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戰略調整將衝擊脆弱的全球戰略平衡，引發軍備競賽和安全惡化的惡性循環。核武器定位與導彈防禦問題同步重新升溫，似乎暗示着國際軍控領域“冷戰思維的回歸”。

　　美國媒體近期披露，拜登政府對美國核戰略做出重大調整，強調“應對多個擁有核武器的對手”“保持美國核武庫的靈活性和應對能力”。美國國防部負責太空政策的代理助理部長維平•納朗在8月1日的演講中就此宣稱，美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核時代”。

　　美國着眼於“新核時代”的戰略調整隨之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在全球安全形勢日趨不穩的當下，這些變化無疑將引發新的系統性安全困境。

　　▲美國“民兵”III型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場景。

　　近些年來，隨着一些領域的技術進步及其軍事化應用的發展，戰爭形態明顯呈現新的特徵。無論是正在進行中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還是網絡戰、太空戰等各種新興領域的戰爭場景，都在改變着傳統的戰爭形態。然而，新戰爭形態的出現，目前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核武器在戰爭博弈中的作用，特別是核威懾對於國際安全與國家間對抗的影響分量仍然巨大。這是因為，核武器的殺傷力、破壞性及其曾被真實用於戰爭的事實，構成了核武器能夠形成威懾的基礎。而那些新興軍事技術和能力的發展，諸如無人裝備、智能化技術、高超音速武器等，目前並未展現出如此真實有效的破壞力。這就決定了此類技術能力雖然得到各國更多重視，但短期內還無法形成類似核武器的威懾效果。能否具有實際威懾作用，實際上決定了核武器不同於其他軍事能力的特殊地位。

　　這種核武器與核威懾效用的延續，決定了核大國的戰略調整足以加劇並觸發新的安全困境。美國作為首要核大國，其戰略調整勢必給國際安全形勢帶來新的重大衝擊。根據美國媒體披露的信息，拜登政府調整後的核戰略是“歷史上首次針對多個核對手”，並針對“對手採取協調行為”“出現有限核戰爭”“軍備控制努力失敗”等三種潛在場景採取“更具競爭性的核戰略”。這表明美國對於核領域安全態勢的判斷有了根本性變化，標誌着美國從傳統的“威懾與軍控平衡”轉向更強硬、更具進攻性的核政策。如果將之放在更長的歷史背景來看，美國在冷戰結束之後便不斷降低核武器在維護國家安全中的定位，奧巴馬政府甚至提出“無核世界”構想，對比之下，拜登政府有關“新核時代”的戰略調整無疑是顛覆性的。加之，特朗普執政時期也大力強調發展核力量，在這種兩黨共識的背景下，“新核時代”一說儼然已使“無核世界”徹底無望。

　　▲薩當彈坑，最大直徑390米，最大深度98米，形成於美國在1962年7月6日在內華達試驗場的核子試爆，地點位於內華達州51區的東南方約19千米處。

　　美國的戰略調整將衝擊脆弱的全球戰略平衡，引發軍備競賽和安全惡化的惡性循環。美國重新抬升核武器定位，以及此前不斷喧囂的中程導彈部署問題，已經給相關地區國家帶來廣泛的安全憂慮，“核陰影”在各種現實和潛在的戰爭場景中不時出現，這是冷戰結束多年後不曾出現的情況。甚至那些在美國“核保護傘”庇佑下的盟國，在美國政策不確定性的刺激之下也有越來越多的聲音主張擁核，《經濟學家》就此評論稱，美國用於保護盟友的“延伸威懾”可能因此變成“延伸的不確定性”(extended uncertainties)。

　　除核武領域的重大動向，美歐近期還相繼出現強化導彈防禦建設的論調。美國共和黨黨綱宣稱“建立鐵穹導彈防禦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倡導建立歐盟的共同防空體系“防空盾”。核武器定位與導彈防禦問題同步重新升溫，這種態勢似乎也在暗示着國際軍控領域“冷戰思維的回歸”。這些無疑都是由核問題引發的安全困境的鮮明體現, 即一國為增加自身安全而採取的措施反而增大其他國家的不安全感，從而引發新一輪的惡性循環。同時，鑑於核武器部署所需的投入較常規武器更為龐大，美國刺激之下的核及相關領域軍備競賽也將給相關國家平衡安全與發展帶來新難題。這將是一種更為系統性的安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