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1日，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在海牙國際法院的牢房中闔然長逝，終年64歲。儘管在此之前，米洛舍維奇就因心血管疾病多次請求赴俄羅斯就醫，但均遭到這個維護人道主義的法庭的拒絕。所以，他的去世應該是預料之中的。儘管米洛舍維奇和南斯拉夫已經漸漸淡出了我們的視野，但我覺得還是應該為他寫點什麼悼念他——不止是為了他，而且是為了那場本可避免的慘劇中所有死難者。當然我知道，為米洛舍維奇這樣一個人寫一篇悼詞是會引起爭議的，因為根據法庭的指控，他是“違反日內瓦公約”、“反人類罪”、“種族滅絕罪”、“違反戰爭法”等等駭人聽聞的罪名的嫌疑人。雖然截至目前法庭並沒有裁定他的任何一項罪名，但世界主流輿論已經將他列為罪人了。可是沒有辦法，我不想隱瞞自己的真實情感，也不想把自己的疑惑埋藏在心中，哪怕這種情感會引來唾罵，哪怕這疑惑會招來嘲笑。

　　從前南斯拉夫內戰爆發的那一天起，我就始終關注着這場戰爭的進展。1993年春的一天中午，當時我還是一名大學生，在午飯時漫不經心地翻看着報紙的國際新聞，想找到關于波黑戰爭或者俄羅斯憲法危機的消息。突然，一張照片映入眼帘：一位老年婦女，將一個骷髏緊緊貼在自己的臉上失聲痛哭。照片下面的文字則告訴我，那是一位塞爾維亞大嬸，而那個骷髏則是他的兒子，和許多塞族年輕人一起被穆斯林武裝集體殺害，他們的墳場被找到了。當時我分明感覺到，骷髏黑洞洞的眼眶似乎穿過報紙逼視着我，仿佛有很多疑惑……我失神地盯着那雙黑洞洞的眼眶，耳邊似乎有人在不斷地問我——“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我就這麼呆着，直到眼淚不知不覺地滴落在報紙上。然後，我把那張照片剪了下來，貼在自己的書桌前，每天都要看一看它，想一想“這究竟是為什麼”。

　　花開花落，不知不覺中十幾年已經過去了。巴爾幹的硝煙已經逐漸散去，當年孩子們都已長大成人；當年的軍人也已經脫下軍裝回家與親人團聚，開始了平民生活；當年的戰場和墳場，也都變為開滿鮮花的草地。一切都歸於平靜，仿佛什麼都沒發生過。但是即使面對這樣和平的景色，我們還總是不由得會想到：有些孩子是永遠不可能長大了，有些人是永遠不會回來再與親人團聚了。

　　2005年7月，聯合國和歐洲各國舉行了對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10周年的隆重紀念。隨着一個接一個“萬人坑”被發掘出來，一個又一個大屠殺的元兇被緝拿歸案，這樁歐洲自二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最殘忍的屠殺真相逐漸變得清晰起來。面對着罹難者的累累白骨，面對着那些死者骷髏上黑洞洞的眼眶，我想，哪怕是鐵石心腸的人內心也會受到震撼。我們這些活着的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思考一個問題：他們本來都可以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愛情，勞動，受教育，與子女親人共享天倫之樂——究竟是什麼使他們成為萬人坑中的枯骨？為什麼會發生民族仇殺，為什麼曾經友好相處的鄰居、朋友甚至親人會突然反目，拿起屠刀殺人和被殺？為了制止、根除這些仇殺，我們應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重演？這不僅是南斯拉夫悲劇，而且也是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等一系列人間慘劇給人們帶來的疑問。

　　2001年，在一個非常偶然的場合下，我看到了一部電影。電影的名字，以及是哪國拍的我都忘了，但我記住了故事梗概——發生在波黑內戰中幾個射擊運動員之間的悲劇。他們都是前南斯拉夫國家射擊隊裡波黑籍運動員，分屬不同民族；大家以往都是好朋友，彼此非常親密，生活恬靜而美好。影片開始於1991年，他們正在為參加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緊張地做準備。然而，隨着日子一天天過去，電視上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分裂勢力領導人——伊澤特貝戈維奇（穆斯林族）、博班（克羅地亞族）、卡拉季奇（塞爾維亞族）等人——的畫面。他們嘟嘟囔囔、喋喋不休地教唆人們：“決不能這樣活下去了”、“我們一直受到壓制”、 “塞爾維亞人是壓迫者”、“只有分家才是唯一選擇”……等等。這種煽動，就如同最近剛看的影片《盧旺達飯店》裡面，那些胡圖族極端分子的煽動一樣，煽動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這種煽動起初並不奏效，和《盧旺達飯店》中的主角保羅·盧斯賽伯吉納和他的雇員們一樣，當時幾乎所有的運動員們都認為這些完全是無稽之談，一邊喝着啤酒一邊嘲笑政客們的無聊與狡詐，並且斷言他們的煽動註定是徒勞之舉。人們都難以置信：各個民族在一起和平生活了這麼久，大家都是好鄰居、好同事、好朋友；不同的民族之間相互通婚，彼此融合；單憑政客們的幾句叫囂，怎麼可能會顛覆人們的和平生活呢？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事情漸漸地開始起變化。俗話說“不怕被賊偷，就怕被賊惦記”。當民族分裂主義政客們鐵了心打算用人民的生命做賭注開始一場冒險時，任何一樁人們平時司空見慣的小事件，都可以被上升到民族仇恨的角度，就猶如當年的某些獨裁者們可以把任何一件小事都說成是“階級鬥爭尖銳化”的證據一樣。一次偶然發生的謀殺，一次搶劫，一次強姦，一次不公的裁決，甚至是一次偶然的事故，都會被政客們拿來當作自己“被壓迫”的論據。反正狼要吃掉羊，總是會找到理由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政客們顯然深諳此道。通過對老百姓不分晝夜的洗腦，先是小題大做、借題發揮、捕風捉影、誇張捏造，再就是捶胸頓足、聲淚俱下、賭咒發誓、歇斯底里……把事情說得活靈活現，表演得又那麼投入，不由得人們不信。有人逐漸開始懷疑了，動搖了：莫非，他們說得是真的？莫非，以往的和平都是假像？莫非，我們真的被歧視了？莫非，早上跟我一起喝咖啡的那位塞族（克族，穆斯林）鄰居（朋友，同事）真的想除掉我？莫非……

　　儘管運動員們拒絕了各自民族的戰爭動員，但他們的朋友、同事中卻有人被徵召參戰；有人殺人，有人被殺，每天都是如此……大家慢慢地殺紅了眼睛，開始濫殺無辜。漸漸地，運動員們開始有好友或親人被其他民族的武裝分子所殺害，而且日復一日，越來越多……終於，運動員們無法再袖手旁觀了，失去親人的悲痛激發了人類復仇的本能。運動員們開始相互爭吵指責、或者大打出手，有的則加入了本民族武裝，成為狙擊手。最後，這個運動隊的每一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全成為冷血的狙擊手，把殺人當作如吃飯、睡覺一樣的生活的必須內容。他們不但殺軍人，還殺婦女、兒童、老人。隨着戰事的發展，運動隊裡那個塞族運動員成了穆斯林武裝的心腹大患，於是穆斯林武裝派他的隊友——穆斯林運動員潛入塞族運動員的住地，埋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當塞族運動員起床，毫無戒備地到陽台上呼吸新鮮空氣，為新的殺人遊戲做熱身準備時，他的穆斯林隊友向他射出了復仇的子彈……

　　這部電影並不是大片，裡面沒有任何一個刺激的鏡頭，沒有任何一個明星出場，情節也顯得平淡無奇。片尾的字幕顯示，這部電影是根據發生在波黑戰爭中的真人真事拍攝的。看完這部電影以後五年裡，我的內心卻久久無法平靜，它給我帶來的震撼絲毫不亞於《欣德勒的名單》和《盧旺達飯店》。一連串的疑問始終困擾着我——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民族分離到底有多重要？獨立之後，人們的生活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嗎？究竟是誰在戰爭中付出了代價，又是誰得到了利益？面對這樣的困境，我們應該怎樣做？

　　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認，這個世界上的人們還是因為各種原因被分成不同的膚色、民族（種族）。儘管馬克思主義倡導“工人階級沒有祖國”的國際主義精神，號召實現全人類的“大同”，但遺憾的是，客觀現實並非如此，在一定的時間裡，全人類的大同仍舊是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夢想而已。民族、種族差異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總是能在很多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種族衝突、種族糾紛、種族矛盾，甚至種族戰爭、種族屠殺，在這個世界上時有發生。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儘管我們對這類事件深惡痛絕，但我們並沒有辦法超越自己的局限和所處的時代。

　　有人總結說已經過去的二十世紀是“種族屠殺的世紀”，這個總結是非常準確而精闢的。翻開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幕幕綿延不絕的人間慘劇：從一戰時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到二戰時納粹對猶太人、斯拉夫人的種族滅絕，再到七十年代“紅色高棉”對柬埔寨境內少數民族的大屠殺——可謂慘絕人寰、觸目驚心。而上個世紀最後十年，民族分裂主義的洪水泛濫成災。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分裂，捷克斯洛伐克離婚，厄立特里亞獨立，盧旺達種族屠殺…… 儘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文明離婚”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和平解決民族矛盾的典範，但在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民族分離中，它只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特例。即使是相對和平的蘇聯解體，也伴隨着納-卡衝突、格-阿戰爭、車臣戰爭等一系列血腥的戰爭進行的。這十年，我們見夠了無辜者的鮮血，但始終無所作為。

　　更可怕的是，這次民族分裂主義惡浪是伴隨着亨廷頓所稱的“第三波民主化”來的，因此它給人們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民族分裂主義是民主化的必然產物，甚至在一些人的頭腦中，民族分裂主義就是民主化。但事實並非如此，民族分裂主義這個怪胎只是借民主、自由這個載體還魂的殭屍，它與民主化沒有任何必然聯繫。在伴隨着民族分裂主義惡浪產生的很多新建立的國家（包括已經獲得國際承認和未獲國際承認），我們要麼壓根找不到民主和自由的影子（如土庫曼斯坦、車臣），要麼見到的是一幕幕假民主的活報劇。不但如此，把民主化和民族分裂主義混為一談，也為某些獨裁國家對民主化的誣衊找到了新的論據，在過去一些年我們不止一次看到這種謊言：發生國家分裂、種族屠殺就是民主化的必然結局。

　　民族分裂主義就是這麼一個怪胎：它根本不問多數人的意志是否被尊重，也不保護少數人的權益。例如蘇聯解體，1991年3月17日蘇聯第一次全民公決的結果，是76％的人主張保留聯盟，也就是說，“蘇聯應該存續下去”是經過全民公決這一至高無上的民主程序授權認可的。可是，多數人的意志在蘇聯解體的進程中根本沒有被野心勃勃的分裂主義政客所尊重。在1991年12月，三個卑鄙的政客背着人民和合法選舉產生的蘇聯總統，在白俄羅斯別洛韋日森林中簽署了蘇聯的死亡證明。既然蘇聯存續的合法性早已經過全民公決加以確認，那麼要分解蘇聯就必須用另外一個全民公決予以否認。但分裂蘇聯並沒有經過全民公決的認可，因此從法理上說，蘇聯解體是非法的。為此，俄羅斯議會（國家杜馬）於1996年 3月15日通過決議，宣布廢除別洛韋日協定。但是此舉只能作為一個象徵性的裁決，而無法起到實質性的作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人作為少數民族，在波羅的海國家、高加索地區、中亞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和歧視，有人被殺害，更多的人被迫背井離鄉〔1〕——請問，民族分裂主義有什麼地方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 ——“服從多數，保護少數”呢？

　　民族分裂主義涉及到原有國界內有限資源的共享。幾百年以前，由於人口稀少、工業不發達，我們的祖先還意識不到資源的重要性，因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了常事，一些人煙稀少的地區甚至無興趣去獲取。但是，現代化的工業社會和過度膨脹的人口，讓人們意識到資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哪怕是一些寸草不生的蠻荒之地，都有可能蘊藏着豐富的自然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寸領土和領海都是彌足珍貴的。但民族分裂主義要求的是排他性的資源獨享，這意味着侵犯了原有國界內其他民族共享資源的權利。

　　民族分裂主義不承認歷史形成的邊界和民族分布態勢，並打算首先用暴力改變它。誰也無法確保民族分布的現狀，各民族之間的交往的歷史一定是令人愉快的。恰恰相反，人類只到了近代，伴隨着人道主義與平等觀念的出現，才學會了要平等對待其他民族，而在此之前的各民族交往史，如果深挖細翻，都可以挖掘出血海深仇。如果人類要和平共生，就只能拋棄這些歷史舊賬，而不是再次清算。誰也無法確保每一條邊界都是恰如其分的，它往往反映的是若干年以前力量的對比。但邊界是人們付出了巨大代價形成的，如果要打破它，往往會付出新的代價。如果各民族之間能夠心平氣和地達成協議，就如同捷克-斯洛伐克，那麼也應該不存在問題。但是，不要忘記，20世紀90年代這麼深的血海中，只有捷克這一塊綠洲〔2〕。無辜者付出的生命代價，誰人能夠彌補？誰又有這個權力，讓無辜者為民族分裂主義政客的野心買單？

　　民族分裂主義進行的不是軍隊對軍隊的正規戰爭，而是所謂“總體戰”，換句話說，就是“全民戰爭”——這是這種戰爭最邪惡的特點。在這種戰爭中，很難區分軍人與平民，因而平民往往成了最主要的犧牲品。車臣戰爭里令世人談虎色變的“黑寡婦”就是這樣一種人：她們穿着平民的裝束，而且還是令人同情的婦孺，混匿於平民之間；誰都不知道，她們在何時、會把何人炸得支離破碎。這種“全民戰”並不象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那樣，存在一條涇渭分明的戰線；各民族混居的現狀一旦被民族仇恨情緒取代，必然出現一種“敵中有我，我中有敵”的混戰狀態，正如一些觀察家指出的那樣，是一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在這種特殊的戰爭中，專門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犯罪行為和殘酷的私刑替代了常規戰爭的敵我軍隊的交戰，其目的是通過這些令人恐懼的罪行，迫使敵對方的居民離開原先的居住地（即 “種族清洗”），儘量使得自己人與自己人的地盤連成一片，以達到己方軍隊在前線無“後顧之憂”，並儘可能地擴大本民族地盤的雙重目的。而做出這種暴行的，不僅是軍人，很多平民也參與其中。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波斯尼亞戰爭中，之所以存在那麼多令人髮指的罪行，原因就在這裡。應該說明的是，類似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之類的暴行，並非僅存於塞爾維亞一方，在穆斯林和克羅地亞方面，所作所為絲毫不比其遜色。據波黑塞族方面戰後統計，死于波斯尼亞戰爭的塞族人之中，只有19％是軍人，其餘全部為平民；1996年，一名波黑穆斯林指揮員當着聯合國維和部隊官員的面承認，他親手殺死了大約200名塞族居民，而一個穆斯林突擊隊則抓獲了7000名塞爾維亞平民，並將他們全部殺死〔3〕。即便是被作為塞族人最大暴行發生地的斯雷布雷尼察（波黑塞族軍隊在此屠殺了 7000名穆斯林戰俘和兵役年齡男子，包括戰鬥死亡），不僅是穆斯林的墳墓，同時也是塞族人的墳場：自1992年波黑內戰爆發至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攻陷期間，整個斯雷布雷尼察地區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僅在該市市中心就有446名塞族人被虐殺，參與犯罪的穆族暴徒多達469人。而所有這些暴行，“都具備文字與影像等各種證據材料” 〔4〕。即使是在塞族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前夕，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守軍仍舊在發動對附近塞族居民的偷襲，用“割頭”方式處死多名塞族平民。血淋淋的事實證明：哪裡存在分裂主義勢力，哪裡就潛伏着暴力和屠殺；分裂主義是種族屠殺、種族仇恨的製造者。分裂分子野心家、政客拿着各民族人民的生命與鮮血染紅自己的官帽，他們得到的是“總統”、“總理”、“部長”與“司令”的頭銜，而各民族人民付出的則是鮮血與生命、眼淚與痛苦的慘重代價。

　　民族分裂主義具有危險的傳染性，並不是說，某個民族激進地要獨立，中央政府退縮了讓它獨立，麻煩就會過去。恰恰相反，因民族分裂主義產生的連鎖反應會不斷持續下去，如果不被扼制，就會向瘟疫一樣四處傳播，到處引發分裂浪潮，以及如影相隨的種族清洗和血腥屠殺。其他有分裂野心的民族，看到有成功的示範和中央政府的軟弱無能，將會更加積極地進行新一輪的分裂活動；即使是本已產生了認同感而沒有獨立打算的民族，也會萌生獨立意識。蘇聯解體肇始于波羅的海國家的獨立，它不僅造成了蘇聯解體，而且還在20世紀90年代威脅到俄羅斯聯邦的生死存亡。1990年前後，原蘇聯將軍、後來的車臣分裂分子頭目焦哈爾·杜達耶夫就是在波羅的海國家受到分裂情緒感染，以及看到蘇聯中央政府的軟弱的反應，萌生了車臣獨立意識。而當時的蘇軍上校、後來的車臣分裂分子武裝總參謀長、 “車臣總統”阿斯蘭·馬斯哈多夫原本不支持任何分裂蘇聯的企圖，他看到波羅的海國家要求獨立的狂熱情緒，甚至還在私下裡不解地與同事們討論道：“我真想不通，他們（波羅的海國家分裂分子）究竟還想要什麼呢？” 〔5〕但是，因受分裂情緒的傳染，他們兩人終於一同將車臣帶入了一條萬劫不復的不歸之路，不僅讓車臣成了俄羅斯“流血的傷口”，而且車臣自身也遭受了毀滅性的報復，他們自己也全都死於戰爭之中〔6〕。蘇聯解體前後，不僅僅是一個小小的車臣鬧獨立，而且韃靼斯坦這個自治共和國也幾乎走上了車臣那條不歸路〔7〕，甚至就連俄羅斯人聚居的烏拉爾地區、遠東地區都有人策劃要成立“烏拉爾共和國”和“遠東共和國”。如果不是俄羅斯對車臣的殘酷報復嚇破了明·沙米耶夫〔8〕的膽，天知道韃靼斯坦的局勢會怎樣發展。而南斯拉夫的分裂，再次印證了民族分裂主義的傳染性。首先是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接着傳染到波斯尼亞和馬其頓，再接着是科索沃，現在終於輪到了黑山。即便是局勢一向平靜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在科索沃戰爭後也出現了匈牙利人要求獨立的呼聲〔9〕。這不正是 100多年以前康有為等人“公車上書”時所列舉的當時大清帝國的種種危機——“瓜分豆剝，漸露肌芽”——的現實寫照嗎？

　　按照分裂動機而言，民族分裂主義一般可以分為利益導向型民族分裂主義和喪失認同感型民族分裂主義，在某些條件下，前者可以轉化為後者。一般而言，前者，也就是利益導向型民族分裂主義是一種雖然自私，但比較理性和溫和的分裂主義，目的是為本民族、本地區爭取更多權益（無論這種要求是否正當）。俄羅斯境內的“韃靼斯坦共和國”分裂主義就是典型。利益問題不難解決：賦予少數民族地區更大的自治權利，討價還價，在中央政府足夠強大的情況下給其以選擇機會，它會衡量成本：是付出巨大犧牲，也未必爭取到獨立好，還是中央在經濟上做出讓步更好？理性的選擇是趨利避害的，利益導向型民族分裂主義者會選擇後者。但是，喪失心理認同的民族分裂主義卻是非理性的：無論中央政府做出何種妥協和讓步，分裂主義分子都不會妥協，車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了拉攏車臣政府，葉利欽政府的讓步已經到了養虎為患的地步，甚至將駐車臣部隊的武器都讓給了車臣方面，導致最後無步可讓。但結局卻是車臣不僅繼續堅持獨立要求，而且把俄羅斯看作一塊肥肉，通過國家組織的大規模犯罪行為貪婪地吸着俄羅斯的血；甚至在明知道與俄羅斯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的時候，還要瘋狂地主動挑起戰爭〔10〕，這都不是理性行為。這種類型的分裂分子，並不會因爭取到獨立而對母國感恩戴德，反而認為母國統治了他們多少年，就虧欠了他們多少。即便是獨立，他們也會把母國當作魚肉，繼續干危害母國的勾當。由於對母國的仇視，以及自身安全的需要而“輸出分裂”，把自己變為新的分裂勢力的大後方——正如同車臣對達吉斯坦的“輸出分裂”和克羅地亞對波斯尼亞“輸出分裂”一樣。喪失認同感的分離主義無法用非暴力原則解決，因為它根本就是非理性的，無法給它選擇。對於這種分離主義，要麼母國允許國家四分五裂，要麼只能採取暴力消滅它。並非母國不給分裂分子出路，而是分裂主義分子不給母國出路。如果得不到暴力的抑制，母國只能將像細菌裂變一樣無限分裂下去，直到母國忍無可忍地採取暴力制止（像俄羅斯對車臣的報復），或者分裂成若干彼此仇恨、互相殺伐的小國（像南斯拉夫）。因此，對民族分離主義縱容、退讓的軟弱主張往往是暗藏危險的，等於是在玩火，是在用“愚蠢的仁慈”製造血海。

　　民族分裂主義這頭怪物四處肆虐時，我們往往會看到西方大國的身影。我從不否認，在當今世界，西方大國走在維護人權、推進民主的最前列。但是，西方大國並非仁慈的上帝，它們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儘管多數情況下是人類文明列車的火車頭，但這並不排除在某些情況下流露出自私、偽善、不公和醜惡的一面，帝國主義的陰魂並未完全散去。甚至，它們在某些屠殺中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在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中，法國作為一個對盧旺達胡圖族政府有深厚影響力的國家，不但沒有對屠殺予以制止，反而向胡圖族武裝提供了武器彈藥和大量補給；而裝備精良、駐守在盧旺達的法軍，對發生在眼前的圖西族慘遭屠戮的事實無動於衷，有時甚至面對相隔僅幾米遠的被屠殺者悽慘的求救都不肯伸一下救援之手——這種袖手旁觀、任其自生自滅的冷漠態度更鼓勵了胡圖族極端分子，使得他們越發肆無忌憚進行大屠殺。在南斯拉夫衝突中，西方大國再次扮演了一個極其醜惡的角色：當分裂主義蠢蠢欲動時予以鼓勵慫恿；當分裂分子單方面宣布獨立時迫不及待地予以承認；戰爭一開始就不問青紅皂白地對南斯拉夫予以全面制裁；在塞爾維亞人取得軍事優勢時又趕忙劃定“安全區”。而這些所謂的“安全區”，成了穆斯林武裝無憂無慮的的軍事據點：穆斯林軍隊從這裡出發襲擊塞族軍隊，而當塞族軍隊反攻到“安全區”界限時，卻懾於國際社會的壓力不得不眼睜睜地看着已經潰不成軍的敵人脫逃；然後，穆斯林軍隊在安全區內休整、補充，再對塞族軍隊發動新一輪的襲擊……被這種奇怪的遊戲規則一次次的愚弄，哪怕心裡素質再好的人也會被整得神經錯亂。最終，無比憤怒的塞爾維亞人喪失了理智，不再承認這些 “安全區”的地位，直接導致了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殺。這正中西方大國們的下懷，於是以“救世主”形象們出現的北約出動空軍對塞爾維亞人狂轟濫炸，實施所謂“正義的懲罰”，導致了塞族徹底的軍事失敗。一切正如1991年7月，即南斯拉夫危機剛剛發生的時候，希臘《論壇報》所評論的那樣：南斯拉夫危機的原因“應該從華盛頓、柏林、倫敦、巴黎和羅馬去尋找。”

　　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逐漸陷入水深火熱的大環境下，出現了一個悲劇性的人物：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這個被西方大國稱為“巴爾幹屠夫”的人早已身陷囹圄，背負着劊子手的惡名。可我一直認為：儘管他的手上也沾有鮮血，但他同時也是民族分裂主義泛濫與大國強權壓迫的受害者。有人說他是獨裁者，可是，請不要忘記，米洛舍維奇時期，塞爾維亞已經是一個標準的民主國家：多黨制，三權分立，定期的民主選舉，集會、結社和輿論的自由。有人說米洛舍維奇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但是米洛舍維奇什麼時候把自己的軍隊開到過國境線以外去顯示過他的“極端”和“民族主義”？有人把死於南斯拉夫內戰的二十萬人的血債全都歸結到他的身上，這簡直是無稽之談：難道首先武裝挑釁、打響了戰爭第一槍的分裂勢力——奉法西斯分子“烏斯塔沙”為精神支柱的克羅地亞軍隊、波黑穆斯林武裝、恐怖分子科索沃“解放軍”，以及來自穆斯林國家的“聖戰者”們，就是一群吃齋念佛的善男信女嗎？

　　一個原本各民族和平相處的國家，被一群狂熱、冒險的民族分裂分子肢解了。克羅地亞和波黑的分裂分子，他們不願意生活在南斯拉夫，煽動着：“決不能再生活在一個被塞爾維亞人主宰的南斯拉夫”。但他們並沒有問問，那些塞爾維亞人是否願意生活在克羅地亞人主宰的克拉伊納，以及被穆斯林主宰的波斯尼亞——特別是，當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當局把當年屠殺了600，000塞爾維亞人的法西斯分子烏斯塔沙和穆斯林討伐隊當作民族英雄來懷念時，塞爾維亞人又一次成為了待宰的羔羊。而在科索沃，“（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發生了無數起暴力事件，包括毀壞財產、使人喪失工作、騷擾、姦淫、打鬥和屠殺。”而這一後果是，“塞爾維亞人宣稱他們所面臨的威脅具有種族滅絕的性質，這是他們再也無法忍受的……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分子應當對大量針對塞爾維亞人的暴力攻擊，以及對一些塞爾維亞人的財產破壞負責。” 〔11〕

　　這個時候，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崛起了，他含着眼淚對着那些被從自己家園裡趕出來的、惶惑不安的塞爾維亞鄉親們起誓：“不，我決不允許自己的兄弟被人當成羔羊一樣宰割。”不是為了恢復那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南斯拉夫，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塞爾維亞兄弟，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生活在自己的國家中，或者在顯然很不友善的鄰國獲得自治的地位，以保證自己不會再像二戰時那樣被屠殺——這個要求過分麼？米洛舍維奇並沒有對同樣獨立的馬其頓發動戰爭，因為人口構成主要是馬其頓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馬其頓共和國只謀求自己的獨立，而不謀求從塞爾維亞掠奪什麼。野心讓圖季曼、伊澤特貝戈維奇、切庫走向不惜一切代價分裂國家的道路，而恐懼和憤怒則催生了馬爾蒂奇、卡拉季奇、米洛舍維奇這樣的“戰犯” 〔12〕。仁慈的西方大國認為：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理所當然地擁有“民族自決權”，完全應當允許他們從南斯拉夫的版圖上分割出去；但同樣也是這些西方大國，卻對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居民說：你們沒有民族自決權，因為二次大戰後形成的邊界是不可更改的，你們完全應當留在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版圖內。有了他們的撐腰打氣，克羅地亞當局組織了克羅地亞“全民公決”，決定從南斯拉夫聯邦脫離出去；同時，克羅地亞當局又派出軍隊，用刺刀阻止了克拉伊納塞族人的是否從克羅地亞獨立出去的全民公決〔9〕。克羅地亞對塞爾維亞居民蠻橫、武斷的態度勾起了塞爾維亞人的慘痛而恐懼的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多達60萬的塞爾維亞人被克羅地亞法西斯分子“烏斯塔沙”所殺害，其手段之殘忍，竟然引起了法西斯頭子阿道夫·希特勒的震驚，而另一個法西斯國家意大利，甚至不得不做了一次“正義天使”，派出軍隊去保衛塞爾維亞人，以使之免遭“烏斯塔沙”的屠戮〔13〕。恐懼的塞爾維亞族人當然無法接受西方大國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高深邏輯，以及它所引發的後果，因此在米洛舍維奇的支持下武裝起來討個公道。於是，西方大國說他們做錯了，有罪，所以他們就做錯了，有罪。

　　與南斯拉夫內戰相應的，是俄羅斯對車臣的戰爭。儘管南斯拉夫內戰死亡的人數不及車臣戰爭死亡人數的二分之一，儘管曾經在南斯拉夫上演的悲劇也曾在車臣上演，甚至，直到目前還在繼續上演。米洛舍維奇所遇到的那些難題，一樣在葉利欽和普京面前展現 ——怎樣區分恐怖分子與平民？如何既消滅恐怖分子又避免屠殺？誰也沒有長着一雙區分平民與恐怖分子的火眼金睛，即便是具有世界最強科技力量的美國，在進行反恐怖戰爭時也還是無法避免傷及無辜，更不用說一個小小的南斯拉夫了。對恐怖分子，鮑利斯·葉利欽咬牙切齒地詛咒道：“瘋狗必須被處死！”這不妨礙他悠閒地在意大利渡假和在克里姆林宮慶祝他的75歲生日；而符拉基米爾·普京則神色冷峻地指天發誓：“要把他們淹死在馬桶里！”這也不妨礙他成為八國會議上的貴賓；喬治·布什則擲地有聲地發出懸賞令：“活要見人，死要見屍！”這更不妨礙他在全世界宣揚維護民主與人權的偉大理想。他們，和米洛舍維奇做了相同的事情，但是海牙國際法庭卻離他們那麼遠。這不由得使我產生了一些疑惑：難道，這個法庭不是為了追求正義的？難道，它只審判弱者，正義在強者面前無效？

　　對於南斯拉夫戰爭有些了解的人都應該記得一個人：克羅地亞前總統弗拉尼奧·圖季曼。儘管這個人是戰爭的首要挑起者，儘管他在南斯拉夫還未分裂時就首先命令自己的警察部隊襲擊聯邦駐軍，從而國家陷入內戰的火海；儘管他在聯邦人民軍撤出克羅地亞後繼續向波斯尼亞的克羅地亞武裝提供武器，甚至直接派出軍隊，把戰火綿延到巴爾幹的每個角落；儘管他親自策劃了對克拉伊納塞爾維亞人血腥的種族清洗，手上沾滿了塞爾維亞人的鮮血；儘管他的罪孽比米洛舍維奇更嚴重，因為他是這場大混戰實際上的罪魁禍首，但這不妨礙他成為西方國家的座上賓，在他訪問這些國家時，西方大國們為之鳴放禮炮。這是否應了斯大林曾說的那句話： “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

　　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並非這場殘酷戰爭的挑起者，他只是塞爾維亞民族利益不成功的捍衛者。並非米洛舍維奇造就了巴爾幹可怕的形勢，而是巴爾幹可怕的形勢造就了米洛舍維奇。作為一個小國的領袖，他不得不做出一個又一個妥協，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退讓。熟悉南斯拉夫內戰進程的人應該知道，在1992年3月1日對波黑塞爾維亞平民婚禮大開殺戒，開了波黑地區“種族清洗”的第一槍的，正是波黑的穆斯林極端分子；不顧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的激烈反對，強行於 1992年3月3日宣布波黑獨立的，正是狂熱的穆斯林好戰分子伊澤特貝戈維奇，而不是米洛舍維奇。即使如此，塞爾維亞人也並沒有立即拿起武器戰鬥，而是繼續與波黑當局討價還價，要求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1992年3月18日，三族代表就波黑前途達成了原則協議：①維護波黑領土完整，不破壞現有邊界；②按民族劃為3個自治區，實行民族平等、自治、政教分離；③成立三方工作小組，具體劃分三個民族自治區的範圍〔9〕。可以看出，這項協議達成時各方依舊是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理性的，如果這一協議得以履行的話，波黑戰爭應當可以避免，那20萬人的生命應當可以挽救，那些種族清洗和大屠殺的慘劇應當不會發生。但就在這個緊要關頭，西方大國開始干預了：1992年4月6日，歐共體突然宣布承認波黑的獨立。西方大國在背後的撐腰打氣使得伊澤特貝戈維奇態度驟然強硬起來，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地撕毀三族代表已經達成的框架協議，堅持波黑作為一個單一制的國家，而不是聯邦制國家存在。作為回應，4月7日，波黑塞族議會宣布成立 “波黑塞爾維亞共和國”。從此武裝對抗急劇增多，一場以“種族清洗”為目標的殘酷戰爭已箭在弦上〔9〕。對此，意大利社會黨主席普雷迪在1992年4月 12日評論道：歐共體應當對克羅地亞和波黑內戰“承擔嚴重的道義和政治責任” 〔14〕。

　　伊澤特貝戈維奇自恃有西方大國的縱容，開始了越發肆無忌憚的主動挑釁，致使戰事一步步升級：1992年4月8日，他下令全國進入緊急狀態；12日，他命令波黑穆斯林武裝為向南斯拉夫人民軍軍營發動進攻做好準備；29日，穆斯林武裝包圍人民軍兵營，封鎖其調動通道，殺害了數名人民軍戰士並扣押了人民軍第二軍區司令。此舉使得形勢驟然緊張，戰火劇增〔9〕。5月2日，南人民軍駐波黑部隊扣押了伊澤特貝戈維奇作為人質，以交換被穆斯林武裝扣押的第二軍區司令；同日，穆斯林武裝和作為其盟友的克羅地亞武裝之間，為搶奪人民軍的武器裝備和軍事設施而大打出手。在伊澤特貝戈維奇的再三挑釁和西方大國的縱容慫恿下，波斯尼亞局勢由緊張對峙終於演變成一場民族大混戰。

　　1992年5月下旬，在波黑戰爭剛剛打響的時候，時任塞爾維亞總統的米洛舍維奇致函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要求兩大國在波黑成立俄美聯合軍事指揮部，把波斯尼亞所有的武裝力量都置於這個指揮部的監督之下，並表明他代表塞爾維亞願意為實現和平和促進合作發揮影響。這個倡議得到了波黑塞族的積極響應〔15〕。但是，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大國對這個建議感興趣。5月30日，西方大國操縱聯合國通過第757號決議，對南斯拉夫進行全面制裁。西方大國又一次表明了他們的帝國主義傾向：它們對和平不感興趣，只對制裁南斯拉夫感興趣；或者說，它們不許當事人自己提出實現和平的計劃，只許當事人按照它們的意志去實現和平。而作為塞爾維亞人傳統盟友的俄羅斯，當時正充滿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浪漫幻想，希望通過充當西方的跟屁蟲、犧牲塞爾維亞的利益獲得西方極樂世界的入場券。當然，俄國人的打算落空了——極樂世界的大門不是那麼好進的，西方大國提出的要求也並不複雜，就是要求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徹底消失，自動分解成類似盧森堡那樣的一堆沒有任何自衛能力的小國，這樣才有可能在極樂世界裡分得一席之地；當然，也不排除即使這麼做了依舊進不了極樂世界的可能。俄國人丟掉了無數利益和尊嚴之後才懊悔地發現：自己當初一廂情願式的幻想是多麼愚蠢。於是世界上又出現了一個明里暗裡與西方國家唱反調的大國，它向薩達姆提供情報，向伊朗輸出導彈技術，向平壤提供支援——並非莫斯科喜歡這些聲名狼籍的政權，而是希望通過對這些“邪惡軸心”國家的支持，以報復西方對俄羅斯的愚弄和欺騙。“冷和平”又代替了“冷戰”，西方大國正在為自己的自私和霸道付出代價，將來也許還會付出更多。

　　應當說，國際社會中仍有一些真心關切人道主義災難、謀求公平地解決波黑各方衝突、實現和平的人。1993年8月20日，聯合國前南問題國際會議兩主席歐文和斯托爾滕貝格提出了一攬子解決波黑衝突的“歐文—斯托爾滕貝格和平計劃”，受到了塞族、克族的積極響應，他們均表示接受協議並準備簽字。儘管這個計劃要求塞爾維亞人把占據的地盤從占波黑領土的70％減少到51％（與戰前塞爾維亞人聚居區總面積相等），但塞爾維亞人仍舊錶示願意“以土地換和平”。然而，穆斯林以發布總動員令、命令全部預備役軍人向有關部門報到作為對該和平計劃的回應〔16〕。對此，西方大國並沒有給穆斯林方面以任何懲罰和壓制，反而藉口馬爾卡萊露天市場慘案〔17〕給塞族人下了最後通牒，要他們立即交出薩拉熱窩附近塞族陣地上所有的重武器；2月28日，也就是3個星期之後，兩架美國 F－16戰鬥機又在波黑塞族控制區巴尼亞盧卡上空擊落了塞族的4架戰鬥機；4月10日則出動F16戰鬥機直接空襲了塞族軍隊的炮兵陣地和裝甲目標——這就是西方大國式的公平。

　　成功地在世界輿論面前把穆斯林打扮成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形象的伊澤特貝戈維奇，卻一次又一次出爾反爾，一次又一次拒絕和平機會，不願意簽署和平協議，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奇怪的現象。他一直頑固拒絕以聯邦或者邦聯形式建設波黑國家，試圖以單一的中央集權製取而代之，為此寧可讓種族屠殺繼續下去。伊澤特貝戈維奇之所以堅持以單一製取代聯邦制，原因在於穆斯林的出生率優勢：1971年，波黑的塞爾維亞族人占人口的 41％，穆斯林占34％，塞爾維亞人是主體民族；到了1991年，情況剛好顛倒，塞爾維亞人只占了31％，穆斯林占了44％，穆斯林反客為主；而到了戰爭結束的1996年，穆斯林已占到總人口的 49％了〔51〕。這樣，永不了多久，一個實行單一制的波黑，將完全成為穆斯林占絕對優勢的國家。聯邦制國家與單一制國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權力是由聯邦政府和各主體之間分享，還是完全集中於中央政府。在單一制國家裡，一切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這樣穆斯林完全可以靠人口的簡單多數實現對政權的絕對壟斷。考慮到伊澤特貝戈維奇“伊斯蘭教與各非伊斯蘭教制度之間的不相容性”的一貫叫嚷，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這種單一制國家裡非穆斯林民族會處於何種地位。波黑的塞爾維亞人當然看出了他的野心，就以武力為後盾給他兩個選擇：要麼實行聯邦制分權，要麼你自己玩你自己的單一制，我們回歸母國。代頓和平協議雖然使得穆斯林成為最大的贏家，但仍舊沒有完全實現伊澤特貝戈維奇的迷夢。直到2003年死去，他都念念不忘“必須解放波黑的全部領土” 〔18〕。在他眼裡，把波黑塞族聚居區抓在自己手中，才算是塞族人也獲得了“解放”。儘管1996年代頓和平協議簽署後，八分之七的薩拉熱窩塞族人挖走了自己祖先的屍骨、燒掉了自己的房子，離開了即將被移交給穆克聯邦的薩拉熱窩，證明了他們多麼歡迎這種“解放”，但這並不妨礙伊澤特貝戈維奇把他的“解放塞族人聚居區”的偉大夢想帶進棺材。伊澤特貝戈維奇死後，波黑穆斯林的新領導人蘇萊曼·蒂希奇繼承了他的衣缽，藉口代頓協議“不利於政府機構運轉”，又提出要修改這個協議〔52〕。

　　1992年5月30日，西方大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757號決議，藉口南斯拉夫人民軍干預波黑內戰，對剛成立僅僅33天的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實施了全面制裁。僅僅三天之後，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就向安理會提交了一份報告，證明南斯拉夫人民軍確實都已撤出波黑，而波黑塞族武裝並不是聽命於米洛舍維奇。對此，法國駐聯合國大使說，要是三天前投票時看到這個報告就好了，但是“現在決議已經通過，制裁的結果已經不能改變。”〔9〕不奇怪嗎？既然制裁的理由都不成立，那麼制裁的決議怎麼就“不能改變”呢？就這樣，制裁一直沒有取消，導致南斯拉夫經濟幾乎崩潰：社會總產值下降一倍多；通貨膨脹高達令人昏眩的12位數——2816125293792％，創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紀錄；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三十多年，物價上漲幾十億倍，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老人因缺醫少藥過早死去，兒童因營養不良發育遲緩〔14〕……不僅如此，1992年9月19日，在伊斯蘭國家的首先提議和西方大國的積極響應下，聯合國安理會以 12票贊成，3票棄權，通過了中止南斯拉夫在聯合國席位的決議。這是聯合國這個國際性組織成立以來絕無僅有的先例——甚至，在紅色高棉瘋狂地屠戮200萬柬埔寨平民的時候，他們的代表都還安安穩穩地坐在聯合國席位上為自己辯護。這樣，作為聯合國發起國之一的南斯拉夫，被剝奪了在世界舞台上發言的權利。而南聯盟被趕出聯合國這個“危險的先例”引起了連鎖反應，導致南斯拉夫被逐出其他國際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拒絕南聯盟參加1992年秋季會議，國際原子能機構也決定南聯盟不能自動繼承前南斯拉夫在該組織中的席位；甚至，連參加國際體育比賽的資格也被剝奪了。其結果是，南聯盟更加孤立，經濟危機更加嚴峻〔41〕。這是什麼道理：米洛舍維奇一開始就有罪，但他的罪行不在於那時還沒有發生的種族屠殺，而在於他不識時務。在西方政客為共產主義在歐洲消失喝彩，在他們歡慶“歷史終結”的時候，米洛舍維奇竟然不識時務地宣布自己是“最後一個布爾什維克”。因此，他註定要從政治舞台上消失，要被緝拿歸案，要被法庭審判，要承擔可怕的罪名，哪怕他是塞爾維亞人選舉出來的合法總統。

　　還在1992年，當南斯拉夫內戰剛剛拉開序幕、全世界都還是霧裡看花時，素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就對記者叫囂：“馬上出動空軍轟炸貝爾格萊德，消滅歐洲最後一個布爾什維克堡壘！”〔47〕“鐵娘子”當時已經下台了，她已經不必跟台上的西方政客們那樣閃爍其辭、裝出一副公允的樣子，她說出了西方大國對南斯拉夫干涉的實質：不是因為當時還有沒有發生的種族清洗罪行，而是因為塞爾維亞人民，竟敢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一個表明堅信社會主義理想的米洛舍維奇。而既然塞爾維亞人選出了西方不喜歡的米洛舍維奇，那麼全體塞爾維亞人就要遭受集體懲罰。和這個不甘寂寞的老女人相比，台上的大國政客們則表現得很含蓄：他們發表一個又一個聲明，既譴責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對塞爾維亞人的屠殺，也譴責塞爾維亞人對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的暴行。當然，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的罪行口頭譴責一下就可以了，但塞爾維亞人的罪行是不能饒恕的，一定要用武力來懲罰；每當戰事升級，北約的飛機都會像和平天使一樣飛臨戰區上空對交戰雙方予以警告，不過，“和平天使”在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的陣地上總是一掠而過，炸彈卻實實在在地落到塞爾維亞人的陣地上。為什麼會是這種奇怪的標準，只有上帝知道。在譴責雙方暴行的同時，他們允許向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提供各種物資和金錢，包括武器，卻對塞爾維亞實行最嚴厲的禁運；他們製造出一個又一個名為難民庇護所、實為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軍事據點的“安全區”來，一次次地愚弄塞爾維亞人，為的就是讓他們發怒，讓他們在憤怒中失去理智、大開殺戒，為大國們 “公正的人道主義干涉”提供理由。在科索沃，大國政客們短時間內就將原來他們自己認定的劣跡斑斑的恐怖分子、販毒集團、賣淫集團 “科索沃解放軍”搖身一變成為“自由鬥士”，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讓人不禁由衷感嘆這個世界變化實在是太快。

　　在世界主流輿論當中，米洛舍維奇一直被當作“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大塞爾維亞主義者”來看待，似乎這種“極端”和“大塞爾維亞主義”導致了戰爭。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簡單。生活在南聯盟（塞—黑）境內有大大小小26個民族，除了阿爾巴尼亞族以外，其餘24個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塞爾維亞族相處得不但不緊張，反而非常融洽。“凡得到國際法承認和保障的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少數民族維護、發展和表達自己種族的、文化的、語言的和其他特殊性的權利，以及使用少數民族標誌的權利，塞爾維亞的憲法和法律均予以承認和保障。”〔9〕在南聯盟境內少數民族數量最多、族際關係最為錯綜複雜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多年以來局勢風平浪靜，該省37所普通中學中，有32所用少數民族語言教學，32所中等專業技術學校中，100％使用各種少數民族語言教學。該省的報紙及刊物中，匈牙利語有48種，斯洛伐克語有17種，多民族語言的多達221種。少數民族政黨與政治團體與塞爾維亞人平等地參與全國選舉並取得議會席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聯盟政府對境內的吉普賽人（塞爾維亞人稱之為羅姆人）給予了特殊的保護與幫助：由于吉普賽人喜歡四處流浪的民族特性，這個民族居住條件很差，沒有自己的文字，文盲比例很高，在社會中處於被歧視和忽略的“邊緣人”地位。從1995年起，塞爾維亞官方在經濟狀況非常窘迫的狀況下，拿出資金為吉普賽人修建住房，改善居住條件，並且幫助吉普賽人創建自己的文字，用吉普賽文對青少年進行正規教育，幫助他們成立社團參與社會生活等等〔9〕。這些事實表明，無論是南斯拉夫政府還是米洛舍維奇本人，看上去都不像是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大塞爾維亞主義者”，他們對少數民族是尊重的，而不是歧視的。但是，為什麼塞爾維亞人偏偏與阿爾巴尼亞人、波斯尼亞的穆斯林難以和平共處呢？

　　原因在於，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戰爭並不是簡單的民族衝突。所謂的大塞爾維亞主義，大克羅地亞主義，大阿爾巴尼亞主義，不過是台上的角色演員，真正站在幕後導演這一切的，是文明的衝突。二十世紀的最後三十年，一系列衝突在穆斯林世界與其他文明的接合部（即亨廷頓所稱的“文明斷層線”）異乎尋常地猛烈地爆發出來：從波斯尼亞、科索沃向東延續到車臣、達吉斯坦（俄羅斯）、納卡地區（阿塞拜疆）、阿布哈茲（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新疆地區（中國），向南則延伸到南亞次大陸、北大年（泰國）、棉蘭老島（菲律賓）、以及非洲的厄立特里亞、達富爾（蘇丹）、尼日利亞——這些新爆發的熱點與老熱點—— 塞浦路斯、以色列、黎巴嫩〔48〕、乍得、東帝汶……幾萬公里穆斯林文明與其他文明交界的地帶，都綿延着戰火。假如把戰爭的罪責推卸到米洛舍維奇身上，那麼又該怎樣解釋這一系列衝突呢？

　　穆斯林世界變得越來越激進和躁動，這是不爭的事實。儘管亨廷頓早在13年前就已指出，穆斯林世界與其他文明之間存在着一條“血腥邊界” 〔11〕，但實際上穆斯林激進分子的戰線不止上述“斷層線”這麼一條：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內部，衝突依舊劇烈。激進分子試圖顛覆世俗政權，建立類似伊朗、阿富汗塔利班（已被摧毀）和蘇丹那樣的原教旨主義神權政體，為此，在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印尼、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等世俗穆斯林國家內頻頻製造恐怖暴力事件，而且在民眾中的影響日益擴大。還有一條戰線，則在其他文明內部的穆斯林移民社區，這裡是暴力和恐怖襲擊的新戰場。不僅是巴黎、倫敦、莫斯科、紐約和柏林，甚至中國內地的一些穆斯林小聚居區，都為頻頻發生的暴力和犯罪行為深感頭痛。即便是一向以與世無爭、懶散寬容和無憂無慮聞名於世的澳大利亞，當地居民也因不堪穆斯林移民的不斷騷擾而與之發生了嚴重的暴力衝突〔49〕。穆斯林奇高的出生率，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偏低，使得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國家裡穆斯林社區內充滿了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因貧困和無聊滋生出的絕望、憤懣和仇恨的情緒瀰漫於這些人之中，為暴力和恐怖主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後備軍。對此，亨廷頓指出： “凡是有穆斯林參與的衝突，很難通過和平途徑解決。”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穆斯林在全世界都是低調而平和的，實現現代化、世俗化是很多穆斯林世界有識之士的夢想，凱末爾、納賽爾就是他們之中的傑出代表。但是，穆斯林國家普遍缺乏民主、政局動盪，自然條件惡劣，頑固的舊傳統、封閉心態等原因，使得世俗的穆斯林國家追求現代化的道路非常曲折。而世界最大的產油區，卻恰恰位於原教旨主義勢力最頑固、社會形態最落後的海灣地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之後，海灣的穆斯林國家沒有經過任何艱苦奮鬥就突然闊了，形勢就不同了，須知石油國家吼三吼，地球都得抖三抖，這種情況下還去搞什麼現代化，還用模仿別人？有錢腰杆就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因石油美元而財大氣粗的穆斯林國家，沒有把大自然慷慨贈與的寶貴財富太多地花在興建本國工業基礎，以及改善國計民生上。在突如其來的財富面前，他們和一切一夜暴富的暴發戶一樣不知所措，對這筆錢要麼用於無理性的揮霍享受，要麼用於無理性的勢力擴張。而那些生活在貧窮國家的穆斯林，也因為有了“富親戚”而孳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儘管這些身價動輒幾十億美元“富親戚”一年用於捐贈的錢往往不及自己一晚上揮霍所用，施捨給一萬個貧窮穆斯林的善款不如支付給一個巴黎高級妓女的嫖資多。這樣，一方面是海灣國家石油大亨們如同神仙一樣的揮金如土，一方面是馬格里布與中亞細亞穆斯林近乎絕望的貧窮落後。盲目的自信，以滾滾而來的石油財富為後盾向其他國家輸出原教旨主義；絕對的貧困，則源源不斷地為原教旨主義提供了人肉炸彈。穆斯林世界裡的剝削階級，用宗教這一麻醉人民的鴉片，打着“慈善”的旗號，欺騙窮人為實現自己“讓所有人成為安拉的奴僕”的瘋狂野心當炮灰。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戰爭中，就有超過6000名以上的、來自阿富汗、沙特、伊朗、埃及、巴基斯坦等國家的“聖戰者”；其中，僅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就多達 2000多人。“科索沃解放軍”則由伊朗提供資金、訓練和組織幹部班子，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專家們則在地拉那的科索沃解放軍訓練營里講授恐怖襲擊、游擊戰等課程〔18〕。波斯尼亞的穆斯林總統伊澤特貝戈維奇本身，就是一名激進的教權主義者，他“提拔任用軍事將領、給予獎賞的標尺，並非是否善於用兵打仗，而是是否虔誠地信仰真主” 〔18〕。研究波斯尼亞戰爭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擁有人口、軍隊數量優勢，以及擁有來自穆斯林世界巨額資金和身經百戰的“聖戰者”支持的穆斯林軍隊，如果離開了西方大國的武力干涉，在軍事上就總是一敗塗地，這恐怕與這位教權主義者獨特的用人方式有關。

　　阿利雅·伊澤特貝戈維奇非常狡猾地把一場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聖戰”打扮成“民族解放”和“自由民主”的模樣，儘管早有人看出“他誇大波黑和全世界穆斯林品質的做法最明顯地暴露了他一貫標榜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46〕。伊澤特貝戈維奇早年就因鼓吹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被判刑，他在其主要著作《伊斯蘭宣言》中直言不諱地說：“伊斯蘭教與各非伊斯蘭教制度之間的不相容性。在伊斯蘭宗教與非伊斯蘭社會和政治制度之間，既不會有和平，也不會有共存。” “當伊斯蘭運動足夠強大時，它必須奪取政權並創建一個伊斯蘭共和國”，而這個新國家的教育及宣傳大權，“應當掌握在具有無可爭議的伊斯蘭道德權威和知識權威的手中”〔11〕 ——面對這麼一個斬釘截鐵地公然宣稱與其他一切非伊斯蘭宗教和制度“不會有和平、不會有共存”，還打算通過控制教育與宣傳，把其他民族改造成“服從真主的人”的狂人，波斯尼亞塞族怎麼可能不感到恐懼呢？又怎麼可能不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傳統、文化、家園、信仰以及生命呢？還是這個伊澤特貝戈維奇，早在波黑戰爭爆發初期，就呼籲全世界的穆斯林“聖戰者”趕來參加這場“聖戰”，甚至揚言如果西方國家不支持他，他就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打一場針對西方國家的“聖戰”，而且，他還曾聲稱，要建立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伊斯蘭帝國”。這些“聖戰者”們最大的癖好，就是割下塞爾維亞人的首級以炫耀戰功〔18〕。現在，他們把這項優良傳統帶到車臣、伊拉克、印度尼西亞……〔19〕。能夠想像，這些與襲擊世貿大樓的恐怖分子一樣殘忍的穆斯林激進分子，會對塞族做出什麼樣的暴行？奇怪的是，西方大國對此緘默不語，莫非這些“聖戰者”來到波黑時是天使，一來到美國就變成了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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