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烏克蘭的軍事和經濟資源嚴重依賴西方國家援助，這使得身處戰爭狀態的基輔政府不得不儘可能地考慮“國際觀瞻”。

　　比如之前的巴赫穆特戰役，各種立場的軍事專家均判斷巴赫穆特的軍事意義有限，不會影響整個烏東戰局(事後來看也就是殘酷陣地戰的一部分)，但烏克蘭還是選擇在相對不利的形勢下堅守到底。

　　當然，最初烏軍可以用依託堅城消耗俄軍的理由來解釋，但到後期只剩下一小部分陣地、補給線遭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這種理由已然說不過去，我們只能理解它被賦予了政治意義。

　　同樣的邏輯，自2023年以來，北約為烏克蘭新訓練了至少九個機械化步兵旅，提供了包括500輛坦克和上千輛裝甲車在內的全套西方主流武器裝備，連F16戰機也在路上。

　　在接收了大量軍事經濟援助且戰線僵持已達七個月之後，烏克蘭方面必須用一場勝利來激勵背後的金主們，這便是去年轟轟烈烈的“大反攻”。

　　畢竟人家的錢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人家的總統、總理、首相也是要選舉的，如果不能夠獲得廣大國民的認同，高水平援助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

　　而獲得普通民眾認同的最佳方式，就是讓大家看到勝利的希望(而不是無意義的僵持)。

　　拋開大洋彼岸的美國不談，歐洲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歐洲人希望戰爭儘快停止，但更希望以一種“勝利的姿態”來結束烏克蘭危機，哪怕再忍受一段時間戰爭的負面影響。

　　以第三方的視角看，這種心態其實跟西方媒體偏樂觀的預期存在一定關係。

　　網絡和電視上的專家們不斷預測烏軍2023年春/夏大反攻可以收復全部被占領土，徹底擊敗俄羅斯，歐洲老百姓一聽，那乾脆再支持一陣子唄。

　　反過來說，一旦戰場僵持的局面持續下去，歐洲民意很有可能發生改變，國際輿論也將傾向於“現狀停火”——這是普京希望看到的局面。

　　2023年6月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之上，時任印尼國防部長(現為候任總統)普拉博沃首次明確提出“即時停火”的俄烏和平方案，希望俄烏照目前俄軍占領烏國大約18%領土的戰線停火，建立由聯合國接管的“非軍事化地區”，有爭議的土地則透過公投解決主權問題。

　　儘管其立場遭到歐美主要國家的一致反對，但無疑也給烏克蘭帶來了政治壓力，基輔會擔心部分西方國家發生立場鬆動。

　　換言之，假如澤連斯基和他的團隊擁有100%自主權，對於各種反攻或許會更加謹慎。

　　只可惜他們已經被支持者和反對者給兩邊“架”了起來，媒體不停宣傳的那些“烏軍即將發起大反攻”“開啟和平談判”等新聞對他們來說更多是一種壓力而不是激勵。

　　毗鄰第聶伯河的烏克蘭城市赫爾松(戰前照片)

　　潰壩後遭到水淹的赫爾松

　　在2022年的秋天，烏克蘭的確打出了兩場漂亮的反擊戰，一掃馬里烏波爾和北頓涅茨克失利的陰霾。

　　也正是這兩場反攻的勝利，極大堅定了西方國家支持烏克蘭的信心，甚至間接幫到了拜登政府的中期選舉。

　　然而以單純的軍事視角來分析的話，上述兩場戰役其實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或者說“不可複製性”。

　　2022年9月的哈爾科夫反攻是一場出奇制勝的閃擊戰。

　　當時運動戰剛剛結束不久，雙方的陣地對峙線尚不穩固。

　　在美英情報的支持下，烏軍成功找到了俄軍一千多公里對峙線上的薄弱點，以赫爾松為誘餌聲東擊西，趁俄軍兵力嚴重不足、未完成動員之際打了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烏軍連下庫皮揚斯克、巴拉克列亞、伊久姆和紅利曼等四座重要城鎮，收複數千平方千米的失地，俄軍則因“重新集結”等宣傳用語遭到鋪天蓋地的嘲笑。

　　不過至紅利曼戰役時俄空降軍就已經打得十分頑強，再後來基本穩固住了戰線，形成僵持局面至今。

　　2022年10~11月的赫爾松反攻一場依賴特殊地形的消耗戰。

　　在去年10月的戰場實控地圖上，赫爾松其實是俄控區的一塊“飛地”，它位於第聶伯河入海口的右岸，後勤補給極其脆弱。

　　開戰之初俄軍之所以搶占赫爾松，目的主要是想以此為橋頭堡，沿着海岸線向西打下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薩，從而徹底封閉烏克蘭的海岸線。

　　不過隨着在尼古拉耶夫市遭到頑強抵抗，這一戰略構想嚴重受挫，依照軍事考量赫爾松的意義已不復存在。

　　只是莫斯科不願意拱手讓出開戰以來占領的唯一一座烏克蘭州府，出於政治目的又堅守了幾個月，最終實在承擔不起高昂的後勤消耗，選擇撤退。

　　哈爾科夫反攻期間，莫斯科在搭舞台操辦四州的入俄公投慶典。通過2022年9月、10月接連取得的反攻勝利，基輔方面暫時緩解了世界範圍內的“烏克蘭疲勞症”，但仍無法將局面推向談判桌或一邊倒。

　　2023年3月，捷克總統帕維爾受訪時講道：

　　“很多國家、很多政治家都期望今年看到烏克蘭(在戰場上)的一些進展。我認為烏克蘭將只有一次發動大反攻的機會。如果烏克蘭發動的大反攻失敗了，將很難為下一次反攻獲得足夠的資助。”

　　5月，帕維爾到訪基輔，在和澤連斯基會面時他又說道：

　　“烏克蘭不再具有去年成功進攻哈爾科夫與赫爾松時出奇制勝的條件。”

　　作為立場高度挺烏的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帕維爾不僅是捷克總統，還曾擔任捷克軍隊總參謀長和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

　　從他的表述中不難體會，西方內部的理性派已經認識到烏軍的反攻將是一場硬仗，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過分樂觀的主要是政客和媒體。

　　捷克總統帕維爾

　　在烏克蘭發起進攻之際，一些西方戰略家也開始構思俄烏衝突的長期框架。

　　他們找到了當下烏克蘭軍隊的痛點——這支大軍強烈依賴西方國家輸血來維繫，需要長期資金技術支持才能夠保證自身戰鬥力。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看到歐美國家開始鼓勵自家軍工企業赴烏克蘭建廠，比如近期德國軍火巨頭萊茵金屬公司就計劃跟烏克蘭國有國防集團組建合資企業。

　　按照西方的設想，最好用“以色列模式”來打造烏克蘭，協助基輔形成一支基本自持的精幹部隊，以應對跟俄羅斯的長期對抗。

　　另一方面，西方學者們還提出政策端的長期計劃。

　　比如鼓勵拜登政府通過涉烏克蘭法律文件，以避免選舉周期或領導層更迭給局勢帶來的影響(美國簽署國際條約需要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國內法的門檻低很多)。

　　有位網友的評論很經典：反戰思潮其實反的不是“戰”，而是投入巨大卻沒有回報的戰爭。

　　2024年6月，正當澤連斯基出席G7、瑞士和平峰會召開之際，前線烏軍在哈爾科夫一帶向俄軍發起罕見的反攻，一時間又被西方媒體稱為是“等待已久的勝利”。

　　不難體會，基輔正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壓力，他們太渴望勝利了，哪怕是僅具象徵意義的戰術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