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贏了，伊朗新總統會優先“親善”西方嗎？

編者按：5月19日，伊朗時任總統易卜拉欣·萊希在伊朗西北部山區遭遇直升機墜機事件不幸身亡。在此之後，何人將伊朗繼任總統以及總統換屆是否會影響伊朗對外戰略等問題成為了世界關注的焦點。

根據最新選票統計結果，在7月5日舉行的第二輪伊朗總統大選中，被視作改革派的佩澤什基安獲得1638.4萬張選票，占總選票數的53.6%，擊敗前伊核談判代表賈利利成為下一任伊朗總統。改革派的獲勝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這一結果反映了伊朗國內政治怎樣的現狀？是否會改變伊朗與美西方之間的關係？

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伊朗及其各種形式的盟友自稱為“抵抗軸心”在對抗美國中東霸權的戰線上爆發出極大的戰鬥力，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針對以上問題，觀察者網與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伊朗問題專家李福泉老師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討論。

佩澤什基安向支持者致意，慶賀選舉勝利IC Photo

觀察者網：此次伊朗總統選舉可以說是一次意外的安排，起因於萊希總統的意外去世。但隨後伊朗國內並沒有出現外界擔憂的大動盪。從伊朗的政治體制來說，總統在領袖的權威之下，一般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發揮着多大的作用？

李福泉：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後，霍梅尼及其追隨者經過複雜的制度設計，建立了獨特的法基赫體制。法基赫（Faqih），即作為教法學家的霍梅尼，成為這一體制的靈魂與核心。法基赫體制既不是對西方的簡單模仿，也不是向傳統的斷然回歸。

法基赫體制融合了本土的傳統因素和外來的現代因素，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生命力。正如1979年後這個國家的全稱“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所顯示的那樣，伊朗試圖實現2000多年的民族性、1000多年的宗教性和100多年的現代性的結合與統一。

國內部分媒體把伊朗領袖哈梅內伊稱為“精神領袖”或“宗教領袖”，這是一種對其實際職能的曲解。伊朗領袖首先是一個政治職位，政治性是其第一屬性。伊朗領袖的權威主要的不是在宗教或者精神領域，而是在政治領域。對於伊朗現任領袖哈梅內伊的言論和決策，首先要從政治角度，而不是宗教或精神角度去看待。

伊朗領袖權力廣泛，原則上是伊朗內政外交所有重大問題的最後決定者。伊朗領袖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元首，總統則是政府首腦。在高度制度化的法基赫體制下，萊希總統的意外去世，不會引發伊朗國內大規模的動盪。新一任總統的誕生完全按照憲法明確規定的程序進行。

總統通過全國大選而產生，代表着比較廣泛的民意。總統享有多種行政權力，直接參與國家核心決策，是國家治理方面的主要負責人。總統負責制定國家的經濟政策，在民生和經濟領域擔負着最主要的責任。總統有權任命副總統和內閣部長，但需要議會投票確認。總統還是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的核心成員，也是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另外，在領袖去世和辭職等情況下，總統、司法總監和憲法監護委員會中的一名宗教學者成員等三人共同組成委員會，履行領袖職權，直到新的領袖產生。領袖的權威確實大於總統，但總統依然有相當的決策空間和自主性。

當然，無論就憲法還是現實而言，總統的權力受到多方面制約，缺乏軍事指揮權是伊朗總統相比美國總統的一個很大的不同。伊斯蘭革命衛隊就是處於總統權限之外的一個特殊存在。伊朗與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等多個親伊朗組織之間的關係，是由伊斯蘭革命衛隊決定的，總統缺乏足夠的影響力。

觀察者網：伊朗本次總統大選的投票率很低，這說明了什麼呢？佩澤什基安為什麼能夠成功當選伊朗總統呢？

李福泉：近幾年，雖然領袖哈梅內伊頻頻號召伊朗人積極投票，但伊朗的三大全國性選舉，即議會選舉、專家會議選舉和總統選舉的投票率總體呈越來越低的趨勢。這顯然是伊朗伊斯蘭政府內在危機的體現，其首要原因在於伊斯蘭革命勝利45年後，許多伊朗人在經濟領域越來越缺乏獲得感。

兩伊戰爭結束後，保守派和改革派領導人都曾擔任總統，但都未能根本解決伊朗的發展問題。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就業困難等等民生問題，在持續消耗着伊朗人的耐心。對於許多伊朗人而言，投票沒有任何意義，因為無論誰當選總統，都無法帶來積極的變化。

實際上，領袖哈梅內伊和伊朗高層對這一危機有着清醒的認識，萊西擔任總統期間具有強烈的改善經濟狀況的意圖，但效果並不明顯。回顧過去45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伊斯蘭政府實現了伊朗絕對的獨立自主，建立了強大的國家組織能力，但始終面臨着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政府發展經濟能力不足之間的尖銳矛盾。

佩澤什基安的當選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佩澤什基安是改革派代表，在選舉前聲譽和影響並不突出。佩澤什基安的當選說明，許多對現狀不滿但又對選舉和體制抱有希望的伊朗人再次選擇了改革派，試圖以此換來改變現狀的機會。佩澤什基安就任總統後面臨着內政外交的巨大挑戰，如何發展經濟依然是迫在眉睫的難題。依據他在總統辯論中的發言，他將會把改善與美西方的關係作為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的關鍵。這一思路與萊西總統形成了鮮明的差別。

伊朗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候選人、伊朗前衛生部長佩澤什基安進行投票。IC Photo

佩澤什基安大概率會把對美和西方的關係作為外交工作的重點方向，甚至優先方向。他將會向美國和西方釋放善意，會積極與美西方接觸和談判，以此實現部分解除制裁和發展國內經濟的目標。

佩澤什基安很難改變“抵抗軸心”與以色列對抗的態勢。向領袖哈梅內伊直接負責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掌控着與“抵抗軸心”成員的交往，“抵抗軸心”方向的外交不在總統和外交部的權限之內。魯哈尼總統時期的外交部長扎里夫對此曾在私下提出嚴厲批評，但沒有軍權的佩澤什基安是無法改變這一傳統權力結構的。

佩澤什基安就任總統後，伊朗和俄羅斯的關係會總體保持穩定，因為發展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是哈梅內伊等多數伊朗高層的共識。但佩澤什基安會分散更多精力去發展與美西方的關係，而且，佩澤什基安會向中國提出更多要求。佩澤什基安在選舉辯論中多次公開批評中國，抱怨中國為什麼不執行兩國2021年簽訂的25年合作協議。

觀察者網：哈梅內伊在25號發表講話，表示“依賴美國的人，是管不好國家的”，被解讀為是對候選人的“敲打”，而美國也在同一天宣布，對與伊朗國防和武裝部隊後勤部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有關的50個實體及個人進行制裁。 美伊關係未來會如何發展？將如何影響伊朗國內發展和地區安全？

李福泉：自1979年，伊朗和美國已經對抗45年時間。領袖哈梅內伊作為革命元老，具有豐富的對美交往和鬥爭的經驗。哈梅內伊很明顯早已做出這樣的判斷，即美國是不可信的，伊朗和美國關係是不可能正常化的。雖然伊朗和美國之間存在換囚等交易，但這與兩者關係正常化沒有絲毫關係。

2018年特朗普退出各方努力達成的伊核協議，對主張發展對美關係的伊朗改革派構成了沉重打擊，成為哈梅內伊為首的保守力量眼中美國不可信的又一個證明。哈梅內伊由此更加認為，伊朗決不能以犧牲自身的尊嚴和利益為代價去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哈梅內伊的講話實際上不僅在提醒伊朗國內許多對美國抱有幻想的人，也在為將要選出的新總統劃定對美外交的原則，即不要指望通過依靠美國解決伊朗面臨的問題。

正在大選中投票的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IC Photo

新總統的產生會對伊朗外交產生一定的影響，但無法根本改變伊朗與美國互相對抗的大局。在伊朗政壇占據主導地位的保守派整體上對美國缺乏信任，對伊朗外交具有重大影響的伊斯蘭革命衛隊缺乏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意願。另一方面，美國也缺乏與伊朗根本改善關係的動力。美國雖然多次與伊朗秘密接觸與談判，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不僅沒有減少，還在不斷增加。

現在美國的當權者是在1979年人質危機後激烈的反伊宣傳下成長起來的，反對伊朗在美國近乎一種政治正確。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與我國關係正常化是處於守勢的尼克松政府在蘇聯的巨大壓力下做出的戰略選擇，就實質而言，是對生存的渴望戰勝了仇恨與偏見，但現在的美國嚴重缺乏動力去克服與伊朗45年的對抗累積起來的種種怨恨。更何況，以色列和猶太人還是伊朗和美國關係改善的巨大障礙。

美伊關係的持續僵化將對伊朗國內發展形成負面影響。美國對伊朗45年的制裁是伊朗國內發展遭遇的最大外部影響因素，特朗普開啟的極限施壓政策更是重創了伊朗經濟。可以說，美國的制裁與當前伊朗國內幾乎所有的經濟問題，比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和投資匱乏等等，都存在明顯的因果關係。美國的制裁衝擊的不僅是美國和伊朗的全方位關係，也是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和民眾與伊朗的交往。比如我們前往許多國家旅遊，都能在網絡平台很方便地提前預訂酒店和其國內機票，但由於美國的金融制裁，這樣簡單的事情在伊朗無法實現。

伊朗街頭，一名戴彩色頭巾的婦女走過街頭IC Photo

近年來，伊朗領袖哈梅內伊提出“抵抗型經濟”戰略，其目的就是要在制裁常態化的背景下，發展國內經濟。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哈梅內伊的預期中，伊美關係很難根本改善，美國制裁不可能解除，伊朗經濟的發展必須在這一認識前提下進行。在此情況下，美國的制裁將持續對伊朗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但伊朗對美國制裁也已經具備了一定的適應力。

1979年以來，美伊對抗是中東地區範圍內的一個主要矛盾，如何打壓甚至顛覆伊朗伊斯蘭政府是美國中東政策的主要內容和核心目標。近年來，美國大力推動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的和解，一方面是為了改善以色列的地緣環境，另一方面是為了更大範圍地孤立伊朗，在中東製造更大規模的陣營對立。

自去年10月7號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以來，中東呈現出以伊朗為核心的抵抗軸心反擊美國和以色列霸權的態勢。就安全角度而言，抵抗軸心與以色列的軍事對抗已經上升為中東的頂級矛盾，中東進入了後冷戰時代前所未有的危險期。迷信武力的以色列持續在加沙地帶採取軍事行動，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傷亡，使得巴以衝突在中東出現大規模的溢出效應。

美國與伊朗的矛盾是抵抗軸心與美國和以色列關係的主線，但以色列的軍事決策和行動成為當前影響中東安全的第一因素。伊朗和美國雖然處於對抗狀態，但都避免彼此間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就4月份以色列襲擊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以來各國的表現來看，伊朗和美國在避免局勢失控方面具有高度的共識。在美伊關係持續僵化的背景下，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的軍事行動將是影響中東安全的關鍵變量。

觀察者網：西方媒體一直試圖將伊朗描述為一個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保守國家，這一描述是否符合現實？真實的伊朗是什麼樣的國家？

李福泉：自1979年以來，西方媒體整體上對伊朗有兩種並存的描述方式，除了我們熟悉的“伊朗威脅論”，就是“伊朗崩潰論”。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對於中東政局、美伊關係、伊朗自身以及世界伊斯蘭復興等許多方面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一個戴纏頭的77歲老人霍梅尼以伊斯蘭教為旗幟，帶領人民推翻親美的巴列維王朝，創建了獨特的法基赫體制，並且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外交等各領域推行伊斯蘭化政策。

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震驚了世界，使得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正式成為西方新聞界和學術界的流行語。70年代末，西方媒體記者們開始頻頻使用 “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基督教中翻譯為“基要主義”）這一源於基督教新教且帶有一定貶義的詞彙來指稱和描述這場革命，以此表明霍梅尼和伊斯蘭革命的復古和反現代特性。進入80年代，術語“原教旨主義”迅速傳播，也被國際學術界廣泛接受。

伊朗伊斯蘭革命與西方人固有的認識邏輯完全相悖，被西方人認為是徹底的歷史性倒退。按照源於西方的經典現代化理論，世俗化是現代化的必要前提和核心內容，沒有世俗化，就絕不可能有現代化。世俗化的關鍵就是宗教的私人化，即宗教要從公共領域退出，成為宗教信仰者個人的事。但在1979年後的伊朗，霍梅尼為代表的什葉派烏里瑪執掌着國家大權，革命化解釋的什葉派伊斯蘭教是國家的主要意識形態。

西方人認為，伊朗走上了錯誤的發展道路，霍梅尼為首的烏里瑪集團根本沒有能力治理國家，伊斯蘭政府很快就會崩潰。“伊朗崩潰論”成為美國不斷制裁伊朗和採取“以壓促變”政策的邏輯前提。既然伊朗反現代的“異端”政府即將崩潰，為什麼還要與其改善關係呢？

上世紀70年代的伊斯蘭革命中，伊朗青年焚燒美國國旗

就事實而言，西方低估了什葉派烏里瑪的政治能力，宗教也確實成為外界認識伊朗的一大障礙。學術界對伊朗有“神權共和國”或“神權政體”的相關稱呼，它們凸顯了人們意識中宗教對於伊朗的巨大影響。但事實上，世間並不存在所謂的“神權”，穆斯林崇拜的安拉並不統治世間。“神權”實質上依然是“人權”，是一部分此世的人在以神之名確立統治地位，行使國家權力。

什葉派伊斯蘭教是伊朗絕大多數人的信仰，但同時又是伊斯蘭政府實現國家治理的有效手段。以霍梅尼為首的烏里瑪藉助什葉派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奪取了國家政權，但一旦他們成為國家領導人，他們的第一身份往往就不再是宗教人物，而是政治人物，政治而非宗教成為決定他們行動和言論的最穩定因素。

在當前的伊朗，宗教是伊朗一個重要的面向，但相比80年代，宗教的作用明顯在弱化。在阿訇的纏頭和婦女的頭巾之下，存在着的是一個政治、社會、思想和文化各個領域高度複雜多元的國家。

在伊朗，伊斯蘭教並不能決定一切，伊斯蘭教也不是伊朗人生活的全部。我們不能把伊朗伊斯蘭政府與阿富汗塔利班等同視之。在阿富汗塔利班治下，女性的受教育權嚴重受限，但在伊朗大學裡，女學生多年前就占據了半數以上。伊朗也不是一個封閉的國家，伊朗對於外部保持着高度的開放性。大量的伊朗人生活於國外，在伊朗也有數量眾多的外國人。筆者在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期間，多次遇到來自法國、奧地利等歐洲國家的遊客，但我從沒有遇到英國人。2017年10月在迪拜朱美拉海灘附近遇到的一個英國工程師告訴我，如果英國人去了伊朗，回國後會受到嚴厲的審查。

觀察者網：早在伊朗經略其中東戰略之初，有不少西方輿論就認為伊朗正在構建所謂“什葉派之弧”，而構成巴勒斯坦對以色列的抵抗運動這一運動的行為主體是遜尼派穆斯林。並且即使是在伊朗支持的什葉派內部，伊朗、也門胡塞、敘利亞等也分屬於什葉派內部的不同分支。那麼，伊朗伊斯蘭革命等同於什葉派革命嗎？

李福泉：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什葉派宗教領袖領導人民的形式取得勝利，顯示出強烈的什葉派特徵。伊朗伊斯蘭政府把輸出伊斯蘭革命作為中東政策的核心內容。為了破除教派壁壘，伊朗伊斯蘭政府始終大力倡導穆斯林團結。伊朗革命以成功的典範確實激勵和推動了世界範圍內伊斯蘭復興的發展，但就輸出革命的實際效果而言，伊朗只在中東什葉派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因為伊朗伊斯蘭政治模式帶有顯著的什葉派基因，是遜尼派難以接受的。

伊拉克、黎巴嫩、巴林、沙特等阿拉伯國家的什葉派曾積極回應伊朗革命，發起規模不一的什葉派政治運動。伊朗政府在黎巴嫩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它派遣伊斯蘭革命衛隊到黎巴嫩，幫助當地什葉派，建立了強大的軍事政治組織黎巴嫩真主黨。2003年美國的侵略戰爭導致伊拉克什葉派上台後，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於2004年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提出，中東正在形成一個從伊朗延伸至黎巴嫩、包括伊拉克什葉派和敘利亞阿拉維派政府的“什葉派新月”。

2015年以來，伊朗和也門侯賽武裝的關係迅速發展，隨之國際學術界和媒體界進一步開始使用“什葉派之弧”來指稱從黎巴嫩經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到也門的什葉派地緣政治力量。就在2015年前後，伊朗政府通過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的聖城旅，動員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武裝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什葉派僱傭兵到敘利亞參戰，成功保衛了敘利亞巴沙爾政府，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聯盟的巨大能量。

確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等國什葉派屬於十二伊瑪目派，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屬於阿拉維派（阿拉維派信徒約占敘利亞總人口的12%），也門胡賽武裝則是栽德派（栽德派信徒約占也門總人口的45%），伊朗與阿拉維派和栽德派缺乏密切的宗教聯繫。此外，自1987年哈馬斯建立後，伊朗政府就成為其支持者，而哈馬斯屬於遜尼派。

數千名胡塞武裝支持者在也門舉行抗議集會，聲援巴勒斯坦IC Photo

上述國家、組織或個人屬於伊斯蘭教的不同派別和什葉派的不同支派，但因為反對美國和以色列而結成中東的重要地緣政治力量。因此，伊朗及其各種形式的盟友自稱為“抵抗軸心”，即抵抗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的霸權和侵略，而美國和以色列則譴責伊朗在中東支持恐怖主義。“抵抗”表明了它們的被動性、防禦性和正義性，“抵抗話語”成為對抗美國“恐怖主義話語”的武器。自去年10月7日以來，以伊朗為核心的“抵抗軸心”與以色列進行軍事對抗，成為影響中東局勢變化的關鍵力量。

因此，如果單就伊朗直接輸出革命的角度而言，伊朗伊斯蘭革命確實成為事實上的什葉派革命。但如果就反美反以的角度而言，伊朗伊斯蘭革命是遍及中東、跨越教派或支派的深度地區革命。我們看到，當前在整個中東，只有“抵抗軸心”的各個成員在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國，在堅決拒絕着美國和以色列的霸權。這一中東重要政治現象的源頭，必須追溯至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勝利，正是這一年，伊朗從一個高度親美的國家，轉變為中東最反美的國家。

觀察者網：從2000年真主黨驅逐以色列及其支持的傀儡南黎巴嫩政府到胡塞武裝擊敗海合會聯軍並在巴以衝突中封鎖紅海航線，伊朗領導的抵抗系武裝在近20多年來持續爆發出遠超傳統認知的戰鬥力。為什麼抵抗系武裝戰鬥力會如此強？它們的組織架構與中東戰爭期間的阿拉伯國家有什麼根本不同？

李福泉：就“抵抗軸心”的成員而言，除了伊朗和敘利亞兩個國家，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侯賽武裝和伊拉克什葉派武裝都是非國家行為體。這些組織得以興起，都是所在國國家建構失利的結果，中央政府羸弱是這些國家的共同特徵。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外部面對以色列的種種掣肘，內部連軍隊都沒有，根本無法有效行使權威。黎巴嫩國防軍甚至比真主黨武裝還弱小，黎巴嫩中央政府對真主黨建立的“國中之國”無可奈何。侯賽武裝擊敗了國際社會承認的也門政府，在控制區內不斷進行卓有成效的政權建設。2003年美國的戰爭粉碎了伊拉克的國家能力，伊拉克什葉派武裝成為中央政府無法解決的難題。

上述這些組織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徵和優勢：

第一，它們直接反映着特定群體的苦難、意願和利益，要麼寓兵於民，要麼與民眾關係密切，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和組織性。

第二，它們以伊斯蘭教為動員工具，自視為反霸權反侵略的正義力量，解決了仗為誰打的關鍵問題，堅信勝利屬於自己。

第三，它們的組織形態高度複雜化，具有武裝組織、政治組織和社會福利組織等多重身份。

第四，它們經歷千錘百鍊，普遍具有比較豐富的實戰經驗。

第五，它們得到了“抵抗軸心”其他成員尤其是伊朗政府的持續支持。

第六，武器技術的擴散和普及化使得他們能夠使用無人機採取非對稱作戰方式，而這在十年前是無法想象的事情。

第七，他們注重紀律，相對保持着廉潔的形象。真主黨在黎巴嫩有“乾淨先生”的美譽，哈馬斯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的選舉中大勝法特赫，一大原因就是後者被許多巴勒斯坦人認為已經徹底腐化。

第八，它們善於學習新技術和適應局勢變化。它們都以伊斯蘭教為旗幟，但這絕非意味着它們保守和落後。它們重視新武器的使用，對新的軍事技術具有高度敏感性。就對新技術的開放度而言，它們都是非常現代的組織。而且，它們會隨着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發展策略。

總之，它們有信仰，有信念，有組織，有紀律，有技術，有經驗，具有很強的韌性和作戰能力。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沙特集合的擁有先進武器的聯軍在面對侯賽武裝時會潰不成軍。

加沙地帶，一座被以色列軍隊炸毀的民居正在展開救援工作IC Photo

“抵抗軸心”以伊朗為核心，同時上述組織都對伊朗保持着程度不一的獨立性。它們以反美反以為共同目標，彼此互相支持，協調行動，整體上顯示出較強的凝聚力。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侯賽武裝、黎巴嫩真主黨和伊拉克什葉派武裝頻頻向以色列本土發射無人機和導彈，侯賽武裝多次打擊紅海上駛向以色列的船隻，以此分散以色列的精力，對哈馬斯進行戰略配合。“抵抗軸心”成員間的團結一致和密切配合與埃及、約旦等阿拉伯國家在以往中東戰爭中的勾心鬥角形成了鮮明的差別。

觀察者網：本輪巴以衝突中，伊朗雖然從本土發動了對以色列有史以來的首次導彈打擊，但在此之後，伊朗對以色列的直接打擊就迅速停止。長期來看，伊朗及其盟友與以色列的矛盾會怎樣發展呢？

李福泉：事後來看，4月14日伊朗對以色列的導彈和無人機打擊更像是一場表演，這清晰地表明，伊朗主觀上並不想與以色列直接發生軍事衝突。截至目前，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已經超過8個月。以色列打擊阿拉伯國家的閃電戰作戰模式成為歷史，以色列與“抵抗軸心”的衝突有了消耗戰的意味。

就歷史的角度來看，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色列和埃及和解後，以色列在中東的主要矛盾方開始由阿拉伯前線國家轉向以伊朗為核心的“抵抗軸心”。經歷40多年的演變後，去年10月7號以來，以色列與“抵抗軸心”的矛盾以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形式激化到空前的程度。

在當前，如果說在歐洲，是美國通過烏克蘭消耗俄羅斯，那麼在中東，則是“抵抗軸心”通過和以色列的軍事對抗同時消耗着美國和以色列。“抵抗軸心”的這種消耗首先不是物質上的，而是道義上的。由於以軍對巴勒斯坦平民的殺戮，以色列的國際環境陷入了自1948年建國以來最惡劣的時候，而美國的軟實力也與此同時遭到了嚴重的損傷。

“抵抗軸心”與以色列的矛盾如何發展，關鍵取決於以色列下一步將如何對真主黨採取軍事行動。如果以色列軍隊對真主黨發動大規模打擊，尤其是進入黎巴嫩作戰，那麼“抵抗軸心”與以色列的矛盾將進一步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