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Ｋ５１２．０；Ｋ３１２．４文獻標識碼：Ａ文章編號：１００５－６０５Ｘ（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１６－１０

從朝鮮半島的視角來看，俄國無疑處於區域之外。然而近代以來，由於俄國認同亞洲是留給俄國商業和工業活動的唯一地盤，並逐漸形成了向亞洲擴張的遠東政策，導致其高度關注朝鮮半島等遠東事務，強勢成為“局中”勢力，一再介入半島的事務之中，並最終在冷戰期間促成了朝鮮半島的政治分野。對此，學界已有論及，但多聚焦於冷戰背景下蘇聯之於朝鮮半島分裂的責任，缺乏以非冷戰史或整體史視角對俄國在冷戰爆發前對於半島事務的介入及相關影響的考察。在此基礎上，不同時期俄國行為的連續性，也時常被人為劃定的時代分期所切斷，導致既無法還原朝鮮半島分裂格局形成的歷史背景與完整軌跡，也不能充分挖掘俄國持續干預半島事務的深層動因。也有研究基於遠東政策的框架與日俄爭奪的視角，將俄國的政治影響限定於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一帶，無法充分反映俄國行為與東亞變局之間的耦合關係。而探索自１９世紀９０年代至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即冷戰爆發前的半個世紀俄國圍繞朝鮮半島的相關活動，是深入理解朝鮮半島問題與東亞變局的關鍵。

一、俄國對於朝鮮半島的爭奪與“三九線”的提出

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隨着清朝同朝鮮宗藩關係的剝離及傳統東亞秩序的解體，日俄兩國開啟了圍繞朝鮮半島的談判與爭奪。甲午戰爭結束之初，俄國在朝鮮半島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居於日本之上。為遏制俄國的擴張勢頭，日本主動謀求與俄國交涉。俄國對於朝鮮半島的獨占企圖得以凸顯。

１８９６年，在日俄兩國的首輪會談中，日本率先提出希望與俄國通過建立軍事緩衝區的方式，在朝鮮半島劃分勢力範圍，但並未明確具體分割界限。對此，俄國要求日本刪除“南北”等含有分割朝鮮之意的措辭和表達，調整為“維持朝鮮的獨立”，並表示無意“與日本共同或單獨將朝鮮變成保護國，招致與英國或其他勢力發生無法預測的紛爭”。

但在隨後的會談中，俄國又重新將其列入談判內容，並以秘密條款的形式寫入《關於朝鮮問題的莫斯科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作為法律文件，《議定書》既是日俄兩國圍繞朝鮮半島初步博弈的結果，也是“列強就分割朝鮮半島達成協議的第一份文件”。文件的公開規定中提出：以“京城”（今韓國首爾）為界，劃分日俄在朝鮮半島的電訊線路架設和管轄範圍。“京城”位於北緯３８度線附近，說明彼時日俄已經形成以“三八線”為界分區管制朝鮮半島的規劃。此外，無論在《議定書》的公開規定還是秘密條款中，雖然沒有明確表達朝鮮是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國家，但也沒有明確劃定日俄在朝鮮半島軍事緩衝區的分割界線，只是假借“共同保護”之名，賦予日俄在朝鮮進行通信管制、財政干涉、駐兵自由等權力。基於彼時日俄在朝的力量對比，俄國雖然政治優勢明顯，但經濟滲透長期不如日本，而且朝鮮動盪的政局並不利於其政治優勢的維繫。同時，俄國難以應對來自英國、美國以及日本等在半島有所冀求或忌憚俄國強大的列強的打壓與圍堵。因此，縱使出於航行自由、海軍戰略考量以及對朝鮮半島南部釜山、馬山浦等天然良港的覬覦之心欲獨占朝鮮，俄國也不得不謹慎行事。而這份文件不僅有助於俄國彌補自身在朝鮮半島的經濟劣勢，也有望為其在維護“朝鮮的獨立與完整”的旗號下獨占朝鮮半島留出可操作空間。整體來看，《議定書》是日俄在均勢對抗下，為防止矛盾激化而暫時選擇戰略妥協的階段性博弈產物，看似有助於維繫半島的和平與完整，但內含的不穩定因素顯而易見。這些不穩定因素雖未直接造成朝鮮半島的分裂，卻在無形中強化了分割半島的政治想象。

１９００年，俄國藉口鎮壓義和團運動占領中國東北，同時，日俄圍繞朝鮮半島的較量進入白熱化階段。俄國駐日公使伊茲沃爾斯基向日本政府傳達了“朝鮮中立化”的想法，即由列強共同介入朝鮮事務，以此維持朝鮮不被日本等一方獨占的中立狀態。該提議直接損害了日、英等國在朝鮮半島的切實利益，致使英俄矛盾與日俄矛盾同步激化，間接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建立。加上日本軍事實力的提升，日俄爭奪局面發生翻轉。俄國在東亞競賽中陷入被動地位，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空間相應受到擠壓，因而被迫調整遠東政策，開始主動謀求與日本分割朝鮮。該階段日俄圍繞朝鮮半島的爭奪與中國東北權益的分配緊密相關。

在別佐布拉佐夫等強硬派執政官的影響下，調整後的遠東政策“新方針”旨在將中國東北變成俄國獨占範圍，在此基礎上假借維護俄國在中國東北軍事利益的名義染指朝鮮，並極力爭取“將北朝鮮置於俄國的勢力範圍之內；攫取直至漢城和元山的朝鮮鐵路修築權，即將我們的勢力範圍擴展到朝鮮中部”。這裡漢城和元山所在的“朝鮮中部”位於北緯３８度線一帶，這是彼時俄國預期在朝鮮半島奮力爭取的上限範圍。這一動向引起了日本的高度重視。

１９０３年８月，日本在向俄國遞交的和談提案中提出“各國在中國東北和朝鮮的工商業發展機會均等”，並希望“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勢地位，日本承認俄國在滿洲鐵路經營方面的特殊權益”。此時日本不僅想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權益限定在鐵路上，留出自身在該地區的經濟滲透缺口，同時還要將朝鮮半島完全隔絕在俄國的勢力範圍之外。該提議嚴重觸及了俄國遠東利益，但俄國並未就此放棄同日本的交涉。財政大臣維特、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甚至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曾有意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對日爭端，即放棄侵占朝鮮，日俄雙方在利益劃分總體公平的基礎上實現“滿鮮”的完全互換。但新晉的沙皇近臣別佐布拉佐夫和遠東總督阿列克塞耶夫則主張俄國在對朝事務上應積極介入。於是同年１０月，在阿列克塞耶夫的主導下，俄國在回復內容的第六條中提出“互相約定把位於北緯３９度線以北的朝鮮領土當作中立地區，締約雙方不得開入軍隊”，即希望通過在朝鮮半島建立“中立地帶”的方式，將日本的勢力範圍限定在半島南部，但顧忌日本及其他列強的圍堵打壓，所以即使在強硬派官員的爭取下，俄國也不得不放棄“三八線”方案，退而提出“三九線”範圍，這也是俄國能夠接受的底線範圍。即使後來日本堅持要求將日俄之間的中立地帶北移至“滿鮮”邊境，俄國也並未修改。最終，日俄因難以達成共識而爆發戰爭，並在戰後簽訂了《樸茨茅斯和約》。俄國幾乎將包含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在內的既得東亞權益盡數讓與日本。

這一時期俄國對於朝鮮半島的爭奪，經歷了自強勢拓展到被動爭取的過程，其在朝鮮半島的預期勢力範圍大體在北緯３８度線與北緯３９度線之間推拉。其間，俄國試圖把中國東北問題和朝鮮問題分開處理，以兼得“滿鮮”，這也招致在該區域同有所求的列強的共同忌憚與合力打擊。此外，無論日俄在這一時期達成了何種劃分協議，都屬於緩和彼此之間衝突和矛盾的臨時解決方案，只是緩兵之計，而非終極目標，這是日俄圍繞半島分割一事無法從提案落到現實的主要原因。但在雙方博弈的過程中，卻強化了以緯度線分割朝鮮半島的意識和認知。尤其在談判末期，俄國對於朝鮮半島的奮力爭奪以及對“三九線”中立方案的提出，既是其國內強硬主戰派與保守主和派之間較量的結果，也是俄國與日本等國推拉博弈的產物。在這種內、外雙線角力下，原本僅具備地理意義的緯度線，在二戰之前就被賦予了作為政治分野的身份外延。

二、蘇聯在朝鮮半島的勢力退讓與“三八線”劃定

二戰時期美蘇圍繞朝鮮半島的博弈，與１９世紀末的日俄爭奪相似。不過，在區域訴求與安全利益得到滿足的前提下，蘇聯無意獨占朝鮮半島，而是期望通過勢力退讓與利益置換的方式，實現其與美國在朝鮮半島、日本等東亞地區的戰略平衡。在此背景下，作為軍事與勢力分野的“三八線”劃定。１９４３至１９４５年，英、美、蘇、中等國圍繞朝鮮半島的戰後託管問題多次進行商議。斯大林基本認同各國的建議，但在爭取縮短對於朝鮮半島託管期限的同時，強調蘇聯必須居於主導地位。蘇聯的現實考量在於，東西方勢力分布均衡的多國短期託管方案，既不會破壞蘇聯在遠東的安全與穩定，又不妨礙其基於地緣便利對朝鮮半島施加影響。雖然該方案容易引來西方托管國的諸多牽制，但也有助於阻斷美國獨占朝鮮半島的可能，扼殺來自朝鮮方面的安全威脅，使蘇聯衝破西方國家布局在東亞的遏制和圍堵，為自身勢力進入朝鮮半島進行前期鋪墊。但蘇聯無意於獨占半島，所以在蘇軍火速登陸朝鮮半島又恰逢日本突然投降的有利時機時，蘇聯期望通過對朝鮮半島南部地區的讓出，與美國置換其對日本部分島嶼的占領。

１９４５年７月波茨坦會議期間，蘇聯曾謀求與美國共同參與到在日本本土作戰，但被美國拒絕。不久，日本投降，為防止已經登陸朝鮮的蘇軍單獨控制半島，杜魯門於８月１５日緊急致電斯大林，建議以北緯３８度線作為美蘇軍隊在朝鮮接受日軍投降的分界線。１６日，斯大林復電錶示“基本不反對”。蘇聯在率先登陸朝鮮半島的情況下，仍然迅速給出了肯定回應，以此希望減少同美國交涉的阻力。隨即蘇聯方面便提出兩點修改意見，分別是將千島群島與北海道島北部地區納入蘇聯受降範圍。但美國拒絕將日本北海道島劃入蘇聯受降區。隨後，在未正式做出進一步回應前，斯大林先是以北海道位於北緯３８度線以北為藉口，命令蘇聯陸、海軍隊進入日本北海道，同時蘇聯駐日本代表庫茲馬·傑列維揚科與盟軍西南太平洋戰區總司令麥克阿瑟展開交涉，表示無論美國同意與否，蘇軍都會進駐北海道。麥克阿瑟當即表示，若無其本人許可，無論何人登上北海道，都會立即逮捕。迫於形勢，蘇聯於８月２２日復電美國表示遺憾，意即蘇聯在已經同意了美蘇以“三八線”分割朝鮮半島提議的情況下，又接受了美國對其介入日本訴求的回絕。

“三八線”作為美蘇博弈的產物，看似利益均分，實則蘇聯讓步更多。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於，蘇聯低估了日本之於美國的戰略地位，也誤判了美國對於日本和朝鮮在戰略部署上的主次順位。不同於羅斯福執政時期將中國視作東亞重心的戰略安排，上任之初的杜魯門將目光轉移至日本，並且重視對日本的排他性控制，意圖構建以日本為支點的美國東亞遏制新體系。因此，杜魯門在處理對日受降問題時，即使國務院極力主張在朝鮮半島的日本部隊應由美國受降，但杜魯門仍堅持搶先登陸日本，隨後處理朝鮮問題。受此影響，二戰結束前夕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預測對日作戰結束日期時，甚至指出要避免使用“戰爭結束”這一表達，因為不希望美國對日本的控制和滲透隨着戰爭結束而自動失效。可見，一方面日本處在美國太平洋戰略的核心位置，美國勢必不會允許他國介入；另一方面美國在太平洋戰場要解決的第一要務是日本，其次才是朝鮮半島。對於彼時的美國而言，日本已經並非可以讓步的共占區域。但無論對於蘇聯還是美國來說，朝鮮半島都是用來換取更高利益訴求的博弈籌碼。蘇聯欲通過在朝鮮半島的勢力退讓與美國置換其在日本的勢力進駐，而美國則試圖憑藉朝鮮半島阻止蘇聯對日本的任何插手，進而遏制其在東亞的擴張。如此來看，美蘇雙方的東亞布局，一則基本指向了蘇聯在日本所求無果的博弈敗勢，二則確定指向了朝鮮半島的分裂結局。因此，朝鮮半島“三八線”的劃定，蘊含着平衡美蘇博弈與切割朝鮮半島的雙重含義。

三、俄國干預朝鮮半島事務的動因及其與半島分裂的關聯

（一）俄國遠東謀劃的戰略定位

俄國長期將朝鮮半島視為僅次於中國東北的戰略要地，這一定位持續影響俄國對朝鮮半島事務的介入，從根本上使俄國的干預行為呈現歷史延續性。近代以來，已有中國學者意識到，“俄不有事於天下則已，俄若有事於天下，東則中國與朝鮮當其沖。”並指出，“俄人將辟鐵路至海參崴，其志在朝鮮及東三省”。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始終是俄國在遠東的重要利益區塊，而中國東北在俄國遠東謀劃中占據首要地位、朝鮮半島退居其後亦是歷史事實。在帝國主義激烈競爭及國際形勢劇烈變化之際，俄國由領土兼併轉向經濟滲透，籌劃興建西伯利亞鐵路。若鐵路建成，將助力俄國在太平洋地區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綜合影響力的大幅提升，進而引發世界性的政治格局變動。而俄國政府預計將“西伯利亞鐵路一段長達二千多俄里的路線穿過滿洲全境”，於是“滿洲問題在１８５９年已完全作為一個國際問題出現，並且占據了首要的和最急切的地位。”即使在俄國同日本處於劍拔弩張之際，沙皇亦表示：“同日本開戰決非所願，我們必須盡力維持滿洲的安寧。”日俄戰爭失敗後，雖然俄國的勢力範圍大幅收縮，但仍然爭取到了對於中國東北北部，包含中東鐵路的管轄權。二戰期間，憑藉軍事實力，蘇聯多次以在中國東北獲得特權作為對日宣戰條件，同美國、中國交涉，如在旅順港建立海軍基地，謀求大連港國際化以及對該地區鐵路進行全線管控等。所以，從沙俄統治至蘇聯時期，中國東北始終在俄國遠東謀劃中占據首要地位。

關於朝鮮半島的戰略地位，有學者稱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特點決定了俄國不會放棄向朝鮮半島的擴張，該觀點具備一定合理性。自朝鮮“開國”後，其在俄國遠東政策中的地位隨之攀升，成為維護俄國遠東地區的安全屏障和戰略緩衝區，“沒有朝鮮，俄國就不敢保證其必能守住它在西伯利亞已經獲得的一切，更談不上滲入滿洲了。”所以俄國不會輕易放棄朝鮮半島這一戰略要地，但原因並非僅僅取決於對半島本身的地緣考量，而是由俄國同中、朝雙邊接壤的地緣特點決定的。此外，即使朝鮮半島具備毗鄰中國東北的地理區位優勢，但其三面環海的漫長海岸線及相應產生的防衛成本，也會成為牽制俄國東亞擴張的負擔因素。

日俄戰爭爆發前，俄國同日本的爭奪處於劣勢地位，無論是俄國保守派領導人對於“滿鮮交換”的贊成態度，還是強硬派執政者竭力“保滿爭鮮”的爭取行為，都能說明俄國遠東政策的首要目標是侵占中國東北，在此基礎上謀求兼得朝鮮半島。如果二者無法共有，則在保全中國東北的基礎上，儘量擴展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必要時也可以捨棄朝鮮半島，以保證其在中國東北權益的完整。這一目標貫穿了１９世紀末至２０世紀中葉俄國處理遠東事務始末，所以俄國的繼承者蘇聯才會借二戰勝利的有利時機在東北亞捲土重來。區別在於，蘇聯軍事實力得到凸顯之際，其對朝鮮半島作為“抵押品”的讓步空間卻比從前有了明顯提升，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以及１６日蘇聯對於“三八線劃定案”迅速接受這兩件事的相繼發生即是明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使蘇聯復得了自１９世紀末以來夢寐以求的東北特權，僅隔一日，蘇聯便接受了“三八線”劃分方案，這不僅印證了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在俄國遠東謀劃中長久未變的主次定位，也進一步證實了長期穩定的區域訴求影響着俄國對朝鮮半島等東亞事務主動、持續地介入，而結果直指朝鮮半島的分裂。

（二）日俄恩怨的持續影響

“歷史———歷史記憶對於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思考發揮着關鍵的、多方面的作用。”日俄之間的歷史糾葛是催生二戰時期蘇聯遠東爭奪的關鍵動因。表面上對日宣戰是應美國之請，但無論從蘇聯本身的參戰意願還是戰後反應中，都體現了其被過往歷史記憶點燃的民族情緒。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斯大林同美國國務卿赫爾交談時，將日本視作“遠東的敵人”，並表示要將其打敗；在雅爾塔會議期間，蘇聯指出“應恢復１９０４年在日本背信棄義的進攻下所侵犯的俄國權益”；１９４５年９月，斯大林在對日作戰取得全面勝利的演說中，明確表示日俄戰爭的失敗是俄國人心中的“污點”記憶；隨後，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悼念在日俄戰爭中陣亡的俄國軍人時，也表達了國讎得報的民族情緒。而美國洞悉並充分利用了蘇聯的民族情緒，在促成對方獲取東北特權後，趁機將朝鮮半島南部地區劃歸自己控制。

這段歷史記憶之所以能成為俄國人的痛點，一方面在於，日俄戰爭的失敗，是俄國包含遠東地區在內的對外擴張計劃全線破產的轉折。俄國於１９世紀開啟的遠東角逐，是其在歐洲、中亞、近東等西南方向擴張之路大面積受阻，進而喪失歐洲霸主地位後的補救性戰略調整。雖然自１８５６年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俄國曾在中亞再度壯大勢力範圍，但１８７８年柏林會議之後，俄國在歐洲深陷被敵對、孤立的境地，久難破局。１８８８年，隨着“巴爾幹重要支點”保加利亞脫離俄國加入奧地利，俄國的西進之路更加艱難。曹廷杰曾指出：沙俄“欲爭雄海上，北限冰洋，西被各國禁阻，始決意東圖”。王韜亦有言，“俄圖歐洲難，而圖亞洲易”，“其不得志於歐洲，則必求逞於亞洲，二者將有一遂”。在此背景下，劍指遠東成為俄國對外擴張處於末期的奮力一搏。正因如此，對日戰爭的失敗不僅激化了俄國國內矛盾，更使俄國的國際地位遭至強烈衝擊。雖然遠東外交失敗後，俄國可以集中精力應對西線事務，但因地位、實力嚴重下滑，導致敗績不斷，被迫進行戰略收縮，進入國力恢復期。所以，日俄戰爭的失敗不僅意味着俄國遠東政策的破產，也成為俄國對外擴張計劃全線崩潰的拐點。

另一方面，俄國對日本的失敗是傳統陸地大國對新興海洋島國、將既得利益拱手讓人和欲求利益爭奪未遂的重大失敗。時人在分析世界大勢時，多將俄國視作歐美列強難以抗衡的強勢存在，“夫歐洲各大國今尚強盛，已慮不足抗俄，誠以俄地形利便，略如戰國之秦。”“竊以今日戰國之勢，觀諸昔日戰國之勢，則今日之強俄，猶古之強秦也，古之並六國惟強秦，竊恐今日並四國者即在強俄也。”因此，當俄國失敗於日本，巨大的落差感強化了俄國的“國恥情結”。然而，回顧俄國對外擴張史可知，“俄國曾被蒙古人蹂躪，但後來疆域擴張到了亞洲最遙遠的地方；它被拿破崙挫敗，卻攻占了巴黎，並領頭復辟了整個歐洲的君主專制；它遭受希特勒魔爪的摧毀，卻把蘇聯旗幟插上了德國國會大廈。這種取得最終勝利的格局給一代代的統治者灌輸了一個信念，即俄羅斯通常會被歷史所眷顧，儘管在過程中它必須禁受巨大的煎熬。”知恥而後勇，俄國在歷史上的勝敗過往，使其正視戰敗於日本的事實同時，也激發了其東進的信念，最終成為俄國對朝鮮半島等遠東事務持續干預、發揮影響的重要內驅力。

（三）源自地理因素的政治文化牽制

自１８世紀中期起，廣袤的國土催生了俄國大國身份的自我認同，進而逐步轉化為戰略性權力感、與世界強國平起平坐的大國心態，以及歐亞兼顧欲望。然而，橫跨歐亞大陸的國家版圖意味着“俄羅斯人民不得不掌握過於遼闊的國土”。但現實是俄國尚不具備與其廣闊疆域相適配的內化、平衡與駕馭能力，以解決相伴出現的政治角力、宗教對立、文化碰撞、軍事衝突等系列反應。東西方文明在俄國本土發生碰撞後，不僅難以融通，甚至互相對立，於是試圖兼顧東西的俄國最終成為既有別於亞洲，也難被歐洲接受的獨特存在。正如俄國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所言，俄國是“自相矛盾和極端對立的原則的混雜與結合”，其“靈魂的矛盾性為俄羅斯歷史命運的複雜性、它內部的東西方因素的衝突和敵視所決定”。這與波波·羅的觀點相近，即俄國的矛盾性主要由缺乏內部共識所致。所以，俄羅斯思想里的東西之爭、善惡之分困擾着俄羅斯人，“俄羅斯民族有着矛盾和猶豫的特性，不知該左顧還是右盼，只好寄希望於東西兼顧”。這種矛盾性格也反映在俄國處理朝鮮半島事務的過程中，如在同日本爭奪占得有利時機時，俄國並未充分將其在朝鮮半島的競爭優勢轉化為實際權益。但在喪失先機後，出於對“滿鮮”的兼得欲望，俄國仍然對朝鮮半島進行着被動爭取，結果不僅使遠東利益盡失，也強化了分割朝鮮半島的政治意識。

此外，俄國發源於東歐平原，中、西部地區平坦暢通的地形條件雖然適合生產生活，卻也缺乏能夠阻擋進攻的天然屏障，在軍事上易攻難守。俄國因此在歷史上反覆遭受入侵。反觀東部，過度擴張的劣勢隨着人口的減少而逐漸顯現，即使東部多山地、高原等天然優良屏障，也無法彌補因人口稀少導致的後天防禦不足，地廣人稀使俄國東部邊疆的軍事壓力與防禦成本同時攀升。這種東、西方向各具劣勢的地形條件使得俄國先天安全感缺失，憂患意識強烈，進而形成了“‘威脅認知’和‘地緣演變’為主導的安全觀”。因此，若將俄國在歐洲方向長期實施的強勢擴張政策視作其基於西部防禦缺失，憂患於外來威脅而採取的主動進攻，那麼，俄國在處理朝鮮半島等東亞事務中呈現出來的保守、克制態度，就屬於其基於東部防禦有限，選擇在群雄角逐下穩中求進的被動應對。受此影響，１９世紀俄國在東西方擴張進程中的兵力分配和軍事投入嚴重不均。其在高加索地區、土耳其、西歐等西、南方向擴張戰爭中的平均兵力投入是東部擴張的３０餘倍，並且在中亞、遠東戰爭中，平均每場的兵力投入不足４５００人。俄國在東擴進程中的有限軍備投入，一定程度使其對於遠東事務的處理更加謹慎。正因如此，俄國才選擇周旋於利益攸關國之間，儘量通過非軍事手段實現對於朝鮮的獨占目標。

關於蘇聯緣何迅速接受“三八線”劃分方案，根據斯大林反饋的及時性看，蘇聯可能從開始對提案本身就不存在原則性異議。而其對於現實利益與形勢的權衡，很可能受到了緣於地理因素的憂患意識與被動民族性格的無形牽制。首先，蘇聯對於朝鮮半島的讓步程度已經達到令美國高層都吃驚的程度。若彼時蘇聯拒絕美國的“三八線”劃分提議，美國或許束手無策。因為美軍在失去先機的情況下，短期內無法登陸朝鮮半島南部，但美國又志在將朝鮮首都漢城納入其勢力範圍，於是才嘗試提出以北緯３８度線為界。而蘇聯在占得先機的基礎上，依然迅速讓步，並逐漸被帶入到由美國主導的節奏中，不僅介入日本未遂，也喪失了其在朝鮮半島的先手優勢，加速了“三八線”作為朝鮮半島勢力分割線的落實進度。因此，“三八線”的劃定，並不能因為蘇聯的主動接受，而掩蓋其本質上仍然屬於蘇聯處於美蘇博弈劣勢的被動跟隨結果；其次，蘇聯對其在亞洲戰場的所得權益相對認可。蘇聯不僅重新獲得了在中國東北的權益，也占領了朝鮮半島北部。而半島北部接壤俄國濱海邊疆區，半島東海岸擁有清津、羅津、元山三個得天獨厚的天然良港，另外工業發展和礦產資源較為可觀，化工、鋼鐵、水泥、化肥等工廠也主要分布在此。更重要的是，朝鮮半島北部不僅和中國東北陸路相通，而且同大連港、旅順港隔海相鄰。可以說，半島北部基本滿足了蘇聯長期以來對於朝鮮半島的戰略訴求。於是，蘇聯呈現出了一種保守主義外交下的認同心態。蘇聯對“三八線”提案做出的即時反饋，無法脫離這種內在心理傾向與客觀現實訴求雙向契合的共同作用；最後，就安全形勢而言，美國也曾公開承認，由於英、美、中、蘇等東西方國家或出於地緣政治，或出於戰略考量，均在朝鮮半島具備利益謀求，這會對遠東的和平與安全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尤其美國在二戰中對核武器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蘇聯的憂患意識，令其不得不慎重行事。所以就蘇聯而言，基於先天地理因素塑造出的政治文化，不僅可以轉化成強勢進攻型的擴張政策，也能夠衍生出被動保守的外交行為，繼而作用於朝鮮半島乃至東亞局勢走向。

四、俄國在東亞的區域影響與朝鮮半島問題的固化

無論基於史學研究範式或是政治理論範疇，學界在對東亞秩序的解體進行研究時，多數聚焦於日本，實則俄國也產生了一定的助推作用。甲午戰爭前，宗藩關係維繫是東亞區域秩序的核心。在條約體系的衝擊下，華夷秩序雖然開始瓦解，卻保有強大的歷史慣性。有學者認為當時東亞充斥或主導於霍布斯體系文化，導致國家之間形成了相互敵對的關係認同，因此才通過暴力手段重建國際秩序。不過，東亞各國之間、東亞政權與西方國家間的互動關係，雖然受到國際法框架下西方模式與西式規則的衝擊，卻無法脫離東亞區域的傳統影響。俄國意識到，“中國因有較高的文化及威力，對弱鄰屬國自有其感召力，而此種感召力在朝鮮是萬能的。”所以，西方列強的軍事力量不足以消融東方世界固有的歷史粘性，尤其甲午戰爭前，清朝對於朝鮮的影響力及二者宗藩關係的穩定性，並沒有隨着鴉片戰爭後清朝國力的衰退而消弭。對於這種源自文明積澱而凝聚的政權關係的忌憚、限制與剝離想法，也在俄國及其他殖民者心中形成了一種不言自明的共識。因此，彼時俄國干預朝鮮半島事務時，雖然不願承認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但也不能無視中國對於朝鮮的影響，於是選擇以溫和的方式削弱清朝對朝鮮的宗主國痕跡，反覆就朝鮮問題尋求與清政府協談，即使１９世紀８０年代俄國因《俄朝陸路通商章程》的簽訂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上升時期亦如此。如俄國提出，“日後如有意外難於預料之事，與朝鮮現在情形大有關係，或與俄國在朝鮮之利益有礙，致使不能不變朝鮮現在情形，中、俄兩國，或由彼此政府，或由彼此駐韓大員，公共商定辦法。”通過“中俄共商”朝鮮問題的方式，俄國既顧忌了中國在朝鮮的宗主國身份，又將中俄身份進行對等並置，在抬高自身地位的同時，削弱中國影響。此外，俄國利用中日紛爭，一邊向日本施以援手，竭力支持東京內閣對抗清朝，一邊答應清政府的調停請求，致力於促成中日雙方通過外交方式而非軍事手段達成和平協議，既確保朝鮮領土完整的“現狀”不會受到戰爭波及，也為剝離中朝宗藩關係提供了間接助力。

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的崛起以及中日之間發展落差的消弭，不僅使得東亞區域的穩定性難以確保，也使東亞傳統權力格局發生變動。由於日本對朝鮮半島的覬覦由來已久，兼之其自古受到華夷秩序層級輻射效應的影響，因此歷史上日本不止一次出現過針對中原王朝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挑戰。隨着國力的增強，日本對華態度愈發強硬，直至兵戎相見。甲午戰爭的勝利，提升了日本在東亞的主導性與話語權，但日本通過甲午戰爭直接瓦解傳統東亞秩序時，還尚未完成其在區域權力結構中主導者身份的轉變。至日俄戰爭結束，日本戰勝傳統陸上強國清朝、俄國後，才真正實現了稱霸東亞的夙願，並完成了東亞權力格局的區域性調整。因此，即使俄國及其他列強努力介入朝鮮事務，並藉助日本力量瓦解東亞傳統國際關係體系並保持國際均勢，但在這一過程中，日本也在利用條約體系所蘊含的西式價值規則臆造、宣傳其在東亞的中心性與優越性，掌握區域統治權，構建“日本式華夷秩序”。日本在東亞的崛起及其對於西方制度觀念的反向利用，不僅打破了歐美列強試圖構建的均勢格局，也令西方國家逐漸喪失了在東亞原本有望獲得的主導地位。整體看來，在甲午戰爭前後，出於對清朝與日本的忌憚，西方國家對於東亞事務的干預結果不盡其意。況且傳統東亞秩序本身蘊含了容易引發解體的內因，如“自民族中心主義”和“利益中心主義”，這在歐法東漸之前已有所顯露。所以，無論是俄國還是其他西方勢力，對於東亞秩序的變遷都只是產生了助推作用。縱使東亞權力結構在俄國及其他西方殖民者的推動下發生了調整，卻並未脫離區域範圍，東亞事務的主導者依舊是東亞國家。與之相關，朝鮮半島問題雖然牽涉者眾，但仍屬於區域問題範疇。

２０世紀中葉則不同，西方勢力對於朝鮮半島事務的主導性顯著增強。歐美國家意識到日本包裹在亞細亞主義“興亞”思想背後的軍國主義侵略性與欺騙性的本質之後，在對日本實施制裁的同時，趁機對朝鮮半島等東亞事務再行干預。從蘇聯的角度看，其軍事實力在歐洲戰場得到凸顯，通過戰爭使其自身西部勢力範圍得到拓展，由此放大的地緣與版圖優勢，預示了伴隨蘇聯崛起而引發的區域格局的再調整。斯大林也曾表示，軍隊戰鬥力是擴張領土、主導社會制度實行的必要條件。英、美等國對此十分警惕，密切關注蘇聯在東亞的動向，並加強對於蘇聯行為的預測和遏制。在商討朝鮮戰後託管問題時，美國有意把蘇聯排除在托管國之外。丘吉爾也曾拒絕斯大林對於朝鮮託管問題展開討論的建議。可以說蘇聯對於美國提出“三八線”劃分方案產生了關鍵激勵。總體而言，美、蘇等國圍繞朝鮮半島從“有意擱置”到“強行處置”的博弈始末，預示了二者基於國家力量相當以及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治對抗，促使東亞格局由日本掌握區域話語權轉變為由西方國家主導東亞事務，形成由內而外、自東向西的超越區域的權力轉移。當區域問題受到眾多來自區域外的勢力干預、甚至主導時，便開始向國際問題演變。朝鮮半島問題隨之溢出其本身所在的區域範圍，從而具有更為鮮明的國際性，半島分裂因此成為勢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