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 (DARPA) 副局長 Rob McHenry 與米切爾研究所所長、退休中將 David Deptula。兩人對隱身技術的未來價值存在分歧。

2025年6月25日，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副局長羅伯·麥克亨利(Rob McHenry)在航空航天與太空部隊協會(Air and Space Forces Association)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的網絡研討會上，拋出了一個顛覆性觀點：“隱身時代”可能即將結束。這一論斷不僅挑戰了美軍近30年來對隱身技術的戰略依賴，更將未來戰爭的制勝邏輯推向了新的維度——從“隱藏自身”轉向“主動對抗”，從“動能打擊”轉向“非動能博弈”。

一、傳統觀念：贏得戰爭的制勝因素

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前20年，“隱身技術”幾乎被視為現代戰爭的“聖杯”。自F-117“夜鷹”隱形攻擊機在1989年巴拿馬行動中首次實戰、F-22“猛禽”隱身戰鬥機在21世紀初服役以來，隱身能力便被定義為“穿透敵方防空系統的核心優勢”。其邏輯簡單而直接：通過雷達吸波材料、氣動外形設計等技術降低目標反射信號，使敵方探測系統“看不見”或“難鎖定”，從而實現“單向透明”的戰場優勢。

這種認知在美軍的裝備發展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從B-2“幽靈”隱身轟炸機(1997年服役)到F-35“閃電II”聯合攻擊戰鬥機形成戰鬥力，隱身技術貫穿了空中打擊平台的核心設計;甚至連加油機、運輸機等傳統“非戰鬥平台”，也被納入隱身化改造計劃——2025年，美國空軍正推進“新型隱身加油機”項目，目標是讓這類體積龐大、速度緩慢的支援飛機也能在高威脅環境中生存。

支撐這一戰略的，是當時技術條件下“探測-隱身”的失衡：傳統雷達受限於功率、帶寬和算法，對低可觀測目標的探測距離和精度有限。因此，隱身平台一度被視為“無解”的戰場規則顛覆者——無論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F-117被擊落的偶發事件，還是2011年伊朗通過電子戰俘獲RQ-170隱身無人機的個例，都未動搖美軍對隱身技術的信心。

然而，DARPA的最新判斷卻揭示了一個被忽視的事實：戰爭制勝因素的核心，始終是“技術代差”而非單一技術本身。當探測技術因量子傳感、AI融合等突破實現跨越式進步時，曾被視為“絕對優勢”的隱身技術，正迅速喪失其戰略價值。

DARPA 副主任 Rob McHenry 在 AFA 米切爾研究所“航空航天之國”網絡研討會上討論了該機構的持續努力和對未來顛覆者的評估。

二、“隱身時代”行將結束：量子傳感與探測革命

麥克亨利在研討會上直言：“我們無法在作戰意義上以現實的方式隱藏。”這一結論的背後，是DARPA對未來傳感器技術的深度研判——量子傳感的崛起，正在徹底改寫“探測-隱身”的力量平衡。他說，DARPA 正在努力應對這一發展的影響。這個秘密的研究機構發起了多項計劃，探索速度、機動性和承受戰損能力方面的進步——成功後，軍隊可以在戰鬥中占據優勢。

(一)量子傳感：從實驗室到戰場的“透視眼”

量子傳感技術的本質，是利用量子力學原理(如量子糾纏、原子干涉)對物理量(如時間、溫度、旋轉、磁場)進行超精密測量。與傳統傳感器相比，其精度可提升數個數量級。例如，基於原子干涉儀的量子重力儀，能探測到地下數公里處的地質結構;量子磁強計則能通過微弱磁場變化，定位隱藏的金屬目標(如潛艇或隱身飛機)。

量子傳感收集有關時間、溫度、旋轉等的原子級數據，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確定物體的位置。更關鍵的是，量子傳感正從“科學概念”加速向“工程應用”轉化。麥克亨利指出，DARPA已掌握將量子傳感器集成到“小巧輕便”平台的能力，這意味着未來戰場可能出現大量低成本、分布式的量子傳感節點——它們可部署在衛星、無人機、地面基站甚至單兵裝備上，形成覆蓋空、天、地、海的全域探測網絡。

(二)AI與傳感器融合：讓“隱身”無處遁形

傳統雷達的探測邏輯是“單點定位”，即通過單個或少量雷達站的回波分析目標位置;而未來戰場的傳感器網絡則是“多源融合”——AI算法可實時整合量子傳感、紅外、光學、電子偵察等多維度數據，形成目標的“全特徵畫像”。

以隱身飛機為例：儘管其雷達反射截面積(RCS)極低，但高速飛行時與空氣摩擦產生的紅外信號、發動機尾焰的熱輻射、甚至機體材料因應力變化產生的微弱電磁信號，都可能被量子傳感器捕獲。AI算法可將這些“碎片化信息”拼接成完整的目標軌跡，從而突破隱身技術的“單一維度優勢”。

(三)隱身技術的“成本-收益”失衡

即使隱身技術仍有局部效用，其“性價比”也已大幅下降。美軍現役隱身平台(如F-35)的採購成本高達上億美元，維護費用更是遠超非隱身戰機;而量子傳感器的成本卻因技術成熟度提升和規模化生產快速下降。麥克亨利調侃道：“如果發射一千瓦的能量就會被發現，那麼為隱身投入的巨額資源，可能不如用來提升速度或生存能力更划算。”

這種失衡在裝備發展規劃中已顯現：美國空軍雖仍在推進F-47戰鬥機、B-21轟炸機等隱身平台，但DARPA已將研究重點轉向“速度、機動性和戰損承受能力”——例如，探索十年後高超音速武器的實戰化應用，研究如何讓飛機像海軍艦艇一樣“承受打擊並繼續戰鬥”。

三、網絡、電子戰：未來戰爭的制勝關鍵

當“隱身時代”行將走向終結，DARPA為未來戰爭指出了新的制勝方向——網絡戰與電子戰(EW)的深度融合。麥克亨利強調：“在未來任何行動中，網絡效應都將部署在各個級別的戰鬥中。如果飛行員對非動能武器的重視程度不如導彈和槍支，我們將輸掉下一場戰爭。”

(一)從“輔助手段”到“核心武器”的角色轉變

傳統戰爭中，電子戰(如雷達干擾、通信截獲)和網絡戰(如數據攻擊、系統滲透)多被視為“輔助性戰術”，用於為動能打擊創造條件。但在DARPA的未來戰爭圖景中，它們將成為“首選武器”——其效果可能比導彈更直接、更高效。

麥克亨利列舉，在台海衝突的假想場景中，雙方將首先爭奪電磁頻譜的控制權：干擾對方雷達以癱瘓防空系統、入侵指揮網絡以誤導決策、劫持無人機數據鏈以反向控制裝備……麥克亨利將這種對抗稱為“電磁世界末日”，並警告：“如果我們無法在這種環境中有效作戰，即使擁有最先進的隱身戰機，也可能在第一波攻擊中失去戰鬥力。”

(二)當前的“能力鴻溝”與DARPA的應對

然而，美軍目前的訓練與裝備體系，遠未適應這一轉變。麥克亨利指出，在大多數飛行員的訓練演習中，網絡戰與電子戰的“非動能效果”是與戰術操作“分開教學”的——飛行員熟悉導彈發射按鈕的位置，卻未必知道如何通過網絡攻擊癱瘓敵方系統;他們能背誦雷達對抗的標準流程，卻無法在複雜電磁環境中快速調整戰術。

為填補這一鴻溝，DARPA正推進“數字RF戰場仿真器”(DRBE)計劃。該計劃的核心是構建全球最大的超級計算機集群，模擬真實射頻環境中的電磁信號傳播、干擾與對抗。通過將雷達、通信系統的射頻後端連接到DRBE，美軍可在實驗室中復現“真實戰場的電磁複雜度”，從而測試裝備在極端環境下的性能，並訓練人員的實戰應對能力。

更具突破性的是，DRBE採用了“晶圓級半導體”技術——單枚12英寸晶圓上集成超過100萬個計算內核，所需功率僅為傳統超級計算機的一小部分。這意味着未來戰場可能出現可移動的“電磁戰實驗室”，為前線部隊提供實時的電磁環境模擬與戰術支持。

(三)“藍色按鈕”的隱喻：從“工具”到“本能”的跨越

麥克亨利用“紅色按鈕”與“藍色按鈕”的對比，形象概括了未來戰爭的需求：“飛行員需要像熟悉發射導彈的紅色按鈕一樣，熟悉發射網絡效應的藍色按鈕。”這不僅是裝備操作界面的改進，更是作戰思維的根本轉變——非動能武器不再是“備選方案”，而是“第一選擇”。

這種轉變需要從裝備設計、人員訓練到作戰條令的全面重構。例如，未來戰機的駕駛艙可能集成網絡戰終端，允許飛行員實時調用病毒攻擊、數據欺騙等手段;指揮體系將更依賴“電磁頻譜控制權”評估，而非傳統的“制空權”統計;甚至戰爭的勝負標準也可能從“摧毀多少目標”轉向“控制多少節點”。

結語：戰爭制勝邏輯的再定義

DARPA對“隱身時代終結”的論斷，本質上是對戰爭制勝邏輯的一次重新校準。從傳統的“隱身突防”到未來的“電磁博弈”，背後是技術革命對戰場規則的重塑——當探測能力突破隱身的極限，戰爭的勝負將更多取決於“主動對抗”的能力;當非動能武器的效能超越動能打擊，戰爭的形態將從“摧毀”轉向“控制”。

然而，美國空軍協會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Mitchel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院長、退役中將戴維·德普圖拉(David Deptula)表示，隱身的必要性仍然至關重要。“隱身增加了滲透的可能性，並降低了攔截隱身飛機的可能性，”德普圖拉說。“麥克亨利先生提出的是，這些概率可能正在發生變化——但事實是它們將繼續存在。”

儘管目前傳統觀念仍占主流，但麥克亨利的觀點揭示了未來戰爭新的制勝趨勢。這一轉變對軍事強國提出了雙重挑戰：一方面，需加速淘汰基於舊技術代差的戰略依賴(如過度投資隱身平台);另一方面，需構建適應新技術環境的裝備體系與作戰理論(如網絡電子戰的實戰化應用)。正如麥克亨利所言：速度對於國防工業基地也很重要。“面對具有相當經濟實力和技術能力的競爭對手，我們需要的不是‘一代裝備’，而是‘可快速迭代的能力’——軟件可以在一天內更新，戰術可以在一小時內調整，這樣才能在戰場上保持優勢。”

未來戰爭的制勝關鍵，或許已不再是某一項“顛覆性技術”，而是對技術趨勢的敏銳預判、對作戰體系的靈活調整，以及對“人-機-環境”關係的重新理解。DARPA的警示與探索，正是這一邏輯的最佳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