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短短30年內，曾接連爆發了兩場世界性戰爭。這兩場世界性戰爭不僅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也給世界格局帶來了深遠影響。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大國博弈日趨激烈，地區衝突多點頻發，多重風險持續升溫，失穩、失序、失衡的國際社會仿佛再次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在這一背景下，多國領導人、諸多國際組織和智庫專家相繼發出對爆發世界性戰爭的憂慮和警告。

在當今新技術革命的影響下，戰爭形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這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人們對世界性戰爭的認知。隨着全球安全形勢日趨複雜，一些影響和制約世界性戰爭的關鍵因素也正在發生變化，新的世界性戰爭風險逐漸增大。如何預防和化解這一風險，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重大課題。

一是新的世界性戰爭將是新技術手段支撐下的混合戰爭。混合戰爭具有模糊性和融合性特點，模糊了傳統的戰爭與和平的界限，融合了常規軍事力量和非常規力量，表現為戰爭目的混合、主體混合、手段混合、戰場混合，具有不宣戰、不承認、不動員、不間斷等特點。在這次烏克蘭危機中，世界諸多國家參與其中，“星鏈”系統、無人系統、人工智能、雲計算等高技術手段輪番上陣，波及範圍遠遠超出軍事領域。今年9月，以色列將傳呼機和對講機等世界範圍內流通的商品和民用設備作為武器，製造了震驚國際社會的爆炸襲擊，再次刷新了人們對戰爭的認知，新形態的混合戰爭離我們越來越近。

二是金融戰比一場傳統戰爭對經濟的打擊還要大。金融戰是混合戰爭的重要樣式，既可獨立使用，也可與軍事戰關聯使用。金融戰不僅可強化戰爭效果，甚至在某些方面能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二戰結束後，美國一直利用其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對敵對國家實施金融打擊與遏制。據統計，自1945年以來，美國先後對伊朗、朝鮮、古巴、委內瑞拉、俄羅斯等實施了15次較大規模金融制裁。烏克蘭危機爆發前，美西方對俄羅斯和伊朗的金融絞殺給兩國經濟造成了重創。據統計，在美國金融制裁下，2020年伊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較2012年下降了2/3還多。烏克蘭危機則讓人們再次見證了金融戰的威力。從直接沒收俄羅斯資產，到制裁俄羅斯金融機構，再到切斷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與俄羅斯銀行的聯繫，美西方全面遏阻和封鎖下的俄羅斯經濟曾一度迫近崩潰邊緣。

三是生物戰、網絡戰、認知戰等兵不血刃的戰爭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打響。相比於傳統戰爭手段，生物戰、網絡戰、認知戰能夠以速度最快、代價最小、效果最好的方式達成戰略目標。尤其是生物戰，不但門檻低，而且殺人於無形，甚至只需極少的花費，就能夠導致大規模的死亡。據媒體爆料，美國軍方一直對利用生物武器作戰情有獨鍾，在全球30多個國家設置了336個生物實驗室，這還僅僅是公開的數據。據《環球時報》記者報道，俄國防部發言人稱，烏克蘭危機爆發後，俄軍從占領的美國設在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內，發現了攜帶新冠病毒的蝙蝠和候鳥。同時有跡象表明，美國正在研究如何使用鳥類傳播禽流感。俄軍在繳獲的美國生物實驗室資料中甚至發現不少中國人的基因數據，讓人不寒而慄。

追求和平、促進發展一直是人類社會的美好願望。過去幾十年，國際社會吸取兩次世界性戰爭和冷戰的教訓，推動和平與發展成為歷史潮流。然而，當前國際局勢變亂交織、錯綜複雜，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全因素持續上升，一些影響和制約世界性戰爭的關鍵因素也在發生變化。

經濟利益相互捆綁與依賴不再是避免戰爭的重要因素。經濟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人們通常認為，經濟上相互依賴度越大，兩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小。然而，事實並非如此。1911年，德國是英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英國著名記者安吉爾在其所著的《偉大的幻想》一書中曾預言，歐洲永遠也不會再有戰爭了，因為戰爭在經濟上不合算。但僅時隔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中美兩國關係經歷了40餘年發展，經濟上相互依賴的程度前所未有。但近年來，美國奉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一方面以所謂的“全政府、全領域、全力量、全盟友”方式，對中國實施遏制打壓，甚至要不計後果與代價地與中國全面脫鈎；另一方面，美國推進亞太地區軍事部署的趨勢有增無減，甚至更加直接、更加針鋒相對。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當戰爭攫取的實際利益遠大於經濟互相依存的利益時，霸權主義者便有可能毫不留情地發動戰爭。

“恐怖核平衡”雖在發揮作用，但其制約性已大為減弱。一直以來，“恐怖核平衡”被看作是遏止世界性戰爭、特別是大國戰爭的關鍵因素。但在持續近三年的烏克蘭危機中，大國之間鬥爭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紅線一再被突破；美俄兩國核對抗與核軍備競賽頻頻走高，雙方甚至在為可能爆發的核衝突做準備。巴以衝突的外溢效應持續蔓延，未公開承認但被認為擁有核武器的以色列，與擁有核設施並被認為接近擁有核武器的伊朗，爆發正面對抗的風險在攀升，任何一方的誤判或挑釁都有可能引發不可控的危險。美國智庫在6月18日發表的《核恐怖主義：美國預防、打擊和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戰略評估（2024）》一文中指出，當前“核恐怖主義”風險很高，隨着核武器小型化、戰術化，核平衡失控局面下的有限核戰爭甚至世界性戰爭的風險不容忽視。

“經濟新冷戰”恐將成為新的世界性戰爭的催化劑。烏克蘭危機導致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經貿關係急速冷卻，世界經濟版圖出現新的裂縫。美國奉行“二元對立”，對華實施全面脫鈎，並聯合或逼迫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進一步“分裂”世界經濟。全球經濟區域化、板塊化、集團化趨勢加劇，世界經濟版圖正“裂化”為若干經濟集團或疏離的經濟板塊。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政治是經濟的繼續。政治、軍事上的對峙，如果再疊加“經濟新冷戰”，將使得新的世界性戰爭風險越來越大。

高效費比的新型作戰樣式使戰爭門檻不斷降低。成本是制約戰爭爆發的重要因素。然而，隨着網絡戰、無人作戰等新型作戰樣式不斷湧現，低成本、高威脅、以小博大的軍事行動成為可能，這使得戰爭的門檻不斷降低。智能化、無人化作戰系統的大量運用不僅可以明顯壓縮戰爭成本，還可減少人員傷亡。網絡戰武器的易獲得性及網絡空間的匿名性，使得發起網絡攻擊的成本更低，個別國家、組織等可通過互聯網在短時間內攻擊世界上任何網絡可以達到的地方，破壞力驚人；再加之網絡攻擊隱蔽性強、難溯源等特徵，進一步降低了戰爭決策者發動戰爭的道義責任和政治壓力。

針對逐漸增大的世界性戰爭風險，國際社會應團結起來，秉持合作共贏理念與“同球共濟”精神，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全球安全架構。特別是世界主要大國，應增強戰略互信，加強務實合作，採取一些具體措施，防範和化解世界性戰爭的風險。

一是深入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落實落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和熱烈響應，但仍需更廣泛地在國際上達成共識。一方面，強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傳播，進一步凝聚共識，從人類共同利益的角度，積極協商斡旋，推動全球性議題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另一方面，把推動“一帶一路”倡議高質量發展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實踐平台。加大在數字基礎設施、醫療衛生基礎設施等方面投資和建設力度，加快推廣跨境電子商務，為參與國家帶來更多現實利益。加強人文交流，積極尋找各方文化理念的契合點，真正使不同國家之間民心相通，實現合作共贏。

二是積極推動全球安全治理體系改革。面對全球安全治理體系過載、失靈等問題，大國應承擔起更多的國際責任。首先，堅決維護聯合國集體安全體制根基不動搖。在維持安理會既有的權力結構穩定性的同時，支持安理會改革，增強長期處於被忽視地位的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提升安理會權威。其次，深化全球核安全治理，避免核武器國家間爆發戰爭，探索比“大國主導”模式更加均衡、更加民主的管理方式，凸顯無核武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核事務中的作用，同步降低核擴散的風險。最後，針對戰爭“低門檻”傾向，建立控制使用武力的軍控條約，進一步完善太空、網絡、人工智能等領域國際軍備控制條約。

三是探索可持續安全框架下的大國危機管控機制。危機管控離不開大國間相互的戰略調試和適應。一方面，應探索彼此認可或共享的軍事安全領域行為規則，就“底線規則”達成共識。堅持互商互諒，有意識地建立有限競爭模式，形成一個包容性的、共存的安全架構。另一方面，需要降低對危機管理機制的預期，不要寄希望於機制能解決彼此間的結構性矛盾，應保持對話接觸，通過建立一套可操作的程序準確傳遞信息、表達意圖，以此預防和管控危機，避免出現不必要的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