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教孩子愛，同時要教他恨，恨“惡”的東西，他才能珍惜“美”的東西。

　　我到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文藝22組聽討論純屬偶然。那是名作家、名導演、名演員薈萃的小組，不少發言圍繞電影《紫日》痛加發揮。我聽了糊塗，於是便趁會間休息，去約訪也在這個組的政協委員、《紫日》導演馮小寧。不想馮導聽後頓時顏色大變，拍桌子，冒粗話，金剛怒目。

　　聽得出來，馮導有關《紫日》話題的火氣不是一時一晌來的，被我這一問惹了個正着。末了馮導在我的採訪本上寫下他的手機號碼。

　　我如約來到馮導在北影宿舍區的家。作為電影《紫日》的編劇、導演、攝影、製片，他有特別高興的時候———2001年11月，《紫日》在美國夏威夷國際電影節的角逐中勝出，獲最佳影片獎，而且這個獎是美國觀眾從170多部參評片中投票選出來的。

學生們竟不可思議地笑了

　　《紫日》是一部講述抗戰結束前夕三個不同國籍的人在日本法西斯滅亡前求生經歷的影片。

　　去年5月份，正是日本首相嚷嚷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紫日》的首映活動可謂正當其時，因為在馮小寧看來，這部影片首先就是告訴人們什麼是法西斯，日本法西斯到底是什麼。

　　那段時間，馮小寧一行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當地電影公司有時也組織一些中小學生觀看。可是，在天津的學生場出現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當銀幕上出現日本鬼子拿一個農婦當靶子綁在樹上練刺殺，他的兒子被捆在柱子上，眼看自己的母親被一刀刀殺死而悽厲咆哮的時候，坐在場子前面的小學生們竟出聲地笑了，歡快地笑了！

　　在場的成人驚出一身汗。馮小寧一行人聽說這事後都愣住了。

　　然而，這樣匪夷所思的笑場事件並沒有就此打住。次日在上海某電影院，再次出現笑場。“發生這樣的笑場事件你怎麼想？”後來的見面會常有記者問。

　　這一問每每都讓愛激動的馮小寧言辭激烈，其中有句話特別狠：“類似的笑場當年魯迅在電影院也見到過，他就是因為周圍那些同胞的麻木而棄醫從文的！”

　　如果對小學生笑場可以拿年齡說事，一些青年人的曖昧反應就讓人無話可說了。一位電影公司的工作人員說：“我女兒已經上高中了，也說不太理解片中的描寫，認為日本兵有可能這樣做嗎？”

　　在一些大學，常會遇到這樣的提問：“馮導，你現在拍這種血腥的戰爭片子有什麼意義？”

　　有一次馮小寧被邀請參加一個電視談話節目，在場的絕大部分是研究生。現場有人提問說現在都入世了，還老拍戰爭的電影，會不會太傷害日本的感情，影響雙邊關係？馮小寧又壓不住火了：“50多年前就有過這樣的聲音，汪精衛也是這個觀點。”一個名牌大學組織觀看《黃河絕戀》。在緊接着的見面會上，掌聲熱烈，發言踴躍。這時有一個女生站起來發言：“我們不知道現在拍這種血腥的東西還有什麼意義？”她的話頓時被一片噓聲淹沒。這時搶先站起來的也是一個女生，她激憤地說：“我認為日本法西斯這些暴行，不是表露得過分了，而是遠遠不夠，還應該繼續地不斷地說下去，永遠不能讓歷史上的這些罪行在我們這一代身上滑去！”然而，這位女生還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是一個韓國人！”

　　在強烈的感動之餘，馮小寧嘆道：同樣有過給日本人當亡國奴的歷史，為什麼如此強烈的激情聲音是出自韓國人而不是我們？

　　
馮小寧談話實錄一：孩子們不知道活生生的歷史事實

　　首先我要說孩子們無罪，因為現在的中國孩子很少能得到關於那場戰爭的真實印象。《紫日》去年首映式後正好我的兒子準備高考，歷史成績老上不去。我說有這麼難嗎？我對歷史這麼熟悉不也沒專門學過嗎？把書拿過來一看，發現我也看不下去，完全是為了應試，累積各種各樣的條款，還有為這些條款定性的詞句，都要背得一字不差。枯燥、教條、乾巴巴，這能引起孩子的興趣嗎？沒有必要把這種普通的教材弄得面面俱到，讓所有低齡孩子學成歷史專科。可為什麼學來學去，連我兒子這樣的高中生都逆反？高中生、大學生的問題也是從小學來的。這樣枯燥乏味的講法，孩子肯定不願意接受，他煩。

　　不信你可以在中小學生中做個調查，悄悄去找學生聊天，問問他們為什麼不愛學？他們對歷史看法模糊，這個模糊怎麼來的？歷史是很形象的，可我們卻把教科書弄得還不如縣誌生動，讓他似乎知道抗日戰爭，但又沒有直觀的、真正進到他血液里去的東西，等他們把考分給熬下來以後，誰還管什麼歷史？“我們還可以就地做個試驗”（說着他站起來讓我從他案頭任拿一本書），“來吧，任翻一頁”。（我照做，小標題是《日本血洗南焦村》，他接過去開讀。）“1938年7月27日，駐灤縣偽軍小隊長帶幾個士兵與日軍駐石門部隊，來到村子裡……一連用刺刀捅死8個人，……把老百姓全部集中到一個水井旁邊，架起機槍，抽出洋刀，把村民程雙春拉到井邊，一刀砍進井裡，一位老大娘突然衝出去叫，‘還我的兒子！’日軍把她拉過來砍頭，扔到井裡，然後第三個第四個……第26個是個17歲的小青年和他的弟弟，他喊弟弟快跳井，日軍一刀砍死他弟弟，這時井裡已經有了27個無辜村民的屍體……”

　　這種試驗我做過多次，就在這個屋子，就在你坐的位置，來過三個年輕“娛記”，哼哼嘰嘰說：“我們都喜歡看言情片，你拍這種電影還有意義嗎？”“娛記”最起碼大學畢業吧？我也讓他們翻書，我念。念完我再反問他們有什麼意義。這3位坐在那兒眼淚汪汪的。說明什麼？說明這一代孩子不知道事實。孩子都是人，都是有良知的，你只要告訴他事實就夠了，用不着背那麼多條款，我們的問題出在這兒！

　　孩子們懂什麼叫蘇聯出兵東北？懂什麼叫中國勞工？懂什麼叫集中營？懂得日軍是怎麼屠殺掉一個村子所有老百姓的？他們知道侵略者怎樣把孕婦的肚子裡的孩子挑到刺刀上玩嗎？知道日本人怎麼把活人刀劈兩半，把所有老百姓集合好，拿日本軍刀一個一個砍頭，然後比誰讓血噴得高？……這些血腥事件，難道我們不讓孩子知道，就因為它“血腥”？

　　猶太人永遠讓一代代的孩子們知道希特勒匪徒是怎麼屠殺那些先輩的；俄國永遠讓他們的孩子知道希特勒匪徒是怎樣打進他們家園、屠殺他們的。而我們的孩子們不清楚日軍侵華的歷史，所以看到這場戲，看到屠殺，真把中國人捆到那兒，讓新兵練刺殺的時候，他們不懂了。他們不知道，這是日軍的一個習慣，不是這一件事，是一萬件事啊！

　　同樣是小學生、低年級，可北京的學生場一個笑的孩子也沒有。有的孩子看得淚流滿面。說明同樣的年齡，同樣的孩子，在不同的學校中得到不同的教育。

　　我們可以站到那些笑的孩子心裡去想，他看到這裡的時候，到底是什麼心態？他平時對乾巴巴的教材沒興趣，對什麼東西感興趣呢？遊戲機。這一代孩子很少有沒玩過遊戲機的。他們玩得最多最常見的是充滿殺人樂趣的遊戲。他們在電子遊戲中太多地看到和感受到了殺人的愉快，到處都有那種超人式的壯漢，拿兩把電子槍之類的玩藝殺人玩兒。孩子們對戰爭的理解有些就是從那兒來的，殺人狂往往就是他們眼裡的英雄。他們在遊戲中不斷殺自己的對手，而且是自己操作，在不斷的“殺人”中取得快感。因此當他們在看到銀幕上一個人在殺另一個人的時候，這種快感便自然產生，於是他們笑了，就像他在遊戲機前打贏了一盤遊戲。

　　
談話實錄二：不要總給孩子們吃甜棗，要給他們種牛痘

　　日本人修改教科書是存心不讓他的後代知道這段歷史，而我們用的是自己的教科書，我們的孩子也不知道這段歷史，這就滑稽了。最起碼我們愧對三千多萬被屠殺的中國老百姓，愧對我們的長輩。《紫日》的演員用了一個18歲的日本姑娘，她媽媽從日本國內寄來大量的抗日戰爭的真實史料輔導她，可見日本多數人民是尊重歷史的，也願意讓他們的孩子接觸這段歷史。《紫日》在美國放映時，日本觀眾也哭了，而我們的孩子怎麼了？

　　要解決小學的問題，首先是怎麼讓枯燥的歷史課本變成生動故事的問題，我也理解編教材取捨的為難之處。但是總不能看着我們的孩子往洋奴那兒變吧？你總要把歷史真實告訴他，不妨給他一段日本侵華暴行實錄，然後讓他寫感受，好了，這孩子一輩子都恨日本鬼子。我們沒有說叫他恨日本人民，這根本是兩回事。我們教孩子愛，同時要教他恨，恨“惡”的東西，他才能珍惜“美”的東西。不要怕血腥和暴行，不要只給孩子吃甜棗，因為這對孩子來說就是種牛痘，牛痘這東西嚴格說就是病毒，是變異過的病毒，多可怕，但一針下去，解決一輩子的問題。

　　
學生們說：“我們喜歡歷史，不喜歡歷史課”

　　夏楓荻是北京市西城區高一學生中為數不多的歷史愛好者，很善於在作文中旁徵博引，他在床頭貼的、計算機下載的儘是歷史人物的照片。問他“初中歷史課學完抗日戰爭記住了什麼”，他說也就是玄武門兵變、陳橋兵變、平型關戰役、台兒莊戰役什麼的。“記住‘兵變’、‘戰役’純屬我喜歡軍事，別的同學早忘了。”他補充說，初中歷史課上講的東西比起他買的歷史書來太沒意思了，光講一些需要死記的條條，不過癮。他認為自己買的課外書才叫歷史。

　　另一位叫臧悅的北京市海淀區高二學生是成吉思汗迷、凱撒迷，見了有關的書就買，但他說這和歷史課兩碼事，興趣是從課外書上來的。問他對上學期學過的抗戰部分的印象，他說反正全是講課本上的，平鋪直敘，好像什麼都講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講，幾乎沒有什麼事件留給了他特別的印象，包括南京大屠殺，點到為止。

　　吳爭從小到大都是標準優等生，現就讀於一所名校的高二。她對高中、初中歷史課的感覺明顯不同。在另一所中學讀初中時，歷史基本等於白學。印象里一位老教師在黑板上寫，寫完他們就抄，因為都是考試用得着的。抄完，老師再講什麼就與他們關係不大了。“高中感覺不同了，主要是老師的課教得棒極了，他本人學識淵博，每節課準備得特別充分，善於跳出教材馳騁發揮，還是那本教材，讓他教得別開生面，加上多媒體、幻燈片，真讓我們覺得是特想上的一門課。還有隨着年齡成熟，我們對民族對國家的感情慢慢建立起來了，中國在近代的軟弱遭人欺讓我們普遍感到窩氣。”

　　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遇上這樣教歷史的老師。

　　看起來，在目前難以擺脫的應試背景下，歷史課基本上是被學生當做考試集中突擊能奏效的課程來學的，而不是作為一門影響人生觀、價值觀、培養人文素養的課程來學的。

　　教材的問題比較複雜，新一輪的課程改革剛剛起步，姑且先不去討論。但乾乾巴巴的性質、意義、結論，和過於追求完整全面的體繫結構，是非改不可的。其次是教學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教師的問題。怎樣充分調動學生原有的知識和經驗，讓歷史課真正走到學生中去，走進學生心裡去，讓它生動起來，故事化、立體化、活動化，成為學生入腦入心的功課，是教育也是每個公民需要關心和面對的問題。

　　
“如果我的電影能成為歷史的釘子，我將知足”

　　馮小寧說，西方文明都在重金投入“戰爭與和平”這個命題的影片，使這個主題在百年電影史上占了33％，中國作為二戰受害最深的國家，這類電影和其他片種比，比例嚴重失調。

　　他說，總有人怪兮兮地問我為什麼拍戰爭片？我說我是在拍近代史的故事，而我們的近代史幾乎就是一部戰爭史。“日本人年年要參拜靖國神社，我們總該做點什麼吧？人類最寶貴的是和平，人類最不珍惜的也是和平。我10年的創作，提出的問題都是一個——人類為什麼要互相殘殺？對於人類歷史上的戰爭惡魔、法西斯主義，如果不把它永遠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並且隔年就增加幾顆釘子，誰能擔保它哪天不會復活了呢？《魂斷藍橋》、《辛德勒的名單》都是這樣的釘子，如果我的電影能成為歷史的釘子，我將知足。”

　　（《中國青年報》200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