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來，美國在這一技術的發展歷程中一直都處在前沿，其成果最多、應用全面，對這一技術的軍民兩用特性以及相互轉化性把握較好。尤其是美國提出第三次抵消戰略以來，人工智能的軍事運用與第三次抵消戰略一道進入了快速發展和推進階段，美國軍事智能化進程也在第三次抵消戰略的指導下變得更加具有指向和針對性。

　　美各軍兵種的AI應用情況

　　空軍人工智能在戰鬥機領域應用的核心與評價標準是自主控制等級(ACL)。2012年11月美國國防部頒布指令3000.09.按照人的參與程度，將自主控制劃分為3個等級：人在環內(In the Loop)的半自主、人在環上(On the Loop)的人監督、人在環外(Out of the Loop)的全自主。肯德爾所搭乘的AI戰鬥機，表現出的能力介於上述第2、第3等級之間，偏向第3等級的人在環外。事實上，由於人工智能的深度植入，作為AI載體的雙座F-16D可變穩飛行模擬測試機被美國空軍賦予了X-62A的全新編號。至於“AI維斯塔”及其同類的實飛空戰測試，其實早在肯德爾的這次體驗飛行前就已經展開。比如肯德爾乘坐的這架測試機於2023年9月進行了首次在人工智能控制下的空戰，至今已完成了20多次飛行任務，一個機器人空戰的時代正在徐徐拉開序幕。這個空戰AI具備了如下能力：其一是對複雜態勢感知的認知能力，其二是決策執行能力，其三是高級戰術機動能力，其四是實際使用武器能力。可以認為已經邁過了機器人全自主空戰的門檻。再考慮到AI駕駛戰鬥機的成本低，不需要賭上飛行員的生命，也省去了大量的訓練時間，而且相比於人腦，AI可以多線程處理實時發生的情況，避免飛行員專心追擊導致被偷襲的情況發生。這樣的誘惑對一支有進取心的空中力量意味着什麼不難想象。所以有媒體稱，美國空軍正計劃組建一支由超過1000架AI無人戰鬥機組成的部隊，首架預計2028年投入使用，這一消息的真實性不容低估。除了正在發展的各類“忠誠僚機”外，美國空軍手中握有大量退役的、但狀態良好的第四代戰鬥機甚至是第五代戰鬥機(早期批次的33架F-22已經在2024年開始退役)。作為有人駕駛戰鬥機，它們的機體已經到壽，但作為無人空中平台，它們的機體結構壽命卻可以大大放寬。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周期又是成倍遞減的：專家系統的發展歷經40年，學習系統則需要20年時間，而深度學習則在10年內嶄露頭角，接下來只需要再經歷5年、2.5年、1.25年、0.625年的時間，就能夠觸及新的轉折點。從“AI維斯塔”的表現和人工智能的迭代速度來看，4年後的“AI維斯塔”將比現在的“AI維斯塔”能力呈指數級增長!所以到2028年這個時間節點，為這些現成的戰鬥機平台批量植入實用化的空戰型AI並非不可想象。

　　海軍美國海軍同樣在積極推進AI應用研究，比如，美國海軍在實用型海上無人系統方面布局甚早。2004年，美國海軍發布了《海軍海上無人艦艇總體規劃》，用以指導海上無人系統的發展。2007年，美國海軍提出發展低成本海上無人系統以提升海軍作戰與支援能力，以確保國土安全，在全球反恐和局部戰爭中發揮更大作用。2009年，美國海軍在每年發布的《海軍項目指南》中對無人系統項目和相關無人技術進行詳細介紹，並發布給工業部門和研究機構。2010年，美國海軍發布的《無人系統信息優勢路線圖》闡述了無人系統通訊技術的發展方向。2010年，美國海軍研究局舉辦的一次技術會議上，海軍作戰部部長海軍上將加里拉夫·海德表達了對海上無人系統未來前景的信心。同時，時任美國海軍研究局局長的美國海軍少將尼文凱爾表示，未來將重點研究燃料電池技術和放射性熱電發電機以滿足長期低消耗的設備需求。2011年，每兩年發布的《無人系統融合路線圖》中對海軍的無人系統預算、海軍無人系統技術發展進行相應的介紹，以指導其發展。

　　所有路線圖計劃都強調無人系統在未來戰爭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技術挑戰、任務需求、組織訓練、程序規章等方面對無人系統的研發進行指導。所以並非巧合的是，美國海軍近年極力發展“分布式作戰”概念，強調“將作戰力量分散部署於廣闊空間範圍、多個作戰領域和各類搭載平台，以獲取控制海洋必需的作戰能力”。美國海軍認為，隨着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反艦能力日益增強，美國海軍必須避免航母等海軍核心資產被“一鍋端”。而分布式作戰就是通過分散部署小規模編隊，實現更大範圍、更大密度的火力配置。這決定了高性價比的實用型海上無人系統將大有作為。“大型無人水面艦”LUSV是美國海軍正在推進的最重要的無人水面艦艇項目之一。按照美國海軍的要求，LUSV能夠攜帶武器執行防空、對陸攻擊和反艦任務，能夠在未來執行美國的分布式海上戰略。美國海軍希望LUSV是一款具備高自持力以及模塊化的艦艇。該艦艇能夠執行各種無人作戰任務，並且能夠實現獨立作戰或者與有人部隊展開聯合作戰行動。事實上，由於美國海軍當前的艦隊力量以昂貴的大中型艦艇為主，無法滿足分布式作戰要求，而LUSV項目所要實現的技術目標，在性能、價格、數量和抗損等諸多方面都能夠滿足美國海軍的需求，因此成為美國海軍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在“環太平洋-2022”多國聯合演習中，美國海軍出動了4種無人水面艦艇，檢驗它們與有人艦隊的配合作戰能力。“所有4艘無人水面艦艇將分散開來，在‘環太平洋’演習中與不同的特遣部隊指揮官合作，從指揮和控制以及有效載荷角度來鍛煉我們的能力。”美國海軍官方對此解釋道。報道稱，參加“環太平洋-2022”演習的美國海軍無人艦艇包括“海上獵人”號、“海鷹”號反潛巡邏艇和隸屬“幽靈艦隊霸主”計劃的“遊騎兵”號和“游牧者”號。其中“海上獵人”號是美國海軍最早專門設計的無人水面艦艇，長40米，排水量為140噸，最高航速可達27節，專為跟蹤低噪音的常規潛艇而設計建造。

　　2018年交付美國海軍時，它被稱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無人駕駛船隻”。據報道，“海上獵人”號具備在開闊大洋上的自主航行和自主避障能力，能連續航行60～90天，憑藉艇上搭載的反潛裝置，它能持續跟蹤水下潛艇，並與其他有人艦艇協同作戰。2019年，“海上獵人”號成為第一艘從聖迭戈自主航行到夏威夷珍珠港的無人船隻，美國海軍對其表現相當滿意，並批准建造它的改進型“海鷹”號。據稱，後者升級了電氣系統，配備了模塊化武器系統和測試操作員控制站，可以方便地通過改裝執行反艦、反潛或者偵察等多種作戰任務。美國海軍還將兩艘商用快速補給船改裝為無人水面艇，分別命名為“遊騎兵”號和“游牧者”號。這兩艘無人艇先後於2020年10月、2021年6月完成從墨西哥灣到美國西海岸的航行，全程超過7000千米，其中98%的航程處於自動駕駛狀態。

　　2021年，美國海軍還發布了“遊騎兵”號搭載模塊化垂直發射系統發射“標準”6防空導彈的視頻，顯示美軍無人艇已經突破了早期的自主航行技術驗證階段，進入更深層次的與有人艦隊配合的分布式作戰概念。不過，作為《美國海軍作戰領航計劃2022》文件規劃的重頭戲，LUSV要比上述這些無人艦艇大得多，也複雜得多。美國海軍規劃中的LUSV長度在61~91米之間，排水量1000~2000噸，和輕型護衛艦的體量相當。2020年9月4日，美國海軍向奧斯塔、亨廷頓·英格爾斯、芬坎蒂尼·馬里內特、洛·馬等6家造船廠各授予700萬美元的合同用於LUSV概念設計，旨在正式競標詳細設計和工程建造之前細化規格和需求，展開可靠性研究，尋求解決方案。根據美國海軍的要求，LUSV並不會安裝相控陣雷達等先進複雜的傳感器，只配備最基本的導航和監控設備，主要依靠戰術數據鏈獲取指揮控制命令及戰場態勢。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作為武裝型LUSV的技術演示艦，2021年“遊騎兵”號已經充分驗證了武裝型LUSV在技術上的可行性。2022年8月23日，美國海軍又接收了一艘LUSV技術演示艦“水手”號，該艦配備了先進的指揮和控制系統、虛擬化“宙斯盾”系統、自主導航系統等。美國海軍無人駕駛和小型戰艦的項目負責人凱西·莫頓少將向媒體表示，接下來美國海軍將會對“水手”號進行一系列的測試和升級。

　　陸軍美國陸軍亦對AI技術在其坦克裝甲車上的深度植入進行了充分驗證，比如為提高坦克作戰效率並加快作戰節奏，美國陸軍在2017年年底發起了一項名為“四分衛計劃”的研究，試圖藉助人工智能技術，對戰場數據進行綜合分析處理，提出合理、高效的作戰建議。根據計劃，美陸軍研究實驗室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為裝甲部隊戰術連排級單位指揮官打造一個“AI助手”，它可以對整個戰場實施全方位監控，並接入無人機、雷達、地面機器人、衛星、單兵觀測器材等偵察裝備，獲取相關數據，經綜合分析後向指揮官提出最佳作戰方案，包括選擇火力打擊平台、協調火力分配等。美陸軍“下一代戰車跨功能小組”副組長邁克·恩利介紹說，“AI助手”項目最大難點在於如何壓縮搜集處理海量數據的時間，“通過傳統圖上作業完成旅級或師級作戰方案需要96個小時，我們的目標是藉助人工智能在96秒內製定作戰方案”。對裝甲作戰來說，地面偵察平台是獲取戰場情報的關鍵。“四分衛計劃”認為，未來戰場上所有人員和裝備都應具備一定的偵察能力，所獲取的信息將 通過穩定的傳輸通道和先進的指揮控制系統匯集給“AI助手”。邁克·恩利說，在覆蓋未來戰場各個角落的偵察網絡中，負責核心作戰的將是伴隨士兵活動的偵察機器人。目前，一名美陸軍士兵大約控制兩台地面機器人，“若要建立以地面機器人為核心的戰場偵察網，每名士兵至少得控制12台，這就需要地面機器人具備主動學習能力，在儘量少的人員指揮監督下完成任務”。美陸軍研究實驗室研究員卡尼基解釋說：“這意味着地面機器人可以通過觀察、模擬士兵的行為，適應戰場環境、快速搜集各類情報、自主位移等。”從而增強連排級裝甲部隊單位的作戰效能。

　　基於“四分衛”項目的成果，美國陸軍在2020年8～9月舉行了一場代號為“2020融合”計劃的演習。演習旨在幫助美陸軍學習如何在多域戰場作戰，並嘗試新技術。此次演習從2020年8月11日至9月18日進行，最後於9月21日和23日在亞利桑那州尤馬試驗場作了演示。美陸軍“下一代戰車”跨功能團隊負責人羅斯·科夫曼說，第一階段是“滲透階段”，美陸軍在此階段利用空間和空中傳感器來識別形成“反介入/區域拒止”防禦的目標。在“瓦解階段”，美陸軍派出戰機，清除敵方的遠程精確火力。在最後一個“利用階段”，美軍地面部隊在行動中擊敗了敵方。美陸軍未來司令部司令約翰·默里指出，此次演習所使用的系統大多數仍處於科學和技術階段。默里說：“我們用了6周時間使技術變得成熟，而如果在實驗室里，技術成熟本來需要兩到三年時間。我認為，從今年到明年的進展將起到作用。”他還補充說，“AI在過去6周使用非常廣泛。真正給力的是，當我們發現了不對勁之處，或者說當我們發現了機會，我們就用待命的計算機學習專門技能，對算法或計算機程序進行重新編碼，當場使其優化”。

　　在美國陸軍的技術競爭規劃中，“人工智能”與裝甲部隊的結合，當然不僅僅限於為連排級戰術單位提供戰術規劃建議。美國陸軍發現，在過去的60年，坦克手操作機器的方式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在軍隊的其他組成部分熱衷於機器人、人工智能和下一代網絡的時候，他們的坦克卻仍然嚴重依賴於人類的人工輸入。“目前，坦克機組人員使用非常‘手動化’的程序來探測、識別和攻擊目標，”在裝甲部隊服役了9年後，美國陸軍“艾布拉姆斯”坦克資深車長達斯汀·哈里斯中士如此評論到。“坦克車長和炮長用半人工的方式驅動傳感器來探測目標。一旦他們遇到了一個目標，他們還必須手動選擇適用於目標類型的彈藥，鎖定目標，並獲得精確的射程，以及其他一些確保命中必不可少的火控數據……這與朝鮮戰爭時期沒有太大的差別……每個目標都必須重複這一過程。”“這需要時間，更需要長期高強度的訓練”他補充道。“一切都是手工完成的。”顯然，在21世紀的戰場上，這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方式。美國國防部和陸軍高層對此也早有共識。比如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負責系統和建模的代理首席代表理查德·納博斯表示，“美國陸軍高級領導人認識到，坦克中的車組人員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40年前、50年前的做法。”也正因為如此，用人工智能來增強裝甲部隊目標搜索、識別、鎖定乃至彈藥選定和開火策略等方面的能力，也就成為一種軍事競爭的着力點。為此，美國陸軍向業內各大公司發出“先進瞄準和致命性自動化系統”招標書，旨在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提高裝甲車輛單車的打擊精度和反應速度，涉及技術包括先進傳感器、圖像識別與處理、地圖構建、距離測算等。按照美陸軍的設想，人工智能技術將使未來的坦克裝甲車輛具備“獲取、識別和與目標交戰”的能力，“加速瞄準”，作戰效率將提高3倍以上。為此，美國陸軍已經在“先進瞄準和殺傷輔助系統”(ATLAS)的框架下，利用成熟的底盤和炮塔部件進行了原理樣機測試。

　　另外，全新設計的無人化機器人坦克是“下一代戰鬥車輛跨職能小組(NGCVCFT)”的重頭戲，也是多年來美國陸軍未來司令部致力的戰略性方向。陸軍未來司令部主管陸軍現代化工作，下設3個二級司令部：未來與概念中心(FCC)、作戰能力發展指揮部(CCDC)和未來系統局。其中，未來與概念中心的作戰專家負責甄別陸軍未來作戰挑戰，制定作戰概念，描述未來作戰樣式，闡述戰勝威脅所需的作戰能力;作戰能力發展司令部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則負責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發，將有關未來的想法轉變為現實，解決陸軍面臨的挑戰。在FCC、CCDC與NGCVCFT的共同協作下，“粗齒鋸”M5無人輕型坦克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據美媒報道，2021年7月開始，幾輛“粗齒鋸”M5無人輕型坦克樣車已經被轉移到美國陸軍新澤西州迪克斯堡基地。隨同機器人坦克樣車到達的，還有來自CCDC的兩個不同部門、新澤西州皮卡汀尼兵工廠軍備中心和密歇根州底特律兵工廠地面車輛系統中心(GVSC)的人員，以及來自博思艾倫漢密爾頓的承包商。其目的是準備進行包括實彈射擊在內的綜合性測試。這被認為不僅僅代表着“粗齒鋸”M5無人輕型坦克達到了更為完善的技術狀態，也意味着美國陸軍機器人坦克的實用化工程取得了重大進展。

　　美國人工智能軍事運用的影響

　　美國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運用層面的研發以及其在戰略、國防力量體系和作戰保障層面所取得的實踐經驗表明，人工智能不僅僅是戰鬥力倍增器，也有着極大的不確定性和一定的危險性。這些不確定的因素又會在國家間的實際交往中被猜疑和不信任所放大，最終影響到現有的國際格局以及戰略穩定框架。地理是歷史之母，而技術正在縮小空間和時間上的差距，力量間關係也很有可能會因為顛覆性技術而發生此前數個世紀都未曾出現過的逆轉。在此基礎之上，美國人工智能的軍事運用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容小覷的。

　　事實上，從美國人工智能軍事運用發展的時間線索來看，美國推進人工智能軍事化快速發展的時間線與推進第三次抵消戰略落實的時間線基本吻合。第三次抵消戰略的指向性和針對性明顯;作為一種武力展示，加快軍事智能化進程也是旨在為美國以其20世紀常用的方式塑造世界。美國軍方目前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一系列高新技術採取的態度頗為保守，絕對不希望任何國家或組織在這一領域超過自己。從當下美軍裝備人工智能的情況和出台的報告及官方戰略文件來看，美國將這一技術運用於軍事領域會造成國際格局的變遷和失衡。比如，人工智能技術的非理性發展會引發人為的、不可預見的不安全性(人工智能風險)，導致國家間出現安全困境。隨着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相對實力的下降，美國霸權維護與其國運興衰的捆綁程度加深。美國國內民粹主義的興起，使得其越來越傾向於通過複製歷史上的某種“巨大成功”重新獲得安全感和身份定位。這也與美國歷史上常常階段性爆發危機意識的特點相符合。美國認為，在其不斷發展人工智能技術的同時，競爭對手也在迎頭趕上，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國。而一個意識形態迥異、實力可觀的對手一旦在技術和國防領域超過美國，其內部就會更加穩定，而其發展模式也會被其他國家效仿，並最終影響國際秩序，在意識形態上占據主導。這使得美國產生了戰略焦慮，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焦慮不斷加深。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美國必須遏制對手或拉大與對手之間的差距，安全困境因此產生。

　　在美國看來，其大力推動人工智能的軍事運用是“迫於無奈”，因為對手造成的威脅嚴重影響到了其自身的國家利益。對手正在不斷完善精確打擊體系，並以反介入/區域拒止力量和新興戰略領域力量建設為重要內容，縮小與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而第三次抵消戰略就是試圖通過技術手段抵消這種威脅。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戰爭形態中，人工智能技術將是決定勝負的核心要件之一。美國既想要維護霸權地位，又想要在實力上超越對手，則必須站在未來看當下，大力推動人工智能軍事運用進程，取得無可比擬的技術和實力優勢，才能保證美國的安全感。該邏輯與冷戰時美蘇軍備競賽的邏輯相似，是一種追求絕對安全的體現。在這一邏輯的驅使下，美國軍事規劃人員一直追求在技術上超越潛在對手。美軍正在打造的智能化國防力量體系就是在第三次抵消戰略和冷戰思維的指導下，試圖通過軍事變革獲得超越對手的能力，並在必要的時刻展示其實力，維護其霸權。在這一邏輯的主導下，為達成目的美國會從不同層面不斷對潛在的威脅進行壓制，並通過技術手段進行抵消。美軍正是希望能夠藉助人工智能技術贏得技術優勢和戰略主動權，單方面進行威脅和允諾，使得對手不得不面對兩個結果：合作或挨打，這一邏輯反映出的是零和博弈的思維。美國如此大張旗鼓地追求人工智能軍事化運用，開發自主致命武器並意圖主導規則制定，其行為霸權色彩濃厚，也必然會造成國家間競爭的加劇。

　　另外，人工智能技術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其本身和帶來的影響都在不斷發展中。一國要成為這一技術在世界範圍內的引領者需要巨大的戰略資源作為支撐，因此發展這一具有強技術特徵的高新技術是一個高投資高風險的行為。這一事實預先設定了發展這一技術的准入門檻，其本身就有造成國際格局分化的意涵。而技術壟斷主義導致的人才競爭則有可能加劇分化的局面。全球技術創新會因技術壟斷而遭瓦解。技術脫鈎本身就是一種保守的資源壟斷行為。美國各界對於人工智能的認知普遍集中在國防安全領域，這無疑是在給該技術戴上具有指向性的帽子。正如溫特所說“知識沒有價值中立”，人工智能技術本身在美國軍事化運用的背景下已經成為替特定利益服務的工具，也因此帶有了偏向性門檻和政治色彩。這就給掌握該技術的人才進行了預先設定，要求其在技術研發過程中必須時刻以美國的利益訴求為上。

　　還需要看到，以第三次抵消戰略作為目標牽引，美國試圖通過“以快制快”的路徑拖垮競爭對手，改變力量對比關係。“以快制快”是美國維護霸權的一種戰略手段，其要義在於當對手正在快速發展某種能力來抗衡美國時，美國要以斷代式的發展超過對手，最終壓倒或拖垮對手。美軍這種“以快制快、矛盾並鑄”的做法，一方面以現實需求為牽引拉動了人工智能技術，另一方面又以人工智能技術為力量倍增器提高了其軍事力量水平，其實質是美國設下的戰略陷阱。美國的目標是技術與軍事力量的壓倒性斷代優勢。在第三次抵消戰略的背景下，美軍刻意加強軍事迭代的力量建設，同時又把觸角伸向各個角落和領域。這一行為帶來的國家硬實力對比失衡，衝突風險增大的可能後果很可能會引發區域不穩定，甚至導致危機或戰爭，給國際社會和平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縱觀人類歷史，戰爭貫穿始終。當前戰爭現象之所以會減少，是因為和平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國家間進行戰爭的收益與成本不成正比，國家更傾向於採取非戰爭手段獲益，此外國際管控機制和危機預防機制的建立也極大程度上幫助了國家之間維護和平。但是人工智能技術賦能後的軍事力量有可能會使行為體樂於採取武力解決問題。畢竟，從美軍的實踐來看，人們似乎更願意相信機器的判斷，認為機器更為客觀，但卻忽略了機器思維在通常情況下都是線性的這一事實。美國陸軍協會陸戰研究所曾於2018年10月發布報告《影響力機器——讓自動化信息作戰成為戰略制勝機制》。在報告中，該研究所提到，“人工智能可以通過算法，進行有針對性的目標定位和信息採集，並生成‘影響力機器’(InfluenceMachine)。這會在信息作戰中產生指數級的影響。‘影響力機器’具有極其突出的戰略意義。其可以用人工智能技術對大數據信息進行綜合比對，並識別出最容易受影響的群體，爾後定製專門的‘精神彈藥’(mentalmunitions)並在短時間內集中投向目標群體，達到施加心理影響、操縱行為認知的目的”。決策者、軍隊、民眾都認為採取戰爭可行時，發動戰爭的門檻就會降低。無人自主機動平台會降低人員傷亡成本;人工智能技術會壓縮戰爭的經濟成本，戰爭甚至可能變得有利可圖;“超視距”作戰的可能性和有人/無人編組的實現，會降低戰後心理創傷成本;而“極速戰”概念下的“伯伊德循環”(OODA)則極有可能讓軍隊在社會面來不及反映的情況下就已經投入或結束戰鬥。缺少了心理和操作上的顧慮，未來很有可能就是一個越發充滿暴力和動盪的世界，而掌握高水平人工智能技術的國家則更有可能堂而皇之地扮演集權統治者的角色。國家間力量對比會因此出現變化，國際權力更有可能走向極化。為了達到維護霸權的目的，國家在必要的時候會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而在智能化時代，尤其是當前國際法律規則缺乏與之對應的明確的約束，運用武力手段不但可以快速解決問題，又可以減少人員傷亡。在大國競爭加劇、國際格局分化、國家間分化組合充滿不確定性的背景下，美國大力推動軍事智能化進程，且在實戰中加以檢驗和優化，由此不排除爆發戰爭和衝突的可能性上升，武力解決問題成為優先選擇的可能。

　　結語

　　2014年，美國提出第三次抵消戰略，指向性針對性明顯，大國競爭色彩濃厚。這其中，既有政策的延續，又有美國政治妄想症作祟;既有冷戰思維的遺存，又有維護霸權的戰略意圖。第三次抵消戰略提出要着重研發五大顛覆性技術，用於抵消對手的非對稱競爭威脅，這其中的關鍵和窗口，就是人工智能。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走過了六十多年的起起伏伏，終於進入了第三次高速發展的蓬勃浪潮。縱觀美國人工智能的發展脈絡，與第三次抵消戰略的時間線正好吻合。美國大力推動人工智能軍事運用進程，與抓緊落實第三次抵消戰略落地的進程也基本一致，因此，人工智能技術的軍事化運用是美國在第三次抵消戰略的大背景下，意圖藉助技術優勢這根傳統意義上的霸權槓桿，在國際權勢轉移的大趨勢下，重新回歸大國競爭，維護霸權的戰略抓手;也是美國為保持技術領先優勢，確保其世界領導地位，保護以其價值觀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戰略路徑;更是美國為未來智能化時代的衝突和戰爭做準備，提前進行系統性結構性力量重塑和升級的戰略舉措。其動態值得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