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看好萊塢以政治、核戰、反恐怖主義為題材的動作片及驚悚片的觀眾，想必經常注意到這樣一個橋段，那就是美國總統從白宮出發避難外地時，總有隨從手提一個巨大的黑色提包，跟隨總統一起登入“海軍陸戰隊一號”（Marine One）直升機，總統隨即前往號稱“末日飛機”的核戰指揮飛機或其他地下避難所處置國家安全緊急事態。藝術源自生活，電影中的“核提包”已成為美國一項重要的核文化和核意象代表，其創生、實踐則有着極為深刻的冷戰歷史教訓與美蘇核交鋒淵源。

一、如何保持對上萬枚核彈頭及相應核戰爭計劃的危機控制？

自1945年7月核武器出現至五十年代末，美國僅用十餘年時間便將自身核武庫由數枚核武器爆炸性地增加到上萬枚核彈頭、上千枚洲際導彈的恐怖規模。同期，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推出擬利用數十億噸TNT當量的核武器進行全球核戰爭的“統一作戰行動計劃”（SIOP），核實戰理念下核武器的爆炸性激增及其疊床架屋式的指揮、控制網絡逐漸引發美國最高決策層憂懼。對核武器、核戰爭進行統一、垂直且具有唯一權威性的管控勢在必行，如此一來才能在核危機關鍵節點有效對敵傳遞威懾信號，夯實實戰威懾能力，完成危急時刻雙方核交戰的有限化和可控化。

五十年代末起，時刻陪同總統出行的總統軍事事務助理開始隨身攜帶一種特殊的黑色大提包，其有各種俗稱如“挎包”“黑包”“緊急行動包”，但最有名的俗稱是所謂“足球”（football）即“核提包”，其重量約30磅，為金屬箱製成，外套黑色皮革或聚酯纖維布。作為總統為代表的最高文官系統對核武器絕對控制權的縮影，核提包及攜帶它的軍事助理能夠使總統在突發重大危機時決定是否以及怎樣具體使用各類核武器，為此，不是一名而是多達十幾名軍事助理輪班攜帶核提包以供總統使用。據解密文件揭示，艾森豪威爾總統最先開始使用核提包，肯尼迪總統則是第一位全面使用核提包的美國總統。

2002年1月20日，小布什總統軍事助理保羅·蒙塔努斯少校將核提包帶上白宮南草坪停放的“海軍陸戰隊一號”總統直升機。

進入六十年代，外界開始知曉核提包的一些具體功用：（1）包內裝有用於國家緊急狀態的公告和行政命令，即“總統緊急行動文件”（PEAD），其目的是“賦予總統正式的緊急權力”，包括暫停人身保護令、宣布國家戒嚴及授權大規模逮捕和拘留特定公民、宣布民用防空緊急措施；（2）包內裝有軍方教導總統學習“統一作戰行動計劃”相關程序後的“國家緊密戰爭命令”等絕密文件和絕密程序，相關加密命令將在戰時或危機時刻發送給參謀長聯席會議及戰略空軍司令部，進而授權軍方發起主動核打擊或者戰略核報復。授權信息可通過衛星電話、有線電話、電傳打字機或無線電等形式發送。通過國防通信局的特定安排，核提包發送的授權信息還可發送至北美防空司令部，實現全域領空關閉；同時總統可通過核提包的衛星電話第一時間聯繫上西歐盟國領導人，同其商榷核戰爭事宜，推動盟國利用自身核武器攻擊美國的敵人。為防止他人盜用核提包，包內還裝有驗明總統身份信息的程序，相關加密命令無法加以破解。

為在緊急時刻讓總統得以簡明、清晰地就對敵核交戰的攻擊選項、估計傷亡人數等事態加以把握，包內還裝有寫明相關核戰信息的“卡通和配色圖片”，以利總統緊急編排對敵核戰爭。總統軍事助手平時也會參與戰略空軍司令部組織的“統一作戰行動計劃”相關培訓，可在極端緊急時刻明白無誤地輔導總統使用核提包，比如告知總統不同核報復和核打擊選項的敵方傷亡人數及工業損失，以利總統進行核升級或者核停戰。

國家緊急空中指揮所“末日飛機”內部配置

正因為核提包在緊急狀態時如此重要，即便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遇刺當天，總統軍事事務助理之一的切斯特·克利夫頓將軍也在達拉斯街頭的總統車隊中緊密跟隨總統。肯尼迪送醫後，克利夫頓即刻跟隨副總統約翰遜登上“空軍一號”專機進行空中避難。據肯尼迪海軍事務助理塔茲韋爾·謝潑德上尉所言，軍事助理“無論總統去哪裡，都要負責保管核提包”，例外情況是當總統在華盛頓特區時，核提包就留在白宮，而不會“跟着總統到處跑”。

1962年10月極度駭人的古巴導彈危機，深刻暴露了戰略空軍司令部為代表的軍人力量對美國文官政府核武器控制權以及核戰爭指揮權的嚴重侵蝕，其中時任戰略空軍司令部李梅在白宮會議中當着眾人的面，公開指責肯尼迪和其父親都是膽小如鼠的綏靖主義者，進而威脅肯尼迪兄弟美軍將如期實際動用核武器攻擊在古巴的蘇軍部隊。加之同期美蘇彼此間的核戰爭理念，仍保留首先打擊對方指揮領導中樞的作戰計劃，故而通過核提包強化總統危急時刻的決策權威和實時緊急通訊保障能力，便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核戰略的始終重要關切，也是美國文官系統控制軍人不當權力發揮的重要表現。

1981年3月里根總統在希爾頓酒店門口遇刺時其軍事助手火速將核提包保護於身下，見箭頭所指。

特別地，為適應美蘇全面核戰爭的各種極端場景，六十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制定出總統在核戰中身死或者無法聯繫後的政府後繼人計劃。白宮將全面布置6-7人組成的秘密總統後繼人名錄，副總統當然是最關鍵的繼承人，因而為副總統配備核提包便也成為例行公事。至七十年代後期的卡特政府時期，鑑於卡特年輕時曾擔任美國海軍高級核物理專家，尤其關注美國最高領導指揮中樞在核戰爭中的生存能力，故而他要求副總統蒙代爾在自家官邸中也備有一個核提包。

二、核提包與美蘇有限核交戰

進入七十年代，總統核提包已成為美國加速發展的國家指揮、控制、通信及情報（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and intelligence systems, C3I）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核提包這樣一個小小的物品之所以這一時期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體系及核戰爭計劃中地位日益突出，一項重要原因在於七十年代美蘇雙邊均發展起不打擊對方首都等領導指揮中樞，而致力於將核戰爭有限化、局部化的有限核戰爭理念，這就使得服務於總統緊急核通訊和核戰指揮的核提包更顯重要。

2002年6月25日，在加拿大卡納納斯基斯舉行的八國集團經濟峰會期間，小布什總統與國務卿賴斯等人一同散步，總統軍事助理攜帶核提包緊密跟隨。

這一時期美國核戰爭計劃發展出所謂審慎、靈活打擊能力（withholding strikes）：美軍將分批次、分階段在核戰爭中評估何時、怎樣逐步升級核打擊或逐步降級，實現在達到戰略目的後避免不必要核升級，完善“實戰威懾”。其中，蘇聯、東歐及中國的領導、軍事指揮中樞被列入審慎及暫緩打擊名單，對蘇、中進行僅打擊軍事目標作戰模式時，打擊範圍應被限制在儘可能小的範圍內，減少摧毀民用目標，減少核塵埃及核輻射的過度釋放。有限核戰爭理論主旨認為，基於核打擊精度顯著提升，以及超級大國初步構建起C3I系統，需要儘可能以最低烈度結束戰爭，這就對有限核部署及核打擊計劃提出了現實需求：有選擇、有限度地使用核武器，通過危機時刻的高層戰略通訊渠道，既要向敵方表明核決戰及必勝決心，也要傳達限制衝突規模、防止戰爭升級的信號和意願；因此美國繼續將敵人關鍵軍民目標作為打擊籌碼的同時，謀求控制核戰爭的進度和烈度，給予敵人重新思考以主動降級衝突烈度的機會。

1972年起，美國行政部門要求軍隊進一步發展“臨時核打擊規劃”（ad hoc strike planning），用以對敵執行小範圍靈活打擊，如在一天時間內分批投射10件核武器，同時通過首腦直接聯繫熱線（DCL）與敵人密切溝通，實現邊打邊談、討價還價的核戰爭可控目的。美軍還在蘭德公司協助下運用IBM公司研發的7090型超級計算機組建“快速計量”（QUICK COUNT）評估系統，實現核打擊過程節奏控制、毀傷評估和目標重捕，助力打擊效能最大化和可控化。

為進一步配合有限核戰爭規劃，1976年9月美蘇另外簽署《關於減少爆發核戰爭危險相關措施議定書》，細化了彼此極端核危機情況下高層直接聯繫熱線的通訊消息格式，如涉及不明爆炸或任何無法解釋的核突發事件，以及兩國導彈預警系統出現故障或受到不明干擾時雙方如何實現緊急通訊，旨在縮減消息互達時間。兩國共將可能面臨的核緊急情況分為六種階段和模式，極端緊急情況下，雙方向對方分別發送ATOM 111、ATOM 222、ATOM 333、ATOM 444、ATOM 555及ATOM 666等短信息，對方即可明白信息全意，有助於在各自熱線終端無法發送完整句子的極端危機時刻維繫基本戰略溝通與危機對話。上述極端危機情況下美蘇雙邊共同遵守的規範化通訊短信顯然服務於避免核誤判、增進有限核交戰效力，堪稱共築美蘇戰略穩定及美蘇核安全的重要安全公共產品。

雖然有關核提包進一步詳細功用的相關解密史料極為稀少，但可以想見，核提包內的相關衛星電話裝置應該能夠履行或服務於上述對敵緊急通訊的戰略任務，這就與同時期日臻成熟的美蘇高層直接聯繫衛星熱線（DCL）一道，共同成為美蘇有限核交戰的重要基礎通訊設施，構成外界所不熟知的美蘇“緩和”及雙邊經典戰略穩定所仰賴的關鍵組件。

三、技術進步與冷戰的長和平特質

冷戰史大家加迪斯曾慨嘆，作為堪稱“長和平”的國際秩序，冷戰的存續時間要比經過周密設計的一戰後國際秩序的存續時間長得多，按照慣常經驗，美蘇戰爭早該發生，但冷戰“長和平”的持久性及其戰略穩定性堪比梅特涅和俾斯麥精心構築的19世紀歐洲協調體系，甚至存續時間更長、戰略韌性更強。不僅如此，冷戰催生的維持和平的機制與機理還沒有要瓦解的徵兆，相反持續指導當代國際政治，箇中道理令人深思。

核提包正是這樣一種幫助冷戰維持“長和平”特性的關鍵事項，一方面顯著強化了美國文官系統對於軍人及核打擊力量的絕對控制權，另一方面服務於危機時刻美蘇領袖外交和危機外交。核提包可服務於危機情況下特定威懾、和解等信號的傳遞，這是大國構築經典戰略穩定以及當下大國構築複合戰略穩定不可或缺的要件。若仿照史家所稱促進冷戰長期穩定和“長和平”的“偵察革命”，我們也可將核提包相關機理稱作有效維穩並控扼冷戰烈度的“通訊革命”。

1994年前後，俄聯邦總統葉利欽曾建議美國總統放棄攜帶核提包，因為美俄戰時危機時刻的聯繫管道已足夠豐富，但克林頓予以拒絕，強調核提包是美國文官管控軍人、進行危機事態管控的關鍵組件，對於美國國家安全事關重大。因而直到現在，核提包一直由總統軍事助理伴隨總統近身而時刻加以攜帶。總的來看，冷戰時期至後冷戰時代美國最高決策層籌措、運用核提包並使之服務於國家安全戰略和核戰略演繹，及其用於對他國傳遞威懾信號並促進大國戰略穩定的相關做法，值得其他核大國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