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普遍關心國際上的事，一是因為近代以來中國國家命運受外部牽連多，如今的對外博弈任務重；另外也是因為談論國內話題敏感點多，很多時候放不開，而對外話題則相對更開放。像美帝、日本軍國主義，怎麼罵都沒關係。但我們要防止網上輿論對外部挑戰和敵意的無限誇大，用仇美仇日在網上做極端民族主義消費，將中國的大多數問題歸咎於外因，這不利於保持輿論場的基本客觀。那些輿論挑動起來的過激情緒會牽制國家對外政策的有效運用，也可能在一些事情上綁架官員們的表態。
所有社會都有樸素的愛國主義，它們會因為一些國家間的衝突和摩擦變得激烈，愛國主義和愛國主義也會形成衝突甚至對抗。但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致力於對外開放，而且對外開放對我們的進一步發展非常重要，我們一定要在弘揚愛國主義的同時，保持透視國際衝突的理性和清醒，協助、配合國家將國際衝突儘量保持在國家對國家的層面，減少那些衝突向不同國家的社會，也就是人民層面的擴散。那將有利於管控衝突，讓轉圜或者緩和更有可能發生。
▲2024年“鼓嶺緣”中美青年交流周的與會者。此次交流周以“傳承鼓嶺情緣 深化友好情誼”為主題，來自美國十多個行業的200餘名青年與300多名中國青年出席。“鼓嶺緣”美中青年交流周的舉辦有助於促進美中青年間的理解和友好關係。
換句話說，國家和國家可以衝突、博弈，但是我們要努力爭取與對方社會和人民的友好。在國家衝突中，我們支持自己的政府，但是要保持支持方式的恰當和有效，儘量不讓這種支持延伸為對對方的仇恨，要避免雙方社會和人民的相互敵視。
現在國際社會總體上仍是“叢林法則”，談到國際規則和道義，所有國家的出發點都是自己的國家利益。歐盟外長博雷利不久前公然說：“外交就是管理雙重標準的藝術。”像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它一定會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哪個國家有挑戰它的潛在可能，它都要打壓。莫說你有挑戰它的意願，就是你形成可以挑戰它的實力，它都不干。這很不公平，但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
▲歐盟外長博雷利經常在公開場合表示，“我們經常因雙重標準而受到批評。但國際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關於使用雙重標準的。我們並非對所有問題都使用同一標準。”最近一次類似表態是2024年5月3日針對巴以衝突和烏克蘭問題，以及對華經濟問題等態度被質疑雙標時回答的。
對中國來說，我們要做的就是如何避開美國打壓我們崛起的鋒芒，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與美國打戰略太極，不斷擴大其妄圖一手遮天的縫隙，開拓出中國全面發展和現代化的巨大空間。我們要做的是怎麼對付美國，拆解盟友對它的“忠誠”，而不是一味“恨”美國，並且“恨”它的盟友。在國家關係中，“恨”不解決問題，它只能增加對外博弈的衝動，導致動作走形。
在對外關係中，中國政府保持了應有的戰略冷靜，所以我們看到，美國視多個國家為對手，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等等，其中它對中國的防範心最重，我們被它排在了第一號，但是迄今為止，中美關係又是美國同這些國家關係中相對最緩和的，迴旋餘地最多。
▲拜登剛上任美國總統時，在一次公開採訪中稱，俄羅斯是美國最大的潛在威脅，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
所以，中國民間要看懂這個總態勢，了解國家衝突與民間交往複雜而微妙的差異。地緣政治形勢一旦形成，國家關繫緊張就會有某種慣性，但那些問題應更多在國家外交層面應對。民間要在支持國家並給外交充分授權的同時，保持好民間態度的穩健，不輕易被外交衝突點燃，不將愛國主義上升為對外的仇恨。那樣的話，中國外交的操作空間會更大，緩和對外衝突會更加遊刃有餘。
其實大多數人都明白，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需要對外開放，需要與發達國家保持緊密的聯繫。一些網上輿論聲稱中國完全具備了通過內循環自我發展的能力，那或者是賭氣，或者是自我安慰。中國要儘量穩定同整個西方的關係，而且我們具備這樣做的許多條件和主動性。客觀說，大多數中國人也不希望我們失去一個個發達國家朋友和夥伴，與另一些國家結成“同盟”，與西方對着幹。這既不是我們的國家外交路線，也不是公眾的意願。
▲2021年，在美國加利佛尼亞州洛杉磯的聖蓋博大劇院前，人們舉行了燭光晚會，悼念此前因種族仇恨槍擊案死去的8名受害者。同時也反對針對亞裔及華裔的種族仇恨犯罪。
但是現在網上有一些極端聲音，相互配合形成了某種輿論聲勢，蠱惑了部分基層群眾。他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鷹派”，而是擁有意識形態的極端性，將對外態度朝着內部事務穿透。如果說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的話，這種聲音在網上的不斷發酵對現階段的中國解決一些重大問題肯定弊大於利。那樣發聲的人未必都有主觀上的惡意，他們有些人就是那樣認識的，但那些聲音負面影響的與日俱增卻是真實的。對這個問題我們的主流社會一定要保持清醒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