019 年的新年賀詞中，習近平主席再次指出“放眼全球，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

而黨的二十大報告則進一步指出，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即“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決定了人類前途終歸光明。另一方面，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對大變局內容的整體論斷。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其進一步論述為理解當前全球政治經濟動盪提供了一個全面的分析框架。一方面，這個判斷跳出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桎梏，是綜合考慮了東西方所有國家在內的全球視角來看國際秩序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時間段的觀察上也更長遠,習近平主席所提出大變局的百年歷史背景，從來指的不是數字計算上從 20 世紀初年開始的 100 年，而是考慮了更長遠的 500 年。因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是以更長遠更寬泛的視角放眼於全球和長時段的歷史，對東西方的時空都有周密的考慮。筆者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意味着國際秩序的巨變和挑戰前所未有，已然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世界進入了一個“大爭之世”。

一、 “大爭之世”的定義：世界秩序發生根本性轉變

“大爭之世”這一術語，源自於《韓非子·八說篇》中的闡述：“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韓非子通過這一表述，不僅描繪了他所處時代與遠古和平時期的根本區別，而且深刻指出了亂世中的治理智慧與策略。而用“大爭之世”來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賦予它更符合時代的內涵。

（一）“大爭之世”的內涵

在探討中國歷史的背景下，“大爭之世”概念主要涵蓋兩個重要方面：一方面，依照韓非子的描述，明確指向春秋時期的諸侯爭霸及戰國時期的群雄爭霸。從春秋時期眾多諸侯國的相互競爭，到戰國時期國家數量的減少至七個強國，再到秦國最終實現的全面統一，這一歷史進程不僅見證了無數的血腥衝突，也反映了那個時代人民面臨的極度苦難。正是基於這種背景，孟子強調了“春秋無義戰”的道德立場。另一方面，該概念還指代每一次王朝更迭的動盪時期。自秦朝統一六國之後，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多個大一統的朝代，如秦漢、隋唐、宋元明清等，每個朝代都有其繁榮穩定的時期，例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以及康乾之治等，展現了中華文明的輝煌成就和社會治理的高峰。然而，每當這些大一統的朝代遭遇崩潰時，國家便會再次陷入混亂，社會動盪不安，人口大幅減少，必須面對重新經歷“大爭之世”的艱難過程。無論是春秋戰國時期還是王朝更迭時期，“大爭之世”的核心特徵在於舊秩序的崩潰和新秩序的缺失，以及對新秩序重建的迫切需求。

中國歷史上多次經歷“大爭之世”的歷史經驗為當下之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供了獨特的視角。當前國際秩序的重塑，正如春秋戰國時期和王朝更替時期那樣，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標誌着一個過渡時期的開始，舊的國際秩序正在崩潰，而新的秩序尚未確立。筆者認為，這個過渡時期就是指從長時間的西方主導的國際格局走向當今的“東升西降”。所謂“國際格局”指的是一段時間之內很穩定的、國家間的力量對比，國家間力量對比是國際格局的基本結構和內核，決定着國際秩序和國家之間的關係。簡單來說，一個時代內，誰的力量大誰就可以主導這個時代的國際格局。近 10 年，西方過去 500 年占據絕對優勢的國際格局發生了改變，各國的國家力量上出現了“東升西降”，從而使國際秩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就是“大爭之世”的內涵。

（二）從西方主導到“東升西降”

為了深入探討國際格局中“東升西降”的現象，首先必須客觀認識到，在過去的 500 年歷史中，代表西方世界的歐洲及其後的美國，在力量上顯著超越了中國、阿拉伯以及其他文明和國家。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無疑主導了世界的國際格局。正是西方的主導地位，塑造了國際舞台上各國地位的高低，進而引發了今天所見的“上升和下降”趨勢。關鍵的問題在於，為何 500年前的西方國家能夠在國家力量上超越其他文明和國家？筆者認為，這主要得益於兩項歷史性的突破。

首個突破點是“地理大發現”。1492 年，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緊接着 1522 年，麥哲倫完成了環球航行。這兩項歷史事件不僅在知識層面上使西方超越了其他文明，也在資源控制上為西方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擴張。在知識方面，西方世界率先全面了解了世界的地理構造，包括地球的形狀、四大洋的分布以及七大洲的位置，而這些關鍵信息在當時並未被其他文明所掌握。因此，在地理大發現後，西方人在知識領域相較於其他文明占據了明顯優勢。在資源控制方面，地理大發現後的短短200 年內，西方國家控制的領土面積實現了 10 倍的增長。原本歐洲的面積為 1018 萬平方公里，而新發現的北美洲、南美洲以及通過新航道逐步殖民的非洲和大洋洲，還有俄羅斯逐漸擴張至的北亞和中亞地區，使得西方國家的控制範圍顯著擴大。

這一領土的擴張不僅是人類發展競爭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明確地表明，掌握了更廣闊資源的文明在生存和發展競爭中占據了優勢。西方國家在糧食、貴金屬資源以及能源資源的產量和種類上的顯著優勢，正是基於其控制領土的大幅擴張，這些優勢共同推動了西方在全球範圍內的領先地位。

另一項重大突破是發生在 300～至 200 年前的工業革命及隨後的科技革命。地理大發現使西方國家在知識和資源上取得了領先，而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成功，進一步確立了西方在全球力量對比中的絕對優勢。為何工業革命首先在西方爆發，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焦點。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其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之問”，主要內容是如果關注 1000 年前的人類文明，處於宋朝的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科技發展水平，城市化率和識字率等方面都是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由此李約瑟疑問為何 1000 年前時期在經濟和科技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的中國，未能在幾百年前引發科學和工業革命。

本文在這裡嘗試對“李約瑟之問”做出回答。第一個原因是與勞動力有關。如前文所述，西方國家在地理大發現之後，走出歐洲控制了廣大新領土，但隨之而來的是出現了嚴重的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儘管有着血腥的奴隸貿易，但是在 200 年的發展中，控制的人口與土地面積不匹配，勞動力短缺問題始終存在。因此，西方國家有着發明機械替代人力的需求——用機械做功來彌補勞動力不足。反觀同一時期的中國，人口保持穩定增長，直到 18 世紀乾隆時期的中國，一國人口就占全世界總人口的近 1/3，人工勞動力豐富。且中國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對替代人工勞動力的需求很低。正如恩格斯在討論實踐與認識發展的關係時曾經指出的，“社會上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會比 10 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西方國家對取代人力的勞動力有着急切的需求而其他文明和國家沒有，這種需求推動了歐洲對工業技術的探究，這是歐洲最先產生工業革命的一個解釋。

對於“李約瑟之問”的另一種解釋涉及到戰爭的影響。在過去 500 年的歷史中，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頻率遠高於長期處於統一王朝治理下的中國。具體來說，13 世紀的西征蒙古人將中國發明的火藥帶到歐洲，進而促進了火炮在軍事中的應用發展。文一教授指出，近代科學的發展是熱兵器戰爭的直接產物。特別是在歐洲，國家間基於火藥與火炮的激烈競爭，以及對軍備競賽勝利的巨大壓力和社會需求，催生了所謂的“科學革命”。火炮作為戰爭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武器，促使歐洲各國投入大量資源研究其原理，並致力於生產、發展與改進以增強威力，這構成了科學革命誕生的背景與時代條件。例如，文一教授提到，對炮彈飛行軌跡的研究刺激了伽利略和牛頓關於經典力學的開創性工作，以及現代數學中的笛卡爾坐標系與微積分的誕生。伽利略作為軍事科學的教授，他在物體運動規律研究上的重要發現部分源自於對炮彈運動軌跡的觀察；同時，與牛頓同一時期的科學家如哈雷和胡克對拋物線和流體力學的研究也與軍事應用緊密相關。牛頓將炮彈發射的理論模型擴展到了對地面球體在萬有引力作用下運動規律的研究，進一步奠定了經典物理學的基礎。因此，火炮對戰爭的需求不僅促進了三四百年前歐洲科學家的研究，而且也由政府資助，目的是為戰爭提供更有效的武器。這些研究為經典物理學的創立提供了豐富的靈感和材料，同時也為現代工業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和知識基礎，最終促使現代工業在歐洲萌芽。

由於勞動力需求和戰爭動力雙重驅動，歐洲率先突破了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門檻。這一成就，與地理大發現這一歷史性突破相結合，極大增強了西方國家的國力，使其在過去 300年的世界秩序中占據了壓倒性的優勢。然而，進入本世紀，地理大發現和前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優勢已經逐步消減，不再能夠決定國家力量的相對高低。特別是在最近 10 年，長期以來由西方國家構成的國際優勢格局已經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這種變化導致了國際力量對比中的“東升西降”，現有的國際秩序正在解體，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全球正處於一次新的“大爭之世”。

二、 “大爭之世”的具體表現：四個新變化

如前文所述，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當今世界，是處在全球秩序發生根本轉變且國際格局呈現“東升西降”的“大爭之世”。在大爭之世中，國際格局在變、現代化的模式在變、世界生產力的布局在變、人類面臨的問題在變。因此，帶來的是新的國際格局、新的現代化模式、新的工業革命和新的全球治理。筆者認為，理解四個“新”可以抓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含義。

（一）新的國際格局

新的國際格局正經歷着從長期的西方主導向“東升西降”的顯著轉變。在“東升”方面，筆者引用了新加坡著名外交官及傑出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的深刻觀點，他巧妙地將東方崛起的力量概括為“CIA”，這裡指的是中國、印度以及東南亞國家聯盟（China, India, ASEAN）。而“西降”的核心國家，筆者認為主要涵蓋了在全球經濟與政治版圖中占據先進地位的歐洲聯盟和日本。如前所述，國際格局描述的是一段特定時間內相對穩定的國際力量對比關係。在量化國家力量的過程中，本文採用了人口和經濟總量兩個基本而重要的指標，其中經濟總量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主要衡量標準。對於所謂的“東升”的三大力量，截至 2023 年，所指的“CIA”國家和地區的總人口已經超過了 34 億，占到了全球總人口的約 40%。在經濟總量方面，中國自 2010 年起以其 GDP 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總量上與除美國外的其他單一國家比較中展現了顯著的領先。

中國經濟體量與歐洲各國占比（圖源：網絡）

在莫迪政府的領導下，印度的GDP在過去8年間保持了穩定而快速的增長，超越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國及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並在2023年宣布了在未來5年內GDP超過德國和日本，達到世界第三的目標。

IMF預計，至2027年，印度的經濟體量將比英國高出20%（圖源：彭博）

東南亞國家聯盟在21世紀初的經濟增長也異常引人注目，從2000年的GDP總和不足7000億美元增長到現在的超過3萬億美元，顯示出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度。

在“西降”的部分，本文主要聚焦於發達國家中的歐洲聯盟和日本。正如文章前文所述，西方通常被泛指為包括美國、西歐和日本等大約36個國家的一個廣泛概念，這個群體主要由“三大五小”構成，其中“三大”特指美國、西歐和日本，“五小”則指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以色列和韓國，它們的總人口大約占全人類總人口的1/8。本文認為，“三大”構成了西方世界地位的關鍵支柱。在這三大力量中，儘管美國依舊展現出強大的國力，但西歐和日本的實力卻呈現出遞減的趨勢。以歐盟為例，其在1992年成立時，創始15國的GDP總量高達7.41萬億美元，超過了當時美國的6.52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一，但到了2022年，即便是歐盟成員國數量擴大到27國，其GDP總量也僅為16.65萬億美元，不僅落後於美國和中國，而且在全球排名中滑落到了第三位。日本的情況亦然，作為在美、歐、日三者中相對較弱的一環，2022年受到日元貶值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其GDP僅為4.4萬億美元，遠低於2010年時的5.76萬億美元。

不僅在經濟總量上，歐洲和日本在新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上也顯得稍顯滯後於美國和中國。

從全球的視角來看，由於國家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過去500年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東升西降”的新國際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之中。

（二）新的現代化模式

新的現代化模式指的是中國式現代化，是有別於之前西方現代化的模式。中國式現代化模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中國推進現代化的模式有別於西方。首先，組織完成國家的現代化主體的不同。根據楊光斌教授的觀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途徑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商業集團為主導的“社會個體中心主義”模式，如美國、英國；另一種是以官僚機構為主導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如德國、日本，這兩種模式共同構成了西方的現代化範式。相較之下，新中國70餘年來所推進的現代化道路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即“政黨中心主義”。在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本下，中國式現代化把共產主義的精神、全人類的共有思想關懷、一切政治價值為人民的態度和將人民有力地組織起來的能力做到有機地結合。作為中國的執政黨，始終以群眾路線作為基本組織原則，在推動現代化進程中始終以服務人民大眾為宗旨。中國在此基礎之上逐步向現代化國家邁進，這是與西方300年來政治思想的內容完全不同的。

其次，中國推進現代化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也與其他現代化國家不同。一方面，中國有着龐大的人口基數。美歐日等實現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總人口約為10億人，僅占全世界總人口的1/8；而中國的人口有14億人，也就是說中國現代化的任務是將占世界總人口超1/6，比現在所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還要多的中國人民進入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模式和分配機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且現實中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往往是不發達的貧困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起點也更低。而中國則將其轉化為了自己的優勢，將人口基數高轉化為了國內市場大和需求大的“規模效應”。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起點較低，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面臨積貧積弱的狀況，恰逢20世紀中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即將到來，因此中國需要在更短的時間內、從較弱的基礎出發迎頭趕上。中國在短短70多年內取得了工業化的顯著成功，與西方國家歷時數百年的工業化進程形成鮮明對比。再次，中國推進現代化全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在世界政治史上,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模式是第一次不以戰爭掠奪而以和平發展的國家,因此根本地改變了西方國家崛起道路和影響世界的方式。綜上所述，中國式現代化不僅與西方模式有別，而且在推進人類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實踐中所做的貢獻，對於全球而言意義重大，甚至要大於美歐。

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由於西方國家在全球範圍內的主導地位，對於其發展模式的信心顯著增強。根據這一觀點，人類文明的現代化始於歐洲，成功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二戰之後實現現代化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和中國台灣省也被視為是向西方學習和接受西方產業轉移的成果。因此，西方的現代化模式被認為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選擇，且這不僅是一種模式，亦是唯一的路徑。其文明的價值觀被認定為普世價值，任何偏離這一軌跡的觀點被視為異端。因此，西方國家的政治界和學術界均堅信，對於後發展國家而言，實現現代化的途徑必須依循西方模式。因此以往對於中國的現代化模式，西方的政界和學界往往是或輕視或否定。

筆者提出的觀點是，在過去10年中，美國戰略領域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承認中國通過非西方模式實現了作為現代化國家的崛起，具體體現為“中國威脅論”。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中國與俄羅斯被定位為對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構成挑戰的“修正主義國家”，同時明確否定了長期以來的“支持中國崛起並融入戰後國際秩序將促使中國自由化”的“接觸型”對華政策。拜登政府繼續並加強了這一觀點，在2022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中國被視為唯一具備改變美國主導國際秩序意願，並且擁有越來越多經濟、外交、軍事及技術資源以實現該目標的競爭對手。自2018年起，美國國防部將國家間的戰略競爭而非恐怖主義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並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到了2022年，美國防部更加明確地將中國視為美國在軍事上的首要競爭對手，而將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等國定位為“對現有秩序的挑戰者”。因此，美國戰略領域的認知升級，將中國的國力視為對美國地位的威脅，並挑戰西方模式，間接承認了中國通過非西方模式實現現代化的成功。美國戰略界作為西方國家精英中的佼佼者，其態度的轉變和所做出的判斷對西方的政治、學術界和公眾產生深遠影響，標誌着對西方模式具有絕對性、唯一性和排他性的時代已經結束。

在“大爭之世”中，中國將為世界提供一種新的推進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方法和路徑，即中國式現代化的模式。

（三）新的工業革命

新的工業革命指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大爭之世”的時期內到來。在前三次工業革命里，中國並沒有什麼貢獻，但是筆者認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中國將做出決定性貢獻。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人類的發展可大致劃分為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兩個階段，其根本區別在於生產方式的轉變：農業文明依賴於手工勞動，而工業文明則基於機械生產。因此，可以將現代文明等同於工業文明階段，而人類文明的現代化過程本質上是工業化的過程（Industrialization）。在此過程中，三次工業革命標誌着最為重大且關鍵的轉折點，推動了生產力的顯著進步，也促進了文明的跨越式發展，為社會、思想、制度和藝術等領域的革新奠定了基礎。可以認為，工業革命是一切的前提，而社會、思想、制度和藝術等方面的革命都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和產物。迄今為止，人類經歷的三次工業革命分別以蒸汽機、內燃機與電氣化以及計算機為標誌。客觀地講，這三次革命主要是西方國家的成就，其中，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英語國家，特別是英國和美國，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英國和美國貢獻了兩次半的工業革命：首先，1776年，英國工程師詹姆斯·瓦特製造了第一台具有實際應用價值的蒸汽機，拉開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序幕；其次，第二次工業革命以電力的廣泛應用和內燃機的出現為核心，主要在美國和德國進行;最後，第三次工業革命以美國為中心，標誌着核能的應用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從而開啟了人類文明進入網絡時代的新篇章。

歷史回顧顯示，英國和美國不僅引領了三次工業革命，其對近代以來技術進步的貢獻也為其贏得了無與倫比的全球影響力，包括硬權力和軟權力的控制。在硬權力方面，英國和美國分別以其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主導了世界秩序。英國作為“日不落帝國”主導了近200年的全球格局，而隨後的“美利堅帝國”則主導了接下來的100年。在軍事方面，由於全球90%的貿易依賴海運，英美通過其海軍力量穩固控制了世界海權。經濟上，英鎊和美元的貨幣霸權進一步鞏固了英美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支配地位。在軟權力方面，英美在學術和文化領域的影響力同樣無可匹敵。大多數科學學科都起源於英語教育體系，集聚了全球大量人才；而在文化傳播方面，英語的全球主導地位幾乎無人能敵，成為國際交流的首選語言。通過引領三次工業革命，英國和美國確立了其在過去300年世界權力結構中的中心地位。

在探討中國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的關係時，可以看到一個錯失歷史機遇的過程。對於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國採取了一種“有機會不要”的態度。當工業革命使英國實力大增後，英國自信滿滿地試圖進入中國，這一努力在1787年達到一個高點，當時英國派遣了查爾斯·艾倫·卡斯卡特領導的正式使團首次訪問中國。隨後，在1792年，英國再次派遣了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並成功地會見了乾隆皇帝。儘管英國多次嘗試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促成貿易往來，但由於種種原因，封建制度下的中國帝國拒絕了這些提議，從而與第一次工業革命擦肩而過。對於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國的態度轉為“想要但沒要到”。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之後，中國深刻意識到自身在西方工業文明面前的劣勢，覺醒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了自強和自救，中國啟動了學習西方工業成果的洋務運動。然而，由於日本的侵略和內部問題，這一嘗試最終未能成功。工業革命的第一次“有機會不要”讓中國與西方的距離進一步擴大，導致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想要但沒要到”使中國徹底落後於世界，最終面臨了經歷了兩次工業革命的現代化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華苦難。這兩次與工業革命的關係處理不當，是中國近代歷史上遭受百年國恥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段歷史反映了一個國家在全球工業化進程中的失去位置和角色以及錯失轉型機遇對其發展軌跡的深遠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與工業革命的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制度層面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基於這樣的轉變，中國不僅“補課”了前兩次工業革命的內容，還抓住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末期的歷史機遇，積極參與其中，成為該階段產業升級的主要國家之一，並取得了顯著成就，實現了從一個落後農業國向一個工業強國的轉變，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的掌握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之一。

隨着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標誌着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目前，第四次工業革命主要聚焦於四個關鍵方向：人工智能、生命科學、新的工業材料和新能源技術。

在第四波工業革命中，我們將看到那些新興科技的大量運用。（圖源：網絡）

以人工智能為例，至今為止，在各類人工智能技術中，處於相對前沿的技術應用包括大型語言深度學習模型，如ChatGPT，代表了美國在科技成就上的領先地位。中國在大語言模型的持續研發方面緊隨其後，而在人工智能的其他領域也展現出類似的發展態勢。在面向特定應用的AI技術如圖像識別、自然語言處理、自動駕駛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相較之下，歐洲和日本等國家在研發速度上相對較慢。另以新能源技術的發展為例，下一次能源革命預計將以核聚變技術為核心，儘管當前該技術面臨突破的難度極大，但在風能、太陽能和電能等常規新能源領域以及汽車等相關應用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進展。而中國在新能源技術方面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特別是在新能源汽車領域，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多年領跑全球，使得2023年中國超越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這不僅展現了中國在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和產業化方面的領先地位，也反映了中國政府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戰略的堅定決心和有效舉措。此外，中國在風能和太陽能領域的發展同樣值得關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風電和太陽能發電設備生產和安裝國。這些成就不僅減少了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而且在全球範圍內推動了清潔能源的使用，對於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總的來說，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競爭中，美國在科研創新方面展現出較強的能力，而中國則在技術市場化方面顯示出更強的能力，而其他國家目前已落後於中美。

在“大爭之世”的時期，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和挑戰時，中國正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優化創新環境、加強國際合作等一系列措施，不斷提升自身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這些努力不僅對中國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也為全球科技進步和產業變革做出了貢獻。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角色和行動將不同於以往，有望在某些關鍵領域實現領先，並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貢獻。

（四）新的全球治理

第四個新是“新的全球治理”。自地理大發現以來，人類社會開始步入全球化進程，形成了相互聯繫的全球體系。隨之而來的全球性問題亦要求建立相應的全球治理機制。歷史上，全球治理多依照西方國家制定的方案執行。冷戰期間，為了對抗蘇聯陣營，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在國際上積極運作和維護自己的聯盟體系，這使得在全球安全治理等問題上能夠保持一種“表面上”的公平與公正。然而，隨着冷戰格局的結束和和“大爭之世”的到來，特別是在西方國家內部出現多種問題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在運作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時，日益明顯地顯示出西方中心主義的特徵。

這種做法將全球治理框架轉變為維護西方發達國家特權和政治目的的工具，尤其是西方主導的全球安全治理架構，越來越多地引發發展中國家的廣泛不滿。自2022年起，俄烏衝突成為全球最顯著的安全挑戰，本應由全球安全治理機制調解並緩解此類緊張局勢。然而，在當年的G20財長及外長會議中，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主要追求各自利益，利用會議議程進行政治聯盟的構建，加劇而非緩和俄烏間的安全問題，對俄羅斯這一成員國採取了攻擊性立場。在G20財政部長會議上，美方堅持不支持任何未包含譴責性言論的聲明，導致最終未能發布聯合聲明，迫使主辦國印度發布了一份“主席國總結和成果文件”，提及對當前局勢和制裁持有不同觀點及評估。

在G20外交部長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言論進一步再次將俄烏衝突推至討論焦點，導致原本由印度準備、並受到廣泛發展中國家關注的議題如減輕貧困和氣候融資等被邊緣化。由此可見，當前全球安全治理架構，無論是聯合國、G20會議還是APEC會議，均因西方國家過分關注自身利益並形成小團體而功能受阻，廣泛引發了發展中國家的不滿，印度總理莫迪公開表示全球治理體系的失敗。因此，調整和改革全球安全治理的結構及模式成為了當務之急。一些學者提出，建立新的國際安全秩序至少需確保國家間的互動基於相互性原則，大國對國際規範和制度的影響應保持在合理範圍內；國際安全秩序應建立在獨立、平等及法治的基礎之上，同時認可各國在規則制定上的多樣性；各國還應保持其“本土民主價值觀”的獨立性，而不是無條件接受單一的價值觀念。這些觀點強調了在構建新的國際安全體系時，需考慮到全球多樣性和複雜性，以促進更加公正和平衡的國際關係。

世界需要新的安全治理格局和秩序，而進入新時代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的中國，已經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一方面，習近平主席提出並逐步豐富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將其目標包含了同世界各國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中國的自身安全和國際的共同安全的有機統一起來，推出了不同於西方傳統安全理論的中國安全治理思路，提出並倡導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另一方面，如習近平主席所強調的，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迴旋餘地廣、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中國有建立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安全新架構，以可持續發展促進可持續安全的能力。2022年，習近平主席鄭重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其核心理念的“六個堅持”，精準直接地回應了前文所述當今全球安全治理存在的功能失效、西方中心主義色彩濃厚和發展中國家不滿現狀等問題，是能有效推動全球安全治理改革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這樣的治理方案相對於西方主導的全球安全治理，機制更加的均衡，道義更加正確，全球安全格局更加合理，也能為第三世界提供更多的保護。

面對全球治理中迫切需要解決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中國提出的一項公共產品，展現了與西方不同的發展理念。自冷戰結束以來，由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在經濟發展領域往往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規則與標準，這包括推崇西式民主政體和經濟私有化，旨在構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然而在“大爭之世”的背景下，西方國家面臨的經濟衰退、政治分歧和社會不穩定等一系列問題不僅加劇了國內的困境，也對全球產生了負面影響。越來越多的學者，包括西方學者在內，開始認識到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世界秩序”面臨崩潰，國際社會對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政治和經濟治理方案持悲觀態度，並對該模式的持續性提出質疑。有觀點明確指出，美國已變成制約國際生產力發展的重大障礙。在追求自身發展和國家利益的過程中，各國被迫設法擺脫美國構建的國際體系。

而“一帶一路”倡議採取了不同的思路，重在強調合作共贏，目的是推動沿線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與共同發展。該倡議基於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原則，擯棄了以單一國家利益為中心的追求，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所代表的全球治理理念，倡導換位思考和相互理解，通過增進各文明間的交流與理解，避免了“文明衝突”的集體對抗思維，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和諧共存。可以說，“一帶一路”的合作模式不僅僅是中國的事業，而是世界各國共同參與的事業，體現出了不同於西方國際關係體系和利益判斷的理念。

筆者認為，世界進入“大爭之世”以來，全球治理的模式就逐漸由西方主導進入到“中西共治”，例如《全球安全倡議》和“一帶一路”倡議是近些年中國對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國方案。未來中國將會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的：“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三、中國是“大爭之世”的關鍵性變量

前文討論和歸納了“大爭之世”帶來的新的國際格局、新的現代化模式、新的工業革命和新的全球治理，所有的新變化都與中國密切相關。首先，新的國際格局主要體現為“東升西降”，其中中國的崛起是核心要素。東盟國家的經濟發展受益於中國經濟增長帶動的擴大進出口，而印度的發展則在一定程度上由於西方國家出於對中國制衡的考慮而獲得投資與支持。其次，新的現代化模式指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及其現代化進程。接着，第四次工業革命方面，中國不僅與美國保持同步發展，還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最後，新的全球治理模式被概述為“中西共治”。因此，可以認為在全球發展中發生的重大變化中，中國不僅是關鍵性變量，也是推動積極變化的主要力量。

（一）中國作為關鍵性變量的原因與世界影響

在全球範圍內的“東升西降”大趨勢中，中國之所以而非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崛起的關鍵力量，歸因於中國在戰略層面上採取了若干關鍵措施。

首先，中國致力於工業化，視其為成為強國的根本。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面臨經濟基礎薄弱和工業能力不足的挑戰，毛澤東作為首代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將國家工業化定為實現現代化的首要任務。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提出將中國建設成為工業化國家的宏偉藍圖，標誌着工業化成為實現現代化的首要目標。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面對無論多麼嚴峻的外部環境和挑戰，均堅持不懈地推進了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國家的工業化資金通過第一代建設者的艱苦奮鬥積累而來，技術則是通過國際合作獲得，特別是從蘇聯引進的156個重大工業項目，吸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標誌着人類工業化史上最大規模的知識產權轉移，使得中國基本建立了主要工業項目的體系，為改革開放後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積極向發達國家學習，引入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果，並使其在國內得到了廣泛應用和發展。最終在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的工業化基本得以實現，製造業規模長期保持全球領先地位。

其次，基於工業化的有效推進，中國將龐大的人口規模和廣大的國土面積轉化為重要的資源優勢。一方面，眾多人口支撐了國內市場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內循環，大規模人口為培養科技、管理和創新領域的專業人才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有效利用了其廣闊的國土資源，將潛在的地理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通過布局全國範圍內的工業項目，提高了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增強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競爭力，成為其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支撐。這使得中國擁有了真正的“廣土巨族”。再者，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精神和包容性，為國家現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文化底蘊，促進了對外開放和國際合作，高效地學習和吸收先進技術與經驗，也促使中國堅持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不依賴戰爭掠奪、而是追求互利共贏的和平方式下實現的，這與西方國家依靠戰爭製造國家間和國內對抗性資源分配的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有利於鞏固和發展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係。

這些因素構成了中國成為“東升西降”中關鍵變量的原因，亦是中國處於“大爭之世”里展開國家間競爭時擁有優勢的基礎，也會對“東”和“西”之外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展示了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發展路徑，提供了一個新的學習模式。許多發展中國家與中國面對相似的挑戰，如工業化基礎薄弱、貧困人口眾多、廣大國土未得到有效利用以及缺乏外部資源和資本積累等。中國的發展模式通過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和市場經濟改革，成功地將其人口規模和土地面積轉化為發展優勢，採納了包容性政治理念，並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這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參考，同時也展示了如何在維護國家主權和推動經濟現代化進程中取得平衡的策略。中國的發展經驗和路徑使其與歷史上其他後起之秀的國家在本質上有所區別，在“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看來,中國是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挑戰者”，會對西方文明提出顛覆性挑戰。由此在“大爭之世”里，中國與目前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之間的矛盾在根本上不可調和，成為了一種結構性矛盾。

（二）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美國將“東升西降”現象視作西方傳統歷史敘述中的一個新階段，即大國間的爭霸進入了新的時期。例如，中國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目標，在美國政界廣泛但誤解地被看作是中國計劃到2049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領先強國的策略。作為一個維護霸權的國家，美國堅決反對任何可能威脅或挑戰其領導地位的行為，從而與中國之間形成了結構性的矛盾。美國對中國的全面戰略對抗策略持續並加強，起始於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並通過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與科技戰策略繼續，直至拜登政府在其政策報告中明確指出未來10年為美中競爭的關鍵時期，並設定了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Out-competing China）的目標。這一系列政策的發展和強化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結構性變化。

在美國國內，政府明確表達了與中國全面對抗的立場，並成功塑造了“中國威脅”的公眾認知。這種對中國持敵對態度的形象反映了美國在安全、經濟及高科技領域內的綜合戰略布局，涵蓋了跨國公司、學術機構以及其他實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協作。這些互動和協作跨越了美國國內政治的黨派分歧，形成了跨黨派的政治共識。截至2023年，美國已在“全政府”層面實現了對華競爭和對抗的共識，並朝着更廣泛的“全社會”層面發展，目標是形成一個包括政府和社會在內的全方位對華戰略競爭聯盟。在國際方面，美國強化了針對中國的同盟關係。在科技競爭領域，美國採取的戰略是在關鍵的大國競爭核心領域內，對中國實施更為精確的遏制措施。在構建陣營對立方面，美國試圖以價值觀為基礎，在科技和經濟領域塑造“民主國家”的敘述，並建立針對中國的高科技交流和產業鏈供應的“民主科技聯盟”。從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國與其盟友國家對中國的科技制裁策略越來越傾向於所謂的“小院高牆”戰略。在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競爭中，美國推出了“印度-太平洋戰略”，通過美英澳三國同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五眼聯盟（FVEY）等機制，旨在將“印太地區”北約化，並將中國納入北約的討論範圍，實現北約的“印太化”，通過這些措施在中國周邊地區製造軍事壓力和安全隱患。

隨着中美間形成的結構性矛盾，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與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期間的情況有顯著差異，中美之間的戰爭風險相較之前有所上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蘇聯解體的時期內，美蘇之間的主要矛盾表現為“冷戰”，而當前中美之間的關係則更類似於一種“冷和平”狀態。因此，不應寄希望於中美關係在短期內會有顯著改善，而應認識到美國對中國的全面競爭是一種重要的長期趨勢。

（三）中國處於“大爭之世”的應對之道

處在“大爭之世”，中國與當今世界舊有利益獲得者的矛盾會愈發凸顯，尤其是與美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中國要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和準備應對。

首先，中國要做到內部的絕對團結。要深刻理解“兩個確立”，要堅決踐行“兩個維護”，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以保持團結一致。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使黨始終成為風雨來襲時全體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確保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方向，確保擁有團結奮鬥的強大政治凝聚力、發展自信心，集聚起萬眾一心、共克時艱的磅礴力量”。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大爭之世這樣的秩序重組期，內部團結的國家往往勝算比較大。

其次，中國必須優先保證其內部良好發展，尤其是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際關係中，國家間的博弈本質上是實力對抗，沒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就難以長期支撐大國競爭，而在綜合國力中，經濟實力是基礎。只要中國經濟仍保持着高質量的中高速發展趨勢，便可以進一步縮小與美西方發達國家總體之間的實力差距，也會很好助力中國的科技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發展。此外，我們努力發展經濟內循環，通過保障民生、發展就業來拉動內需並保障中國巨大市場的穩定和繁榮。總之，沒有良好的經濟發展作為基礎，對外博弈就會缺乏底氣。

再次，進一步面對美西方加大對中國的壓力，重要的是貫徹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的鬥爭精神，即必須勇於並善於應對挑戰。這包括堅持鬥爭精神，增強全黨及全國各族人民的決心和勇氣，勇於面對困難，統籌兼顧發展與安全，以堅定不移的努力克服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開闢事業發展的新局面。迴避矛盾是找不到出路的，只有敢於且善於鬥爭才能解決問題，在大爭之世時尤其如此。例如，面對中美競爭，要做到摒棄僥倖心理，積極面對挑戰。

最後，關於外交政策，中國需繼續深化其外交努力，積極展望未來。例如，用中國的發展帶動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一步做好“一帶一路”建設，增加中國在國際上的夥伴；通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項目來做好區域合作；加速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的擴容工作等。在全球治理上，中國未來也要多做貢獻，承擔更大的責任。在維護自身利益時要高舉公平正義和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法兩桿大旗。在更多國際場合強調和推廣中國所堅持的“共同價值（CommonValue）”，尊重各國的獨特性，並在此基礎上尋找最大公約數。

總而言之，中國在全球“東升西降”的大背景下崛起成為關鍵力量的過程，是基於其在工業化、人口與土地資源優勢轉化以及文化精神支持等方面系統性努力。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這使得中國成為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挑戰者”，與美國之間形成了結構性矛盾。面對美國的全面戰略對抗，包括貿易保護主義、科技和地緣政治競爭，中國應當堅持內部團結、推進高質量的經濟發展、貫徹鬥爭精神以及推動旨在維護國家利益和促進全球合作的積極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