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強.誰該為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的失敗負責【J】.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

１４５３年５月２９日黎明時分，君士坦丁堡戰役關鍵時刻，攻守雙方搏殺正酣，“正當皇帝鼓舞士氣時，一支弓箭射中了我們的將領喬萬尼，從右腿射到腳踝。喬萬尼並沒有非常豐富的戰鬥經驗，因此他一看到鮮血從他身體上流淌下來就立即變得臉色煞白；他先前的力量和勇氣都消失了，變為驚恐，這以後他的所作所為都無益於他自己，他沒有說一句話便離開了其戰鬥崗位，急着尋找醫生。他喪失了其勇氣，失去了技巧和傑出表現，而他從一開始一直證明自己是傑出的。他沒有對其部下說任何話，也沒有指定任何人負責指揮，以防混亂和潰敗……當士兵們回頭看，找不到他們的將領時（有人說他已經逃走了），他們立即失去了勇氣和士氣，陷入了巨大的混亂”，最後一仗的敗局由此開始。這是參與此次戰役指揮的皇帝助手斯弗蘭齊斯（George Sphrantzes）留給後人的一段著名的史料。人們據此形成了這樣的印象：造成拜占廷守軍在此次大戰中失敗的罪魁禍首是這個擔任守軍總指揮的喬萬尼。

１４５３年君士坦丁堡戰役在世界歷史和人類軍事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公認的，誠如中世紀史家布萊恩·蒂爾尼將“君士坦丁堡於１４５３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看作歐洲“中世紀結束”最重大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或者如著名的拜占廷史家瓦西列夫所說，它是“整個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但是，有關的研究非常不夠，不僅那個時代的人沒有深入探究導致拜占廷帝國最後一仗失敗的多種原因，而且後世研究者也不能擯棄當時人的偏見，指責喬萬尼，這對一直英勇奮戰在城頭的熱那亞人顯失公允，也無助於我們深入分析拜占廷帝國滅亡的軍事原因。本文力求解答標題提出的問題，並由此打開深入探討拜占廷末代帝國軍事敗亡問題的大門，以期豐富我們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

一

事實上，喬萬尼（Giovanni Giustiniani）在君士坦丁堡戰役中的表現非常英勇，得到了戰役親歷者和倖存者一致的肯定。作為僱傭軍領袖，他的表現無可指責。他不僅承擔着全部防禦任務的核心部分，而且指揮不足萬人的殘兵面對數十萬土耳其大軍尚能堅守五十多天，為防禦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喬萬尼不僅勝任守軍總司令之職，全面籌劃，指揮得當，而且總是身先士卒，奮戰在城防最關鍵的區域。就連斯弗蘭齊斯也承認：“我們的皇帝對他的總指揮大將軍喬萬尼·朱斯蒂尼亞尼寄予厚望。這位能力超群、經驗老道的鬥士，展示出勇猛無畏大膽精細的品質。他受命負責率領４００名意大利和羅馬（即希臘）將士駐守在聖羅曼努斯城門區域，土耳其人就是在這個區域對面發動其主要的攻擊，用他們威力最大的火炮和其他機械集中轟炸攻擊這裡的城牆，因為這個區域是最適合發動對城牆的攻擊，還因為蘇丹的大營就建立在這個城門的對面。”

我們從史料中了解到，１４５３年４月初，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統帥二十餘萬大軍進入戰場，分左、中、右三軍攻擊君士坦丁堡西側的陸地城牆。他的中軍大營為土耳其全軍的司令部，蘇丹親自坐鎮，這個部位恰好就在聖羅曼努斯城門外對面的山丘上。喬萬尼以數百守軍面對數萬敵人，其勇氣和膽量確實非常人可比。特別是當蘇丹指揮其龐大的加農炮連日轟擊城牆，拜占廷將士和城中居民被震天動地的炮聲嚇壞了的時候，“喬萬尼證明了他自己是個極為傑出、經驗老練的鬥士，特別是在這些天來抵抗敵人的表現特別突出；他激勵自己的人馬，修繕城牆，組織我們的防務。他白天計劃抵抗進攻和反擊敵人的戰鬥；他還俘獲許多敵人，或者用他的利劍殺死敵人。他的行動令人敬佩，成就也是公認的；他贏得了像‘解放者’和‘首都救星’這樣的頭銜”。喬萬尼作為久經沙場的僱傭兵，在激戰中的鎮靜指揮和英勇搏殺，都是其職業生涯造就的，而這種作戰素質恰好是衰敗中的拜占廷人所缺少的，故而得到許多倖存者的讚賞。

斯弗蘭齊斯的記載也得到了其他文獻的證實，倖存者之一的特達爾迪也認為喬萬尼作戰英勇。他寫道：“喬萬尼這個在希臘皇帝軍中服役的熱那亞人，就在這個區域作戰，他無比英勇，在那裡表現得最兇猛。整個城市都對他和他的英勇戰鬥信心百倍。此時，就是在這個地點，蘇丹做了他最後的努力，下令兩個上萬人的軍團發動攻擊，這些將士都是特別挑選出來貼身保護他的，其他許多士兵則使用木塔、橋梁、雲梯和其他器械發動進攻。”這裡所謂“兩個上萬人的軍團”是指蘇丹親兵加尼沙里軍團和精銳部隊阿納多利亞軍團，他們是作為蘇丹發動總攻時的預備隊。土耳其軍隊將此役進攻的重點集中在了喬萬尼防禦的聖羅曼努斯城門是合理的，因為這個城門位於長約六公里的西側陸地城牆的中央，城門外斜對着西側的小山丘，其攻擊地勢有利於土耳其人，且扼守着入城大道。因此從一開始布陣，蘇丹就將其１４個炮陣中的主要力量集中於此，號稱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加農炮就架設在這裡的火炮陣地上。倖存者之一的巴爾巴洛寫道：“在這４門安置在聖羅曼努斯城門對面的大炮中，有１門可以發射１２００磅重的石彈……它將對炮彈落下的地方造成極大的損壞。第二大的火炮可以發射８００磅重的石彈，這兩門大炮是土耳其蘇丹擁有的最大的火炮。”

顯然，飽讀史書的穆罕默德了解其前輩先後７次進攻君士坦丁堡失利的戰術原因就在於無法攻破該城市的高大城牆，因此刻意鑄造大炮轟擊城牆。蘇丹的戰術目標被守軍一方的萊奧納多看得非常明白。他指出：“蘇丹下令將大炮轉移到靠近巴克他提尼城樓的另一個地方，就在聖羅曼努斯城門附近。巨型大炮在這個地方發射沉重的石彈，估計大約有一千二百磅重，整天不停炮轟的目標就是城樓的基礎，最終將它擊毀在地。城樓的坍塌磚石則可把護城河填滿直到河面。很顯然，這就能為敵人沖入城市打開道路。”但是，蘇丹的戰役目標並沒有實現，最終城破的首要地點也不在喬萬尼的防區。根據倖存者關於戰役最後時刻的混亂記述，我們知道喬萬尼的防禦地點在城市陷落後仍然有激烈的戰鬥，當然那時守軍一方已經是皇帝及其衛隊了。無論如何，喬萬尼在防禦戰期間承擔了最重的任務，出色地履行了作為城防總司令的職責，其僱傭兵團的戰役任務完成得非常圓滿。

作為僱傭兵領袖，喬萬尼還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根據萊奧納多的記載，喬萬尼在整個防禦戰中表現英勇，指揮得當。雖然土耳其軍隊的猛烈炮轟使城牆損壞嚴重，“但喬萬尼·朱斯蒂尼亞尼還是大體修復了城牆，安排好了守軍的陣勢，他在喬萬尼（同名者）和卡塔內人毛里吉奧的協助下領導所有守城士兵……蘇丹看到守軍如此防備大為讚賞，說：‘在我的軍隊中如何才能找到像喬萬尼·朱斯蒂尼亞尼這樣尊貴的指揮官呢？’蘇丹也確實曾以貴重的禮品和大筆的金錢賄賂過他，但是都不能對他產生任何影響”。如此看來，喬萬尼不僅表現傑出，而且具有僱傭軍的職業操守，遠非那些在兩軍陣前投靠出價高者可比，在後一種人中，匈牙利軍械工程師烏爾班就留下了千古惡名。萊奧納多關於蘇丹十分賞識這個敵方戰將的記載不止一處，他還記載道：“蘇丹看到被炮轟擊毀的城牆很快又被修復起來時，便對屬下說：‘這絕不是希臘人幹的，而是法蘭克人（指喬萬尼）干的，他們才是守軍抵抗的實力所在。沒有什麼能摧毀他們，無論是如雨的箭矢，還是轟鳴的大炮，或是木塔和一直沒有減弱的持續攻擊。’”這些文獻都證明了喬萬尼在這場防禦戰中的表現是無可指責的，甚至具有某種“救世主”般的英雄色彩。

直到此役最後一天之前，有關喬萬尼的記載都是正面的。那麼，喬萬尼怎麼會一夜之間就變成為拜占廷帝國京城淪陷的第一責任人，進而成為五百多年來後世千夫所指的罪人呢？原來是身為末代皇帝親信的斯弗蘭齊斯筆下製造的冤案，其目的是為末代皇帝開脫歷史罪責。

二

喬萬尼的萬世英名就毀於最後一戰之最後一天城市陷落的最後時刻，然而有關這一刻的記載非常混亂，許多關鍵性的敘述各家多有不同。作為熱那亞僱傭兵領袖和整個城防守軍總司令，他在戰役的最後階段受傷是公認的事實，人們本不應對他因傷撤出陣地而大肆指責，進而使他成為拜占廷軍隊抵抗不住數十萬土耳其大軍的猛烈攻擊最終敗下陣來的替罪羊。

當時出現了什麼情況呢？讓我們看看倖存者留下的文獻。前引斯弗蘭齊斯在大力褒獎喬萬尼後，筆鋒一轉寫道：“但是，他不能將這樣的榮譽保持到最後，而是讓膽小退卻占了上風，毀掉了自己勇敢無畏贏得的光榮。”這裡所說的“膽小退卻”，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他意外受傷並“臨陣脫逃”一事。他接着描寫了皇帝與喬萬尼的對話情景：“儘管皇帝對他說了許多話，但是他什麼也沒有回答，恥辱地跨過港灣去加拉大了，他在那裡很快就痛苦而恥辱地死去。”“大約在天亮時，喬萬尼受傷被抬離戰場。守軍失去了主帥便發生恐慌，加尼沙里從他撤離的位置上打開缺口，湧入城市……約有一兩千拜占廷人和外國人乘坐威尼斯、熱那亞和克里特的船隻倉惶逃命了，其中就有受傷的喬萬尼，不久他便因傷重不治而死在了前往休斯島的途中。”請讀者注意，這個倖存者說喬萬尼中的是箭傷，且受傷的部位是“從右腿射到腳踝”。杜卡斯也記載了喬萬尼在戰役最後關頭的“不光彩”行為：“他受了重傷，一顆子彈擊中了他，從其臂膀後面穿透了他的鐵胸甲……他無法抑制傷口的疼痛，向皇帝尖叫着：‘勇敢地堅守你的陣地吧，我先回到船上治療我的傷口。而後，我還會儘快返回來。’”請注意，這裡說的是槍傷，受傷部位在肩膀。萊奧納多就此寫道：“正在此時，這個城市的厄運降臨了，喬萬尼被一支箭矢射中了腋窩。他立即像個沒有參加過戰鬥的孩子一樣，看到自己流血了而嚇得發抖，並擔心自己要死了。為了不影響尚不知道他已經受傷的屬下，他悄悄離開了自己的崗位，想要找個醫生包紮一下。如果他委託部下擔負起他的位置，這個城市肯定不會失守。”“當這個城門打開時，他們的船長（即喬萬尼）便逃往佩拉，而後又乘船逃往休斯島，恥辱地死在了那裡，或者是傷重不治，或者是羞愧難當。”注意，這個記載又將其受傷的部位轉移到了腋窩。特達爾迪提供的信息是：“喬萬尼被火槍擊中，他撤離戰場找尋外科醫生包紮傷口。臨走時他向兩位熱那亞紳士委託了其崗位的職責。就在這個時間，土耳其人爬上城牆，越來越多，在城牆裡守衛的士兵眼見土耳其人爬進內城越來越多，而喬萬尼又沒在防守崗位上，誤以為他已經逃跑了，因此他們也放棄了防守哨位，紛紛逃竄。這就意味着土耳其人在５月２９日凌晨進入了君士坦丁堡，他們揮舞刀劍砍殺刺死所有敢於抵抗的人。”討厭熱那亞人的巴爾巴洛不僅說“這個熱那亞人決定放棄其崗位（因為他已經被弓箭射傷），逃到他們停泊在港灣大鐵鏈附近的船上”，而且“一邊逃竄，一邊在穿過城市時大叫：‘土耳其人已經沖入城市了！’但是，他紅口白牙說謊話，因為土耳其人那時還沒有進入城市。當人們聽到他們的船長指揮官說土耳其人已經沖入城市了，他們便開始大逃亡，全都立即放棄了戰場，沖向港灣里的船隻，希望逃上船和大帆船”。最後，還有勞尼庫斯的描述：“喬萬尼本人被加農炮的射擊傷及胳膊，他的一些將士也受了傷，於是便離開了戰鬥崗位。土耳其人乘勢占了上風，大舉挺進，進攻並砍殺他們。在喬萬尼與其手下撤退之際，加尼沙里將士更兇狠地壓向他們。而後，希臘人皇帝看到他們正在撤離其戰鬥崗位，也放棄戰鬥，跑到那個地方，質問喬萬尼他想要去哪裡。得到的回答是：‘朝着上帝指給土耳其人的道路去。’”

這裡引用了幾乎全部現存第一手的相關史料，其中一些是此役親歷者的描述。但是，它們提供的信息不一，例如喬萬尼是被何種武器所傷，是加農炮，還是弓箭或火槍？又傷在了哪裡，是腳踝，還是臂膀或胳膊？又如受傷以後的喬萬尼如何撤出戰場，是自己逃跑的，還是部下抬下去的？他撤出戰場時究竟是否與皇帝照面並對話，是昏迷不醒一言未發，還是講了句不着邊際的話，抑或邊逃跑邊散布土耳其人進城的謊言？他在受傷以後是否向下屬交代了指揮權？他最終是死在了加拉大（佩拉），還是休斯島？至少從上述倖存者留下的文獻中後人得不到確切的答案。事實上，前引各位記述者都不是目擊者，他們或者奮戰在其他戰區並不“在場”，或者道聽途說事後加工“故事”，或者根據各自合理想象編寫細節。那個關鍵時刻的關鍵地點究竟發生了什麼，可能將像君士坦丁十一世陣亡一樣，成為永遠的歷史之謎了。

那麼，喬萬尼為何成為替罪羊了呢？顯然，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人們總想為這次防禦戰的失敗尋找一個“責任者”。那麼，普通的將士乃至於高級貴族都不足以承擔這樣的責任，而末代皇帝是不應受到指責的，於是喬萬尼這個僱傭兵城防總指揮就自然成為“第一責任人”了。為了給這種推理找到依據，身受重傷退出戰場的喬萬尼自然就被推上了歷史的審判台。正因為如此，上述各位敘述人都從各自的需要出發，“合理地”編造出有關的細節，或者把他說成是毫無戰爭經驗見血暈菜的毛頭小子，或者把他說成是罪惡感纏身痛苦而亡的抑鬱症患者，或者把他說成是無厘頭鬼話連篇的哲人，或者把他說成是滿嘴謊話逃命自保的無恥懦夫，全然與那個不畏強敵指揮若定的城防總司令判若兩人。他們的故事似乎圓滿了，但是史料中太多的矛盾記述留下了極大的疑問，也毀掉了喬萬尼的一世英名。

根據現存的君士坦丁堡戰役目擊者和親歷者的記載，後人知道了這個喬萬尼。他是來自熱那亞的士兵領袖，在君士坦丁堡戰役中，被拜占廷帝國皇帝君士坦丁任命為城防總司令。斯弗蘭齊斯這樣說他：“有一個熱那亞貴族叫喬萬尼，當時在京城裡，他是個技藝高超，勇敢無畏，聰明敏感，經驗老道的人，善於指揮船隻。皇帝看到他在各個方面都十分出色，就任命他為將軍，負責統領我們整個防務事務。皇帝對喬萬尼給予了非常高的希望，而他也在這次戰爭的初期階段表現出令人懷念的舉止行為。”他還記載說，喬萬尼是１４５３年２月帶着兩條船和數百名戰士來到京城的，其中包括４００名熱那亞武士和３００名從休斯島和羅德島招募的士兵以及德意志工程師。他的這個說法得到了其他目擊者的證實，只不過他們在喬萬尼帶來的士兵人數上記載不一，大約在三四百人的差距上。

準確的人數固然重要，但本文更關注喬萬尼的僱傭兵身份和他在最後一戰中的表現，因為這涉及到對君士坦丁堡守城戰失利責任的判斷。他是不是僱傭軍這個問題之所以極端重要，是因為將末代帝國最後一戰的軍事失利歸罪於一個僱傭兵領袖是不合理的推論。根據現存其他戰役倖存者留下的記載，可以斷定喬萬尼確定無疑是僱傭軍領袖。萊奧納多在寫給教宗尼古拉五世（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Ｖ）的信中明確說：“正當我們處境悲慘時，喬萬尼這位來自朱斯蒂尼亞尼（Ｇｉ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ｉ）家族的鬥士帶着屬於他的兩艘大船和大約四百名將士作為為金錢而戰的僱傭兵來到了。他是由皇帝支付軍餉的，被任命負責守軍軍事方面的指揮。”這裡，萊奧納多對於喬萬尼僱傭兵身份給出的定性非常準確，其一，他本人及其屬下將士不是拜占廷人而是熱那亞人；其二，他們前來參加君士坦丁堡守城戰的目的是“為金錢而戰”。自古以來，地中海世界就存在大量僱傭兵，雖然後世對他們的定義還存在分歧意見，但那些不屬於本國軍隊編制、為金錢而戰的外國士兵都可以被稱為僱傭兵，這一點似乎沒有疑義。

萊奧納多的這個說法也得到了另一位倖存者的證明。拜占廷人杜卡斯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從熱那亞來的還有喬萬尼，他還帶來了兩艘大船，滿載大量精良的軍事裝備和全副武裝的精壯熱那亞將士，他們都尚武好戰，彪悍勇猛。這個喬萬尼在組織聯軍作戰中是個非常老道的戰術家。皇帝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並任命他為總司令（Ｐｒｏｔｏｓｔｒａｔｏｒ）。對於他的手下將士，也青睞有加，給與優厚的軍餉和待遇。防守皇宮附近城牆的重任就委託給了喬萬尼。君士坦丁皇帝在一份黃金詔書中允諾，如果穆罕默德被擊退、被打垮，使其不能達到奪取君士坦丁堡的目標的話，就把利姆諾斯島（Ｌｅｍｎｏｓ）賞賜給喬萬尼。”顯然，喬萬尼不僅領取作為僱傭軍酬勞的優厚軍餉，而且還能在戰後得到一個拜占廷帝國的島嶼。利姆諾斯島是愛琴海上第八大島嶼，扼守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通往愛琴海的航道，對於東地中海商業而言具有巨大利益，如此重大的懸賞無疑對喬萬尼具有極大的誘惑力。“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喬萬尼在君士坦丁堡最後的防禦戰中傑出的表現由此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對於喬萬尼的僱傭軍身份問題，我們得到了確定的答案。

三

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及其王朝的政策，才是拜占廷帝國在１４５３年君士坦丁堡戰役中最後戰敗的主要原因。當數十萬土耳其大軍兵臨城下之際，拜占廷帝國軍隊根本組織不起有效的防禦作戰，不得不倚重外國僱傭兵。在土耳其蘇丹有條不紊準備攻城的同時，拜占廷帝國末代皇帝卻無所事事，一心盼望外國救兵的到來。正是末代皇帝及其王朝應該承擔戰敗的歷史罪責。

事實上，在君士坦丁堡保衛戰中，攻守雙方的陣營中都有外國軍隊參加，拜占廷守軍中就包括有熱那亞人、威尼斯人、佛羅倫薩人、德意志人、希臘人、土耳其人等，而進攻一方的土耳其軍隊中成分更為複雜，萊奧納多即明確記載道：“我敢擔保親眼所見，在土耳其人陣營中有希臘人、拉丁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西米亞人和所有來自其他基督教國家的人，追隨着土耳其人的信仰，為他們工作。正是這些人完全放棄了基督教信仰，攻克了君士坦丁堡。”這個文獻記載中還提到了一個叫扎干（Ｚａｇａｎ）的阿爾巴尼亞軍官。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成分複雜的外國人部隊，並非都是僱傭軍，特別是在土耳其軍隊中，許多外國軍隊是按照附屬國協議提供的軍事力量。奧斯曼土耳其軍隊於１４世紀期間大舉擴張，征服了巴爾幹半島許多國家，使它們成為蘇丹的附屬國。通常情況下，附屬國不僅向宗主國繳納年貢和人質，而且在戰時要提供一定數量的軍隊。因此，倖存者提供的文獻中涉及的土耳其人陣營中的外族人大多屬於這種性質，而不是僱傭兵。而在拜占廷守軍中的外國人是否都是僱傭軍呢？根據文獻研究，其中大部分為僱傭兵，他們相對獨立行動，服從僱傭兵領袖的指揮，而少量的則在拜占廷軍隊編制內，服從拜占廷將領指揮。

戰爭雙方都使用僱傭兵，這並不奇怪，問題在於拜占廷人完全依賴僱傭兵。開戰前，斯弗蘭齊斯曾受皇帝之命對守軍兵力進行全面調查。他寫道：“同年（１４５３年）４月４日，蘇丹返回戰場，以其全部各種軍械和陸海軍隊，包圍了京城。他在京城１８英里長的城牆下，部署了４００艘大小船隻封鎖海面，以２０萬軍隊圍困陸地城牆。儘管我們的京城面積巨大，我們的守軍總數卻只有４９７３個希臘士兵，以及正好大約２００名外國士兵。”他提供的守軍兵力數字之所以最準確，是因為，“我的職位恰好使我能夠了解我們守軍的精確人數，因為皇帝命令護民官們去查清他們各自社區的人口，記錄下準確的人數，即能夠參與防衛城牆的教士和普通信徒，以及每個人用來作戰的武器。所有的護民官都完成了這個任務，將他們各自社區的人名單帶給了皇帝”。皇帝認為斯弗蘭齊斯可靠，便將統計兵力人數的工作交給了他。這裡提到的“２００名外國士兵”值得注意。根據巴圖西斯研究的結果，“情況很可能是這樣的，他（斯弗蘭齊斯）只負責計算那些在皇帝指揮下的守軍人數，也就是說，這裡不包括那些聽命於他們自己首領指揮的外國僱傭兵，這些人並不聽從皇帝屬下的官員指揮。他這裡提到的２００個外國人就是指那些分散在全城各地處於拜占廷軍官指揮下的將士人數”，他們並不包括在另外那３０００名僱傭軍中。在這３０００人外國僱傭軍中，喬萬尼的部隊是裝備最精良且最有戰鬥力的，皇帝因此委以重任。

我們這裡並非致力於為喬萬尼正名，而是力求恢復事件的真相，進而從中深刻理解拜占廷帝國滅亡的軍事原因。事實上，末代皇帝君士坦丁於１４４９年３月入主君士坦丁堡成為皇帝時，他手中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調配的資源，更沒有兵力可用。面對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有條不紊的圍城備戰，他除了向西歐各國求援外，沒有任何辦法。他的兩個兄弟在希臘南部地區相互血戰，全然不顧危亡在即的皇帝向他們發出的籲求，沒有派出一兵一卒前往京城勤王。直到１４５３年４月初最後一戰打響時，攻守雙方的兵力相差極為懸殊。此次戰役的參戰人數問題，後世學者多有涉及，說法不一，至少相差十倍以上。一度輝煌而強盛的拜占廷帝國何以敗落到如此田地，皇帝為什麼最後到了無兵可用的地步，這是一個更大的課題，筆者將另文詳論。

在最後的京城保衛戰中，君士坦丁皇帝不得不依重僱傭兵是個不爭的事實。他將城防的大部分重任交給了裝備更精良的外國人，將防禦戰的總指揮權委任給熱那亞僱傭兵領袖，這完全是無奈之舉，透射出末代皇帝的無能。正如萊奧納多記載的那樣，“希臘人大部分都熱愛和平，他們操持着盾牌和長矛，也有弓箭和刀劍，但都是本能地揮舞着而沒有任何技巧。大部分人都戴頭盔、金屬的鎧甲或皮革甲冑，使用刀劍和長矛作戰。能夠熟練使用弓箭和十字弩的人非常少，不足以分派到各個城垛，他們只能根據各自的知識和能力儘可能地做得最好”。正因為如此，“皇帝的軍隊人數很少，士氣低下，他面臨戰鬥沒有信心，而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其總指揮喬萬尼身上”。

當得知再沒有任何外援時，“最尊貴的皇帝殿下開始痛苦地失聲痛哭，因為威尼斯人沒有派來援助；當皇帝明白了這一切，便決定把自己交給我們最仁慈的主耶穌基督、聖母瑪利亞和聖君士坦丁大帝這個京都的保護神，因為他們都在保護這個城市”。在斯弗蘭齊斯詳細列舉的全城二十多處重要防守區域中，僅有３處由拜占廷軍隊把守，其他都交給了外國僱傭兵。與此同時，土耳其軍隊占盡了優勢，不僅使用了古代戰爭所用的各種攻城機械，而且大量採用了新式火器，特達爾迪特就此給出的信息非常詳細：“圍城戰期間，有許多大炮和大量重炮，以及用來發射炮彈的裝置。在這些軍械中，有一種特別巨大的金屬炮，鑄造成為一體，它可以發射……超過１２００磅（５４４．３１公斤）重的石彈。其他的炮可以發射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００磅重的石彈。每天，大炮要發射１００～１２０次，圍城戰持續了５５天。據計算，他們每天要使用１０００磅火藥用來發射，因此５５天共使用了５５０００磅火藥，別的數字也要記住，因為除了加農炮外，還有１萬支火槍也在發射。”

在這種一邊倒的戰役中，喬萬尼能指揮守軍堅守陣地五十多天已經是個奇蹟了，他再有天賦和指揮才能，也不可能改變戰役的結局；而他奮戰在城頭、最終重傷不治身亡則表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與拜占廷帝國的滅亡一樣，是歷史的必然結果。如果說一定要追究最後一戰失利的責任的話，那麼首當其衝的應該是末代王朝及其皇帝。後人與其跟着當事人的偏見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將污水潑向喬萬尼，不如還原歷史真相，進而深入分析拜占廷帝國衰亡的軍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