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丹的沙漠，到加沙、黎巴嫩、烏克蘭的街頭巷尾，無人機正在重塑現代戰爭。過去，無人機只是少數幾個大國用於反恐的專屬利器，如今已遍布全球，近50個國家在衝突中部署了無人機。

非洲的變化就體現得尤為明顯。自2021年以來，無人機在非洲的使用大幅上升。“很顯然，無人機被視為一種極具吸引力的軍事‘資產’，大家普遍認為它能帶來現代化、‘高效’且精準的作戰方式，同時還能降低士兵傷亡風險。”研究機構“英國無人機戰爭組織”(Drone Wars UK)的科拉·莫里斯(Cora Morris)如此表示，她也是《死亡送達》(Death on Delivery)報告的作者。

如今，無人機正迅速演變為一種低成本、高殺傷的武器，發展速度甚至可能超過國際人道法(IHL)的應對節奏，逐漸侵蝕既有的軍控規範。其價格低廉、操作者身份隱蔽，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使其在實戰中經常繞開對平民的保護機制。

2024年9月29日，在黎巴嫩貝魯特的達希耶街區，以色列發動無人機空襲，居民紛紛躲避至建築物外，在街頭抬頭張望，神情緊張。戰機與無人機常在低空飛行，引發恐慌與焦慮。 

外科手術般的精準？

支持者聲稱，無人機可以減少附帶傷害。但在非洲及其他地區不斷上升的平民傷亡，正逐步打破所謂“乾淨戰爭”的神話，也讓人質疑現行國際法的有效性。英國“無人機戰爭組織”指出，無人機的使用降低了動用武力的門檻，擴大了定點清除的適用範圍，同時也削弱了對相關方的責任追究。

《死亡送達》報告於今年3月發布，記錄了自2021年11月至2024年11月間共50起事件中至少943名平民遇害。其中，近半數(490人)死於埃塞俄比亞的無人機襲擊。其他無人機襲擊事件則發生在布基納法索、馬里、索馬里、尼日利亞以及蘇丹等國家。

莫里斯表示：“對誰能被視為攻擊目標的定義似乎非常寬泛，導致整個地區都處在密集無人機打擊的威脅之下，在這些地區內幾乎不區分平民與戰鬥人員。”莫里斯進一步指出：“以埃塞俄比亞為例，這些襲擊中的許多受害者都來自阿姆哈拉和提格雷地區。”

幾年前，無人機襲擊主要與美國的反恐行動相關。在那些與美國並未直接交戰的國家(比如巴基斯坦)實施法外處決的決定，曾是引發爭議、批評與法律辯論的主要導火索。

如今，無人機已被廣泛用於常規戰爭與內戰當中，因無人機襲擊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數已達數百甚至上千人。

為何會有無人機軍用熱潮？

是什麼推動了全球無人機的迅速擴散？答案是成本低、操作便捷。中空長航時(MALE)無人機-曾是美國、英國、以色列和CN的“專屬武器”-如今由土耳其和伊朗以極低的價格向外出口。這兩國利用現成零部件、模塊化設計和開源技術，大幅壓低了成本。

不少國家藉此機會加快了軍隊現代化步伐。無人機的造價可能只有一架轟炸機或一輛坦克的千分之一，卻仍能摧毀高價值目標。

烏克蘭就在今年6月展示了無人機的強大潛力。在一場令人震驚的行動中，烏軍動用了超過100架低成本的第一人稱視角無人機，對俄羅斯4個軍事基地內的40架戰機實施了打擊。根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數據，每架無人機的價格在600美元(約合人民幣4’300元)至1000美元(約合人民幣7’170元)之間。

烏克蘭於2025年6月1日發起“蛛網行動”，目標是位於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地區的俄羅斯別拉亞空軍基地。

無人機也已經成為不對稱戰爭中的“首選武器”。根據丹麥國際問題研究所(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統計，目前全球已有超過65個非國家武裝組織配備了無人機。

2025年5月6日，蘇丹紅海沿岸城市蘇丹港的北部港口遭到準軍事組織“快速支援部隊”(RSF)的無人機襲擊，現場升起滾滾濃煙。 

人權觀察組織(HRW)的貝爾基斯·威爾(Belkis Wille)稱，這是一場“範式轉變”。

商業無人機易於改裝，哪怕只是一個預算緊張的作戰方，或者一個擁有3D打印機和亞馬遜賬戶的普通人，也能發動有針對性的城市襲擊。

“如今，只需要極低成本，就能以極高精度對平民發動襲擊。”威爾表示。她是人權觀察組織危機、衝突與武器部門的副主管。

威爾在今年6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記錄了俄羅斯無人機操作員如何在烏克蘭赫爾松地區追殺平民。俄羅斯無人機操作員使用市面上常見的四旋翼無人機，向騎行者、行人以及公交車乘客投擲爆炸物。

國際人道法是否已過時？

《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已明令禁止無差別攻擊，並明確要求保護平民。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指出，只要交戰各方遵循區分原則、比例原則、預防措施原則，無人機作戰在國際人道法框架下本質上並不違法。

“從嚴格意義上的國際人道法角度來看，遠程操控無人機並下達打擊指令的人，必須確保遵守國際人道法。也就是說，要將區分原則、比例原則、預防措施原則真正落實到具體作戰情境中。”日內瓦國際人道法與人權學院(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研究員安娜·羅莎莉·格雷普爾(Anna Rosalie Greipl)表示。

“法律本身沒有問題，”威爾也表示認同，“無人機只是一個執行載體，真正的問題在於法律執行不到位。”

在她看來，無人機的危險之處不在於其游離於現有法律框架之外，而在於它讓一些違法行為-比如蓄意襲擊平民-變得更加高效、更難追責。

自主進攻、人工智能與殺人機器人

威爾還對無人機系統朝自主化方向發展表示擔憂，尤其是那些搭載了人工智能的系統。她指出，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無人機技術及反制技術都在迅速迭代升級。

人工智能增強型無人機可能很快就會出現在戰場上。“我們可能會在戰場上看到各種形式的殺人機器人，其中之一就是無人機，”她說。

威爾解釋道，無人機的大規模擴散也導致了反制技術(如干擾技術)的相應擴散。所謂干擾，是指通過刻意發射無線電信號或電磁信號，來混淆、屏蔽或干擾無人機系統運行的行為。

面對干擾問題，一些武裝力量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開發不再依賴操作員通信鏈路的自主系統。也就是說，無人機一旦起飛，就能自行完成任務。例如，無人機可以通過訓練識別數十萬張坦克的圖像，從而自主攻擊目標。

“如果真發展到那一步，這類無人機就可能被歸類為‘殺人機器人’，因為它們的運作中已經完全沒有人類的參與。”威爾說，“這樣的系統有可能會像識別坦克一樣識別並攻擊兒童。這就是我們可能正加速走向的最糟糕情境。”

這一趨勢也正受到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高度關注。該組織在其2024年發布的《國際人道法挑戰報告》中警告稱：“只需一次軟件升級，或者軍事戰略稍作調整，無人機就可能輕而易舉地演變為自主武器系統(AWS)……這些系統將不再需要人類介入，就能自行識別並對目標實施打擊。”

法律灰色地帶

國際人道法要求交戰各方必須區分戰鬥人員與平民，確保攻擊所造成的破壞與所獲得的軍事優勢相稱，並採取預防措施儘可能減少對平民的傷害。但隨着無人機在複雜環境中的使用日益頻繁，準確識別正當目標以及評估潛在的平民傷害變得愈發困難。

格雷普爾指出，人工智能系統的輸出結果也會有問題：人們使用人工智能收集數據，分析無人機傳回的信息，並將分析結果提供給軍事決策者。“問題在於，這一過程可能非常棘手，因為人類在據此進行法律評估時，並不清楚這些技術中內置的偏見和假設是如何起作用的，”她表示。

另一個問題在於，雖然軍方在部署無人機時通常具備對國際人道法的“基本理解”，但在硅谷等地製造無人機的私營商業公司往往對此並不了解。她指出，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決定撤銷五角大樓中專門負責減少戰鬥中平民傷亡的辦公室，這在當前無人機日益泛濫的背景下，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動向”。

管控乏力，監管漏洞百出

莫里斯指出，目前的國際管控機制-包括導彈技術控制制度(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武器貿易條約(Arms Trade Treaty)以及瓦森納安排(Wassenaar Arrangement)-都存在明顯缺陷。這些機制未能有效遏制無人機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與濫用。

“很明顯，國際層面上迫切需要就無人機的擴散和使用展開合作並加強監管，”她表示，“現有的監管框架已經被事實證明遠遠不夠。”

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以及日內瓦的相關會議上，討論的重點主要集中在自主武器，特別是所謂的“殺人機器人”上。

但法律專家認為，這還遠遠不夠。

他們指出，各國不僅應加強自身的內部合規機制，還應出資支持平民傷害追蹤、支付相關賠償，並履行對國際司法機構(如國際刑事法院)的承諾。無人機出口國必須對無人機的使用情況進行嚴格調查，並追究違規者的責任。

2024年3月，葡萄牙牽頭組成一個由21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聯盟，呼籲加強武裝無人機使用的透明度和問責機制。聯合國秘書長已敦促各國在2026年前對自主武器進行監管或禁止。

“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配備人工智能系統的無人機不僅可能被用於識別目標，還可能在沒有人類介入的情況下，自主選擇目標並發動攻擊，”格雷普爾表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明確設定限制和規範。