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研究》(2019年第1期·總第2期)，第1～9頁

近年來，土耳其不斷調整外交政策，從追隨西方轉向重視中東地區，頗有“寧當雞頭，不為鳳尾”之勢，以新的姿態參與中東地區格局重塑，謀求地區領袖地位。土耳其雄心勃勃欲實現民族振興，甚至重溫“奧斯曼帝國夢”，既有便利的現實條件，也面臨諸多挑戰。本文擬從土耳其與中東地區大國關係視角試析其地區作用和影響。

一 土耳其與主要伊斯蘭大國關係

土耳其與伊朗關係。伊朗是地區文明古國之一，歷史上曾建立了波斯帝國，公元7世紀被阿拉伯帝國征服，接受伊斯蘭教。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土耳其人建立的奧斯曼帝國與波斯之間爭奪不斷，戰爭頻仍。1514年至1746年，奧斯曼帝國與薩非王朝之間多次發生規模不等的衝突，相互攻伐的戰火連綿200多年。雙方分別以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捍衛者自居，使戰爭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宗教衝突的色彩，但實質上是為了爭奪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外高加索的所有權以及歐亞兩洲間的戰略通道和貿易交通線的控制權，進而爭奪疆土、瓜分勢力範圍、掠奪財富。

1925年，巴列維王朝建立，更改國名為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集權國家，以什葉派伊斯蘭教為國教。土耳其大部分穆斯林歸屬遜尼派，於1923年建立共和國，隨後大力推行凱末爾主義，進行全面的政治、社會和宗教改革，確立世俗的議會共和制政體(2018年改為總統制)。土伊兩國的政治制度存在明顯差異。

近年來，作為外交轉型的一個重要部分，土耳其疏西近東，強化了與伊朗的關係。土伊兩國在敘利亞危機、伊核問題、庫爾德問題、巴以衝突等地區熱點問題方面，進行了有效磋商與協調。2015年，土耳其與伊朗聯手摧垮了伊拉克庫爾德地區當局的獨立公投。2017年，土伊與俄羅斯合作發起阿斯塔納進程，推動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2018年初，土耳其在伊朗發生的國內騷亂中明確表態支持伊朗政府。目前困擾土伊深化合作的主要因素有:什葉派與遜尼派的教派之爭、庫爾德問題、領土糾紛、少數民族問題等。

土耳其與埃及關係。埃及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公元4世紀至7世紀併入東羅馬帝國，古埃及文明滅亡。7世紀中期，又遭阿拉伯人入侵，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完成了伊斯蘭化。1517年被奧斯曼帝國征服，名義上成為奧斯曼帝國的埃及行省，但實際上處於半獨立狀態。19世紀上半葉在穆罕默德·阿里統治時期，埃及出兵占領巴勒斯坦和敘利亞，一度威脅君士坦丁堡，後因英、俄等國干預，奧斯曼帝國蘇丹才得以保住王位。1882年埃及被英國軍隊占領，淪為英國殖民地，並於1922年2月28日名義上宣告獨立。1952年7月23日，以納賽爾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法魯克王朝，成立革命指導委員會，掌握國家政權，宣告成立共和國，走上了民族主義發展道路。

冷戰時期，埃及站在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一邊，與其他阿拉伯國家一道，堅定地反對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者占領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國家領土。建立共和制的土耳其則投入西方懷抱，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以色列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在此時期，土、埃分處東西兩個對立陣營，對以色列持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兩國結怨甚深，雙邊關係長期處於准冷戰狀態。

2011年“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執政多年的穆巴拉克下台，土耳其明確表態支持埃及人民的“革命行動”。但埃及政局風雲變幻，塞西在軍隊支持下於2013年推翻以穆斯林兄弟會為執政基礎的穆爾西，成為埃及新任總統，同時宣布穆斯林兄弟會為恐怖組織。土耳其堅定地站在穆斯林兄弟會一邊，譴責塞西通過政變推翻民選總統。埃及則譴責土耳其支持恐怖組織，干涉埃及內政。土埃關係自此進入新的“冰凍期”。

土耳其與沙特關係。土沙矛盾起源於沙特家族執政初期。奧斯曼帝國版圖遼闊，鼎盛時期曾覆蓋阿拉伯半島人口密集地區，囊括具有重大宗教意義的麥加、麥地那等地。18世紀40年代，內志地區(現沙特阿拉伯首都所在地)的宗教領袖、神學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比宣揚極端思想。1744年，瓦哈比與沙特家族奠基人穆罕默德·本·阿勒沙特訂立盟約，以支持極端教義與立國為交易，相互支持並分享權力。沙特家族由此得以建國並發展壯大，1801年攻入什葉派聖城卡爾巴拉，擊敗奧斯曼帝國衛隊，隨後又開始攻打麥加。奧斯曼帝國視麥加為其宗教地位的基礎，對沙特的進犯不可能無動於衷。1818年，奧斯曼帝國軍隊摧毀沙特第一王國，將國王押至君士坦丁堡處死。1871年沙特家族東山再起，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回利雅得，但奧斯曼帝國指使沙特拉希德部落擊敗了沙特第二王國。一戰爆發後，沙特家族的首領阿卜杜勒－阿齊茲·本·沙特在英國的支持下，率眾再戰，驅逐奧斯曼人，建立現代沙特王國。

現代土耳其熱衷發展與西方關係，同時與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的敵人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約，西顧傾向更加突出。沙特奉行與以色列為敵的外交政策，對土耳其這一時期的親以外交取向極為不滿，土沙雙邊關係處於冷淡時期。20世紀60至70年代，土耳其開始重視加強與伊斯蘭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1969年，土耳其加入沙特主導的伊斯蘭會議組織，1975年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建立外交關係，這直接帶來土沙關係緩和。但沙特支持敘利亞政府對庫爾德工人黨的立場，又導致土沙關係受損。

2002年，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掌握政權，土沙關係再度趨於緩和。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土、沙均擔心伊拉克落入伊朗之手，共同的戰略關注促使兩國關係進一步靠近。2006年，沙特國王阿卜杜拉作為國家元首對土耳其進行了30年來的首次訪問。2009年至2011年，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四次訪沙。頻繁的高層往來不僅加強了兩國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而且促進了雙邊投資與貿易增長。但是，沙特對土耳其也時刻保持警惕。一方面，沙特致力於消除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影響。2002年，沙特拆除在麥加的奧斯曼城堡，引起土耳其強烈不滿。另一方面，沙特將遜尼派土耳其視為除伊朗之外的另一大現實威脅。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兩國經濟實力對比發生變化。20世紀末，沙特國內生產總值超過土耳其，但隨着冷戰結束，土耳其經濟迅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反超沙特25%，同時還具備了軍工生產能力。二是土耳其地區影響力明顯上升，開始與沙特爭奪傳統遜尼派領袖的地位。三是土、沙意識形態分歧重新浮上水面。在土耳其看來，沙特曾是奧斯曼帝國的一個行省，是一個建立在奧斯曼帝國廢墟上的國家。沙特則一直認為，雖然沙、土均屬伊斯蘭教遜尼派，但奧斯曼帝國曾經對包括阿拉伯半島在內的諸多阿拉伯國家進行過殘暴統治，極大地損害了阿拉伯民族的切身利益。

從更深的層面上看，土、沙兩國謀求遜尼派領袖地位和話語權的爭奪，其實是對於伊斯蘭國家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之爭。這是土沙關係走向緊張的重要因素。土耳其認為自身發展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理應成為伊斯蘭國家的發展樣板。土耳其主張伊斯蘭國家進行政治改革，政府應通過民主選舉上台執政;土耳其與穆斯林兄弟會組織意識形態趨同，對外支持和利用各國穆斯林兄弟會勢力提升地區作用和影響力。這不僅與沙特的伊斯蘭國家發展模式格格不入，而且對沙特王室執政合法性構成鮮明挑戰和直接威脅。在如何對待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問題上，土、沙分歧進一步公開化，立場針鋒相對、劍拔弩張，沙特將其列入恐怖組織名單，而土耳其則給予支持。2016年，土耳其軍事政變未遂，沙對政變持支持態度，引起土方極大憤慨。2017年沙特等國與卡塔爾斷交，引爆新一輪海合會危機，土耳其力挺卡塔爾，且在卡塔爾創建軍事基地並派兵駐防，藉機擴大在海灣地區的軍事存在，進一步激化了土、沙矛盾。沙特在不同場合公開譴責土耳其。2018年3月，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訪問埃及時，公開稱土耳其、伊朗和宗教極端組織是“中東邪惡三角”。沙特以前只將伊朗視為“邪惡中心”，此次將土耳其與“邪惡”掛鈎，致使兩國敵對程度驟然升級。

2018年10月，沙特記者卡舒吉在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館遇害事件發生後，土耳其抓住機會大做文章，對沙特高層步步緊逼。一方面，沙特記者在土耳其境內遇害，極大地冒犯了土耳其主權尊嚴。另一方面，土方也有意擴大卡舒吉案的國際影響，主要目的在於借自由與人權之名揭沙特之短，以改善自身外交困境、提升地區和國際影響力。土、沙作為地區大國，均具有爭奪地區霸主地位的實力。兩國在地區政治格局的演變中互為對手，雖然雙邊關係不乏相互借重的一面，但競爭與衝突將是其關係發展的主流。

二 土耳其中東戰略的機遇與挑戰

2002年以來，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執掌政權，大力調整外交戰略，一改土耳其作為西方的“前哨”形象，強調“戰略縱深”，着力改善與中東地區國家特別是伊朗、埃及、沙特等地區大國的關係。2003年，土耳其拒絕美國借道進攻伊拉克，贏得眾多阿拉伯國家高度讚譽，這標誌着土耳其外交向中東回擺邁出了成功的一步。土耳其加入歐盟申請屢屢受挫，從信心十足到失望寒心，進一步激發了其回歸地區、深度參與地區熱點問題的熱情。2007年，土耳其出台“零問題”睦鄰政策，以調停者的新姿態出現在中東政治舞台。

2011年中東變局發生後，土耳其開始強勢回歸中東。一方面，在中東地區推廣“土耳其模式”;另一方面，以“藍色馬爾馬拉號”事件為契機，主動降級土以關係，放棄對阿以等距離外交的政策。土耳其在敘利亞轉向推翻巴沙爾政權的立場，在埃及則持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其策略的共同點在於支持遜尼派力量。2013年7月，埃及局勢反轉，軍人再次掌權，穆斯林兄弟會遭受重創，土耳其繼續堅持其外交取向，一度陷入孤立局面。2017年底，美國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將啟動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的進程，土耳其呼籲伊斯蘭國家奮起抗爭，針鋒相對地宣布將在東耶路撒冷開設駐巴勒斯坦國大使館。土耳其與美國叫板的目的在於爭取阿拉伯世界的民心並強化在中東的存在，也表明土耳其在政治上追隨西方的時代正走向終結。

土耳其外交回擺中東，強化地區地位和作用，與伊朗、埃及、沙特等地區大國爭奪霸主地位，既有其主客觀的積極因素和有利環境，也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

從積極方面看，一是土耳其經濟實力強大。20世紀80年代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土耳其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由經濟基礎較為落後的傳統農業國向現代化的工業國快速轉變。自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上台以來，土耳其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不斷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經濟建設取得較大成就。2003年至2015年，其經濟總量從3049億美元增長至7200億美元，人均國民收入從4559美元增至9261美元。2017年土國內生產總值7695億美元，同比增長3%，人均國民生產總值9647美元。目前，以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土耳其為世界第16大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位居世界第65位。土耳其還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創始會員國和二十國集團成員。

二是土耳其與阿拉伯國家有歷史淵源。土耳其與阿拉伯國家的交往源遠流長。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產生在阿拉伯半島，隨後阿拉伯帝國建立。13世紀末，土耳其建立奧斯曼帝國，接受伊斯蘭教，並統治伊斯蘭世界長達數百年。奧斯曼土耳其人與阿拉伯民族在政治、宗教、文化等領域交流廣泛，易懂易通成為土阿今日溝通與協調的深厚基礎。

三是土耳其伊斯蘭發展模式受到阿拉伯民眾歡迎。土耳其建立共和國後大力推行政治和宗教改革，尤其近20年來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與此同時，阿拉伯國家則普遍經濟欠發達，民生困難，民眾怨聲載道，政府不斷“試錯”也始終未找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2011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在某種意義上也反映了各國民眾求生存求發展的心願。“土耳其模式”可為阿拉伯世界的發展提供示範作用，因此受到不少阿拉伯國家民眾的認同與歡迎。

四是土耳其與地區大國有合作倚重空間。伊朗、埃及、沙特等地區大國從本國利益出發，充分利用地區事務開展外交攻勢，以求擴大外交迴旋餘地，提升本國在地區的地位和影響力。地區大國之間有競爭亦有合作。土耳其能夠在其中找到可資利用的資源與空間，與其他國家協調合作，進而實現自身的對外戰略目標。

此外，地區熱點問題為土耳其“經略”中東提供了平台。中東是世界上熱點問題集中爆發的地區，這些熱點問題不僅改變着地區格局，而且影響着世界性國際關係的發展變化。世界主要大國視中東為戰略要地，在此展示大國形象，進行利益角逐。近年來中東政局劇變，為土耳其深度介入中東事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然而，土耳其在追求地區領導地位的道路上亦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

其一，土耳其與阿拉伯國家差異顯著。首先是民族差異。阿拉伯人是閃米特人的後裔，據《古蘭經》記載，他們是以實瑪利的後裔。土耳其人先後建立了塞爾柱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奧斯曼帝國延續的數百年間，土耳其人統治着阿拉伯人。由於人口、宗教等多重因素，前者未能實現對後者的同化。民族差異性長期存在並延續至今。其次是語言差異。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分別有自己的民族語言，即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阿語歷史悠久厚重，被視作《古蘭經》的正統語言。因此，即便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阿拉伯世界長達數百年，也未能實現語言統一，土耳其語沒能取代阿拉伯語。再次是發展道路不同。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參照西方模式建立共和制，銳意改革。改革的實質是世俗與宗教之爭，最終結果是將伊斯蘭教長期排擠出社會公共生活。多數阿拉伯國家正好相反，不僅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着重要作用，而且還有為數不少的君主制政權保留至今，為維護這一制度，自然抵制土耳其的世俗主義發展模式。

其二，土耳其與阿拉伯歷史積怨猶存。歷史上，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國家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受到深重剝削與壓迫。在帝國內部，土耳其人為上等人，而阿拉伯人則是下等人。帝國的繁榮和鼎盛並未給阿拉伯人留下真正有價值的遺產。不少阿拉伯人對奧斯曼帝國黑暗統治的厭惡與仇恨至今難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加入同盟國陣營，與協約國對抗。英國作為協約國的主要成員之一，鼓勵和煽動阿拉伯人展開游擊戰，反抗土耳其人的統治和壓迫，遭到奧斯曼帝國政府血腥鎮壓。一戰後奧斯曼帝國戰敗，一些阿拉伯國家獲得獨立，但舊仇新恨難以泯滅。這成為土耳其追求在中東發揮領頭羊作用的戰略目標上不可忽視的障礙。

其三，土耳其的地區政策尚不成熟。近年來，土耳其對其外交進行轉折性調整，高調重返中東。特別是“阿拉伯之春”以來，土耳其積極介入地區事務和熱點問題，地區影響力獲得大幅提升，在推動解決地區問題方面的作用也越來越難以取代。但土耳其外交缺乏長遠的戰略規劃，且涉嫌干涉別國內政，甚至被指支持恐怖組織，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土耳其在中東地區的外交更上一層樓。

其四，地區大國競爭激烈互不相容。伊朗、沙特、埃及等地區大國為爭奪地區話語權和主導地位長期激烈爭奪，致使中東局勢更加複雜多變。土耳其作為相對的“後來者”要擠入地區大國角逐行列，自然會受到其他地區大國的打壓排擠，以保持、維護自身戰略優勢和國家利益。

其五，域外大國干預加劇。中東歷來是全球性的戰略要地，大國在此施展渾身解數進行角逐，展示大國形象，樹立大國地位，擴大勢力範圍，爭取本國利益，將中東作為博弈的棋局。因此，地區大國的外交面臨順昌逆亡的局面。土耳其地區政策若順應美俄等大國在中東的軍事與外交戰略，便為可行，否則必將受到大國的打壓和排擠。

結語

綜上所述，土耳其改變外交戰略，高調重返中東，取得明顯成效，亦有失誤。土耳其意欲重溫奧斯曼帝國昔日之夢，要在中東地區發揮更大影響和作用，在激烈競爭中謀取遜尼派國家甚至是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還需要經歷一個漫長而艱苦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