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事件對粟一生的影響都非常大， 可以說是一塊去不掉的心病，二讓司令和這有關，後來的蒙冤也和這有關，也是老毛說粟裕是壞人的依據之一。而這一事件的另一當事人葉飛則是開國上將，對此也是沒有忘了，後來在58年很很的攪了次混水，而且在其回憶錄裡面對此也是不吝筆墨。

1935年十月五日，劉英和粟裕等率領的挺進師在壽寧縣境與以葉飛為首的閩東獨立師第二次會師。雙方在交談中一致認為，如果浙江與閩東、閩北三個地區能取得密切聯繫，在戰略上互相協調、互相策應，定可更有力地打擊敵人。基於這一認識，決定成立閩浙邊臨時省委、臨時省軍區。由劉英任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治委員，粟裕任組織部長兼省軍區司令員，葉飛任省委宣傳部長兼團（少共）省委書記。

但是閩浙邊臨時省委成立之除， 就問題多多。 不僅劉英和粟裕有矛盾，而且還有浙南遊擊區和閩東遊擊區之間的矛盾， 其出發點則是山頭主義。在小集屬於大集的情況下，雖然粟裕和劉英有些看法不同，但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們是一個“山頭”的，這就是以後在南陽事件發生時粟裕為什麼很爽快的執行了劉英的指示，從這個意義上講， 後來說粟裕是“被迫”對葉飛採取陰險的行動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當浙南遊擊區和閩東遊擊區之間的矛盾上升擴大之後，劉英想統掉閩東，出要把葉飛同志留在臨的省委工作，藉以調離閩東，並幾次嚴厲批評閩東獨立師不到白區開展游擊戰爭，是右傾保守主義；要求閩東獨立師離開閩東到浙西南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新的根據地，葉飛和閩東特委絕大多數的領導同志，認為當前敵人大兵壓境，如果獨立師現在離開閩東，根據地很快就會垮台， 而且要閩東獨立師離開自己奮鬥多年的地方放棄地頭蛇的位置，也是不現實的。

粟裕向葉飛提出，只有和閩北地區取得聯繫，請黃道同志來主持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才有辦法解決當前的矛盾，並建議葉飛設法抓緊與閩北游擊根據地黨的負責人黃道取得聯繫。不僅如此，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間，粟裕碰到了閩北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就寫了一封信，托他帶給黃道同志，希望黃道同志牽頭，召集會議，商討三個游擊區今後的協同配合問題。

同一個時間（即一九三六年二月間），葉飛與黃道在福建鄭和縣洞宮山見了面。葉飛向黃道介紹了閩東和浙西南鬥爭的情況，提出成立閩浙贛臨時省委，把閩東、閩北、浙西南三根據地統一起來並由黃道統一領導。但是黃道對自己任這樣的職務，缺乏信心，認為沒有中央任命，自己的領導，別人未必服從。另外，黃道建議葉飛的閩東與自己的閩北合併，成立閩贛臨時省委。而葉飛希望，自己的閩東特委，既屬於合併後的“閩贛臨時省委”，也屬於原來的“閩浙邊臨時省委”。但是黃道卻非要葉飛“劃清界限”，非此即彼。於是葉飛決定歸前者。除此之外，黃道還說鑑於目前情況，必須先由浙南、閩東兩家自行對前段鬥爭、劉英同志的錯誤作出結論，然後才能研究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的問題。

葉飛回到閩東後，參加了劉英主持召開的閩浙臨時省委會議。劉英在會上聽了葉飛關於與黃道等取得聯繫，建議成立閩浙贛臨時省委的匯報後，滿口承認自己有錯誤，只是不同意成立由黃道任書記的閩浙贛臨時省委。雖然此前他自己也這樣建議過。劉英說，我們已經建立了閩浙臨時省委，何必再建立閩浙贛臨時省委呢？“還是我們這個攤子吧！錯誤我們自己糾正。” 並且提出由葉飛來擔任閩浙臨時省委書記。葉飛當然堅決拒絕，因為葉此時已經下定了決心要脫離臨時省委。於是閩東方面宣布退出閩浙臨時省委。

之後，挺進師仍然留在閩東，因為浙西南還有羅卓英的18軍在清剿，後來，到了1936年6月，廣東事件爆發，18軍撤到湖南，劉英和粟裕這才率挺進師回到浙西南。而在期間，葉飛並沒有為難劉英等人，也就是說劉英、粟裕一直厚着臉皮呆在閩東，也真是難為一時了。到了1936年秋，浙西南根據地初步恢復了局面，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4月份的仇，秋天就要報了，於是劉英要粟裕把葉飛捉拿歸案。

劉英私自以臨時省委的名義下達了扣押、逮捕葉飛的手令：近日你（粟裕）要借一會面的機會將葉飛逮捕，派專人押解鼎平。這是省委的命令。任何影響、拖延此命令執行的行為，都將被視為對抗和分裂省委。監督執行的部隊隨後就到，望速決。

粟裕派人通知葉飛：到浙江慶元縣的南陽見面，有要事相商。　這個時候的葉飛仍然以為粟是好人，就來赴宴了。太陽剛下山，挺進師為葉飛“接風”的宴會開始。酒過三巡，突然“啪”的一聲，摔杯為號， 夾坐在葉飛、陳挺兩邊的挺進師的幹部“霍”地站起，轉身扭着葉飛、陳挺的胳膊，把他們抓了起來。葉飛帶來的警衛班長見狀，疾步從外廂房趕過來，大聲問道：“為什麼抓我們的首長？” 話未落地，一聲槍響，便倒在血泊中。沒有人提起說這是誰開的槍，但是從設在廳堂的主席上的就座人員來看，有粟裕、許信琨、謝文清、劉達雲、葉飛、陳挺， 只有粟裕有這樣的利索手段。

隨後粟裕地說：“這是劉英通知的，你們的問題要到省委去解決。” 說完，他便離開了。後來粟裕回憶到，劉英同志以臨時省委的名義給我送來一封信，要我乘與葉飛同志見面的機會，把葉飛同志押送省委，並派來一支武裝監督執行。這個命令使我十分震驚，不知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問題，總覺得雙方的矛盾應當在黨的會議上來解決，不應採取對敵鬥爭的手段。但我未能堅決抵制，將葉飛同志扣押了起來。當時，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黨內存在着混淆兩類矛盾的做法，葉飛同志如被押送到省委實在是很危險的。幸喜在途中遇到敵人伏擊，葉飛同志乘機脫險。而且事後，為了此事粟裕還備受劉英的批判，最後竟發展到我們（指粟裕和劉英）在總的方面仍是統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動的地區內則各自行動，而且互相之間心存戒備，每當必須會合時也各自帶着武裝，並且不住在一個房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