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中國衝擊是2001年中國入世，隨後的中國低端消費品像海嘯一樣席捲世界。美國聲稱，這使得美國失去了200萬工作崗位。美國沒有聲稱的是，這期間美國人生活水準極大提高正是得益於中國製造吸收了原材料和能源漲價、壓低了歐美通脹。

現在，以新能源、電動汽車（包括插混）和信息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製造席捲而來，歐美製造業的“自留地”日漸不保。而且中國製造的極端內卷造成極端降本增效，使得“能躺賺絕不站起”的歐美製造業無所適從。“不是我們無能，而是敵人太厲害了。”

據說歐美對中國的第二次衝擊有兩個看法：

前摩根斯坦利亞洲主管斯蒂芬·羅奇認為拜登的保護主義態勢是“歷史性的錯誤……拜登正在進一步深陷一場對華貿易的新‘永久戰爭’“。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保羅·克魯格曼則認為中國經濟政策不可持續，中國不願意增加消費，而世界無法消化、也不會接受中國想要出口的一切。

必須說，羅奇的聲音在歐美是少數派，克魯格曼的聲音得到耶倫和歐盟的支持，並以歧視性的貿易政策體現出來。

中國新能源、電動汽車、信息技術的產能超過國內市場的需求，但在全球化的現在，產能是否過剩不以國境為界，這事不用多說了。西方對於中國不願增加消費的指責沒有道理。量入為出是經濟學基本原則，也是居家度日的本分，適度超前消費還是以量入為出為基點的，關鍵詞是“適度”，而不是“超前”。中國人已經消費了中國人能負擔的東西，中國人拒絕寅吃卯糧。政府大撒錢從來就不是好主意，西方已經踩過的坑中國更是沒必要去再踩一遍。至於用激進的財政和金融政策刺激經濟，日本的先例中國從90年代看到現在，以為中國那麼傻？

西方的焦慮其實更多的是政治的，真正的中國衝擊來自對自由民主神教的衝擊。

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後，中國人曾經“對意識形態無感”，實際上意識形態還真是“綱舉目張”里的綱。自由民主神教是西方政治的基礎，也是西方自信的本源。

中國崛起意味着一條全新發展道路，在很多地方還更加適合廣大不發達國家和地區。

這不危及西方，但對西方的衝擊不亞於一神教被迫接受還有另一個上帝，以及隨之喪失的文化優越感。誰都需要自我感覺良好，對養尊處優的人更加重要。這是小院高牆都擋不住的，因為西方無法不看牆外正在激變的世界。

這才是真正的中國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