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6月16日是黃埔軍校建校百年紀念日。作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中國大陸自然舉行了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並邀請了與黃埔軍校關係密切的兩岸各界人士參與。

偏偏在這個時候，中國台灣地區卻出現了一番自相矛盾的景象：一方面，台方在島內也搞了不少“黃埔百年”的紀念活動，另一方面，台灣防務部門、台軍“退輔會”等機構卻在想方設法“勸退”試圖前往中國大陸的島內“黃埔軍人”。

百年黃埔為何會讓台灣當局“愛恨交加”，又如何成為兩岸一種特殊的“共同紀念”？這自然要從黃埔軍校本身的歷史說起。

誰是被紀念的“黃埔人”

1924年6月16日，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廣東國民政府於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長洲島正式成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通稱黃埔軍校。

作為孫中山在世時廣東國民政府所做的最後幾件大事之一，創辦黃埔軍校是他在辛亥革命後領導一系列革命十餘載，在依靠軍閥打軍閥的失敗與陳炯明叛變革命的教訓中總結出來，打造屬於革命政權自己革命武裝的關鍵一步，也是他聽從共產國際建議，踐行國共合作，改組中國國民黨，準備北伐戰爭的重要標誌。

從1924年至1926年，黃埔軍校先後招收五期學員，他們不僅成為之後北伐軍的中堅力量，也成為日後國共兩黨高級軍事人才的重要來源。

1927年起，隨着北伐的進展以及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以及隨後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作為國民黨“庶出”軍官培養基地的陸軍軍官學校，一面歷經本校從廣州到武漢，武漢到南京，南京到成都，成都再回南京的遷校過程，一面進行着包括潮州、武漢、長沙、廣州等地分校的拓展。最終在1949年，隨着國民黨反動派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全面潰敗，黃埔軍校所代表的“陸軍軍官學校”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最終劃上了句號。

不過黃埔軍校在中華大地上的歷史並未終結。1950年3日，國民黨政權宣布黃埔軍校在台灣“復校”。隨後，國民黨政府以1947年孫立人在台灣高雄縣鳳山鎮的原日軍基地開設的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為校址，正式建立起台軍的陸軍軍官學校，開班即稱第24期，以明示自己是對黃埔軍校在中國大陸23期辦學經歷的直接繼承。延續至今，陸軍官校成為當代台灣陸軍各類軍官和專業人才的必經之地。

無論在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大陸，還是在國民黨喪失全國政權後敗退的台灣，“黃埔軍校生”都是一個相當廣泛的概念。

僅以大陸時期的黃埔軍校算，從1924年至1949年共計招生23期，有在本校入學的正期軍校生，在黃埔軍校各地分校入學的軍校生，有以其他學校名義入學，在畢業後經核定等同於黃埔某期的“比敘”學生，有用於培訓雜牌部隊軍官的“高等教育班”，有招收各種來路青年培訓的“特訓班”，有對部隊行伍出生者進行培訓的“軍官訓練班”，有針對軍政部化學兵進行培訓的“特科干訓班”，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短期培訓基層軍官的“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林林總總，總數可達20萬人以上。

如果算上其他各種學員、學兵及附設於黃埔的其他五花八門的訓練機構人員，數量自然更加龐大。考慮到早年參加黃埔軍校的學員們儘管絕大多數早已去世，百年黃埔的紀念活動要邀請他們的後代親人參加，規模也不算小。

而在台灣地區的陸軍官校，除了從1951年第24期學生總隊開始招收的正期生外，還從1966年開始開辦“專修學生班”，1978年開始開辦“陸官專科班”，加總也有數萬人之多。

如此一來，黃埔軍校在大陸和台灣的兩段經歷，各自對應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鍵時期與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後“重新建政”，目前仍在運行中的台軍陸軍官校還在為當代台軍提供軍官。兩岸都有足夠的“黃埔人”，無怪兩岸對“黃埔百年”的紀念都相當隆重。

孫中山視察黃埔軍校

一個黃埔百年，兩個“精神家園”

對於大陸而言，黃埔百年的歷史意義簡單而清晰。

一方面，作為北伐戰爭之前廣東國民政府最重要的革命軍事學校，黃埔軍校為當時的革命軍隊培養了大批骨幹，其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重要貢獻不容忽視。

而作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直接體現，尚處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為黃埔軍校的建設投入了大批幹部，從籌創之日起，即有共產黨員在其中工作和學習。列名於“最初組織官長表”的，有10多人是共產黨員。第一期學生入校前已加入共產黨的有30多人；中山艦事件前，該校有共產黨員占前四期學生總數超過10%；至大革命失敗時，在該校工作、學習過的共產黨員，共達千人以上，目前能查到姓名者，有780多人(未含武漢等分校)。中國共產黨不僅成為建校、建軍的中堅力量，對黃埔軍校的建設和發展，也發揮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黃埔軍校中以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幹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合影

另一方面，黃埔軍校共產黨人為人民軍隊的創建、壯大和發展，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毛澤東曾表示，幼年時期的共產黨不懂得軍事的重要，但“從1924年參加黃埔軍事學校開始，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開始懂得了軍事的重要。”黃埔軍校的教員和前四期學員里，走出了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林彪等一大批我黨、我軍高級指戰員，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進行武裝鬥爭，奪取中國革命勝利奠定了人才基礎。

加上黃埔軍校誕生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與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建設工作關係密切。作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新中國紀念黃埔百年，就是在紀念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自己的重要歷史。

但對於至今仍在運行陸軍官校的台灣當局，尤其是民進黨當局而言，黃埔百年的意義就顯得頗為複雜。作為台軍最為重要的軍官培訓機構，也是台軍自詡的某些“精神根源”，黃埔軍校從大陸到台灣復校延續至今，是當下台軍的重要象徵，大批台軍中高級將領也畢業於陸軍官校，對學校有着很深的感情。無論從台灣軍隊的所謂法統還是對台軍的拉攏來看，這“黃埔百年”都是不紀念不行的。

但與此同時，因為黃埔軍校之於國民黨軍隊軍官團的強關聯，也是蔣介石“校長”的起源之地，儘管眼下的台灣軍隊已經沒有了上世紀90年代前台軍那樣鮮明的黨派色彩，但即使今天台灣陸軍官校的校徽、校旗、校訓、校歌，無不與國民黨保持着極強的關聯。因此民進黨當局在陳水扁和蔡英文執政時期，不僅曾經藉故缺席數次所謂校慶，還曾要求陸軍官校將校歌中的“黨旗飛舞”改為其他。儘管這一圖謀最終並未得逞，但也能得見民進黨當局對於這些陸軍官校的國民黨元素一直抱有很大的敵意。

台灣當局不同黨派唯一能在陸軍官校歷史問題上取得共識的，大概就是黃埔五期以後長期未曾改變的“反共”本色了。畢竟蔣介石在逃台後反覆灌輸給在台“黃埔師生”的所謂“最基本的責任”，就是直白的所謂“消滅共匪，光復大陸，拯救同胞”。而當代的台灣當局雖然早已喪失了這點軍事自信，卻開始幻想靠志在打倒軍閥統一中國的黃埔精神來為“台獨”分裂勢力保駕護航。

如此一來，兩岸的黃埔軍校紀念活動，自然在主題和內涵上都大相徑庭：中國大陸的黃埔百年紀念活動，紀念的是一段過去重要的歷史記憶，基本都圍繞孫中山與黃埔軍校的歷史主題，無論是進行相關的學術研究探討，還是邀請黃埔校友及後裔對當年事跡的追憶，都是為了增進對黃埔精神和大革命歷史的認識與理解，最終目標則是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實現國家統一事業；

台灣地區的紀念活動，則在歷史記憶中以陸軍官校在台70多年的內容“稀釋”了其革命性；還以國民黨到民進黨當局長期“反共”的意識形態與其“對沖”；再加上所謂陸軍官校在台與當代台軍轉型構建中形成的歷史記憶干擾，以及台灣當局為了籠絡軍方以“以武拒統”的獻媚，對黃埔百年和黃埔精神的紀念活動，早已經是三江五湖匯入海，一鍋大雜燴了。

葉挺獨立團出征北伐

離開黃埔的“黃埔精神”

論歷史的正義性，黃埔軍校自大革命失敗後淪為國民黨反動派掌握時就已經喪失，所謂的“黃埔精神”也早已從北伐之前“以達國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的革命主張，退化成為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的愚昧效忠；論對實現國家統一的現實認同，台灣當局正在大力推行“台獨”，否認兩岸傳承和關聯，兩岸共同紀念黃埔百年，台灣陸軍官校與黃埔軍校之間無法否認的傳承關係，如今已經不僅不是兩蔣時期台灣當局自詡“中華正統”的證明，反而成為台灣當局試圖割斷的“中國證據”。

在今年黃埔百年紀念之際，台灣島內在陸軍官校例行紀念，許多畢業生自發回憶，甚至有人不顧台方的勸阻，前往大陸參加各類黃埔百年紀念活動。但台灣方面調動“中統”的直系後裔調查局將許多有意前往大陸的黃埔人士“抓去問話”，阻撓、恐嚇他們的行程，“把人家嚇得不敢去”。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炮製了一系列否認黃埔軍校這一兩岸聯繫的奇談怪論。

比如以在台灣陸軍官校讀過書，退役前在台軍中干到少將，現在又當選為桃園市“議員”於北辰，就在媒體節目中聲稱陸軍官校在台灣復校後“不叫黃埔軍校”，並以畢業證書寫的是“陸軍軍官學校”而非“黃埔軍校”當做反駁別人的打臉依據。但黃埔軍校自1927年建校時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開始，就從未將黃埔二字用作官方名稱，只是世人以其校址而稱其為黃埔軍校。別說台灣復校之後畢業證上沒有“黃埔軍校”，黃埔第一期畢業證上同時有孫中山和蔣介石的簽名和印章，也未有“黃埔”二字。這種“老婆餅里找老婆”的行為，與其說是要否認台灣陸軍官校與黃埔軍校的聯繫，不如說是讓人快速對於北辰才識產生懷疑的軍盲和文盲言論。

又比如台“退輔會”主委嚴德發在黃埔百年前夕就表示，“台灣才是正統的黃埔軍校，因為蔣中正是第一屆黃埔軍校校長，校長在哪裡，毋庸置疑正統在哪裡”。台軍官方報紙《青年日報》上月則發表題為“黃埔精神鳳山發揚”的社論。二者都作為官方肯定台灣陸軍官校與黃埔軍校的繼承關係，但都以機械唯物的方式試圖用黃埔軍校在台灣的經歷來“重新定義黃埔精神”。

對於黃埔軍校而言，其“以達國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的革命主張，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的背叛而沒有完成，甚至逃台後“消滅共匪，光復大陸，拯救同胞”的幻想如今也早已無人談起，台灣陸軍官校早就只是黃埔軍校的外在延續，沒有其精神的分毫傳承。在“抗拒大陸統戰”的藉口下為所謂的“正統”自我感動，也不過是一種掩耳盜鈴的鴕鳥行為。

更有甚者，台灣個別大學教授還提出了諸如“不必強調黃埔百年，應該強調鳳山精神”的怪論，在大談“黃埔軍人貪生怕死、臨陣脫逃”的同時，反而妄圖用孫立人乃至侵華日軍將領根本博作為所謂“台灣軍校精神”的寄託。甚至吹捧於北辰“不禁讓人想起岳飛、孫立人和隆美爾的故事”，鼓吹台灣當局所謂的“合法性”，幾乎是“台獨”之心昭然若揭。

對於新中國而言，黃埔軍校的積極歷史意義只存在於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在此之後，中國進入了又一輪漫長的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在這一過程中，曾經創辦和在黃埔軍校里學習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各界愛國人士在創立和建設新中國的同時，也早就讓黃埔精神離開黃埔，遍布天下。正如黃埔軍校最早校歌中“革命英雄，國民先鋒……臥薪嘗膽，努力建設中華”所描繪的那樣，真正實現中國革命偉大勝利，建設新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才真正擔得起黃埔精神的發揚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