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武漢老工 　　
　　
　　各位，我時常看到一些人對共產黨說三道四，心裡頗感不平，在不同地場合總想爭
論幾句。如果有人因此就說，“武漢老工”一定是個左棍，或者至少是六千萬“先進分
子”中的一員，那麼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錯，錯，錯！
　　
　　曾幾何時，我也寫過入黨申請書，如同我的那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基層支
部的“主委”的岳父大人一樣，不同的是，我至今仍是一個無黨派人士，而且因為下
崗，一度過着相對拮据的生活。
　　
　　回想起寫入黨申請書時，目的很不高尚（正如許多已經混進黨內的人那樣），與我
的岳父大人的追求略有不同，想的是大學畢業後能有所“發展”。然而事與願違，這一
不高尚的目的自然未能實現，而岳父大人始終未能如願，則是因為他老先生複雜的“社
會關係”。
　　
　　一段時間裡信仰沒有了，自然也落入“說共產黨不是”的俗套。歷經“下放（還
小，只差一點點，沒趕上）、下海、下崗”三步曲後，我也黑髮漸白，人近中年。回過
頭來看看自己走過的路，時時覺得人生虛度。
　　
　　然而，我突然發現，我們的國家似乎比以前變了許多。出身農家的我，對背着土棉
布書包、每天要花近一個小時赤腳走在碎石路走進鄉村小學上學、一日三餐中有二餐是
稀的、一餐是干的、大半年或更長時間才有可能吃一回蒸肉（用碎米磨的粉蒸的，那個
香啊……）的日子記憶猶新，然而所有這些，但對我的孩子們來說好像是另一個星球的
故事。
　　
　　前幾天看過一則電視報道，說是家鄉（也是我國）的第一座長江大橋花去了全國8
年（也許是7年，記得不清楚）的固定資產投資，而如今國家每天的固定資產投資即可
修一座長江大橋。想知道我的感覺是什麼呢，套用一句先主席毛公的話：“換了人間”
！
　　
　　 “東亞病夫”這個名字，相信沒有一個網友會陌生，可是，在這個名字產生時，
誰會想到，有朝一日她竟會成為“威脅論”的主角？在“友邦們”大談特談“威脅論”
時，作為 “病夫”的後生，在內心深處是不是會產生一絲絲自豪感呢？
　　
　　關於“東亞病夫”坎坷的經歷，真可謂的蒼海桑田：
　　
　　七十多年前，第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大國產生，不知怎麼地就成了世界的第二極，
迫使老子天下第一合眾國簽定了反導條約，因為害怕玉石俱焚；過了七十年，這個大國
一夜之間沒有共產黨的領導，爾後兄弟姐妹們一個個離她而去，合眾國則真的成了老子
天下第一，昔日的共產主義大國則變成了人見人欺的病熊；
　　
　　一個人口多達十億的“民主大國”，去年派出了龐大的旅遊團到悉尼走了一遭，把
從南亞次大陸帶來的“民族自豪感”一古腦地扔到了太平洋，換回了一塊價值不足十美
元的銅牌牌兒（有所失必然有所得，很符合辯證法）。39年前，當世界的戰火日漸熄滅
的時候，正是這個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依仗“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的共同
扶持，為了搶“東亞病夫”的祖宗留下的東西，在日不落地國的紳士們領導下一向溫和
的它居然耍起了短暫勃起的花槍，和曾經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人斗膽幹了一仗，結果
麼，很多人都知道。在先主席毛公一句“打一仗和平三十年”的“哼哼教導”下，僅僅
三萬多名“東亞病夫”的後生們，從喜瑪拉雅山上沖了下來，竟然讓這個大數人“習
慣”光膀子、打赤腳的“民主”大國沉浸在一片亡國的氣氛之中，聽說北部的阿薩母邦
害怕忠勇無敵的後生們搶銀子，一口氣燒掉了30億盧比的衛生紙。聽說如今這個“民
主”大國的金瘡業已經痊癒，但肺里還有一口惡氣始終憋得慌，總想找個時間吐出來。
我在想，先主席毛公曾經說過的那句話不知道什麼時候由什麼人再次講起，但願永遠沒
人講，當然如果要講，可能就不止和平“30年”，可能是“300年”或“更長的時間”
了，反正這個“民主”國度的人民習慣在別人的領導之下，也許有朝一日我們的後人要
像當年日不落帝國的紳士們在南亞次大陸那樣“辛勤”地工作了。
　　
　　 1921年，“東亞病夫”的一群優秀的年輕後生們花了一塊銀圓租了一條看上去是
富人們吃花酒的遊船，在一個叫南湖的湖泊上組建了一個不大但很新的組織，此後又和
另一群也算得上是優秀的後生們明爭暗鬥了十餘年，爾後兩群後生攜起手來（期間自然
少不了一些磕磕碰碰，如同媳婦和弟媳婦常為老媽應該給誰帶孩子扯皮一樣），和一群
不請自來的矮種雜毛惡狗打了十餘年，再以後的1949年10月開始，這群叫“共產黨人”
的優秀後生成了“東亞病夫”們的大管家，開始為“病夫”們的吃、喝、拉、撒、睡、
行、動、坐、臥、走操心。自己的事多不勝數，別人還經常找點事可勁地噁心你。
　　
　　家鄉有一句老話，家富出惡狗，家貧出狠人。偏偏富戶的惡狗（其實是一條尚未嬗
變為狗的狼）不自覺，在自家門口撒潑也就罷了，怎麼能把屎尿往鴨綠江西面亂撒？在
一曲“雄糾糾……”之後的三年時間裡，惡狗的左腿被打殘了，鴨綠江西面從此聞不到
狗屎狗尿的騷臭。
　　
　　大概是多數“民主”國家醫生的接骨術十分了得，或者是狗骨頭再生能力極強，不
久南疆又聞狗騷味，不過狗雖惡，多少還長了點記性，38度以上是高燒，也燒暈過一
回，而且左腿一遇天陰下雨還隱隱作痛，17度以上是低燒，感覺肯定好不到哪裡去。於
是嚴格遵守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同志的指示，“聰明的人同樣的錯誤不犯兩
次”，就在17度以下向17度以上的地方拉屎撒尿。由於騷臭難聞，不得已，好後生們又
勒緊腰帶，花了些許銀子，讓很窮的鄰居再次把狗的右腿打殘。而“民主國家”的後生
們也紛紛起鬨，不願意去趟一潭渾水，聽說其中的一個名叫比爾的playboy還當上了民
主國家的總統。
　　
　　由於打狗有方，一隻只惡狗紛紛不再開口咬人，紛紛把狗爪伸過大海、伸過高山，
以示“友好”（切記，狗改不了什麼？狼改不了什麼？），客觀上，也由於打狗得力，
“東亞病夫”們終於有時間騰出手來給自己療傷治病，幾十年後，一個嶄新的中國出現
在世界的東方。
　　
　　記得前幾天只要風度不顧溫度而導致短時間失去知覺的卡斯特羅同志（就這一點，
我要嚴厲批評菲德爾和他的同志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說過的一段話，“如果現
在有誰說要占領中國，在她那裡建立殖民地，去奴役她的人民，那人們肯定會說它一定
是神經了”（原話可能不是這樣的，但確實說過喲）。
　　
　　我不知道如果1949年不是共產黨當政，現在的中國是什麼樣子，是更強，抑或更病
？歷史不能假設。
　　
　　太多的人習慣於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太多的人只記得自己的父母曾經拿
筷子打過自己在餐桌上不怎麼安分的小手（因為不爭氣的小手沒有長眼睛，不理會桌子
上是否有客人、是否有自己的弟弟妹妹），卻不記得在自己生病時父母們那長滿老滿老
繭的手曾經用筷子往自己的小碗裡不停地夾肉。曾幾何時，我也這樣對待共產黨。
　　
　　大學畢業了多年，也工作了多年，誰知正值壯年，確落了個自謀職業的下場，想想
那麼多的新貴、那麼多的腐敗，也真想仰天長罵，但話沒來得及出口，卻想起了赤腳上
學的日子，想起了當年一干二稀的日子，想起了經過勤勞致富而住上的寬敞的房子，想
着今天食不厭粗的普通人的生活，便罵不出來，省省吧，知足吧！
　　
　　想到這裡，我不由地想起了我的岳父岳母更為坎坷的人生。
　　
　　岳父，當然根紅苗壯，岳母則不然。1943年她哇哇墜地時，雲南昆明新堤街的國軍
某師師部里張燈結彩，熱烈慶祝師長的第三個千金的誕生。在那個時代，岳母和她的親
人們穿綢緞、喝肉湯，出入有車有腰別盒子炮的衛兵，雖然對那些事情她比較模糊，但
她的哥哥、姐姐卻記憶猶新，那情那景，何等愜意！所有這些曾經令我羨慕不已的“人
上人”的生活，隨着她們曾經在黃埔四期和林大帥上下鋪、曾經大戰七里坪（鄂豫皖蘇
區）、血戰台兒莊、曾經隨盧漢將軍進入安南接受倭人投降、曾經差點包了圍攻四平的
共軍的餃子、解了四平之圍的國軍中將軍長父親在東北的被俘、隨着五星紅旗在中華大
地上高高飄揚而一夜之間黯然逝去，以後的事情太多太多而無法敘述。
　　
　　因為岳母的原因，大學畢業的岳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即離開了公安戰線，成為
一個鄉村教師，中專畢業的岳母也陪着岳父在連路都不會走的地方為鄉村教師養兒育
女，三十多年後，鄉村教師的桃李滿天下，從這個家庭里也走出了三個大學生。同樣由
於岳母的原因，積極要求上進的岳父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政治活動之外，寫了二十餘年
的無數封入黨申請書可以裝訂成厚厚的手抄本，然而，岳父最終沒能成為“先進分子”
的一員。
　　
　　和已經含飴弄孫的岳父岳母談起共產黨、談起中將軍長為何不似林大帥成為共產黨
人時，岳母的回答是，1927年時軍長父親也只是剛剛從湖南湘潭出來不久的、二十出頭
的毛頭小伙子，只是一個普通的軍人（軍校期間曾因加入過CP、因病未趕上“清黨”，
最終由連長降為排長），世事難料，誰也沒長後眼睛（這也許是軍長與林大帥的區別
吧）。
　　
　　在談到如何看待共產黨時，身為“主委”的岳父則說，老百姓需要的是穩定、祥和
的生活，治大國猶若烹小鮮，換了別的什麼黨領導這麼大的一個中國，結局會是什麼樣
子？這可是不能隨便假設的！
　　
　　在談到和他一樣有一套“民主人士”行頭的“不同政見者”對共產黨的攻擊與謾罵
時，歷經風霜的岳父淡淡一笑，“即使換了我都沒把握，讓那些吃慣了洋人嗟來之食的
‘民主’鬥士們能行？”

　　二OO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於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