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目前有四股主要軍事力量：土耳其、埃及、伊朗和以色列。

　　其中，土耳其為北約成員國，是美國的非主流盟友;以色列是美國中東地區鐵杆盟友和主要代理人;伊朗是反以的，但限於同以色列並不接壤且遠距離打擊能力有限，只能採取扶持代理人的策略;埃及同以色列毗鄰，是歷史上幾次中東戰爭的主力。

　　某種意義上講，中東“反以”陣線能否成功，主要就看開羅的意志。

　　埃及總統塞西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埃及第二任總統納賽爾執掌大權十八年(1952~1970)，任內鞏固加強了同蘇聯之間的關係，並憑藉第二次中東戰爭成為阿拉伯世界的“反以領袖”。

　　然而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期間，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組成的反以聯盟一敗塗地，以色列成功占領了加沙地帶、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東城區和戈蘭高地共6.5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戰爭期間為了鼓舞士氣，交戰雙方通常報喜不報憂，均宣稱己方獲得勝利。

　　第三次中東戰爭也不例外，最初阿拉伯廣播電台不停地宣布勝利、勝利、勝利，直到局面無法收拾，納賽爾才出現在電視上，向民眾通報埃及戰敗的消息，並宣布辭職。

　　次日，數十萬支持者湧上街頭，拒絕總統辭職，於是納賽爾第二天又撤回了決定。

　　但經此打擊，納賽爾的身體每況愈下，1970年因心臟病發作去世，年僅52歲。

　　1970年9月27日阿拉伯國家聯盟緊急峰會在開羅召開，納賽爾(中)與阿拉法特(左)和約旦國王侯賽因(右)交談，這是他去世前一天。

　　納賽爾去世後，薩達特繼任埃及總統，此時他面臨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

　　前幾次中東戰爭中，埃及均充當了作戰主力，蒙受重大經濟、領土和人員損失。

　　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由於西奈半島被以色列占領、首都開羅距離前線不足100公里，埃及被迫與以色列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消耗戰。

　　這期間埃及軍費占GDP比例最高達25%以上，給國民經濟帶來沉重包袱，可即便如此，仍無法擊敗以色列、收復被占領土。

　　薩達特認為，與其通過軍事手段去跟以色列和其背後的美國死磕，不如走外交緩和策略，因此他決心終結與蘇聯的軍事同盟，改投西方陣營。

　　開羅風貌，攝於1967年。

　　今天的開羅及其周邊的都會區擁有2200多萬人口。

　　薩達特上任後，首先改變向蘇聯一邊倒的立場，試圖在美蘇之間尋求中立。

　　1971年5月，他逮捕了以副總統為首的親蘇集團;次年7月，又宣布驅逐蘇聯專家和顧問。

　　與此同時，薩達特繼續納賽爾的反以大業，通過以打促談、展現實力等方式向以色列和美國施壓。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埃軍一度取得突破，只不過時任以軍師長的沙龍巧妙抓住了埃及軍隊在戰場上的狹窄縫隙，率部冒險強渡蘇伊士運河，才使埃方不得不罷手停戰。

　　雖然沒有取得勝利，但也驚出以色列一身冷汗。

　　尼克松總統訪問埃及，1974年。尼克松任內做了很多緩和外交，也包括跟埃及。

　　1973年之前，美國和以色列攜第三次中東戰爭大勝之威，對於薩達特的“請和”暗示置若罔聞，然而隨着第四次中東戰爭落幕，薩達特的要求開始受到重視。

　　經過一段時間的秘密外交，1977年11月，薩達特本人親赴以色列;次月，以色列總理貝京回訪埃及。

　　期間，推行緩和政策的卡特總統積極居中斡旋，為雙方配平籌碼，並提供信譽擔保。

　　1978年9月，埃及與以色列簽署《戴維營協議》。

　　1979年3月，雙方正式簽署《埃以和平條約》。

　　薩達特、卡特和貝京在戴維營，1978年。因對以媾和，在1981年10月6日“十月戰爭”(即第四次中東戰爭)八周年紀念閱兵式上，薩達特被激進分子刺殺。

　　根據和平條約，埃以雙方彼此承認主權，終止戰爭狀態;以色列歸還西奈半島(分階段撤軍)，埃及同意西奈半島非軍事化(不駐軍);以色列船隻可以自由通過蘇伊士運河、蒂朗海峽和亞喀巴灣。

　　至此，埃及成為第一個正式承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

　　對美改善關係期間，埃及與蘇聯的關係徹底破裂——1976年薩達特廢除了《埃蘇友好合作條約》，收回蘇聯對埃及亞歷山大港的使用權，蘇軍艦隊黯然離開。

　　曾幾何時，埃及被認為是蘇聯與第三世界國家合作的典範，莫斯科向其投入了大量資源。

　　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為了給埃及撐腰打氣，蘇聯不惜同美國在地中海爆發了冷戰期間最大規模的海上對抗。

　　然而國際政治就是這樣現實，此後幾十年間，埃及與莫斯科關係始終冰封或不溫不火，直到2014年現任總統塞西上任，才大幅度改善與俄國關係。

　　以色列領土南部有一段狹窄的海岸線，通過亞喀巴灣和蒂朗海峽與紅海相連。

　　亞喀巴灣北端的埃拉特是以色列最靠南的城市，自本輪中東危機爆發以來，該市頻繁遭受也門胡塞武裝導彈襲擊。

　　在二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埃及事實上充當了阿拉伯國家“老大哥”的角色，整個中東地區的局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開羅的決定。

　　1970年納賽爾去世時，除與美國關係密切的沙特國王費薩爾外，所有阿拉伯國家元首全部出席了葬禮，放聲大哭者不在少數，卡扎菲甚至兩次哭暈倒。

　　然而隨着薩達特與美國、以色列和解，納賽爾所倡導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被拋棄，埃及在享受和平紅利與美元激勵的同時，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也遭受重大打擊。

　　1977年訪問以色列之前，薩達特曾到訪盟友敘利亞，尋求阿薩德總統(即今天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父親)的支持，後者諷刺道：“(訪以)是投降，不是和平”。

　　但薩達特幾經斟酌，認為埃及實在無力繼續扛旗，再打下去只能被拖垮，所以冒着被阿拉伯世界疏遠的風險單獨對以色列妥協。

　　對以/美關係正常化期間，埃及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和平條約簽訂前後，共有17個阿拉伯國家與埃及斷交，阿拉伯聯盟總部也從開羅遷至突尼斯(1990年重新遷回開羅)。

　　而為了安撫埃及，美方承諾每年向其提供約20億美元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其中13億美元的援助固定用於購買美國軍火及相關服務。

　　埃以和解是中東歷史上的大事，對於整個地區局勢和阿拉伯世界的走向均產生深遠影響。

　　在此之前，“泛阿拉伯主義”的主張是整個阿拉伯民族共進退，將民族利益置於單一國家利益之上，可由於老大哥埃及率先跳船，採取“埃及優先”政策，導致這一共識迅速瓦解，美國得以各個擊破。

　　實際上，自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以來，域內國家再也沒能拉起過“反以統一戰線”——1982年第五次中東戰爭和2023年中東危機的規模均不能與之前幾次相提並論，其核心原因就是阿拉伯世界老大哥埃及不再衝鋒在前。

　　而以色列方面自恃有了安全保障，對於巴勒斯坦等地區熱點問題更加不肯讓步，僵局延宕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