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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核恩怨
送交者: 三把刀 2024年11月11日21:06:43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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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486/j.cnki.11-1936/tj.2021.12.006

近日,伊朗納坦茲核設施遇襲事件廣受關注,事件發生後,伊朗官方很快將矛頭指向以色列,宣稱這起事件的“幕後黑手”就是摩薩德。雖然以色列方面對這樣的指責,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但這樣的一幕,還是再次讓人們領略了圍繞伊朗核武裝問題以色列和伊朗之間鬥爭的殘酷和尖銳。

事件復盤

德黑蘭附近的納坦茲核設施是伊朗重要的鈾濃縮基地,在美國宣布正式退出伊核協議之後,伊朗屢次威脅提升鈾的豐度。在伊核協議生效期間,伊朗鈾豐度被控制在3.67%,而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之後,伊朗威脅將鈾的豐度提高至20%,這也是當下民用鈾的最高豐度,雖然在豐度方面大幅提升,但是其距離90%豐度的武器鈾依然差距巨大,正當伊朗全面開啟離心機進行鈾濃縮時,納坦茲核設施發生了劇烈爆炸。伊朗的納坦茲核設施被襲之前,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正在納坦茲舉行新型離心機揭幕儀式。魯哈尼這邊剛完成這個用於濃縮鈾的新設備揭幕儀式,隨後納坦茲核設施就遭到了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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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伊朗的納坦茲核設施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相當神秘、又十分有名的核禁區。不僅深埋地下,其內部結構也相當隱秘複雜,就像是一個“地下迷宮”,即便是在這裡辦公的人,在沒有特製地圖的情況下,也很容易迷路。在戒備如此森嚴的情況下還能遭受到攻擊,這樣的事件無疑是不尋常的。令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方面的反應十分耐人尋味,在襲擊發生後的第一時間裡,白宮方面立即做出表態,聲稱此次事件與美國無關,同時表示,以色列或許捲入了此次襲擊事件中。美國如此急於撇清關係,將責任推到自己的中東盟友身上,實在令人意外。

當然,以色列針對伊朗核設施襲擊並不是第一次,近年來隨着伊朗軍力不斷增長,以及擴張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以色列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嚴重威脅。在敘利亞戰場上,以色列頻繁發動空襲襲擊其敘利亞境內的伊朗目標,一旦伊朗掌握核武器,對於只有彈丸之地的以色列來說將會是災難。此前以色列情報組織就參與了對伊朗頂級核物理學家的刺殺、盜取伊朗核設施的圖紙,以及利用病毒破壞離心機設施。懷疑以色列的第二個原因是此次襲擊策劃極為周密,據伊朗的報道,受損的是納坦茲核設施的配電設施,該設施的保衛極為嚴密,本身就被埋在地下50米左右,同時還有嚴密的安保,僅僅是將爆炸物運送至基地內就已經極為不易,更何況要將其送至配電設備周邊,除了以色列之外中東其他國家沒有這個能力。同時,爆炸摧毀了連接離心機的電纜,據英國情報人員估計,想要恢復納坦茲核設施至少需要數月時間。 

雖然此次襲擊無疑引發了中東震盪,不過即便如此,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的襲擊並不會停手,這其中的原因在於:伊朗在核武裝問題上有着極其強韌的執念。事實上,納坦茲核設施遇襲後,伊朗總統魯哈尼就在內閣會議上表示,為了應對襲擊的威脅,伊朗計劃將鈾豐度進一步提升至60%,從20%提升至60%其跨度非常大,這樣的豐度距離武器鈾並不遠。同時魯哈尼表示,將啟用更多的IR6離心機,這次講話可以看作是對此次襲擊事件的有效回應。

伊朗核武裝——從“鮮花工程”開始的執念

出於大國雄心,伊朗的核計劃始於20世紀50年代,雖在1970年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但伊朗謀求發展核武器的野心卻沒有停止,而是以“鮮花工程”的代號在穩步推進。最初,其核武裝計劃甚至還得到了以色列的援助,據以色列前原子能委員會成員內曼教授回憶,當時以色列方面可謂傾囊相授,不但讓伊朗學員進入迪莫納核反應堆學習核物質的提煉及深加工,甚至連剛剛掌握的用激光進行鈾濃縮的方法也傳授給了伊朗人。與此同時,以色列專家也來到伊朗布什爾核電站工地,他們裝扮成奧地利和西德的工程師,幫助伊朗建設可以提煉重水的工廠。而在內陸的薩漢德軍事基地,以色列專家幫助伊朗人製造生產濃縮鈾的離心機,但直到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前,那裡生產的離心機也沒有達到設計要求。相對核武器本身,兩國在核運載工具方面的合作順利得多。到1977年底,伊朗已獲得了“傑里科”1型彈道導彈和“加百利”反艦導彈的全套設計圖紙,以色列幫伊朗在克爾曼省的錫爾延建立了導彈製造廠,並在該省拉夫桑賈游牧區選定了導彈試驗基地。為保證工程進度,伊朗秘密警察不惜通過暗殺恐嚇等手段,迫使當地部落放棄世襲領地。 

就在“鮮花工程”有條不紊地進行時,巴列維國王的統治根基開始崩潰,1977年12月,流亡法國的霍梅尼向伊朗國內信徒發出“聖戰”信號,號召群眾推翻腐敗的王國政府,點燃了伊斯蘭革命的火焰。到1978年夏,伊朗全國已陷入癱瘓狀態,巴列維國王不得不靠頻繁出國度假來躲避國內壓力。嗅覺敏感的以色列總理貝京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責成摩薩德機構制訂了絕密的撤離計劃,並特別強調要把所有與核武器及遠程導彈相關的技術設備和圖紙都帶走。1978年8月,擅長“地下外交”的摩薩德局長霍菲少將找到了伊朗秘密警察負責人法杜斯特將軍,後者正想找機會逃亡國外,於是雙方一拍即合。法杜斯特設法將以色列專家隔離保護起來,然後分批撤回以色列。在撤退過程中,以色列專家光從錫爾延帶走的“居魯士大帝”導彈的設計圖紙就裝滿了兩個集裝箱。1979年1月16日,巴列維國王倉皇出逃,2月1日,霍梅尼在群眾熱烈歡呼聲中回到德黑蘭,4月1日伊朗宣布成立伊斯蘭共和國。在這段混亂時間裡,霍菲始終坐鎮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在確認沒有一名猶太人被落下的情況,才滿意地乘坐上一班法航班機,離開了這個革命的國度,同時也宣告“鮮花工程”暫時告一段落。

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伊朗謀求獲得核武器的步伐卻反而加快了。當時,新生的伊朗政權還未喘過氣來,薩達姆便挑起了兩伊戰爭。面對從伊拉克不斷襲來的“飛毛腿”導彈,伊朗人想起了“鮮花工程”,但他們在查閱檔案時驚訝地發現,以色列的“釜底抽薪”幹得實在太乾淨了,沒有給伊朗新政權留下任何可供參考的資料和設備,錫爾延繁忙的導彈裝配車間改成了傷兵醫院,工程量只完成一半的布什爾核電站也因伊拉克的導彈攻擊而變成了廢墟。至於當年接受以色列培訓的伊朗核技術人員,不是被革命鎮壓了,就是追隨國王流亡海外,一部分精英還接受了以方策反,轉為以色列的核工業服務。

不過,即便在這樣的一種慘澹情況下,伊朗的核計劃還是重新運轉了起來。1992年5月,時任以色列總理的伊扎克·拉賓曾警告克林頓政府警惕伊朗的威脅。與此同時,美國反恐特種部隊和眾議院共和黨研究委員會聲稱,到1991年底,美國有98%的可能性確定伊朗已經擁有所有或幾乎全部擁有可以組成2~3個核武器的組件。然而,當時中情局堅持認為伊朗的核計劃是為了和平目的,這一觀點一直持續到2001年。2001年1月1日,美國國防部發布了一份報告,其中斷定伊朗是最積極尋求獲得NBC武器(核武,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和導彈相關技術的國家,這對美國人來說感到十分震驚但依然不敢相信,直到2002年8月14日,伊朗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NCRI)支持下的MEK組織披露了相關事實後,美國人才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MEK宣布,在伊朗首都德黑蘭南部和中部的納坦茲和阿拉克有兩個秘密基地在生產核設備,其中包括核燃料生產廠和研究實驗室以及阿拉克的重水生產廠等核武器計劃的研究場地。伊朗製造可研製核武器材料的報告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巨大關注,而且由於NCRI的國防和戰略研究委員會沒有披露其如何得出這些結論,這增加了外界猜測是由以色列情報部門提供信息的猜測。

伊朗目前使用高速離心機研製的核設備是一項複雜的技術,即使對美國來說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挑戰。如果規模擴大,該設施將能夠生產大量鈾,其濃度可以達到投放於廣島的核武器所需的水平。除此之外,伊朗已近乎完成生產鈈的阿拉克重水設施,這是用於生產長崎原子彈的材料。“納坦茲和阿拉克設施的組合可以允許伊朗製造可用於民用目的的高濃縮鈾(HDU)和一枚炸彈。”這些設施隱藏在地下,經過了縝密的精心製作和偽裝,以至於美國和英國的情報監測機構都無法檢測到。2003年2月,伊朗在亞茲德地區發現鈾礦,並宣稱要開始建設用於民用目的的相關核設施,這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紛紛反對伊朗的這一舉動。伊朗迫於時局的壓力,在開展鈾濃縮活動上一直反反覆覆,時而開啟,時而關閉,進一步加劇了各國對伊朗的警惕。

2003年12月,伊朗在國際壓力下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附加議定書,為國際原子能機構對伊朗核設施進行更嚴格的核查提供了法律依據。2004年,英法德和伊朗經過三輪談判後,達成了《巴黎協議》,但由於雙方存在很多分歧,協議並未落實。伊朗又於2005年8月重新啟動了作為鈾濃縮準備階段的鈾轉化活動。2006年1月3日,伊朗宣布已恢復中止兩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工作,正式恢復核燃料研究活動。伊朗的這一決定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度不滿和強烈反對,聯合國安理會要求伊朗在30天內中止一切核活動,但伊朗始終沒有放棄發展能力的表態。2006年6月,美國、俄羅斯、中國加入了英法德三國與伊朗談判的陣營,形成了“六方會談”的局面。六國提出了解決伊朗核問題的新方案,但伊朗的態度依舊難以明確,認為部分內容還有待進一步商榷。伊朗的模糊態度和消極反應使得六方會談成員國對其喪失信心,經過討論決定將伊朗核問題重新提交聯合國安理會,此舉旨在暗示伊朗,國際社會將對其制裁。但伊朗的態度依舊強硬,表明雖然其尊重和重視國際社會的法律和準則,但是獲得核技術的權利與之並不衝突,因此不會放棄努力發展的權力。

美國的單邊制裁以及聯合國的4輪制裁都收效甚微,2008年“六方會談”重啟,但是一直沒有取得有成效的進展。2013年魯哈尼當選伊朗總統後,開始與美國進行接觸,這推動了伊核問題談判的進程。2013年10月16日,伊朗與伊核問題六國在日內瓦進行了談判,提出了解決伊核問題的新方案,包括時間表,以換取美國和歐盟取消經濟制裁。2013年11月24日,雙方達成臨時協議,簽署了《聯合行動計劃》,為後來達成長期的協議奠定了基礎。2014年間,伊核問題六國與伊朗進行了長達11輪的談判,原本定於2014年7月達成最終協議的計劃也沒有實現,在11月舉行的再次談判中,又將最後協議的期限延至2015年6月30日。進入2015年,伊核問題談判進入了更加緊張的時刻,雙方開展了多輪談判,3月份進行第14輪談判後,於4月2日達成“伊核問題框架協議”,主要涉及對伊朗取消制裁、伊朗承諾縮減部分核設施等。此份協議並不完善,還涉及許多具體的細節問題有待進一步通過會談進行商討。因此,伊核問題談判再一次錯過了2015年6月30日的最後期限,但等待的時間沒有太長,2015年7月14日,伊核問題六國和伊朗之間最終達成了長期的、全面的核協議——《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協議由正文和5個主要附件部分組成,涉及解除制裁的相關義務、限制核發展的相關義務、實施的具體計劃等方面。根據協議,伊朗同意消除其濃縮鈾儲存,將其低濃鈾儲存量減少98%,減少氣體離心機至原本數量的2/3,未來15年,伊朗的濃縮鈾豐度只能達到3.67%。伊朗也同意不再建新的重水設施,其他設施將進行轉換,以避免產生擴散風險。為了監督和核實伊朗確實遵守該協議,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將定期對伊朗所有的核設施進行檢查。 同時協議規定,作為回報,伊朗將得到美國、歐盟和聯合國安理會取消經濟制裁的承諾。至此,伊朗核問題通過十幾年的談判,在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重大進展,各國包括大部分海灣國家對伊核問題全面協議總體持贊成和支持態度。

然而川普政府上台後,“伊核協議”在實質上被推翻,伊朗核武器研製計劃被認為再次走上了快車道。即便是相對來說更願意與德黑蘭再次進行相關對話的拜登政府上台,也沒有改變這一事實,這對於以色列來講是絕對無法接受的情況。

伊朗核計劃對以色列的威脅

以色列始終認為,伊朗發展核計劃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挑戰。耶路撒冷公共事務中心2020年3月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66%的以色列人認為“如果伊朗獲得核武器,它將會用來對付以色列。”77%的以色列人認為“伊朗是對他們的存在構成威脅。”幾乎所有公開討論伊朗核問題的意見都顯示,如果伊朗獲得核彈,第二次大屠殺是可能的,民意調查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公眾的意見。許多以色列人把殲滅主義者的意圖歸於伊朗政權領導人。特拉維夫大學2019年12月的一次調查顯示,92%的以色列猶太人和7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認為伊朗是該地區最敵對的國家。投票數據不僅回應了伊朗領導人關於抹殺以色列國家合法性的煽動性言論,也反映了公眾對伊朗政權的革命熱情、宗教意識形態、文化等概念的不可理解。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2020年4月國家大屠殺紀念日向國家發表講話時強調了伊朗問題,認為伊朗公開宣布打算摧毀以色列國,並正在以一切手段實現這一目標。”以色列前國防部副部長辛尼爾曾在大屠殺中失去了他的祖父母,他在2020年8月的採訪中提到伊朗,他說:“當我再次看到激進意識形態和絕對軍事能力之間的聯繫時,我告訴自己,這是曾經摧毀了1/3猶太人的東西”,甚至一些以色列的溫和派領導人也持這種觀點。大屠殺的影響在許多以色列人的心中進一步放大,許多以色列人認為“每一代伊朗人都要反對我們,毀滅我們”,對伊朗核武器或任何攜帶核武器的敵對國的恐懼進一步植根於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公眾的信念中。 

事實上,擁有核武器的伊朗將對以色列的戰略環境和戰略部署帶來諸多影響。首先,許多分析家認為,裝備核武器的伊朗將成為一個越來越堅定的區域力量,力圖擴大其在海灣地區和黎凡特地區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伊朗可能會誘使較弱的鄰國綁定伊朗,並熱心建立更積極和有能力的區域聯盟對抗以色列。以色列前國防部長巴拉克在2012年8月接受以色列《哈萊茲報》採訪時表示,如果伊朗獲得核武器,當它煽動鄰國和對手時,沒有人能阻止它。其次,伊朗可能會鼓勵其盟國,如敘利亞以及真主黨等各種伊斯蘭組織,以更大的戰鬥力量投入對以色列的打擊,包括使用火箭和恐怖主義活動對以色列進行攻擊。在2012年8月的一次採訪中巴拉克說,“如果我們需要對真主黨採取行動,擁有核能力的伊朗將宣布對真主黨的攻擊就是對伊朗的攻擊,那麼我們該怎麼辦?非國家行為者不能以各國相互威懾的方式來阻止。這種發展的影響將是非常嚴重的。”2020年3月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75%的以色列人認為如果伊朗發展核武器,“巴勒斯坦人和真主黨將更加傾向與以色列交戰”。再次,核武裝的伊朗將導致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到其他國家。根據巴拉克的觀點,核伊朗將結束全球防擴散制度:“如果伊朗走向核大國的行列,將成為不會再受控制的核惡魔。”2020年9月,以色列前軍事情報局局長阿莫斯·亞德林表示,如果伊朗走向核國家的行列,核擴散是一個幾乎確定的事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國家也勢必紛紛效仿,多極核系統將在中東出現,這對整個中東地區的和平進程來說將是十分不穩定而且極具危險的。最後,伊朗發展核計劃可能破壞以色列自己的威懾選擇,並可能迫使以色列重新考慮其核不透明政策。以色列領導人和分析家也擔心,核武器的伊朗將削弱美國在中東的優勢,進一步削弱以色列最密切和最強大盟友的影響力。

同時還需要看到,以色列認為伊朗發展核計劃,尋求核武裝,也對其社會經濟構成了挑戰。以色列財政部前總幹事亞羅夫·阿里亞夫在曾說到,“尋求核武器的伊朗對以色列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從對我們經濟評級的影響,到大規模的安全支出。”以色列人擔心,伊朗武裝核武器將阻礙該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能力。如果這種恐懼成為現實,以色列將面臨嚴重的經濟挑戰。2010年,其工業出口(不包括鑽石)的49%來自高科技部門,這一部門嚴重依賴外部資金。以色列經濟學家耶爾·阿哈羅尼表明,以色列100家工業和服務公司中有15家是基於外國直接投資的企業,不僅包括技術公司,還包括食品生產、金屬製造和一些輕工業。另一方面造成的社會經濟恐懼是,核伊朗將削弱以色列保留和吸引高水平勞動力的能力,這是以色列經濟的主要動力。總之,以色列人對發展核武器的伊朗所帶來的危險時刻保持着警惕,這種危險是“所有恐懼的總和”,而不是一個單一“明確和現實的危險”。

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的敵意更多與冷戰結束後該地區權力平衡的變化相伴隨行,它實際上是地緣政治的延伸,而不是意識形態發展的產物。伊朗在該地區的權力和影響力及其核計劃是對以色列區域軍事優勢的挑戰,儘管一些觀點認為,核武裝伊朗實際上未必會對以色列使用核彈,但它可以將以色列限於一個特別脆弱的地位。伊朗可能認為其核武器不是威懾,而是對什葉派伊斯蘭施加影響的工具,同時由於宗教熱情驅使的國家在阻止核擴散方面可能並不讓人放心,因此一個裝有核武器的伊朗可能會意外地引發核災難,這不能與在遵守確保相互摧毀協定情況下的核武器競爭對手相比。以色列認為,一旦伊朗獲得核武器,它將是該地區的“遊戲改變者”,並在中東引起核軍備競賽。其他國家也極有可能受到伊朗的影響,特別是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國家可能開始發展自己的核能力與核武器。如果伊朗在短時間內達到生產核武器的能力,以色列的國家利益將面臨嚴重挑戰,而伊朗可以成為本地區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哈馬斯和真主黨的勢力勢必得以加強;法塔赫、埃及和約旦力量削弱;敘利亞和土耳其可能轉而與伊朗接近,成為伊朗的盟友。與以色列尋求和平的區域溫和派將難以維繫,結果就是要實現以色列與其鄰國之間的和平只能越來越困難。

以色列對核武器伊朗的另一恐懼是,伊朗有可能把武器交給其直接代理人之一,最有可能是真主黨。鑑於這些危險因素,以色列公眾絕大多數支持針對伊朗實施的打擊措施,在特拉維夫大學伊朗研究中心進行的調查中,75%的以色列人認為美國不能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50%的以色列人支持以色列立即採取軍事行動。

針鋒相對——以色列核武裝能力的升級

為了應對伊朗的核計劃,以色列除了頻下狠手破壞其進程外,還在其自身核武裝能力的升級上下功夫。以色列地處中東的四戰之地,自建國伊始就與四鄰不睦,一定規模的中東戰爭至少打了5次,各種小規模武裝衝突則從未停歇。像伊朗這樣的戰略競爭對手更是時不時放話,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掉。雖然近來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有所改善——這突出表現為沙特、阿聯酋對以色列的外交承認。 但即便如此,以色列的地緣環境依然惡劣,所以保持並增強中東地區唯一的核威懾能力,是以色列國防政策的第一要務。一般認為,以色列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邁過了核門檻,進行了部分核武裝。主要的核彈藥投擲工具就是以色列空軍的戰鬥機。最先可能是F-4“鬼怪”,後來又換為F-16I。F-16I無需空中加油的飛行半徑是1 250千米,可以達到伊朗的西部、沙特首都利雅得或是黎巴嫩的邊界,如果進行空中加油就可以飛得更遠。僅就中東地區的打擊範圍而言,攜載核彈的F-16I無疑是一件戰略核打擊工具。但F-16畢竟是一架不具備隱身能力的第四代戰鬥機,戰場生存能力有限,特別是在以色列鄰國及伊朗這樣的戰略競爭對手紛紛升級防空系統的今天,其可突防能力一降再降,這意味着以色列戰略核威懾能力開始動搖,甚至面臨失效的可能,這是特拉維夫絕對不允許的。也正因為如此,將F-35作為新一代核彈藥投擲工具,是一種符合邏輯的猜測。

事實上,以色列之所以從一開始就深度參與F-35計劃,很難說對其核攻擊能力的考量不是最關鍵的因素。畢竟在F-35項目的全部合作夥伴國中,以色列是最為特殊的一個——美國國防部授權向以色列方面開放F-35的部分源代碼,其獲得的F-35A版本也因此被稱為F-35I,這是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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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以色列官方對此的解釋是,F-35I獲得開源授權的目的,是整合以色列國產設備及武器。如以色列航空工業(IAI)開發的指揮、控制、通訊、計算機和情報系統模塊(C4I)。該模塊從F-35I飛機上獲取傳感器數據,將獲得的數據與其他以色列軍事裝備共享,幫助監測敵方目標,並優先考慮攻擊順序。另外,也只有F-35I才能整合各種以色列機載武器,如“拉法爾”SPICE1000精確制導炸彈、“怪蛇”5空空導彈等。相比之下,其他F-35項目的參與夥伴國只能使用指定的美制機載武器,如JDAM、SDB、AIM-9X、AIM120C等。然而,與這些美制彈藥相比,常規以色列國產彈藥有這麼不可替代麼?有意思的是,雖然以色列政府對開源的F-35I是否能夠整合核彈藥一事始終閉口不談,但一些證據表明,相關計劃已經進入到了更為實質性的階段。

2020年11月,以色列空軍接收到了一份來自美國的“特殊禮物”,一架深度解鎖的F-35I測試樣機。這架飛機的美國編號為AS-15、以色列以924代稱,在以色列飛行測試中心被稱之為“阿迪爾”。用美國人的話來說,這架飛機是全世界唯一一架在美國國土之外的F-35測試樣機,用以幫助以色列空軍完成自主武器與F-35I之間的測試、兼容問題。該機在德克薩斯州沃思堡生產,最初在美國進行交付前的試飛。在美國試飛期間,機身帶有對焦標記,這通常與武器投射測試相關。機身上還帶有以色列測試飛機通常會有的橙色、藍色標記、相應的中隊徽章、彩色的國籍標記等,使其成為世界上色彩最豐富的F-35之一。 這架飛機飛到以色列後,也的確直接分配給了以色列空軍飛行測試中心中隊,該中隊負責所有以色列空軍武器裝備的測試,包括飛機和武器的試驗、航電設備、機身的改裝和測試。項目負責人,以色列空軍准將奧德·科恩在924的接收儀式上說:“對於中隊來說,接收‘阿迪爾’(924)的同時帶來了新的挑戰。毫無疑問,通過你們過去的表現證明,憑藉你們的技術和專業精神,知道如何面對‘阿迪爾’帶來的挑戰,並帶領以色列空軍邁向新的時代。”中隊指揮官則直言不諱,“F-35I測試樣機將成為安裝以色列武器彈藥,並進行相關飛行測試的主要組成部分。在試飛時,我們將進行複雜的演習,檢查武器與飛機的可靠性。在震顫測試中,我們將檢查可能危害戰機的空氣動力學現象。在投射流暢度測試中,我們會掃描彈藥釋放過程中的問題,這是對‘阿迪爾’的一個重大測試,因為彈藥是從內部彈艙的掛架中釋放的。所有測試完成後,我們能夠確定使用新武器彈藥時的規則,並將數據反饋回來,用於下一批飛機的製造。”

至於924的主要使命是不是測試F-35I與以色列國產機載核彈藥的整合性?這永遠是一個不可能獲得回答的問題。但考慮到出於政治原因,美國永遠不可能向以色列提供B61-12,人們對F-35I核打擊能力的猜測就是合理的。近年來,以色列空軍F35I在戰場上頗為高調的出沒,也就有了一種別樣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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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發展核計劃問題上,伊朗認為國際社會對伊朗採取“雙重標準”。伊朗指出,儘管以色列目前是中東地區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但其不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的成員國,對中東地區的國家來說,這是一種挑戰。在確定以色列對其國家安全的威脅時,伊朗領導人引用以色列官方聲明,即以色列曾聲稱保留單方面打擊伊朗核設施的選擇。伊朗還聲稱,以色列擁有的核武庫是實現中東無核化的主要障礙。與伊朗的態度相對應的是,自新一輪伊朗核問題爆發以來,以色列的擔憂就從未停止,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未知的恐懼使得以色列擔心,伊以之間是否會掉入修昔底德的陷阱,從而引起中東的另一場血雨腥風。就目前來看,短期內,以色列的擔憂暫時還不會促使其對核武裝中的伊朗採取直接武力打擊的對抗方式,但即使以色列對伊朗核計劃的反應不會引發該地區的戰爭,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博弈也會對塑造中東地區的政治至關重要,而且將對該地區在未來幾年的穩定性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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